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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本文（上、下），是我最為用心、構思和寫作時間最長的文章之一。我想描繪的是一幅連綿不斷的女性群像與史詩，展現出一直都在被深埋、被遮蔽的女性歷史——也是我們的來時路，並希望能以一個女權主義的視角重新解讀建國初期的共和國史。
前言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女性的整體地位與權利相較於之前發生了顯著的提高。在主流敘事中，這一進步似乎是由一個抽象而又模糊的「國家」家長所施捨的。但「國家」本身並非一個能夠自行行動的主體，更不是鐵板一塊。歷史進程的背後，永遠都是無數的活生生的人在推動。在以往的理解或大眾的認知裡，這一時期的歷史僅僅由幾名男政治家全然操縱，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女性群體的強大能動性，也抹殺了她們在歷史中的身影與貢獻，更忽視了在「黨-國家」內部基於性別立場形成的複雜權力動態。我們認為，在這一時期，每一項支持女性的政策或法律，都是女權主義者在幕後運作的成果。如果要理解新中國成立以來女性地位的提高，就必須要了解她們在漫漫歷史長河中被埋沒的故事。
本文聚焦於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國女性連綿不斷的抗爭史，從權力中心至廣袤田野，試圖揭開這段被遺忘的史詩一角。而她們的故事為何在今天鮮為人知，主要由於遭受了兩次規模巨大的刻意遮蔽：第一次就是當時。由於種種原因（下文會詳細論述），她們或被蓄意打壓，或被晾在一旁。「婦女工作」被認為是次要的，因而不受重視，甚至被扣上「資產階級女權」（這在當時是極端嚴重的指控）的帽子遭遇批判。即便做出成績，她們也只能隱姓埋名。第二次則是八十年代後的反思浪潮，這一時期的主流輿論是否定前一個歷史時期。「鐵姑娘」等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經典女性形象被批判為「女性男性化」、「沒有女人味」。諷刺的是，「女權」在前一個時期的當權者眼中是一個絕對的負面詞彙，然而此時卻被視為和那時深度綁定的「一丘之貉」。同時，鼓吹「恢復女性傳統美德」的儒家死灰復燃、甚囂塵上，與這一時期從西方傳來的性化與商品化女性結合形成了新的厭女症候。至此，社會主義時期的女權主義者的成果再度被遮蔽。
我們可以看到，這兩次遮蔽，儘管主導者的政治立場似乎截然相反，但在抹殺女權主義者的貢獻上卻達成了出奇的一致，歸根結底只是男權內部的「左」、「右」之爭。因此，挖掘、搶救她們的往事，用女性視角還原真實的歷史，更顯得彌足珍貴。而這也是我一直以來的心願——講述屬於女性自己的宏大敘事。
另，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本文出現的部分人物將用其姓氏的拼音代指。
女革命者們與婦聯——起落興衰
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哪怕是封建時代，也一直不乏傑出女性反抗男權制度的事跡。例如在敦煌發現的兩件古文書證明早在一千年前，我國就出現了民間的女性社團；明朝末年，季嫻痛斥腐儒們剝奪女性受教育權，讓她們終身受困於繁重家務，並整理出《閨秀集》來搜集、保存歷史上的女性們的作品。但受限於時代背景，她們零星的反抗並未形成社會性規模。
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深刻改變社會結構的女權運動發生在五四時期。在這一時期，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進步女性紛紛爭取離婚自由、男女同校、各種職業向女性開放、女性經濟與人格獨立等等權利。上海婦女會、廣東女界聯合會、全浙女界聯合會、湖南女界聯合會，一個個女子團體相繼建立；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女界鍾》，一個個女學、女報的興起；「賢妻良母」、「三從四德」、纏足、束胸，一個個封建糟粕的破除。五四時期浩浩蕩蕩的女權運動深刻改變了我們社會的面貌，為後來的中國女性權利的爭取奠定了根本基礎。然而，正如大眾往往只知德先生賽先生，卻不知同時提出的還有費小姐（freedom）和莫小姐（moral），在講述五四運動的意義時，其女權運動的性質鮮有提及。
在這一時期，最著名的女權運動領袖就是鄧穎超。她在15歲時就與友人發起了「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並被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的理論和社會主義男女平等的崇高理想吸引，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後，她們這些早年投身革命、立下過汗馬功勞的女權主義者，也進入了中央任職，如蔡暢、鄧穎超、宋慶齡等。
