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常都會為劉虎擔心。上次見到他是幾個月前，我再次表達了擔心。
他拿出手機給我看不久前發的幾篇報導。我說：「每一個都可能讓你進去。」
他很樂觀，因為他相信自己認真核實了每一處關鍵信息，也相信自己的行為完全合法。
我們也討論過十幾年前讓他被關一年的案件。那次他出來瘦了幾十斤，現在又都胖回去了。
他總是堅信，我總是疑慮：難道你還會認為你監督的地方都會守法？如果守法就不會有這些冤案了啊。
他安慰我說：放心吧，不會有事的。
現在有事了。
他被抓在網上引起的振動遠超我的預料。過去多年他的報導，讓他成為社會的一個「符號」，對很多普通人、底層人來說，他是一個「希望」——最後一個調查記者，最後一次表達真相的可能。
最後的希望，通常都會落空。我不知道他是否意識到這個擔子，其實是他擔不起的。
作為他曾經的同事和編輯，我很少為他歡呼，而是更願意他能平安。
我想起很多年前的一個下午，我打電話給他，催促一個稿件的進展。幾次都沒有接聽，我有點生氣。一小時後他回電話：我現在躲在一個山洞裡，等會兒就寫。
他處在危險中，而我在辦公室電腦前，只是為了完成自己的工作。那是一個「新聞追蹤」，並不是當天的重頭稿件。他寫出兩千字，還要被我刪掉一千多。
我第一次懷疑為了「報導新聞」而冒險是否值得。你覺得無比重要的事情，不要說讀者，就連編輯都未必重視。
記者的工作，註定是孤獨的。他被關一年出來後，當然不能再為任何機構工作，但是他仍然在幹老本行，比過去做得更出色。
他自己承擔所有風險，極致的勇敢和極致的謹慎，竟然能在一個人身上體現出來。
他一定想過，自己會有再次被抓的一天，甚至為此做好了準備。他的家人呢？是否也做好了再次分別的準備？想一想這都讓人心碎。
我其實明白，他的「樂觀」並不是相信權力會公正，而是相信自己。如果自己問心無愧，所有的結果都能接受。
應該感到愧疚的是「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