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10日上午10時，河南省鄭州市管城回族區法院門口，來自青島的公民吳雲鵬，在旁聽一場公開審理的涉黑案後，被法院人員帶走，失聯。
他是一個職業旁聽人，筆名「青島天光雲影」。他習慣於用文字記錄法庭內外的一切，並在一個叫「旁聽士」的公眾號上發表。
這一次，他被帶走，也是因為文字。
他發了兩篇文章，文章的標題極具預言性：
《鄭州市公安局搶來的黑社會》
故事就從這篇被404、卻又點燃了現實引信的文章說起。
文章的主角叫王穎超，一個60歲的登封農民企業家。2025年8月8日，他和另外17名被告一起，站在了管城法院的被告席上。
庭審現場，王穎超朝著國徽和法官的方向，悲憤控訴，
「我們不是黑社會！法院這是把我們放進絞肉機！」
話音未落，18名被告中，除去病重無法行動的，齊刷刷跪倒一片，哭喊「冤枉」。旁聽席上幾十名家屬的哭聲，瞬間淹沒了法庭。
這是一場試圖將王穎超等人定為黑社會組織的審判。
根據其辯護律師張錦宏的說法，這是鄭州市公安局在沒有管轄權的情況下，通過指定管轄的方式，強行從河南滑縣搶來的案子：
為了完成這個黑社會的KPI。
鄭州警方表現出了驚人的敘事建構能力。
起訴書的故事，要從41年前講起。
1984年，王穎超還不到二十歲，被村支書派去「看渠」。他們的村子在灌溉渠的下遊，上遊的村子總是不交錢還偷水，導致他們交了錢也澆不上地。村裡便組織各生產隊出人，沿著渠走，防止偷水。
這個維護村集體利益的臨時舉動，41年後，被警方追授了一個響亮的名號「護渠隊」。
這支隊伍，被認定為王穎超黑社會組織的萌芽。
起訴書裡，這個組織的骨幹成員還包括王建設和崔現賓。辦案人員或許忽略了一個細節，1984年，這兩位骨幹成員的年紀是：
十二歲。
一個不到二十歲的青年，帶著兩個十二歲的孩子成立護渠隊，霸佔水渠，隨意毆打百姓。這個故事的開篇，就奠定了全案荒誕的基調。
此後，王穎超的人生軌跡被裁剪、拼接、重新上色，每一步都走在了通往黑社會老大的康莊大道上。
他離開村子做生意，又回村建磚廠，再去洛陽開煤礦，成了鄉親們眼裡的企業家。2002年，他以70%的得票率當選村委會主任。
在檢方的敘事裡，這一年，正是「以王穎超為首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正式形成的時間。他的高票當選，被描述為：
賄選、逼迫競爭對手退出。
他當村主任期間，帶領村民致富，修路修學校，設立鄉情基金會捐資助學，這些事跡被上百名村民寫進《請願書》，稱他為「好黨員、好幹部」。
但在起訴書裡，這些行為被重新定義為：攫取基層政權、欺壓百姓、樹立惡名。
甚至，他調解村民間的土地糾紛、鄰裡矛盾，這些村主任的日常工作，也被一一列為黑社會組織的違法事實，邏輯很簡單：
凡是他調解的，就是他指使的。
故事的高潮，是2011年發生在河南滑縣的一場聚眾鬥毆。這起已被滑縣警方以行政處罰處理完畢的舊案，在十多年後被重新挖出，並被鄭州警方指定為偵辦王穎超涉黑的標誌性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王穎超公司借給商人喻家合的7000萬元到期未還，對方還玩起了失蹤。王穎超組織了幾十名作為股東的村民，去鄭州喻家合的小區討債。
檢方指控，他們靜坐示威。
在喻家合家裡，雙方發生爭執，王穎超的頭被對方的兒子用菸灰缸砸破，血流如注。根據公開報導，這位黑社會老大的第一反應是：
報警。
在派出所的調解下，雙方同意去債務擔保方所在的滑縣解決問題。然而，在去滑縣的路上，他們被喻家合的另一撥債權人截停。對方手持長刀、鐵錘，不由分說，先捅傷了一名潁北村村民。
一場混戰就此爆發。
最終，這起由欠債不還引發、對方率先動武的事件，在14年後，被鄭州警方定性為王穎超黑社會組織的標誌性犯罪。而那個被菸灰缸砸破頭的「黑老大」，成了主犯。