▲左起，蔡暢、鄧穎超、宋慶齡。
蔡暢與鄧穎超成立了全國婦聯，並在省、市、縣、街道每一級都設立了分支機構，蔡暢任全國婦聯主席，鄧穎超任副主席。通過下文的梳理，我們將看到，由於具有享有崇高威望的領導者，全國婦聯在建國初期如何有力地推進女性權利，又面對了哪些堪稱荒謬的嚴重阻礙，最終在這一悲劇性的龐大歷史進程中沉浮起落。
關於建國初期女性權利的爭取，我們先來講兩個故事：婚姻法的制訂過程與上海婦聯的早期歷程。
新中國出臺的第一部法律是什麼？答案是《婚姻法》——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婚姻法是鄧穎超主持制訂的。她提出，只要有一方堅持離婚即可離婚，不必附加條件。但她的這一提議遭到了極大的阻力，她回憶稱：在政法、青年、婦女聯合座談會上，只有她和組織部的一位女同志同意一方堅持離婚可離，其餘人都主張離婚應有條件。當時有部分男幹部裝模作樣地說，給離婚附加條件對女性是有利的，不然丈夫就可以隨意拋棄妻子了。
鄧穎超則以長達一年半的全國性調研對這種說法做出了有力批駁：提出離婚的大部分是女性，部分地區甚至百分之九十二是女方提出離婚。離婚原因包括包辦強迫、買賣婚姻、虐待婦女等。
上面的材料，證明離婚自由的規定，是對婦女有利的。我們知道，在舊中國，以男性為中心的封建宗法社會的傳統，從來都保證著男子的片面的離婚自由，如封建君主時代的「七出」之條，國民黨時代的偽「六法全書」的規定，以及社會習俗承認的自然合法等，都是如此。但是女子卻得不到離婚自由。目前在新解放的城鄉以及某些老解放區，由於舊的封建的婚姻制度尚未徹底剷除，仍受著舊傳統、舊思想的深厚的影響……很多農村婦女常常因為離婚不自由而發生自殺與被殺等慘事。所以男女一方堅決要求離婚即準離婚，是完全有利於廣大婦女群眾的，也是有利於全體人民的。——鄧穎超《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的報告》（1950年5月14日）
在她的堅決主張下，最終，「男女一方堅決要求離婚的，經區人民政府和司法機關調解無效時，亦準予離婚」的條款寫入婚姻法，從法律上確保了我國女性擁有離婚自由。
我們再將目光轉向上海。在上海解放後，上海婦聯動員了數以萬計的曾經的家庭主婦進入公共領域，參與基層社區的社會治理。在這一時期，街道和社區的女性工作者比例不斷上升，承擔了繁重的事務，將基層治理得井井有條——曾經，這裡還是上海灘黑社會的天下。
但衝突很快發生了。儘管在原則上，社區婦聯並不從屬於本級居委會，但居委會的幹部們總是要求婦聯首先應完成居委會的任務，而非「婦女工作」。在婦聯之外的部門，主要由男領導把持，他們不明白為什麼要有一個獨立的婦女組織，為什麼要有單獨的婦女工作。一名當時的社區婦聯主任吳翠琴說：
如果幫助社區開展工作，街道的人就會歡迎你。如果你強調的是婦女工作，他們就會把你視為一個麻煩。我們不得不唯唯諾諾。他們有權力，但我們沒有。
後來，吳翠琴因為批評婦聯不被重視被打成「右派」，遭到貶職。
最終，上海規定，在社區工作中，婦聯屬於居委會。婦聯主任應由居委會副主任擔任。同時，婦聯在完成居委會派發的工作外，不應主動開展工作。
這讓很多基層的婦女工作者感到自卑和挫折。至1956年，她們已經幫助了六萬九千多名女性識字，三十六萬名女性參加了掃盲班，但此時卻被告知，這些是無關緊要的，應該服從上級的「中心任務」。
甚至，在基層婦聯併入居委會後，部分男幹部變本加厲，試圖直接取消婦聯。為此，1955年，時任全國婦聯副主席章薀在會議上說：
自從少數城市成立了居民委員會後，一些男女幹部開始考慮取消基層的婦女代表大會。這種想法是不對的……由於社會上重男輕女的思想和習俗依然存在，女性在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依然面臨著特殊的問題。因此，我們必須有一個專門從事婦女工作的獨立的婦女組織。婦女代表大會是市、區婦聯的基層組織。因為婦女組織不能取消，它的基層組織當然也不能取消。
然而，似乎有人並不認為這一講話具有約束力。1956年，上海某部門正式提出取消基層婦聯。同年，蔡暢親自來到上海，發表長篇講話，明確指示基層婦聯具有自己的特殊職能。此時，該部門終於意識到了這個「基層組織」與這位高級幹部之間的關係。於是，社區婦聯不但繼續存在，還獲得了更多的財政支持。
一位曾經的上海基層婦聯幹部，之前是家庭主婦的吳秀英說：
（在婦聯工作，）我從沒想過退出，我感到非常幸福。在舊社會，其他人會說：「你靠邊站！我要和你的男人談談！滾回房子裡去！」婦女沒有地位，沒人想和你說話。而現在我可以和領導說話，可以參加各種會議，我多麼幸福啊！
在建國初期，儘管婦女工作的推進過程中遭遇了很多阻礙，但總體而言還是欣欣向榮的——女性獲得了離婚自由、並且在參政議政、參與社會勞動上不斷受到鼓勵。
