作者：布爾
截止2021年11月22日，公眾號《復旦人周報》登載的文章《當一個復旦保安自學微積分》（以下簡稱《復旦保安》）獲得了6.7萬的閱讀量，而穀雨的《一個農民工思考海德格爾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再正常不過地收穫了10萬+。這或許是兩個太過於典型的時代敘事：文化秩序中的底層努力向上獲得精英的認可，上層的精英則向其投去獵奇的目光。澎湃思想市場接連推出了兩篇文章，探討了這一敘事背後的悖謬、知識壟斷和階級壁壘。其中有一段寫到：
「正是在對勞動者文化壓制和埋沒的知識生產以及文化傳播機制中，我們才更傾向於認為一個農民工思考海德格爾是於其有益的，但是一個985博士去做木工、泥水匠、車間工人或外賣員則是一種對個人的不負責任以及價值的退行。」
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這兩篇文章——特別是復旦人周報的文章——讓我思考一個問題：新聞工作者的限度在哪裡？我們難道註定是沒有名字的「統治階級的文化傳播機制」的一環？或者說，我們怎樣才能不是這一環？
我與兩位同行聊過這個話題。一個認為「新聞工作者的底線是堅守自己的專業性」，在語句、信源和材料選擇上平衡掉上述的凝視；另一位則告訴我「如果訪談無法改善受訪者的處境，那麼訪談只是在消費這個社會的信任」。這裡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傾向：究竟記者應該「不站在任何人的一邊」、堅持專業性，還是和自己的新聞對象站在一起？
一
先來說說《復旦保安》這篇文章。
作為熟悉《復旦人周報》運作流程的人，在看到記者欄的時候，我就知道《當一個復旦保安自學微積分》會是一篇優秀的「周報式」文章——周報的編輯通常也是最優秀的記者。他們平常忙於在十幾個小朋友屁股後面催催改改，沒有什麼做稿的時間。唯有當一個合適的選題誕生（例如那篇關於三教開放通宵教室的文章），他們才會重新提筆，把自己的名字署在記者欄裡。這樣的文章一般來說操作周期短、關注度高、能引起共鳴，最後能收穫不錯的流量。
這篇稿子後續掀起了巨大的聲浪，有謾罵其中的privilege的，有指出這種獵奇文章不該寫的，有說「掌握流量密碼」的，也有感動的、自勉的、支持的。那天晚上我把各種觀點看了個遍，心裡有一種掙扎而無奈的感受：做記者，真是不容易。
曾經有前輩和我說過，當記者是「兩頭不討好」：官方警戒非宣傳性的深度稿，而在警戒下誕生的稿件又不能讓讀者滿意。隨著自己做校媒、在媒體實習，這種感受越來越深：為了符合「媒體調性」「平臺審查」云云，一篇稿子要不停地磨，在編輯、老師和記者之間反覆拉鋸，削去稜角，變成所有人的最大公約數。我後來仔細看《微積分》的文章，發現還採訪了保衛處——天，你們不知道找這種復旦官方平臺合作多難！我甚至能想像記者跑來跑去交採訪函的場景。並且，一旦文中出現復旦官方的組織（其實出不出現都要，出現了就更嚴格），那就必然要接受從上面來的「無害化」審查，這種審查有時候簡直莫名其妙：記得疫情時候，有一個審批意見是「標題裡不要出現高牆，可能被認為影射隔離措施」，實在令人無話可說。
對校媒來說，這種處境算是日積月累。曾經寫過校園穆斯林、陰道獨白等文章的《浪潮》雜誌於2014年停辦，相對獨立的《九十九度》的上一篇推文還停留在3月5日的招新。《復旦人周報》原本是與校學生會平行的校園媒體，卻在2019年因為復旦「精簡人員」的要求被摘掉了牌子，劃入校學生會新媒體部下屬。放眼望去，復旦非體制內的發聲渠道大多頹敗消亡，倒是根正苗紅的《復旦青年》還薪火尚存，能寫出《騎行者，困在邯鄲路》這種稿子來。
校園之外，媒體的環境也是越來越嚴峻。調查記者的衰亡、敏感議題的噤聲不用我多言，只說一個例子：我在某社會媒體實習的時候，嘗試報了一個選題，編輯很遺憾地和我說「這個題財新能做，我們不能做」——議題的版圖分明，大家都知道自我閹割的邊界在哪裡。
在審查越來越嚴、勞工議題越來越敏感的時候，我對被針對的記者、編輯和媒體是很有一些同情的：我們已經儘可能做到專業、中立、客觀了，我們為此付出的努力，是那些評論的人的十倍、二十倍、一百倍，為什麼挨罵的是我？
更深層次的辯護是：在議題較為敏感的時候，一篇稿子只要在內部是專業的，也就是說，它僅僅是對於某種社會現象的呈現，那麼它背後的新聞工作者就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畢竟生在末世，力盡於此。讓人「看到」，本身就已經是新聞的價值了。