吳雲鵬轉發的文章，冷靜地記錄了上述庭審細節。他或許沒想到，自己會因為記錄別人的被搶：
而親身體驗一次被搶。
2025年9月10日，他被帶走。據後來一位律師透露，派出所一位任姓指導員的說法是：
吳雲鵬文章的標題《搶來的案件》，讓公安局特別生氣。
故事最諷刺的一幕出現了。
鄭州市公安局，因為一篇指控他們「搶」案子的文章而感到憤怒，為了證明自己沒有搶，他們決定：
把寫這篇文章的人也搶了。
被鄭州警方從法庭外搶走的吳雲鵬，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在他的公眾號旁聽士上，他留下了自己行動的軌跡。他不是一個空談理論的文人，而是一個用雙腳和筆桿，一次次衝撞司法程序頑疾的行動者。
他似乎把自己看作是法律共同體的一個哨兵。
2024年11月，海南曾武律師在洛陽中院休庭期間，因關閉了律師休息區多達五六個、輻射巨大的信號屏蔽器，被警方以「擾亂單位秩序」傳喚超過12小時。事後，曾武律師寫了一份《情況說明暨維權申請書》。
吳雲鵬在他的公眾號上，全文轉發了這份申請。他將自己的平臺，變成了一個：
律師蒙冤後可以發聲的渠道。
他關注的，常常是那些決定案件走向，卻又極易被公眾忽略的程序問題。
在山東汶上，他旁聽王海東等41人涉惡案。庭審一開始，他就：
記錄下辯護律師提出的異議。
法院補充了三張移動硬碟、幾十卷的證據材料，卻不提供電子卷宗，只允許律師在開庭前極為有限的時間裡拍照。
他敏銳地捕捉到了法庭上的荒誕一幕。當律師指出，這種重大涉黑案件的合議庭組成不合法時，審判員的回答是：「這個問題二審你們可以提」。
吳雲鵬將這句話原封不動地記了下來。幾天後，當法院在律師的反覆抗爭下，終於同意提供電子卷宗時，吳雲鵬又專門寫了一篇《給汶上法院點讚！》。他寫道：
權利是靠鬥爭得來的。
即便面對的是一塊堅冰，律師的每一次申請和抗議，都是敲在冰上的一錘，總有一天堅冰會消融。
他讚美這微小的進步，像珍惜黑暗中的一絲火光。
但他的筆下，更多的是對那些被程序正義遺忘的角落的深度挖掘。山東泰安的高丙芳律師案，便是他投入心血最多的戰場之一。
他不僅僅是去旁聽，而是幾乎成了案件的隨軍記者。在他的系列文章中，高丙芳不是一個抽象的法律符號。開庭那天，他細緻地描繪了她被法警帶入法庭的瞬間：
一個身材小巧、面色蒼白的女人。
頭後的小辮子只扎住了不到十分之一的頭髮，其餘的亂蓬蓬向外張著，像一個剛從草叢裡被抓出來的逃荒難民。
他捕捉到她進門時那乾燥、急切、又帶著一絲膽怯的目光，如何掃向旁聽席，尋找著什麼。後來他才恍然大悟，她是在尋找她的兒子。
案件本身，是一出法理與天理激烈衝撞的悲劇。包工頭自己掏錢墊付了70多名農民工的工資，之後在律師高丙芳的幫助下，想以農民工討薪的名義向耍賴的總包方追索這筆欠款。
當地司法機關的邏輯是：既然農民工已經拿到了錢，那就不存在欠薪事實。因此，這場討薪官司是：
虛假訴訟。
最終，墊付工資的包工頭被判有罪。那位幫助討薪的律師高丙芳，作為主謀，一審被判四年。
吳雲鵬對這個案子進行了庖丁解牛式的記錄和分析。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整個事件的罪魁禍首——那個違法分包、並且在明知欠薪的情況下，依然將千萬工程款支付給二包導致資金去向不明的總包方——不僅逍遙法外，甚至還以受害人的身份出現。
他將此案，稱之為：
建設領域的彭宇案。
他警告，這樣一個違背常理的判決，會讓社會道德倒退，其潛在的危害是：
今後將再沒有一個包工頭敢為農民工墊付工資。
他的關注點，永遠是那些被宏大敘事所掩蓋的個體痛苦。在洛陽，他記錄了趙永林律師和趙大地法官的故事。