然而，在1957年的第三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上，全國婦聯突然進行了一次難以置信的劇烈轉向，這一舉動的轉折之大，堪稱驚濤駭浪。其放棄了之前鼓勵婦女參與社會生產的導向，前所未有地強調女性在家庭和家務中的重要性，提出了著名的「兩勤方針」：勤儉建國、勤儉持家。這一重大轉向至今也讓無數歷史學家感到匪夷所思，爭論紛紛。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一與以往導向截然相反的方針提出之前，在史料上幾乎找不到任何預兆或蛛絲馬跡。
在此，我採信來自UMich的王政教授的觀點：這一舉動是婦聯高層為保全自己，不在1957年的反右中遭遇滅頂之災的以退為進的戰略措施。
把時間的指針撥回1957年，讓我們來看一看這一年到底發生了什麼。
第三屆全國婦女代表大會定於1957年9月召開，羅瓊是大會報告的主要起草者。她回憶，工作組在年初就開始撰寫報告，但直到八月，經歷了十餘次修改，也無法定稿。她們在糾結什麼呢？是標題。蔡暢和鄧穎超提出，要將男女平等從標題中刪掉，並且絕對不能提「爭取婦女徹底解放」。為什麼僅僅一年前，她們還在各個會議上強調男女平等，指出婦女受壓迫，要爭取婦女解放，一年後卻連提都不敢提了呢？
這需要深厚的歷史知識，因為我們現在的教科書基本不提1957發生過什麼。可以簡單理解：這是66-76的短暫版。所以，在這個時期，如果敢於聲稱當前中國的女性竟然尚未完全解放，後果不堪設想。但如果女性已經完全解放了，婦聯存在的意義又是什麼呢？為此，鄧穎超直接找到top leader（請自行翻譯為中文），請求他的指示，以免自己犯下滔天錯誤。
根據現有史料，top leader（s）當時指出：
「判斷婦女是否解放、是否平等，主要看社會制度。由於實行了社會主義所有制，男女在經濟上已經實現了平等。婦女已經參與國家政治，而且人數還不少。既然婦女已經平等了，為什麼還要求平等呢？」「有沒有不平等現象？有。要在社會建設過程中逐步解決。因此，你們應該在代表大會上強調婦女還存在哪些不足，她們自己應該如何努力克服這些不足，以及如何實現她們已經擁有的平等權利。此外，現存的不平等現象不會在短時間內完全消除，它們只是整個社會的殘餘。如果你們經常提出這個問題，會造成思想混亂。把男女平等與社會主義建設相提並論是不正確的。」
於是，婦聯的幹部們認真學習領會並深入貫徹落實了這一重要指示精神，得到結論：
「男女不平等是階級問題。社會主義社會的一些現象是要逐步解決的，這些現象的存在是由於個人處理不當，或工作中的問題、失誤、缺點造成的，並不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本原因。說男女仍然不平等是不正確的。」
沒有任何記錄或證據表明她們當時的內心想法。
她們曾經也都是叱吒風雲的革命者，女權運動的領導者。
但或許，她們遠比我們想像中的更加堅韌。
最終，Deng（當然不是鄧穎超）作為當時的top leaders之一，直截了當地指示，既然現在男女已經平等了，那婦聯之前的職能和目標就無用武之地了，但婦女依然可以發揮一些特殊作用，你們現在的方針應該是「勤儉建國、勤儉持家」。婦聯感激地接受了這一指示。因為Mao當時對於「勤儉」非常強調，這一方針可以確保令他滿意。儘管「雙勤」的提出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大退步，但從長期來看，卻幾乎扭轉了婦聯的命運。因為既然男女已經平等了，如果婦聯再不證明自己有什麼特殊的作用，很快就將被真正取消。
1957年9月，第三屆全國婦女代表大會按時召開。很多來自地方的婦女代表憤憤不平，提出質疑：男女真的已經平等了嗎？為什麼不提婦女解放了？家務勞動不應該社會化嗎？她們並不了解全國婦聯其實已經是「劫後餘生」。全國婦聯並未為自己辯解——也不能辯解。
而歷史總是有趣的峰迴路轉、柳暗花明，充滿了戲劇般的偶然性。僅僅一年後，一場規模更大的運動發生了——大躍進。全國人民都被動員起來加快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於是，全國婦聯趁機調整了之前的「雙勤」方針，她們指出，當時的生產力要求婦女要勤儉持家，但是現在生產力發展了，應該讓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投入到社會生產中去。但為什麼僅僅一年，生產力就得到了如此巨大的發展？我們不得而知。╮( •́ω•̀ )╭
同時，婦聯還在各種場合試圖重新提起「爭取男女平等」、「爭取婦女解放」，並且倡導女性要在生產技術和文化知識方面與男性得到同樣的發展——這已經逐步打破了一年前的紅線。
我們可以看到，婦聯領導者的適應力、忍耐力和判斷力是驚人的，當環境變得極度危險時，她們選擇暫時蟄伏，以贏得男性領導的信任，從而保全自己以及自己的組織。而在政治風向轉變時，她們又開始積極地追求女性的解放。
