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7日晚,現年45歲的演員張震憑藉《緝魂》在第58屆金馬獎拿下最佳男演員,在臺上他說:「雖然我是一個非常懶惰的演員,但是我還算是一個有創意的演員。一直在追求一些沒有做過的角色,一直想要突破自己,或者是說在角色中尋找自己。很多人都說我演《緝魂》減重12公斤,付出很多,對我來講其實一點都不多,因為那個是演員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在最後我想要謝謝楊德昌導演,雖然他已經不在了。他是我拍第一部電影的導演。在我13歲的時候拍《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楊導對我來講就是我的一個榜樣。
我還算蠻不會講話的,這點可能跟楊導很像。但我可以做的是,我會繼續做好我演員的工作,演出不同的角色,把不同的角色的人生帶給觀眾朋友看。 謝謝。」

30年前張震以《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第1次入圍金馬獎,當年也正好是李安導演的首部作品《推手》入圍金馬,而張震當晚以《緝魂》稱帝後,在慶功宴講起這段緣分,他後來也演了李安的《臥虎藏龍》,對方至今一直和他保有亦師亦友的關係,他透露李安導演每回遇到他都會專門出功課給他,上次是去年要他看幾部電影,然後看完要他交報告。

張震說,李安導演去年要他看完指定功課後,去思考其中素人演員和專業演員有何不同然後再向他回報心得。《緝魂》導演程偉豪也說,這部片剛粗剪完有讓李安看過,看完就會找他去聊天,也給了一些建議。
張震說自己6歲女兒本來說想跟去參加金馬頒獎儀式的,得獎後就抽空打電話給家人,女兒知道很開心,後來時間比較晚她睡著了,但通話時,張震還是叫醒了睡夢中的女兒:「睡了還是把她叫起來,要參與一下嘛,畢竟那麼久才得。「
但視為最高目標的獎項已拿到,他笑著說,搭車到慶功宴的路上有思考是不是要退休了,講完又補充說是自己開玩笑;接著又說,演而優則導,真的要當導演?他也說在開玩笑;但會嘗試其它電影的幕後工作,畢竟自己是愛電影這個行業,能更了解。

30年來第4度入圍最佳男演員,而此番終於得獎,張震坦言以前確實把金馬當做最高目標,他甚至逗趣說:「拍電影就是要得獎啊,不然要幹嘛。「意指這個獎項對他而言的地位非常崇高。
但他也說自己從小就沒有得獎運,讀復興美工時學校經常有策展比賽,但3年時間裡只拿過籃球獎。拍戲入圍後,先前都沒有得獎,他說:「之前沒有得會蠻在意的,但這次完全沒有,覺得來參與是更重要的事情。」
「這個獎對我來講很重要,但不是拿來炫耀,未來做工作的態度一樣,盡好自己本分。我不是很會講話的人,不太容易去表達感謝,增進表演技術,把每個角色演好,是回饋導演和觀眾最好的感謝。「
今年也是是楊德昌導演名作《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臺灣公映30周年,楊德昌導演逝世14周年。在此,「導筒」在此帶來張震2012年接受作家王昀燕採訪時對楊德昌導演的回憶,依次懷念這位偉大的導演和他偉大的電影作品,能超越時空的影響著無數電影創作者和觀眾。
不曉得是不是因為反覆看了幾次《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緣故,每每思及張震,總不免浮現小四的面龐,那個稚氣未脫的純真少年。直到真正與張震面對面,坐下來談楊導,猶不自覺地在他臉上搜尋那個昔日少年的蹤跡,也許是笑起來的樣子,也許是某個一閃而逝的神情,都能成為重要的線索。起初張震在父親張國柱的遊說下,答應接演《牯嶺街》,正值青春期的他,對於演戲其實沒有太具體的概念。