年過六旬、身患多種疾病的趙永林律師，因無法支撐法院強推的「夜間加班庭審」，在明確告知身體不適並得到法官「可以走」的答覆後離開，第二天卻收到了將被取消辯護人資格的通知。
而那位強推庭審的趙大地法官，吳雲鵬也記錄了他的另一面：為了審案，曾三次推遲自己的婚禮，經常加班到深夜。
他看到了律師的掙扎，也看到了法官的苦衷，但他最終：
將筆尖對準了那個不人性的制度。
他質問，為什麼不能實事求是安排庭審，非要過度透支所有人的身體？
這樣一個記錄者，一個旁聽人，一個始終關注程序、關注個體、關注那些「不值錢」的冤屈的人，帶著他對法治的全部理解和經驗，走進了鄭州的法庭：
他旁聽，他記錄，他轉發。
如同過去無數次一樣。
他看到了熟悉的配方：一個漏洞百出的涉黑故事，一個被強行搶來的管轄權，以及一個在法庭上哭喊冤枉的被告。
於是他做了他一貫會做的事。
然後，那隻無形的手伸了過來，將記錄者本人，變成了被記錄的故事。旁聽席與被告席的距離，原來只隔著一篇文章。
他被那臺他一直觀察的絞肉機，穩穩地叼了進去。
就這樣，一個習慣於在別人故事裡尋找法治刻度的人，自己成了刻度。
2025年9月10日，庭審休庭：
吳雲鵬走出法庭，隨即被幾名法院人員圍住，帶走。
整個過程沒有出示任何法律文書。有現場目擊者稱，他被強行帶離：
隨後，失聯。
近24小時後，消息才逐漸清晰。家屬接到他的電話，說自己被帶到了鄭州市的一個派出所，但沒能說出具體是哪個所。
律師的介入，讓事件的荒誕性達到了頂峰。據一位律師後來在視頻中透露，派出所一位任姓指導員給出的抓人理由，極其坦誠：
吳雲鵬因為所寫的文章標題是《搶來的案件》，可能說公安局特別生氣。
因為法院第一天已經就管轄權問題作出了裁定，說案件「不是搶來的」。而吳雲鵬在第二天的文章標題裡，還在說搶的案件。
這位律師在視頻裡發出了法律人的天問：
「如果這樣能抓一個人的話，全國幾乎所有的刑事辯護律師都會被抓的。因為『搶來』的話，據我所知，辯護人不光是第一天說，第二天說，第三天還要說，甚至到了二審還要說。」
事件發酵，我今天便寫了一篇題為《正告鄭州警方立即釋放「旁聽士」吳雲鵬》的文章。
我在文中寫道，這讓我想起舊聞裡，當年的日軍進了城，第一件事，便是查封照相館，毀掉一切可能記錄他們罪行的底片。
為什麼？
因為他們自己也知道：
那罪行是不應被記錄，更不應被看見的。
如此一來，錯的不是問題，而是提出問題的人。抓走吳雲鵬，刪掉他的文章，便似乎帶上了一點為民除害的和諧。
我接著寫道，這哪裡是抓捕，分明是保護！
是怕他那脆弱的心靈，被法庭上的景象所玷汙，所以要請他：
到更安全、更公開、更不像黑社會的派出所裡去好生款待。
在吳雲鵬暫時失聯的那段時間，另一段視頻在網上流傳。
畫面裡，好幾個人站在一個派出所的鐵柵欄門內，門外，是一位光頭、身穿淺色襯衫的男士，正在與他們交涉。他似乎在解釋自己與王穎超案的關係，說自己90%的材料都來自法庭，並且有證據。
那是吳雲鵬。他在鐵欄另一邊，成了他往常記錄的一部分。
而在另一段視頻的結尾，是關心他的律師在派出所內的一個場景。他們站在一面掛滿了錦旗的牆壁前，背景是一面藍色的旗幟，上面有警徽和管城公安的字樣。
那面牆上的錦旗，鮮紅奪目，上面用金色的絲線繡著各種讚譽之詞：
雷霆出擊 破案神速、公正執法 熱心為民、排憂解難 一心為民。
這些錦旗靜靜地掛在那裡，像一個個沉默的、燙金的註腳，為這場關於搶與被搶的故事，提供了一個意味深長的背景。
它們見證了這一切。它們什麼都看見了，卻什麼也沒有說。
有時候，最顛覆的行動，不是去違法，而是去記錄。最讓一個系統恐懼的，不是鑽法律空子的罪犯，而是那個坐在後排，帶著筆和眼睛的普通人。
當公開二字，成了一個只許觀看、不許記錄的陷阱時，那支筆、那個鍵盤、那雙眼睛，便成了比兇器更危險的存在。因為它們講述的，是一個他們不願被聽到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