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開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前幾年，刑事司法改革，一直在朝公開化的方向上努力，其中就包括庭審直播和裁判文書公開。
但這幾年，這種公開化的改革正在倒退。
一是，司法文件封閉化。
早在2500年前的春秋時期，鄭國執政大臣子產就通過鑄刑鼎，公開法律條文，改變「法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局面。幾千年來，法律條文公開不僅成為共識，更是一種常識，因為法律的特徵之一就是可預測性，只有法律條文公開，公民才知道什麼行為是為立法所禁止，才能預測自己的行為，是否符合規範，才能避免觸碰法律。
但現在，作為具有法律效力的一些司法文件，卻經常不被公開，比如2023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印發的《全國法院毒品案件審判工作會議紀要》就明確要求該紀要不得再媒體上刊登。
又比如2022年2月，國家監察委員會會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共同發布了《關於辦理國有企業管理人員瀆職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但該份意見在任何公開渠道上根本無法檢索到，我私下詢問紀委監委的朋友，被告知這份文件涉密，不能公開。
這些司法文件具有明確的法律效力，在定罪量刑時適用，但就是不公開。作為律師，在公開渠道上，根本無法查詢到這些規定，甚至不知道，涉及多少金額可以構成犯罪，可以判處幾年有期徒刑，甚是荒唐！
二是，司法過程封閉化。
2018年刑訴法修改給我國刑事司法帶來「顛覆性」的變化，監察體制改革和認罪認罰制度改革影響尤烈：
第一個是，監察體制改革之後，職務犯罪案件以及與職務犯罪關聯的罪名，從原來的檢察院反貪反瀆局管轄改革為監察委調查。根據監察法的規定，監察委調查期間（主要指調查犯罪），不屬於偵查行為，被調查人不享受憲法賦予的獲得律師辯護的權利。
調查行為本質上行使的就是偵查權力，因為無論是調查的證據還是之後與檢察院的銜接，都和偵查沒什麼兩樣，連陳光中教授都認為這就是實質性的偵查行為，應當賦予被調查人享受律師辯護的權利。
但目前法律沒有授權，監察委也不允許律師介入。而留置期限最長有六個月，很顯然，職務犯罪的案子，整個調查期間，被留置之後，被調查人不能見律師、不能見家屬，整個過程都是封閉式的，程序缺乏公開性。
第二個是，認罪認罰制度確立之後，檢察院獲得了實質上的裁判權，因為根據刑訴法的規定，檢察院的量刑建議原則上法院必須採納，根據兩高公開的數據，當前檢察院認罪認罰適用率已經達到90％以上，而法院的採納率也高達95％，這就說明大多數案件都是通過認罪認罰解決的，而不是通過庭審解決的，更不是在法院階段解決。
檢察院以及檢察官享有巨大的裁判權力，控辯雙方不再是平等對抗的相對方，檢察院／檢察官成為裁判方，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的角色了。更關鍵的是，量刑協商實質上往往異化成量刑通知。協商顯然不足的，檢察官往往也不願意和律師協商，律師很難像擁有庭審一樣公開的程序去表達意見。
從此前的改革方向，我們看到了法院在司法公開方面的努力，尤其是庭審直播和裁判文書公開，但現在，申請庭審直播相當困難，法官一般也不同意。另一方面就是裁判文書公開也逐漸變成選擇性公開。有一天，我自己在中國文書裁判網中輸入自己的信息，發現原來好多個可以查閱的成功案例現在都查詢不到了，僅僅按照可查詢的信息看，我甚至很難看出是一個刑事律師了，因為跟刑事案件有關的案子，似乎都被屏蔽了。更甚者是，現在法院經常用各種方式限制旁聽，疫情期間不允許旁聽，疫情之後，則是各種限制旁聽。
在這種決策封閉的環境下，辯護人也只能無奈的擴大辯護範圍，決策權在哪裡，辯護就要延伸到哪裡。
三是，司法決策封閉化。
我國刑事訴訟是參照西方控辯對抗法官居中裁判的模式進行設計的，但這個模式很顯然經常不起作用。比如紀委監委辦理的案子，檢法兩家原則上很難有不同的意見，也不敢輕易改變，甚至在非紀委監委辦理的案子中，有的案子法院在判決之前，也要請示紀委監委的意見。
從法院內部看，法官很多時候也無法自行決定案子的處理結果，在疑難案子中，一直都遵循的是審委會的集體決策機制，比如要判無罪、判定罪免刑等是必須上審委會的，而按照當前的規定，律師無權參與審委會，但檢察院依據2010年1月12日與最高法聯合發布的《關於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列席人民法院審委會會議的實施意見》，可以參加審委會，在實質上決策被告人命運的審判中，辯護人是缺席的，被告人也是缺席的，這實質上就形成了秘密的法庭，決定了當事人的命運，被告人卻成為局外人。
在實踐中，一審法官／法院在判決之前，也經常向上級法院請示，形成內審，一旦上級法院給了意見之後，一審法官／法院就敢大膽的判決，這樣實質上就剝奪了當事人上訴的權
利，因為上訴只剩下形式意義，沒有實質意義，兩審變一審。甚至有的職務犯罪的案子，辦案單位限制被告人上訴，直接剝奪被告人的上訴權，最近原安徽省肥西縣委書記金成俊案件就有相關的報導。而滁州中院也曾經在網上公開《滁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關於辦理刑事案件內審、請示的暫行規定》，把上不了臺面的東西祭出來，引起廣泛批評，之後被迫撤下，但網際網路是有記憶的，只不過文件雖然撤了，但不影響它的運行。
還有諸如掃黑除惡案件，檢法兩家都提前介入，甚至上級法院也提前介入，在政法委掃黑辦的統一部署下，形成意見，剩下就是公安依葫蘆畫瓢調查取證的問題了。比如內蒙古劉素琴涉黑案，二審法院不小心洩露出來的副卷顯示，該案公檢法三長甚至是上級法院早就介入討論，並認為「涉案特徵不明顯」「本案確實先天不足」等無罪意見，但結論還是「黑打下去」，造出了一個涉黑案子。
四是，司法結果封閉化。
司法結果的封閉，主要是裁判文書不公開。裁判文書不公開，所謂的類案適用規則就無法實現，同案不同判的現象就無法被糾正。但現在，刑事案件的裁判文書，越來越難公開了，尤其是一些有爭議的案子，往往是不被公開的，如此一來，又回到原來不公開的路子去了。
當我們看刑事司法的時候，需要跳出刑事司法，才能窺見全局。從宏觀的角度看，我們需要了解國際局勢以及既往的中國經驗，從歷史中去看整個官僚體制改革的背景和原因。但宏觀的趨勢，我們個體無力影響。
我們只能關注微觀的事實，面對微觀的結果，具體到刑事司法，我們需要面對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封閉化狀態，在這種封閉化的環境中，去尋找路徑，去解決個案的問題。
道路將越來越曲折，內心將越來越痛苦，但這是現實，而無論結果如何，我們始終不能忘記，我們應該做好自己的責任，窮盡一切，去為當事人的權益而努力。至於求而不得，只能學會接受和釋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