開拍前,劇組人員做了一份拍攝期表,很大一張,上頭註明了每一分場以及各場次參與的演員。他家裡頭也貼了這麼一張拍攝期表,看著那份期表,只覺得好玩,密密麻麻的,寫上所有演員的名字,還做了各式各樣的符號以供識別。《牯嶺街》約莫一百五十場戲,光是他的戲份,便高達上百場,逃都逃不掉。

張震描述,當年《牯嶺街》重新配音的時候,因楊導對於聲音表演要求甚高,他們在配音間足足琢磨了數個月,配音間裡頭黑蒙蒙的,若又碰上楊導發怒,更是叫人毛骨悚然。聽人說,有一回,張震老配不好,楊導怒極了,衝到配音間去,一把抓起他的衣領,揚言要找他出去單挑,這時,旁人便跳出來相勸了:「哎,一個十四歲的孩子,你跟他單挑什麼呢?」訪問過程中,張震不只一次強調,他真的很怕楊導,所以大多時候都跟在製片餘為彥身邊;儘管與楊導的互動一直不多,卻在他心裡留下了極深的印象—楊導永遠如此挺拔、帥氣,且魅力獨具。

張震說,楊導就是他的典範,他所追求的,就是成為他那個樣子。對他而言,楊導始終是個很嚴厲的老師,非得做到他心目中的百分之百,才肯放你走。通過了《牯嶺街》的試煉後,張震真正地走上了演員這條路,並先後參與王家衛、李安、侯孝賢、吳宇森等知名華人導演的作品,儼然是一位發光發熱的國際巨星。但他始終沒有忘記當初引領他走上這條道路的人,那個用膠捲完完整整地保存了他的青春,將他的十四歲永遠定格的人。
訪問末了,張震笑言,怎麼好似一直在講楊導壞話,然而,對他來說,這些軼聞反而是有趣的,藉此得以體現楊導的性格。最後,他不忘強調,「雖然他很兇,但其實他人很好。」
與楊導共處或拍他的戲,會一直不斷收到的訊息就是:一個人一定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一個人如果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就代表有一點危險了。這句話時常會在我心裡浮現。

張震,1976年生。演員。曾與多位著名導演合作並享譽國際影壇。十四歲主演第一部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並以此片入圍第二十八屆金馬獎最佳男主角。日後演出王家衛執導的《春光乍洩》,以本片獲1998年第十七屆香港金像獎最佳男配角提名。其後,亦參與演出李安《臥虎藏龍》(2000),王家衛《愛神》(2004)、《2046》(2004)和《一代宗師》(2013),侯孝賢《最好的時光》(2005)、《刺客聶隱娘》(2015),金基德《呼吸》(2007)以及吳宇森《赤壁》(2008)等片,精湛的演技令人讚賞。2008年,更以《吳清源》一片榮獲第三屆大阪國際電影節最佳男主角。2014,以《繡春刀》提名第51屆臺北金馬影展 金馬獎最佳男主角。
張震:他就是我的模範
採訪日期|2012年8月10號
地點|澤東電影有限公司
採訪者:王昀燕
融入另一個時空
——在拍《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之前,你其實還參與過《三角習題》(1980)、《暗夜》(1986)的演出,可以先聊聊那兩次的表演經驗嗎?
張震:小小的年紀,並不懂何謂演戲,對於工作也沒有基礎的認知,到了拍攝現場,別人怎麼說便怎麼做。直到參與《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拍攝,因長達七個月的工作,且又是飾演主要角色,才讓我對電影有了比較完整的認識。
——當初楊導為什麼會找上你飾演小四這個吃重的角色?
張震:《牯嶺街》本來很早就要開拍了,但那時沒有找到男女主角,等了很長一段時間。女主角楊靜怡是在美國長大的,有一年回來過暑假,那時楊導常去東豐街的一間咖啡店,楊靜怡跟老闆娘相識,楊導去咖啡廳時剛好看到楊靜怡,覺得她很適合,便說服她出任小明這個角色。而我和其他年輕演員之所以會加入,是因為餘哥、楊導及我父親彼此認識,也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有一回,他們在閒聊時,聊到了我父親張國柱,思及他剛好有個小孩,差不多是這個年紀,而柯一正導演的兒子柯宇綸也差不多歲數,大伙兒就約了見面。那一次,正是約在該間咖啡店,幾個小鬼都到場了,導演也在,那是我第一次跟導演見面。見面之後,楊導覺得可行,遂展開籌備工作,第二次再見到導演時,就是電影的試裝了。
那年我十二歲,本來對這工作和角色沒有任何想法,也沒有任何興趣,而且剛升國中,學校課業壓力較大,那段時期成績突然掉了一些,希望能夠加緊趕上,對於要參與電影演出其實還蠻排斥的,但我父親說,拍個電影,一兩個月就拍完了,而且第一次試鏡就獲得這麼重要的角色,不妨去體驗一下,最後還是被父親說服了。

