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的編輯多次約請我就疫情封控寫些文字，以作為這個特殊時期的紀念。我知道編輯的意圖是極好的。經歷了這樣的特殊時期，不僅我們對疫情及其管控需要作些總結與反思，而且一個城市的人們還需要多看到些積極的文字，以便鼓勵大家能走出過去、面向未來。
但我多次婉拒，並不是我不想站在一個城市、乃至一個國家的視角對這次疫情及其管控進行某種公開的思考與檢討，而是擔心這樣的文字由於過分犀利，恐難見諸報端。然而，編輯依然鍥而不捨，每天都用微信聯繫我，來鼓勵和催促我寫些文字。我實在鬥不過編輯的這種韌勁，只好屈服，同意撰稿。但問題是，到底該寫什麼呢？
「房間裡的大象」
要說這些年許多重大問題的公共討論，我常常容易想到一個英文俗語——elephant in the room，即「房間裡的大象」。意思是說，導致問題的原因就是「房間裡的大象」，這幾乎是顯而易見的。但由於種種禁忌，人們無法直接、坦率地指出「房間裡的大象」這個問題，而是要裝模作樣地找出一些較次要的原因，還要假裝努力去解決它們。
我心裡想，我要寫的文字，倘若也落入了這種「埃利芬特」陷阱，那麼不寫也罷。但問題是，我真能指出「房間裡的大象」嗎？恐怕也不能，原因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既然這樣，我還能寫下些有效言說的文字，而免於矇混稿費和空佔版面的指控嗎？
我所能想到的是，跟指出「房間裡的大象」這一問題同樣重要的，大概就是重申一些重要的常識。前者固然可以單刀直入、切中要害，但後者的價值在於，它往往構成了我們理解許多重大現象的認知框架。
關於這兩三個月以來上海的疫情、疫情封控、治理效果以及次生災害等等，官方媒體和民間自媒體已有許多討論，我這裡就無須贅述了。
我想在此強調的是，這兩三個月恰恰見證了，許多重要的常識似乎已經被遺忘。而當常識被遺忘時，無論政策制定，還是政策執行，就有可能會捉襟見肘、事倍功半。我主張我們在疫情封鎖時刻更需重溫那些重要的常識。
短缺經濟為何回歸？
這次上海疫情封控初期，曾出現局部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短缺現象。但這並非上海的特例。在過去兩三年裡，武漢、鄭州、西安、長春等地，疫情封控期間都出現過不同程度的短缺現象。為什麼會出現短缺現象？原因不難理解，需求還在那裡，但供給跟不上了。我們可以接著問，為什麼供給跟不上了？因為疫情封控關閉或限制了跨省市物流、本地商超和本地快遞外賣，而作為替代品的政府食品和必需品配送系統尚來不及建設。當然，面對這突如其然的短缺，上海有關部門很快調整了做法，一手恢復部分的市場供給系統，一手提升政府食品和必需品配送系統的承載力，再加上適應疫情管控政策的新式團購的興起，短缺問題很快就大幅緩解了。
但這種短暫的短缺經濟現象，給我們所有人都上了一課。許多有些年紀的中國人都知道《短缺經濟學》這本在20世紀80-90年代曾風靡一時的書，作者是匈牙利經濟學家、後來的哈佛大學教授亞諾什·科爾奈。他要解釋的，就是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短缺現象。在他看來，計劃經濟註定就是一種短缺經濟。這是過去的常識。
弔詭的是，如今的中國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人均GDP已超12000美元，還邁過了世界銀行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但大城市竟然還會出現食品和必需品的短缺。這到底是為什麼呢？用一句話來解釋，就是市場由於疫情封控政策的原因而被人為消滅了。按照經濟學家哈耶克的說法，市場經濟是一種大規模的、人與人之間進行自願合作的自發秩序。這是一個常識。比如，對上海這座2500萬人口的城市來說，每天管吃飯的人，包括食品商超、餐廳食堂、食品外賣的工作人員等，加在一起少說有數十萬人。但從3月底、4月初開始，不僅絕大部分商超和餐廳被關閉了，而且絕大部分相關工作人員都被封控在家。這樣，人一被管住，市場就瞬間消失了。