同時，她們還善於通過以「推進中心工作」的名義實際上為女性爭取權利。她們這些曾經的女權領袖，是因為馬克思主義人人平等的崇高理想才聚集到這面旗幟下與男革命者並肩作戰，到頭來卻發現他們建立的伊甸園卻禁止女性入內，所謂的性別平等的綱領和到處都是男性領導的現實之間產生了巨大的撕裂。之前top leaders的指示也表明了她們和他們之間在性別問題認知上的巨大鴻溝，他們總是將女性的問題視為「附屬」、「例外」、「個別」，應該以「中心任務」（即對男人有利的任務）為主，女性問題為輔。既然如此，早期的女性工作者們往往將計就計，以推進「中心任務」的名義實際為女性爭取權利，最為著名的就是「反封建」。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封建主義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反封建是毫無疑問的「中心任務」。而婦聯的領導者們則通過一系列的運作，最終爭奪到了「反封建」的話語權，將其內涵塑造為「包辦婚姻」、「賢妻良母」、「三從四德」等等，暗中將「中心任務」的話語轉變為女權主義的話語。當我們今天斥責重男輕女是一種「封建思想」像呼吸那樣簡單自然時，不要忘記就連「封建」的定義權，也是我們的先輩所爭取到的。
歷史進程中的性別線索往往是隱秘的，但卻幾乎貫穿了建國初期的全部。也正是因為這一路線如此隱蔽，今日的人們往往認為那是女性地位的提高是由於「國家」、「時代」的施捨，而沒有看到抽象的概念下，是無數鮮活的、鬥爭的人們。正如鄧穎超所言，「要做無名英雄」。
長夜難明，但也總有人捨命燃燈。
女權主義文化陣地的創建與破滅
從新中國成立至1966年，《中國婦女》是唯一持續發行的全國性女性刊物，同時也是當時實際上的女權主義文化重鎮。本節將以《中國婦女》的發展歷程為線索，講述該刊的領導者和眾多女性幹部如何在男權體系的內部試圖開闢一個女權主義的文化陣地，又是如何在這樣一個男性主導的政治進程裡最終破滅的。
《中國婦女》於1939年創刊於延安，後因抗日戰爭愈加激烈而停刊。1949年復刊。
《中國婦女》的第一任主編是沈茲九，在建國後，她的繼任者是董邊。董邊1916年出生於山西忻州，是家裡的第三個女兒。在出生後，她的父親看到第三胎仍是女兒感到非常憤怒，當場就試圖將她淹死，但被接生婆阻止。多麼諷刺，全國婦聯的領導、《中國婦女》的主編，竟然差點無法出生。在無數「早夭」的女嬰裡，我們不知道其中本該蘊含了多少種人生可能。
在生下董邊後，她的母親無法再生育了，於是她的父親將沒有兒子的怨氣全都發洩在她的身上。董邊的童年一直伴隨著毒打和辱罵，從5歲起就開始下地幹活。讀到小學四年級，她的父親就不允許她繼續讀書了。董邊用絕食表達抗議，三天後，她的父親妥協了。而後董邊完成了小學和初中的學業，並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太原女子中學。1938年，董邊參加了八路軍，並於延安大學完成了學業，畢業後在多地擔任幹部。
1948年底，董邊被安排到中央黨校進行培訓學習，但她更希望能前往基層為群眾工作。鄧穎超得知後，約她進行談話。鄧穎超說：
「你想做基層工作，願意做個婦女幹部嗎？你知道，中國的婦女姐妹受三座大山的壓迫最深，為婦女謀解放是婦女幹部神聖的使命。」
鄧穎超的這番話，使她想起了自己最為痛苦的回憶，想到了自己僅僅因為性別就遭遇的虐待與歧視，從此，「為婦女謀解放」就成為了她畢生努力的動力。於是，她被調到《中國婦女》任副主編，而後擔任主編。
在此期間，《中國婦女》的封面作為新的性別符號的構建和對主流性別秩序的挑戰，是一個非常值得挖掘和表述的地方。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工農兵」宣傳畫。我們知道，在當時，工人階級被宣傳為國家的主人，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而農民只是一個比工人次一級、位於從屬地位的身份。當時主流的「工農兵」宣傳畫是這樣的：
要麼畫面中全為男性，要么女性頂多作為其中地位最低的「農民」出現，並且「自覺」退居畫面的角落。女性僅僅是象徵性地一筆帶過，但以示「男女平等」。這樣的宣傳畫流傳得如此廣泛，以至於人們很難想像如果男性不佔據畫面的中央，還能怎麼畫。而1952年第2期《中國婦女》的封面，則顛覆性地挑戰了這一傳統的性別秩序，在這一期的封面上，工人、農民、士兵，全部為女性：
▲1949-1956年，《中國婦女》實際使用「新中國婦女」作為名稱。
儘管當時「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口號四處都是，但男人必須要佔據畫面的中央卻是不容置疑的「規矩」。正如這張《中國青年》的封面，他們聲稱，這是在展現「女民兵風採」。
真的如此嗎？或許今天有人提出異議，就會被斥責為「敏感」、「打拳」，甚至扣上各種帽子。但在六十年前，曾任《中國婦女》的美術編輯時玉梅回憶道，當她看到這張圖後，立刻說，又是在突出男性，非常明顯。我絕對不會選擇這張圖片作為封面，即使我選了，領導（董邊）也不會同意。
真正的展現女民兵：
整整六十年過去了，我們進步了多少，退步了多少？
讓我們再欣賞一下當時《中國婦女》的其她一些封面（但至於為什麼強調「當時」，後面會提到）：
同時，1956年《中國婦女》刊登的一幅漫畫也意味深長：