臺灣資深演員張國柱,演員張震的父親,在《牯嶺街殺人事件片場》中,飾演小四的父親
——在片場的時候,你跟楊導的互動如何?
張震:我跟楊導的互動一直都不是很多,他留在我心底的,比較像是一種印象。其實我很怕他,因為他個子很高,當初拍戲時脾氣很不好,為了達到他想要的效果,常會罵演員。我記得有一場戲是本省幫去彈子房找外省幫的人,打算殺人,後來,我和王柏森跑進彈子房,一進去便看到死人,導演一開始就要先拍那個鏡頭。那天吃完飯,尚未開拍,導演便把我找去,狠狠罵了一頓,我壓根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接著就被丟到那個用老房子搭建起來的彈子房,在黑暗中面壁思過半小時。
待我一出來,攝影機馬上開拍,原來導演只是為了要有那個效果。在片場,除了導演教我之外,很多時候,我都是跟著餘哥,他是我師傅,很多東西都是跟他學,主要是由其言行舉止當中,找出一些貼近那個時代的味道和感覺。再說,畢竟製片必須負責打理眾人之生活,吃喝玩樂樣樣得找他。在我的感覺裡,楊導很高、很帥,模樣斯文,相較下,餘哥就痞一些,所以他較常扮黑臉。他們倆常會互換角色,多半時候一個扮白臉,一個扮黑臉。

——這部片開拍前,做了長達近一年的演員訓練,你還記得當時都做些什麼練習嗎?
張震:《牯嶺街》從定裝到開拍,期間又間隔了一年,在這段時間裡頭,導演幫我們安排了一些表演課,由王琄和蔣薇華擔任表演老師。印象中,我上了五十多堂課,約莫一百個小時,包含個人及群體的課程。表演訓練多是一些基礎練習,表演老師會設定一些情境,如想像你是一棵大樹,或是做一些遊戲,藉此認識你的身體和情緒,以及如何運用方法將情緒帶動起來。

——《牯嶺街》想呈現的不單單是小四殺人這起事件,而是去回溯在那樣的大時代底下,為何會被逼迫出這樣的殺人動機。從未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你,如何將自己置入那個時空背景?在拍片現場,你所感受到的氣氛又是什麼?
張震:導演拍戲的方式還蠻特別的,他那時在臺灣藝術學院教書,會用很多不一樣的方法去帶動整個攝製組和演員的氣氛,例如:當時的演員群,有一批比較有表演經驗,如楊順清、王維明、王柏森等人,他們也是楊導的學生,同時在現場擔任助理工作;而我們這一批演員年紀比較小,都才十三四歲,也沒有什麼演出經驗,導演並不會特別跟我們說什麼,而是請這些有演出經驗的演員指導我們。此外,也會找一些上一輩的同行外省朋友,如徐明、餘哥,給我們上課,教我們黑話怎麼講,講述他們兒時玩在一塊的氛圍、談論的話題,透過這樣的環境,讓我們能較快了解那個時代,融入那樣的氣氛。