最近網絡上的一個流行說法是，上海的這次疫情封控教育了所有依然留戀計劃經濟、質疑市場經濟的國人同胞。我認為，這說得很對。儘管市場經濟遠非完美，但遠比任何食品和必需品的統一配送系統來得更加高效與便捷。市場經濟不僅善於發現大部分人的需求，並能為這種需求找到匹配的供給，而且在配置效率和成本上都能達到疫情封控政策下所無法實現的滿意度。這應該也是一個常識。
市場經濟還在新政策的約束條件下表現出了驚人的生命力。即便在疫情封控初期，絕大部分市場通道被關閉以後，社區新型團購迅速興起，並以驚人的響應速度承載起了上海保供給的半壁江山。一時之間，各個社區的各路團長實際上成了上海非常時期保供給的民間英雄。只要市場機制還沒有被完全消滅的地方，需求很快就會被發掘出來，供給也很快就會跟上。這也意味著，只要行政管制還沒有完全打倒市場力量，食品和必需品的供應鏈就不會完全斷裂，人們就不容易挨餓。這是一個常識。
為什麼說取消復工復產白名單是對的？
在這輪疫情封控中後期，上海曾短暫地採取過兩個做法：一是確定保供單位名單，優先確保這些保供單位正常經營；二是採取了復工復產白名單制度，頒發復工復產許可證。但這些措施到6月1日上海恢復小區自由出入後就基本取消了。為了有效地進行疫情防控，同時又要保供給和保生產，這些做法當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這種行政許可背後的思維模式是，假定某個政府主管部門或某些官員能掌握關於市場運行的全部關鍵信息，並根據這些信息明智地做出行政許可的決策。而這往往是很難做到的。比如，政府主管部門肯定知道恢復汽車產業生產的重要性，給汽車整車和關鍵零部件廠商頒布復工復產許可證是容易想到的。但每部汽車實際上是由數萬個零部件構成的。某種型號的軸承、甚至某種型號的螺絲螺母的短缺，就無法讓一部完整的汽車完成生產安裝、順利下線。再假設每個汽車零部件廠商都拿到了復工復產許可證，但由於汽車零部件的包裝材料無法到位——比如，就是某些規格的木架和硬紙板箱缺貨，這些零部件就無法完成運輸。這些木架和硬紙板箱的生產，又需要木材加工廠和造紙廠恢復生產。
還有一種常見的可能性就是，某種關鍵零部件的供應商在上海以外的浙江、江蘇、安徽或廣東，那麼，貨車司機能一路過關斬將，把汽車零部件從生產工廠送到上海的整車裝配線車間嗎？在疫情封控時期，要想這樣做，難度實在太大。
這樣一步步推導，就會發現，市場秩序是一個需要依賴各種自願合作、依靠各種專門化信息與知識、藉助各種人員和物品流動的高度複雜的大規模網絡。其實際的複雜程度、自發運作的程度、互相依賴的程度，是某些主管部門難以準確估算的。這也是一個常識。行政部門決無可能做到能精準判斷哪些產業、公司、工廠、人員和物流是必需的，而哪些產業、公司、工廠、人員和物流不是必需的。所以，上海及時取消復工復產白名單制度非常正確，這恰恰是承認市場自發力量的極端重要性。
政府制定政策應多考慮企業部門的實際困難
2022年4月15日早晨，被關在小區兩周以後，我寫過這樣一條朋友圈，大意是建議實行全面封控的城市應該給政府公務員和部分事業單位停發工資，「封控到何時，停發到何時」。因為只有這樣，「政府部門才能跟企業部門、市場部門做到感同身受」。
這本來只是我有感而發的一條普通文字。但經一位資深媒體人率先轉發以後，幾小時內就傳遍了整個自媒體網絡，一天之內閱讀量恐怕達到了千萬級。我在微博、微信、網易等平臺既讀到了許多支持的意見，又聽到不少批評的聲音。有批評意見認為，這位「沒良心的叫獸」不僅看不到基層公務員在此次防疫中的艱苦付出，而且還主張要停發他們的工資，實在不可理喻。