畫面中傲慢的男性對三名女性分別說：家務事多，辭職回家吧；休息不行，退職吧；懷孕期間耽誤生產、退職吧。最後，他在一個全是男人的工作環境裡得意地說：這樣才能保住工作。
這是1956年的漫畫。
除此之外，《中國婦女》的一個創舉是開闢了讀者來信欄目，並創造了一個公共的討論空間，這可能是國內最早的「論壇」形式。論壇的主題由編輯們選擇，範圍非常廣泛，並且緊跟時事。董邊親自挑選過一些題目作為論壇主題，例如「女幹部是最大幸福是家庭嗎？」「女革命者的人生追求應當是什麼」等等。她回憶道，她看到當時有很多女幹部的生育率非常高，三個孩子是常態，五個孩子也多見。在這樣的重壓和負擔之下，她們往往已經無力繼續參與工作，遠遠被一身輕鬆的男人們甩在後面。董邊認為，應當採取措施減輕女幹部的家務負擔，如果事業和家庭發生衝突，毫無疑問選擇事業。全國婦聯主席蔡暢對此表示贊同，也寫信稱：對於有覺悟的婦女而言，為人民服務和為革命事業奉獻是首位的，家庭是次要的。丈夫和孩子不是女革命者追求的幸福。
《中國婦女》的編輯部會特意挑選一些唱反調的男性來信刊登，並引導對此的批判。有一篇來信說，女人是床底下放風箏——飛不高，不如多做家務。並且還提到他的老婆家務做得較差。下一期的讀者來信則紛紛譴責駁斥這種觀點，毫不留情地稱其為「封建思想」、「違反共產主義道德」。這樣的形式對女性和男的都起到了教育作用。
一位張姓讀者的來信也引起了熱烈反響。她在舊社會遭遇過性別歧視，他們說女人不能當醫生。而現在她擁有了和男人一樣的權利，她對此非常珍惜，希望能認真學習更好地為人民服務。但她發現，醫院裡很多女同事卻並沒有這種願望，只是在無休止的感情糾葛和家務瑣事裡浪費青春，她感到非常擔憂。除此之外，還有各行各業的女性紛紛來信，有教師、演員、工程師、醫生、護士、勘探隊員……她們回顧自己的生活，講述她們的願望。《中國婦女》在一個沒有網際網路的時代，卻連接了成千上萬上女性，展開了一場生動而深刻的討論會：女性應該為誰而活？結論則是擲地有聲的：有理想、有追求，做一個對人民有用的人。
《中國婦女》還討論過夫妻之間應有的關係。婦聯高層羅瓊曾在報刊上撰文，稱在家裡搞「三飽一躺」（吃三餐飽飯然後躺在床上）的男人，是深受封建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毒害的人，應當受到嚴肅批判，必要時毫不猶豫地與之劃清界限。1964年，針對讀者們提出的疑惑和需求，《中國婦女》報導了八位模範丈夫，他們有的承擔了大量家務來支持女方的工作，有的則精心照料身患重病的妻子，如癱瘓或失明，並倡導其為新的夫妻關係規範。
隨著《中國婦女》在選題和文章上不斷推陳出新，並且直擊當下熱點的社會問題，吸引到了越來越多的女性的關注，其銷量猛增到近百萬份，在當時已經成為社會中非常具有影響力的一份報刊。然而，此時一個巨大的變故卻突然發生了。
1964年10月，時任某top leader突然在最高刊物上點名批判《中國婦女》，措辭極為嚴厲。而後，人民日報進行了全文轉載。
董邊回憶道，當時看到這篇文章，「只覺得天旋地轉」。時任《中國婦女》副主編侯荻也回憶稱，這是「突然」的，「被槍口對準了」。
他具體說了什麼呢？節選如下：
「婦女問題必須服從於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如果背離這一原則，只從性別角度看待婦女問題，這是資產階級的所謂婦女觀。」 「婦女問題很容易被蒙上一層柔情似水的紗簾，因而很容易偏離階級分析，便於資產階級思想的傳播。」 「某雜誌提出了『女人應該為誰而活』，卻沒有討論階級問題。人生觀和世界觀只能以階級區分，絕不能以性別來區分。沒有什麼所謂的『女性的人生觀和世界觀』。」
文章最後，將《中國婦女》定性為，代表資本主義勢力的反革命集團。
這個罪名在當時的嚴重性，不必多說。最高可判死刑。
災難面前，董邊表現出了驚人的從容。在被審查期間，董邊說，如果黨認為這個報刊和論壇是錯誤的，她願意承擔一切責任，不要連帶別人。而時任副主編的侯荻則通宵加班，準備檢討材料，蔡暢從早上五點鐘就開始給她打電話，詢問是否寫完了檢討材料。
無比戲劇性的是，災難是突然到來的，也是突然消失的。1965年初，全國婦聯向另一位top leader提交了初步的檢討報告，稱在準備進一步的檢討和自我批評文章。他說，自己已經看了她們的報告了，可以了。董邊被無罪釋放。她因此激動不已，直接去了蔡暢的家中，蔡暢也開懷大笑，慶祝事情告一段落。
1966年8月，在一次大型活動上，蔡暢找到Mao，請他給《中國婦女》題詞。Mao似乎並不清楚兩年前發生了什麼，也或許是根本就沒有在意，他同意為《中國婦女》重新題寫刊名。這無疑是一道最可靠的護身符，也表現出蔡暢對兩年前的巨大變故依然心有餘悸。全國婦聯為此立刻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慶祝活動。
但這一護身符的作用並沒有持續太久，僅僅幾個月後，一場規模更大的史無前例的風暴吞沒了全國婦聯，董邊再次被打成「反革命」，《中國婦女》至此停刊。直到1978年第二次復刊。
……