——拍這部片時,你才十三、十四歲,對於片中涉及的時代背景、人情義理乃至男女情愛也許都還處於啟蒙階段,不見得能夠盡然理解角色的臺詞,在這種情形下,要如何設法去創造比較有說服力的表演?
張震:導演非常注重劇本,臺詞一個字都不許更動,即便是逗號、頓號、問號和句號等句讀亦然。對他而言,每一個字皆有其意義,你一定要理解他寫這一句話的用意,才會曉得如何講這句話,也才能真正掌握他對角色的設定。以講髒話為例,「操你媽的×」在《牯嶺街》這部戲裡隨處可聞,然而,我們那個年紀的小孩誰會講「操你媽的×」?但這在他們那個時代確實是常見的語言。
此外,前輩們會反覆陳述黑話的用法,譬如:「擋琅」意謂著叫對方把錢拿來;「葉子」意指西裝;坐計程車則是「撇則輪」。我們一群小朋友就坐在下面,聽那些老屁股談天,光聽一次不會記得,一旦大伙兒輪流講,聽多了,慢慢就會明白,且比較能夠想像當時的情境。若遇到導演想要呈現的氛圍並非是我們那個年紀所能理解的,他會用很多不一樣的方式作為引導,設法帶出他要的情緒。至於很難理解的臺詞,就是把它講出來,當時並沒有想那麼多。對於我們這些小演員,導演要求的,倒不是那麼仰賴語言去傳達思想,反而是透過一種氛圍去傳達他所設定的對白。

那一刻,我分不清是真是假
——當年你又是怎麼理解小四這個角色?你曾說,小時候你挺多話的,拍完《牯嶺街》之後就不大講話了,小四的人格特質有影響你嗎?
張震:我自認本來是蠻活潑的,拍攝期間也是,跟劇組人員的互動也挺融洽。然而,小四這個角色比較壓抑,拍完之後,可能是習慣了一個人物的節奏,久而久之,便自然變成他那個樣子。那是不自覺的,直到很多年以後,才發現原來自己小時候並不是這樣的個性。
除此,我覺得小四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這也是我拍這部戲所受到比較大的影響。一般而言,那個年紀的小孩,每天就是去學校上課,等著老師交代功課,跟同學聊天,也多半是聊些很沒有營養的話題,基本上對很多事情並沒有想法。然而,拍戲卻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人,而且很多人超越了你的年齡,想法上比較成熟開闊。每次拍完戲回到學校,總會覺得哪裡不太對勁,銜接不太起來;而當你突然離開了原先習慣的節奏,告別學校生活兩三周,再回來時,別人看你的眼光似乎也不太一樣了。

——在演出的過程中,何時讓你覺得你就是小四了?
張震:在《牯嶺街》片中,小四殺小明那一場戲令我非常難忘。當時,小四跪在小明身旁痛哭,緊接著,就被帶到警察局去。演出時,我處於相當忘我的狀態,因為太過沉浸其中而分不清是真是假。當然我知道楊靜怡並沒有死,且那把刀是假的,然而,在拍攝當下,我真的覺得她死了。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情緒,並非出於我對於這個人物的理解,而是我真的隨著這個人物去過他的生活,被他牽著走,融入到他的情感裡。我頭一次有這樣的感覺—有些事情會分不清是真實或虛假,演出的當下,我確實覺得它是非常真實的,那份感受讓我深受感動。而這也是為什麼之後我會去演戲的原因。

——在拍這場戲的時候,你有事先做了什麼準備,藉以醞釀情緒嗎?
張震:當時的我根本不懂這部電影在講什麼,也無法理解小四為何要殺小明,也許他只是一時激動便動手了。我倒覺得比較難的不是這場戲,反而是在殺人之前—小四站在門邊,心裡有幾分忐忑,這時,刀子又突然從褲管掉下來。難的地方在於,必須設法讓刀掉下去,同時又要顧及表演。要詮釋他在那邊等待的心情是很困難的,哪怕現在叫我去演,也未必可以達到那時候的感覺。