在上海及各地的疫情防控中，對於許多基層公務員的工作強度與艱苦付出，甚至更高級別公務員的巨大壓力與內心焦灼，我不僅理解，而且有些感同身受。我的許多同學、朋友與學生就是不同級別的公務員，我本身也生活在大學這一事業單位體制之下。那麼，我為什麼還這樣說呢？
這條朋友圈的本意，甚至主要不是它的字面意思，即停發公務員和部分事業單位的工資。它實際上想說，當一個城市實行全面封控政策之後，許多企業部門與市場部門的收入、就業都受到了極大影響。特別是風險承受力較低的中小民營企業，它們的老闆與員工更是首當其衝。全面封控政策會導致許多企業收入大幅下降，甚至收入清零。儘管政府部門及其公務員在目前疫情防控政策之下壓力很大、工作艱苦，但這些部門和許多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收入、就業基本不受什麼影響。
這在客觀上導致了政府部門與企業部門、公務員與普通民眾對疫情防控政策感受的巨大差異。政府部門及其公務員更多是疫情防控政策的制定者與執行者，而企業部門及其員工更多是政策的承受者。如果全面封控政策沒有給前者帶來實際的痛感，那麼他們在制定和執行疫情防控政策時，就更有可能走向層層加碼——即封控範圍越大越好、封控措施越嚴越好、封控時間越長越好。這樣，政府部門就做不到跟企業部門和市場部門感同身受，我們甚至就更難真正走出這場疫情。
按理說，政府部門與企業部門、公務員與普通民眾本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應該做到同甘共苦。如果企業部門收入下降，如果市場部門不能支撐經濟發展與就業機會，政府財政收入就會下降。比如，由於疫情及其管控措施的影響，2022年4月深圳市財政收入就下降了44%，中國其他許多地方的財政收入下降幅度也不小。長期來看，企業收入、財政收入與就業數量是整體經濟狀況的三個關鍵指標，而這三個指標是密切聯動的。這也是一個常識。如果企業部門與市場部門無法正常經營，政府財政收入與民眾就業又如何保證呢？
所以，我那條建議其實不過是要政策制定者與執行者（即政府與公務員）在考慮疫情防控政策時，應該充分考慮到政策承受者（即企業與普通民眾）的實際困難，應該把他們的生計置於重要地位。惟有這樣，政府在制定防疫政策，在考慮封控範圍、封控程度與封控時間時才能做到更科學、更合理，而不是封控範圍越大越好、封控措施越嚴越好、封控時間越長越好。相反的做法，很可能會在企業部門與市場部門造成嚴重的災難。這同樣是一個常識。這也是中央有關部門三令五申，要防止 「簡單化」、「一刀切」和「層層加碼」的要旨所在。
公共政策在利益上並非是中性的
另外，許多疫情防控政策在利益上並非是中性的。比如，核酸政策、疫苗政策都有重大的利益相關方。在過去兩三年中國與全球抗疫大背景下，與疫苗、核酸有關的許多機構都扮演了重要角色，這是毋庸置疑的。但需要警惕的是，如今跟疫情防控相關的產業不僅牽涉巨大的市場利益，而且可能會影響相關的政策制定過程。我無意在此猜測這些相關機構的主觀意圖，但在客觀事實上，它們的利益跟疫情狀況、跟疫情防控政策關係非常密切。這也是一個常識。
在政府管制研究中，流行的「俘獲理論」認為，市場部門的被監管者很可能會以各種方式來「俘獲」政府部門的監管者。在這個非常時期，中國需要特別警惕的是，跟疫情防控產業有關的利益集團，可能會有很大的動力去影響疫情防控政策的走向。從近期披露的全國各地多起衛健委系統相關負責人涉嫌腐敗的案件來看，這種擔憂並非危言聳聽。一個更正確的做法是，應該讓全國疫情防控政策的主要承受者——即數以十億計的普通民眾以及他們的生計，成為左右各地與全國防疫政策的首要因素。難道還有比這個更重要的事情嗎？這也應該是一個常識。這才是真正的人民至上。
緊急狀態不宜常態化和長期化