我身邊的許多記者朋友都持這種想法。我完全理解和贊成。然而，我們應該停在這裡嗎？
二
我第一個想說的問題是，追求專業性本身是一種自我閹割，即便是一種「必要」的自我閹割。
我不是新聞系出身，算是誤打誤撞進的媒體，所以總是被斃稿。細數自己沒做成過的題：知和社的採訪、光華公司改制、lgbt專題、疫情的專題……熟悉媒體的人大多知道，一個選題做不做，一看新聞價值，二看可行性。可行性一看找不找得著對象，二看過不過得了審。這個東西如果編輯不明說，那就只能純看你自己的「新聞感覺」了——我曾經見過一個小記者報完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題，馬上又把自己否定了的（「我覺得還是太敏感了」）。專業化的過程，也包括了這種敏感度確立的過程。
疆界劃在哪裡，這是編輯能教會你的；為什麼劃在那裡，則只有老天知道了。這就是我想說的：在這個時代，專業性可以提供保護，但絕不會延伸記者的權力。如果說二十一世紀初的調查記者是「無冕之王」而2021年的我們不是，絕不是因為這一代記者不夠專業，而是整個新聞的疆界變了。
就《復旦保安》來說，我其實看到了兩篇文章。在不為人知的那篇文章裡，有一個細節：董勝利被復旦的圖書館攔在了外面，圖書館的保安對他說「你個保安來這裡幹什麼，都是老師和學生進去的！」——我想，如果我是編輯，或許我也會把這一部分劃掉，因為我知道我不劃掉，也會有別的人來劃掉。
可這是對於這篇報導無關緊要的東西嗎？或許我們想問的是，「知識」對於大學生和保安來說，區別在哪裡？這個細節很清晰地揭示了其中一點：知識的開放性對不同的人來說是不同的。然而當不平等成為「疆界外」的議題，我們也只能讓一個殘缺的、被凝視的董勝利出現在我們面前。於是我又想起知和社採訪、lgbt選題，以及沒摸清楚過的光華公司改制——我想起，被劃掉的並非少數的、無關緊要的議題，而恰恰是重要的、切身的議題。
2007年底，時任南周特稿編輯的張婕提出了南方周末特稿的版面廣告語：追尋文字的美，呈現複雜的真。我想，真的複雜性就在於一個人整體的生存境遇，而專業性從不保證這一點——對於新聞來說，這個人的許多層面都是「剩餘」。
三
我想說的第二點是，純粹的呈現，也可能是平庸之惡的一種。
我印象很深的一篇報導是財新寫鮑毓明。那篇站在鮑視角的文章引起了近乎所有朋友圈網友的憤怒——包括我。然而，下一次例會編輯分析報導，告訴我們財新的報導相比南風窗來說更為專業，無論是信源、措辭還是證據上。編輯接著說，那篇文章的失敗，說明了新聞也要考慮民意blabla……我至今記得那次例會上微妙的心情：要做一個專業的記者，我怎麼要和我所仇恨的人站在一邊了？
後來我想明白了：新聞可以指出浮出水面的問題，可如果問題不在水面，而在前提之中呢？如果性別的不平等是結構性的問題，那麼對於其表徵（男性擁有更好的敘述故事的能力）的複述，難道不是對於這種結構的進一步穩固嗎？
再進一步想，這次財新翻車了是因為冒犯了大多數人，可如果下次冒犯的是少數人、或者沒有聲音的人（比如一位保安），我們是否永遠也不知道我們參與了惡的生產？
四
讓我們回到《復旦保安》這篇文章上來。我想談談對這篇文章的批評。
有一種批評我不贊同：這篇文章展示了大學生對校工的偏見，因此我們不應該寫這篇文章。
不，我們恰恰應該寫，不僅要寫，還要寫得更深、寫得更好。
但我認同這樣一種批評：這篇文章忽視了存在於董勝利和「董勝利們」所面臨的許多問題，儘管這種忽視可能是迫不得已，可能是並不自知。
因此，在同情我和我的記者同志的同時，我也想說：那些在批評聲中被指出的問題，恰恰是我們應該接受和反思的。
是的，我們要斟酌的不僅僅是詞句、信源、客觀性，而是更深刻的東西。我們要發現真問題。校工們——不僅僅是一個自學微積分的保安——是誰？他們來自何處？他們在校園裡的勞動與生活處境如何？他們是否真正被接納為學校的一員？校園裡和周邊同樣也有許許多多可以討論的公共話題：關於就業壓力、關於精神健康、關於活動舉辦的限制，關於那些被敏感的和被自我閹割的種種話題。
最後，如何去發現和討論真問題呢？這需要我們回到文章開頭的問題：記者要不要和其他人站在一起？
我想，如果說記者是「替別人說話的人」，那麼在這個聲音有強有弱的世界上，按照「信息增量」的原則，那些發不出的聲音、或是微弱的聲音，才更應該成為新聞的對象。而看似最客觀、最專業的呈現，只會把最大的聲音複述出來。
記者要為不能說話的人說話。為此，ta不能只用耳朵去聽，因為耳朵裡的聲音是更大的聲音。要聽到沉默的聲音，唯一的辦法是在必要的時候走出容身處，和沉默者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