——除此之外,有沒有其他哪幾場戲對你來說特別難掌握?
張震:事實上,我覺得整部戲都很難。為何後來可以拍得很順暢?主因在於,多半時候並不是我一個人的獨角戲,多是跟柯宇綸、王啟贊等人一起的群戲,一方面人多膽大,另一方面,比較能夠自然地創造出一種氛圍。看《艋舺》(2010)時,我也有同樣的感覺,姑且不論演員表演得如何,導演起碼把那個氛圍帶動起來了,如此便能說服觀眾,跟著一起進入劇中所設定的情境。

儘管《牯嶺街》片中人物龐雜,但看完劇本後,人物彼此之間的關係其實很清楚,打從片子一開始,小四和小貓王偷偷去了片廠,隨後溜回學校,又碰到打架的事情,班上哪些人與自己交好,哪些人是不同掛的,一切都心知肚明。前期上表演課時,某些課是大家一起上的,也許他們事先跟導演商討過了,所以一開始對待我們的方式就已經照著劇本來了,有人會刻意將彼此的界線劃分出來,以致一旦雙方碰上,我們自然會往一旁閃。我覺得這就是導演運用方法,讓演員在真實的環境裡去培養戲中的感覺。

——你的父親張國柱本身亦是資深演員,在《牯嶺街》一片中出演小四的父親,跟自己的父親對戲,感受如何?他會讓你比較安定嗎?
張震:我幾乎每天都待在現場,其實跟整個劇組都很熟,形同家人一般,反而是有一段時間看不到我父親,因為他只有幾場戲,並不像我長時間待在片場。跟他對戲,其實並沒有想太多,就做該做的事情;不過他的存在確實會讓我比較安心,從我答應接演這齣戲到完成拍攝,父親給予了很大的鼓勵,也會教我一些基礎的表演方法。如今回想起來,拍楊導的戲,他自己應該壓力也很大吧(笑)。
每一句臺詞,我幾乎都會背
——這部片雖是同步錄音,但事後你仍被叫到錄音室重新配音,是只有部分橋段嗎?據說配音時吃足了苦頭?
張震:我重配了蠻多的,記得光是配音就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當初配音時較少看畫面對嘴,多是一直反覆聽現場錄下的原音,抓住說話的節奏後,再重新導入情緒,依著同樣的節奏將話複述一遍。比較大的問題在於,我那時正值變聲期,所以很多都得重配。導演對於配音要求相當嚴格,尤其是在情緒的掌握上,幸而配音時每一場戲都還算記憶猶新,仍留有餘溫,透過想像,可以很快回到當下的時空。

相較之下,為楊靜怡配音的人就比較辛苦。因為楊靜怡是ABC,口音很重,所以後來是找曾演出《魯冰花》(1989)的李淑禎重新配音,由於我大多是跟楊靜怡對戲,所以幾乎每天都得在錄音間跟他們一起配音。李淑禎沒有參與演出,純粹負責配音,聲音表情要做得很好並不容易。
——當年,你第一次在大銀幕上看到《牯嶺街》的感受如何?能夠理解影片所要傳達的意涵嗎?看片時會特別留意哪些部分?
張震:第一次看到是試片時,片長四小時,因為先前配音時便看過無數次了,已經麻木了,再者,那個年紀其實看不大懂,所以看完並沒有留下太大印象。而且看片的時候,我不斷出神,回想著這一場拍柯宇綸時我在幹嗎、那一場戲又是在哪裡拍的、那晚後來去吃了什麼,淨是想這些跟電影本身沒有什麼關係的事情(笑)。