時間來到了八十年代。那個紅色的、激蕩的、瘋狂的時代似乎已經遠去了。但權力的爭奪沒有真空，一種話語霸權的退場留下的不是空白，而是另一種話語霸權。八十年代後，主流輿論要求反思前一個時代的荒誕和造成的損害。但可笑的是，在前一個時代明明遭到激烈打壓和批判的「女權主義」此時卻被視為和前一個時代的「官方」深度綁定的「一丘之貉」，同樣被主導輿論的男性政治經濟精英與男知識分子視為「荒誕」和「鬧劇」。例如，北京大學男教授鄭也夫聲稱：
「政府強行推動的婦女解放造成了家庭關係的失調，幹預和破壞了家庭中強者和弱者的正常分工。讓弱者誤以為自己不是弱者，讓強者失去信心。最終，中國社會失去了真正的男人，政府強行推動的婦女解放也讓中國失去了女性。」
這是一種極具代表性的觀點。
對「婦女解放」持正面評價的人，往往認為這種解放是抽象的「國家」與「時代」的恩賜，具體而言應歸功於那幾個男政治家；對「婦女解放」持負面評價的人，往往認為這種解放是抽象的「國家」與「時代」的逼迫，具體而言應歸咎於那幾個男政治家。
他們都沒有看到的是，在抽象的概念下，是無數活生生的女人的行動與鬥爭，卻把她們視為毫無能動性、對權威言聽計從的人偶，並荒謬地無視了在「國家」與「政治」的內部，基於性別所形成的權力關係，及其衍生出的激烈鬥爭，將水火不容的東西看成一個整體。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認知，歸根結底，就是絲毫沒有意識到也根本想不到世界上還有一個「女性視角」。
在前一個時代的女權主義者的努力被摧毀後，取而代之的是鼓吹女性「三從四德」的儒家學說——封建思想又捲土重來，以及從西方傳來的對女性身體的性化、商品化，以及消費主義的甚囂塵上。主流報刊上關於「女性話題」只剩下了「時尚」、「婚戀」、「家庭生活」等，卻再無任何與女權主義相關的探討了。
▲2007年的《中國婦女》封面
▲2024年的《中國婦女》封面
2009年前後，UMich的王政教授拜訪了已經八十多歲高齡的時玉梅（上文提到的美術編輯），並給她看近年的《中國婦女》封面，詢問她對此作何評價。她看到封面後久久沒有說話，而後慟哭不已。此時前副主編侯荻也是八十多歲高齡，已經雙目半失明，她說，「我聽說現在的《中國婦女》和舊社會的雜誌沒什麼兩樣……但我早已退休，不適合插手他們的工作」。
那麼，現在的《中國婦女》的編輯又是如何看待過去呢？王政教授曾邀請了現任的《中國婦女》的編輯們進行探討。一位男編輯說，現在的雜誌只是消費品，封面不是我們想選什麼就選什麼，而是要看市場喜歡什麼，如果像以前那樣天天刊登些農婦，沒人會喜歡看的。當王政播放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婦女》的封面時，現在的編輯們紛紛贊同這些封面「有意義」、「有收藏價值」。
但其中有兩名女編輯在散會後找到王政，表明了自己女權主義者的身份。王政問她們，你們認為現在的婦聯或者《中國婦女》還能否像以前那樣承擔女權主義文化陣地的責任？其中一位編輯不屑道，以前的婦聯領導是誰啊？現在的只不過是些男人提拔起來的官，還敢反對男的？另一位編輯笑道，你想讓婦聯說女權嗎？你不如讓我們倆給你說吧。
其實這兩位編輯的話點明了本質：早期的婦聯領導如蔡暢、鄧穎超等，她們不是被男人提拔的，而是與他們結盟的。她們是男領導的盟友、結構的半外部，而非今天那些男領導的下屬、結構的全內部。
她們最初都是獨立的女權運動領導者，而後被馬克思主義人人平等的崇高理想所吸引，聚集到這面旗幟下，與男革命者並肩作戰，期望能實現一個真正平等而自由的未來。但在革命勝利後，她們卻被逐漸排擠到權力的邊緣。男革命者打著「性別利益要服從階級利益」的幌子，實際則是要將女性話題徹底噤聲，甚至在後期直接聲稱根本沒有什麼「性別視角」，唯一合法的視角就是「階級」——以男人為標準、由男人而組成的「階級」。但如果只是以權威的口吻粗暴地給出一個論斷，那既然他們可以說「沒有抽象的男性和女性，只有階級」，我們為什麼不能說「沒有抽象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只有性別」？他們可以說「用性別抹殺階級鬥爭」，那我們就可以說「用階級抹殺性別鬥爭」。男權的迴旋鏢而已。
婦聯本身存在於男權結構的內部，想要為女性發聲常常面臨著自相矛盾的局面。在建國初期，婦聯憑藉著其領導人物極高的威望與無比的堅韌和智慧，以及無數工作人員樸實而崇高的理想信念，確實以迂迴的手段成功地在男權體系的內部推行了諸多有利於女性的實踐。但在更高的權力由男性把控的前提下，這就只能是歷史中的偶然與曇花一現。最終，當那一代人離開後，這個曾經發揮過重要功能和作用的機構情理之中地被男權所吞噬、同化，最後沉沒在這一悲劇般的龐大歷史浪潮中，只留下遙遠的回聲。
廣袤田野：基層女性與「鐵姑娘」符號
在聚焦了處於權力中心的女性的故事之後，我們再將目光轉向位於廣袤田野的無數女性。這裡她們面臨的形勢同樣無比複雜與壯闊，作為最廣大的群眾，她們的經歷與感受奠定了那個年代的基調與底色。
「鐵姑娘」是那個時代最為著名的婦女解放的符號，與「時代不同了，男同志能辦到的事，女同志也能辦到」這一鋪天蓋地的標語一道，構成了那個年代獨有的標誌。鐵姑娘並非虛構的符號，而是真實存在的，出自於大寨村青年婦女突擊隊：
