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蕭軼
生死貴賤，未必由天由命，也可能由作惡之人，但就是不由己
近日流傳的上海夫婦被陽性錄音，讓人想起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從「只是執行命令」到「我說是就是」，語氣的強硬早已沒有法理可言。從話語交鋒到強制執行，證明了有些權力無需任何邏輯、道理和法律可言。
在緊急狀態下，很多有權者往往會被賦予更多的裁量權，遠遠超過日常範圍；而在既定的嚴格目標之下，暴力執行命令就會成為普遍現象。因為，既定目標是唯一的方向，任何行為都服務於它。這種緊急狀態下為了完成既定目標的暴力行為，不僅是被默認與被賦權的，甚至還是被保護的，也是無須問責的。
社交媒體不時爆出，一些穿著白色防護服的人，隨意毆打民眾，肆意殘殺寵物。如此眾多的惡意事件，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回應，幾乎沒有人被追責。而之所以會如此泛濫，很大原因就在於，既定目標的完成，不在乎採取何種手段。防護服包裹下的匿名狀態，給施暴者帶來身份隱匿的保護；身穿制服的權力象徵，給他們賜予了春藥的效應。
有人說，這是阿倫特論艾希曼時說的「平庸之惡」，毋寧採用真正的譯法「惡之平庸化」。二者之間的字詞組合，有著天壤之別：平庸之惡，指向的是平庸作為一種惡，但施暴者真的平庸嗎？他們同樣擁有父母子女，同樣面臨著家人們被困的境地；除非，他們採取了某些手段，讓家裡人脫離了這樣的險境？
「惡之平庸化」，則是作惡成了心安理得，某種程度也是「惡的日常化」；在施暴之際，作惡者認為自己只是在做看起來日常化的行為，內心愧疚感越發稀缺，在權力的慫恿之下，心安理得地不斷將惡的程度擴大化。
難道他們自己不上社交媒體？難道他們不看網友評論？21世紀都已過去20年，想必不太可能。這說明，他們認為，他們所幹之事，就是日常所能為之的事，心底無需任何愧疚與歉意。
在社交媒體上，有這麼一種聲音：「我的天，這可是在上海啊！」這是面對權力時，典型的日常常見的僥倖心理。這種話語的背後，存在著某種程度的麻痺心態。既定目標大一統，急於完成下達的命令時，機器運轉的速度和方法，很少存在多大的區別。這時候，生死貴賤，未必由天由命，也可能由作惡之人，但就是不由己。
就像一篇文章裡寫到的那樣，「上海只能勝利」這是正確的大話，它的前綴往往是「不惜一切代價」。然而，很多人本該無需承擔那些代價；具體的個體，由於一句空大的話語，就需要付出原本不該去承擔的代價。這，就是時代的一粒灰，正不斷壓垮著無數的個體。
往上看，是利維坦的狂暴；往下看，是權力加持的叢林法則。無數被忽視的普通人，那些在「原地靜止」、「控制靈魂對自由的渴望」、「在家習練功法」的愛餓者們所面臨的境遇，就像是病毒的感染一樣，變成了神秘而殘忍的隨機倖存。誰又能保證自己不是「大白」施暴的對象呢？
在昨日的《新華每日電訊》評論文章裡，或許只有一句話是對的：大多數生活在上海的居民，恐怕從未如此刻般真實地感受到，自己正與時代「同床共寢、相擁而眠」。然而，多少人都在喊著：I Don’t Need Sex ，但依然可能Fucking Everyday。
那篇文章，將苦難抒情化，與某些自媒體前段時間書寫的上海讚美等文字，都屬於這樣的情況：上海人化妝核酸也好，上海人苦中作樂也罷，終究是上海人無奈的現實困境。上海人自嘲倒也沒什麼，但倘若拿出來作為苦難的抒情與讚美詩，何嘗不是野蠻殘忍的文字遊戲？
就像傳遍網絡的文藝式建議，「控制靈魂對自由的渴望」「習練功法」等，如果不能直面兩千多萬人口的基本生存，再美好的詞彙都是話語的油膩。借義大利陽臺小提琴來稱讚上海人的體面時，為何不談義大利沒有發生上海的飢餓？倘若僅僅拎出光芒而忽視黑暗，無異於蔑視兩千萬人的生活尊嚴，忽視正在發生的那些殘酷現實，而仍給掙扎在其中的人們餵養甜蜜的雞湯，本身就是殘忍的行為。
在一個憤怒只有物理性意義而缺乏任何意義延伸的垃圾時間裡，蔑視正在發生的絕大部分事實，選擇性提取少些激動的閃光，塑造新詞提供樂觀幻覺，選擇性措辭行文，與欺騙性宣傳、強制性服從形成同媾之嫌。類似於鑿斧進森林，斧柄以自己人身份向樹木們高唱讚美詩，斧柄說自己跟斧頭不是一夥的，而更多的樹木正在生根發芽，再忍忍再等等，美好的日子終究還會來臨。
無論看以往，還是因疫情，輕易寫出樂觀激動的文章，以局部之事擴成全局之面，本身就有誘勸之嫌，明顯是可疑甚至不道德的。當然，我們也理解，雞湯也好，幻覺也罷，有時的確能夠給人以生活的勇氣，但在蔑視殘酷現實時，塑造虛假希望，某種程度如同與通稿媾合之嫌。儘管，那些激動人心的聲音，能夠給我們看到殘酷之下的另一面，但這一面依然是在殘酷之下，而非脫離殘酷的新常態。
當災難騎著高頭大馬馳騁時，利維坦高歌著進行曲，那些現實裡的人們，更像是無家可歸的月亮，因為街道上遍布著給時代犁田耕地的步兵，而你我只在夢裡才能安寧。閃光的，依然閃光；但黑暗的，仍然黑暗。這才是現實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