我幾乎未曾看自己演的戲超過兩次,《牯嶺街》算是比較多的了,可能有三四次。長大再看,跟小時候看的感覺完全不一樣。幾年前,金馬影展曾播映過一次,明顯轉速有誤,放映時頻頻中斷,我們都說是楊導顯靈了,因轉速不對,惹得他生氣了。最近一次,是2011年臺北電影節時看了數字修復版,那一次重看才發現,其實每一句臺詞我幾乎都會背,不光是自己的臺詞,別人的臺詞亦然,幾乎都知道下一句對白會是什麼。當下猛然驚覺,原來這件事對我的影響如此之大,儼然是刻在我的記憶裡面。我很害怕這件事。
事實上,我很不習慣在大銀幕上看見自己,重看《牯嶺街》時,比較會留意的多半是肢體動作,譬如為什麼當初楊導要我把手放在口袋、為什麼非得要那樣站,如今看來,不免覺得年幼的自己不懂得變通。

除此,還會特別關注我喜歡的幾場戲,尤其是在彈子房那一場—某個雨夜,臺客幫殺到彈子房來,我注視著他們,一面揮舞著手電筒,胡亂照射,從他們進來後,殺掉嘴子(劉亮佐飾),一直到群起攻之,相互砍殺,整場戲我都蠻喜歡的。我著迷的是導演的處理方式,包括透過手電筒去窺探現場,手電筒代表的正是你的眼睛,在隨意的晃動之間,儘管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有聲音、有光影,整體營造出的恐懼感較之看得一清二楚要來得大。跟小明告白那一段我也很喜歡,彼時樂隊正演奏著,小四衝到小明跟前去,當著她的面大聲說:「小明,不要怕,要勇敢一點,有我在你永遠不需要害怕,我永遠不會離開你的,我會做你一輩子的朋友,我會保護你。」這場戲拍了很多遍,每一次聽到那段音樂都覺猶如魔音穿腦,雖說我老覺得那一場戲我演得不好,但那一場戲確實拍得很好。

場面調度上的功力,是楊導最可展現其與眾不同之處,尤其是看大場的戲時,感覺特別好看。楊導有其獨特的生活品味與美學,透過電影這樣的媒介,得以將對世界的看法、對自我的要求、對人的情感包容在內,看他的戲總覺得特別飽滿,兼具視覺與聽覺的張力。
人最怕的,是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相信接演小四這個角色對你的影響是很深遠的。對你來說,這算是一個開啟自我的重要契機?你覺得認識自我對表演來說是重要的嗎?
張震:認識自己其實很重要,認識自己愈多,愈能掌握自己的情緒,比較知道可以用什麼方式把情緒帶出來。當你比較有自己的看法之後,看劇本時,也較能從客觀的角度去看劇中人物,且在與人溝通時,才有辦法講述得更清楚。我自己的性格趨於穩定,是要到二十六七歲以後。此前,對於自我的認識並不深,仍處於尋找的過程,尚未確立下來。包括演戲這件事也是,從《牯嶺街》《麻將》《春光乍洩》,一直到退伍後拍了《臥虎藏龍》,仍然覺得演戲並非我的專業,似乎美術方面才是。不過,慢慢地會覺得自己擁有一些很特別的經驗,才覺得這份工作某方面很吸引我。

——你真正喜歡上表演、從表演當中得到正面的回饋是什麼時候?
張震:拍《牯嶺街》時,其實就已經喜歡上表演了,但不是說「我很喜歡表演」。舉例來說,我很喜歡吃各式蛋糕,跟我突然吃到一種蛋糕,覺得它很好吃,那感覺不大一樣。《牯嶺街》給我的感覺,就像是突然吃到一種很好吃的蛋糕。真要很喜歡表演,是很後期的事情了,可能要到《愛神》之後。
拍《愛神》時,難得有機會跟鞏俐一起對戲,她讓我回到那種很紮實的表演,就像我過去碰到王琄的感受,她們的表演是從內心散發出來的,足以帶動全場。鞏俐除了用心,技巧也非常純熟,她的表演是很完美的,令人深感佩服。我希望未來可以做到像她那樣,儘管很難,但至少為自己樹立了一個目標。那次跟她合作過後,深受其影響,希望有朝一日我也能夠影響別人。我一直覺得每個人都會表演,每個人在生活當中都有自己的表演場域,差別只是在於,作為演員的我們,必須在鏡頭前表演。