1963年，大寨村遭遇了洪水。23名13-16歲的少女組成了一支青年工作隊，和村裡的男人們一起搶救莊稼、修復窯洞和梯田。村長看到後讓她們早點回家，她們說既然男的不回家，我們為什麼要先回去呢？村長稱讚說，你們真是一群鐵姑娘啊！後來，她們自豪地給自己取名為鐵姑娘大隊。
1964年，大寨村憑藉自力更生將貧困山村變成繁榮的模範村的事跡，得到了Mao的稱讚，並進行全國性宣傳：「農業學大寨」。於是，鐵姑娘的名號也因此傳遍全國。後來，山西省某縣幹部趙某回憶道，他們曾經去大寨村參加過「支前」活動，跟著村裡的男人幹了十幾天的活，感到體力不支。村長便建議他們和村裡的婦女一起幹，他們欣然應允。但第二天就發現一個令他們震驚的事實：鐵姑娘隊的勞動強度遠大於男人。於是他們的身體狀況變得更加糟糕，一個縣法官累得連端碗的力氣都沒有，碗掉在了食堂裡。
此時，全國都紛紛效仿大寨鐵姑娘隊，也在各個領域組建「女子採油隊」、「女子鑽井隊」、「女子架橋班」、「三八女子搬運班」等，但幾乎沒有是婦女自發組織而成的。
全國各地的這些鐵姑娘隊在當時承擔了非常多髒、累、險、重的工作，從下列這些訪談中可見一斑：
「突擊隊要專做別人不願做的事，春天要下秧、催水、踏水車……收割的時候整整一夜不睡，第二天照樣出工。兩個男的都累倒了，一倒在地下就睡著不肯起了，我們比他們強，有個比我大點的姑娘腿上全長了『核子』，都化膿了還是不歇。」——原雙閘鎮鐵姑娘隊隊長 「我們幹的比男人還要強，男的幹不過我們。他們都是整件的活兒，時間沒有我們長。我們要趕輪班，我們有耐力，拖得長，讓他們來幹我們的活，他們還受不了呢。」——原三八女子搬運班指導員 「有時還很危險，井噴的時候，人要趕快跑……就是幹體力活，我們女子作業隊也比男的完成得出色，在局裡我們年年都是先進，兩次被省裡評為又紅又專女子先進作業隊。」——原女子作業隊副指導員
在這一時期，原有的性別分工結構的確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了，女性進入了很多原來不被允許進入的行業和領域。然而，更深層次的職業性別分布卻從未得到根本改變：在當時待遇最好、社會地位最高的工業領域，女性主要從事後勤和輔助性工作。1958年哈爾濱勞動局的一份報告顯示，在建築業婦女從事的14項工作都是粗重而沒有技術含量的「小工」，更受人敬佩的技術工種仍然為男性所牢牢佔據。一項研究（高小賢，2005）指出，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時，陝西女性進入了原來只有男人才能做的棉花採摘領域並且在比例上佔了大多數，而這曾是當地男人主要的收入來源。那是不是說明原來不平等的性別分工及歧視消除了呢？不是。是因為男人們都去做報酬更高、更有地位的水利修建了。女人只是作為「替補」和勞動力的蓄水池登場。甚至某油田負責人在訪談時直接聲稱，油田也總得招點女的進來吧，不然男同志結婚問題怎麼解決。
在男權社會，這往往是一個普遍規律。正如進行了幾千年科舉的男人突然聲稱自己不擅長文科了，當男人主動把自己原有的東西塞給女人時，就說明他們必然已經找到了更好的替代品，原有的已經變成了他們的負擔。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女男同工不同酬。我們再來看一組訪談：
「實際上，大寨的婦女做的不比男人少。婦女們勞動後還得看孩子、洗衣服、做飯。可是工分上男的最高分是十分，女的最高分就是八分。在一開始勞動的時候，這個不平等一開始就開始了，男的剛參加勞動，大概十二三歲的時候就給五分，而女的也是這個年齡參加勞動的，只給二分或者三分。其實我們不比男人受得少。不過我們也不在乎這個，都是為國家做貢獻，多點少點無所謂。」——大寨某「鐵姑娘」 「婦女和男人一樣興修水利，男的記10分，婦女只有7、8分。」——常熟某婦女隊長 「我們創造了比男的多得多的成果卻不能和男勞力評同樣的工分。我們鬧了，但最後只有一部分人工分和男的一樣。」——束鹿縣某婦女
甚至河北某地的生產隊長，帶領一百多個男勞力脫貧致富，但最後她手下的男勞力一年拿500多元，她只能拿「女人工分」：420元。為什麼會這樣？她說，因為窗戶再大大不過門，女人再能能不過男。
表面上轟轟烈烈的「婦女解放」，其細節卻如此令人震驚。
究其原因，這一時期讓女性參與社會勞動的出發點和目的本就不是為了提高女性的社會地位，而是男性最高層出於經濟形勢的考量：此時正是全國上下大興建設和發展的時期，男人們都在工廠，那農業自然就需要女人去填補，而工廠的人手若是不夠，那就再讓婦女也來搞後勤和輔助。女性得到的只有「義務」，但卻沒有原來許諾的「走出家庭，參加社會化大生產」之後就能得到的權利和平等。正如在政治領域，所謂的「男同志能辦到的事，女同志也能辦到」卻突然消失不見了。
隨著六十年代經濟收縮期的來臨，先前被鼓勵和動員起來參加社會勞動的婦女們大多被「揮之即去」。1961年全國女工數量下降352.1萬，減幅達到33.3%。同時，她們往往不像男工那樣擁有正式的身份和工齡，僅僅被視為「家屬工」，得到的只有「擬工齡」。在八十年代後，她們的身份由於沒有相關制度的承認，所謂的擬工齡一夜之間化為零，在晚年甚至得不到任何退休金和福利保障。