從法律角度看，一個城市因為疫情實行全面封控政策，就相當於進入了緊急狀態。許多國家的憲法或法律對緊急狀態都有具體規定。當面對內部叛亂、外部戰爭、地震或嚴重傳染性疫情等重大公共災難時，政府可以啟動緊急狀態。緊急狀態往往意味著政府擁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權，公民與市場主體的自由和權利則受到許多限制，甚至被暫時擱置。
但需要提醒的是，從法理上說，緊急狀態的實施應該遵循若干原則。第一，緊急狀態的宣布要合乎法律規定。一般來說，這通常需要全國性的或較高級別的立法機關來宣布實施，或者由立法機構的事先立法授權，然後由全國性的或較高級別的行政機關來宣布實施。這就是說，實施緊急狀態本身就需要遵循合法和依法的原則。第二，在實施緊急狀態時，行政部門自由裁量權的擴張和對公民與其他主體的權利限制，應該僅限於應付和處置特定的緊急狀態，而不應該予以擴大化。第三，任何緊急狀態的宣布和實施都應該有一個合理的期限，而不能將緊急狀態常態化和長期化。這也是一個常識。
總結下來，緊急狀態需要合法宣布，合法實施，且應該有合理的期限。這樣的考慮，除了政府應當恪守依憲執政、合法用權的原則，除了國家應該保護公民與市場主體基本自由與權利的原則，一個較為實際的關切是，不恰當地宣布和實施緊急狀態，過長時間實施緊急狀態，有可能會讓一個正常社會與市場秩序的運作陷入徹底的癱瘓。這是一個常識。
限制企業主開業、限制員工離家上班、限制快遞小哥遞送物品、甚至限制農民下地耕作，不僅是對他們基本行動與經濟自由的限制，而且會產生非常嚴重的經濟社會後果。上文提到，任何市場秩序都高度依賴於一個大規模的自願合作網絡。而與緊急狀態有關的政策或措施，表面上看，只是切斷了這個自願合作網絡的某些環節，但從結果來看，它往往使得整個市場秩序面臨癱瘓的風險。比如，只要限制所有快遞員上街工作，不僅快遞行業本身會癱瘓，而且所有跟網購有關的業務與產業全部都會癱瘓。
行政力量要審慎行使緊急狀態權
按理說，緊急狀態事關重大，往往是憲法性質的議題。但在中國，像《傳染病防治法》實際上就涉及緊急狀態。該法儘管沒有在法律條文上提到緊急狀態，但法律授權相關部門採取限制一定區域範圍內人的基本行動自由的政策與措施，實際就是啟動了緊急狀態。不僅如此，這類法律授權實施這種緊急狀態的部門或政府層次往往級別並不高。
這就帶來了一個可能的結果，即我們在國家層面並未正式討論或宣布實施緊急狀態，但實際上，一個較低層級的部門或地方政府已經在一定範圍內實施緊急狀態了，而這又是一個事關一地數十萬人、乃至數百萬人的日常生計與基本自由的重大決策。這種決策一方面固然關係到疫情管控，目標是疫情傳播的最小化，但另一方面也關係到正常的生活秩序與市場秩序，直接決定了一個地方的經濟活動是否面臨癱瘓的風險。這也應該是一個常識。所以，這種決策需要非常審慎。
跟這種緊急狀態有關的，還有許多例外狀態的做法。比如，在嚴重疫情肆虐的條件下，公民按照法律或政府相關規定進行定期核酸檢測，一般被認為是一種合理的做法。但是，當疫情嚴重程度或實際傳播可能已大大降低時，這種例外做法是否還要被長期堅持呢？進一步說，在何種條件下，這種例外狀態的做法可以進行調整呢？實際上，每一種例外狀態的做法，對應的都是不同的疫情防控力度與經濟社會影響的組合。所以，行政力量不僅需要審慎地行使緊急狀態權，還需要審慎地考慮與評估設置例外狀態的做法，也需要在疫情變化的條件下及時減少或取消例外狀態的許多做法。
總之，我這篇文字討論的是一些無甚高明的常識，但問題恰恰在於，重要的常識常常容易被遺忘。這些常識仍然構成了我們理解許多重大問題的基礎。我深知，過去兩三個月的疫情及其管控已使這個城市和這個國家失去了許多寶貴的東西。而我最大的期待是，這種特殊的經歷及其反思將迎來許多已被遺忘的重要常識的回歸。那些重要的常識，或許依然是我們應付未來諸種不確定性的憑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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