——你有沒有想過表演是如何牽動你的生命?如果你當初沒有接演《牯嶺街》,沒有踏上演員這條路……
張震:如果我的生命當中沒有表演?不知道耶……沒有想過這件事。事實上,我會做這份工作,並非因為表演很有挑戰性,純粹是我很喜歡看電影,也很喜歡拍電影的過程。自《牯嶺街》之後,我就喜歡上電影了。一開始,覺得拍電影的過程很有意思,許多來自各處的人聚集在一起,每個人都像一顆螺絲釘,有各自的功用,一一上緊之後,開始運轉,群策群力,便能夠將電影拍攝出來,帶給觀看的人一些感受。慢慢的,到了現在,享受的部分不一樣了,目前會以把戲演好作為第一優先,不像過往在片場常會喜歡找人談天。為什麼我一直在做表演?那是因為我尚未達到自己渴望的目標,所以仍在持續努力中。

——當年在美國洛杉磯舉辦楊導告別式時,你正在劇組拍戲,卻堅持向劇組告假,飛去美國參加,對你來說,非去不可的理由是什麼?
張震:若非當年楊導找我參與《牯嶺街》演出,此時此刻,我就不會繼續做著這份工作了,這齣戲對我的人生至關重要。在我的人生裡,楊導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從某個層面來看,他就是我的模範,我所追求的,正是他那個樣子。我一直覺得,他除了思路敏捷外,同時也很帥、很不一樣、很有魅力,老是戴著眼鏡和棒球帽,穿那樣的衣服,就像是卡通片裡的英雄人物活生生地出現在你身邊。儘管對他的認識並沒有那麼深入,但他的精神卻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心裡。

以上文字節選自《再見楊德昌:臺灣電影人訪談紀事》
由作者王昀燕女士及商務印刷館聯合授權發布。
同時感謝本書選題策劃叢曉眉女士。
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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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楊德昌 :臺灣電影人訪談紀事》
作者: 王昀燕

該書深度專訪十六位曾與楊德昌共事的電影人——小野、吳念真、柯一正、餘為彥、舒國治、杜篤之、廖慶松、陳博文、張惠恭、鴻鴻、陳以文、王維明、陳駿霖、金燕玲、張震、柯宇綸。他們涵蓋了製片、導演、編劇、錄音師、剪輯師、攝影師、演員等多重身份。他們或是以友人的立場發聲,或是從師徒的關係出發,抑或循著個人的專業提出見解,情理交織,全面回顧了楊德昌的創作生涯,多側面、立體式地還原了這位電影哲人及其作品。藉由這些所網羅的珍貴的第一手史料,藉由這些走過臺灣新電影的資深電影人對那段相濡以沫的美好時光的追憶、緬懷與思索,揭開了臺灣電影史上異常動人的一頁,為熱愛臺灣電影的人們留下了珍貴的時代記錄,也為讀者親近楊德昌電影作品獨闢了一條非凡的蹊徑。
書中附有「楊式電影」臺北場景地圖、大量私人珍貴照片、楊導原創手繪手稿及楊德昌作品年表,都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楊德昌電影乃至臺灣電影的重要參考資料。
作者簡介
王昀燕,本名王玉燕。臺灣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2009年起,長期為獨立電影媒體《放映周報》撰稿,觀察敏銳,文字兼具理性與感性。代表作《再見楊德昌:臺灣電影人訪談紀事》一書在臺灣的出版,被《放映周報》總編輯林文淇認為「辦成了難以辦成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