此外，當時的女性往往是「一根蠟燭兩頭燒」。在承擔繁重的生產任務後，回家還要繼續洗衣做飯帶小孩，在這樣的雙重重壓之下，那一代女性的健康狀況往往非常糟糕：
「婦女白天幹地裡活，黑了回來才幹家裡的活。推磨、餵面、做鞋、管娃。黑了還要紡花搭布。一家人穿的、用的都靠織呢。經常一熬就是個透透夜（指通宵）。地裡不去不行，分不下糧時，你要生活嘛。婦女可憐得太。」 「1959年那年種棉花6畝8分棉花地。（陰曆）六月二十七正熱，我生了娃3天就跑到地裡看棉花去了，我娃就叫「花花」。過了十幾天就給棉花拔草去了，蹲在那，結果弄的脫肛。我說這咋辦呀？把那（指肛門）可推上去。在地裡硬捂、硬掙。」
還有很多女性由於剛生下孩子就需要去地裡勞動，導致子宮脫垂，這是那個年代女性常發的一種疾病。難怪曾經的一名婦女隊長在訪談時說，「婦女解放，扁擔上身」。（扁擔指增加的負擔）和她一起接受訪談的老婦女隊員聽到這話先是驚愕，而後低頭不語。還有一位曾經的女子作業隊指導員說，那段紅紅火火的日子她永生難忘，但如果現在再組織女子作業隊，她第一個反對。
對於這段歷史到底有沒有解放女性，真正的平等應該是什麼樣的，很多人據此發表了長篇大論，但往往全都是廢話和屁話，最終結論竟然是女性天生就是弱者，女人勢必不能和男人一樣。
女人和男人有生理差異，當然。但這絕不能推導出所以男強女弱，女性註定不能和男的擁有一樣的權利。
首先，沒有絕對的強弱。例如一個漢語大作家，如果命令她使用阿布哈西亞語進行寫作，還沒有當地的小學生寫得好，因為她根本不會這種語言。再例如一個數學家和拳擊手誰更強？這要看規則是什麼，是比做數學題和打拳擊。同樣的，這一時期所謂的婦女解放將男人視作標準，號召女同志去學習去模仿男同志，實際上在舉行一個和男的比誰更像男人的比賽，女性怎麼可能勝利呢？如果把男人視作天然的強者和理所應當的標準，而沒有看到背後支撐他們成為「強者」的制度和規則，那女性永遠都不可能得到解放。假設現在女男互換，說女同志能辦到的男同志也能辦到，然後讓男的都去做手術改造身體進行腹腔生子，邊懷邊勞動，每個月割幾刀讓他們流和女性一樣的血，再讓他們戴著金屬製成的沉重喉結罩進行勞動，晚上還得回家把所有家務都做了……那我們自然也會站在旁邊感嘆，果然男人就是天生的弱者，幹啥啥不行啊。
女人到底能不能趕得上男人？如果承認趕得上，那會讓女性承受更多的負擔，就像上個世紀發生過的那樣。如果承認女人趕不上男人，那豈不是說女男無法平等了？這是困擾著前人的難題和矛盾，也是她們的歷史局限性——依然在男權體系內部打轉。而今天的我們已經知道了答案，不以男人為標準，並且看到男人能被視為「天然標準」的原因——背後的男權制度與規則。改變這些制度和規則，讓女人作為第一性和天然標準，這些所謂的難題自然就解決了。
第二，勞動既不是權力，也不能帶來權利。對勞動能力的支配，對勞動過程的控制，對勞動產品的佔有，才是權力，也決定了權利。參與社會勞動確實創造了女男平等的條件，但不可能直接提高女性地位。正如女人都鍛鍊身體確實可能會提高女性地位，但也僅僅是可能，如果我們鍛鍊身體是為了能更好地給男的生孩子洗衣服做飯，那又有什麼用呢？這就是說，一方面，女性大規模進入公共領域確實為女性權益的爭取帶來了更多可能，但另一方面，如果沒有進一步利用這種可能，就等於零。正如通過訪談得知，上世紀的很多女子突擊隊和鐵姑娘隊幾乎從未討論和涉及過任何女男平等話題，她們的確參加了社會勞動，但並沒有將其有效地利用起來。
八十年代後，官方以關愛和照顧女性為名，不提高待遇和保障而是宣布多個行業從此禁止女性進入，實際上卻給女性施加了更多的限制。
尾聲
回顧這波瀾壯闊的時代，她們用自己的身軀和鮮血寫就和推動了共和國的歷史。她們的名字無人知曉，她們的功績永垂不朽。
她們在當時，由於面臨著嚴峻而複雜的政治環境，於是只能隱姓埋名地為女性工作。這是第一次抹殺。而八十年代後，「鐵姑娘」和女權話題又遭到男性精英的主流輿論嘲笑和打壓，鼓吹女性要有「傳統美德」和「女性氣質」（實際上是第二性氣質），聲稱女性參與社會勞動是可笑的，她們應該徹底回歸家庭。這是第二次抹殺。這兩次抹殺的男性主導者看似政治立場完全相反，但在攻擊女權方面卻達成了驚人的一致。
我說過，我要探尋的是被故意遮蔽的歷史，講述我們女人自己的宏大敘事，給歷史塵埃淹沒下的她們樹碑立傳。現在，至少我認為我已經做到了。文章中的她們今天大多已經逝去，在此我向我們的母輩致以最真誠的感激和懷念之情！
上個時代的她們沒有女本位的思想，當然那時也不允許存在這樣的思想。從晚清民國起的女權主義運動一直都是自上而下的發動，只有少數知識分子站在前列，並未得到最廣大女性群眾的共鳴。當然，這不是因為先鋒脫離群眾，也不是因為群眾過於蒙昧，只是一場時代的悲劇。而對於我們，對於我們這個時代——地基已經打成，帷幕已經落下，我們的使命只有向前進。
封面圖：
▲1952年3月，全國婦聯邀請女航空人員、女拖拉機手、女電車司機等模範代表舉行座談會。圖為鄧穎超和她們合影。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