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印象裡，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是防艾一線的專業機構。作為承擔公共衛生職責的部門，他們理應比普通公眾更瞭解艾滋病傳播機制，也更理解“科學防艾”與“反汙名化”之間的關係。
可現實並不總是如此。
這些年，在一些地方的防艾宣傳中，我們反而不斷看到帶有偏見、誤導甚至歧視性的內容出現，而且是針對同性戀的赤裸裸的歧視。有些宣傳材料，不是在幫助公眾理解疾病，而是在加深公眾對同性戀群體的誤解與恐懼。不僅沒有減少汙名，反而在製造新的汙名。
最近發生在寧波市第六醫院的事情，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有網友在該醫院的廁所裡發現了一塊防艾宣傳牌，上面赫然寫著：“堅持正確的性取向避免同性戀”。這句話直接把“艾滋病”與“同性戀”進行了錯誤的繫結。人的性取向是可以避免的嗎？性傾向又不是一種壞習慣，而這句宣傳詞以科普的名義出街，暴露出當地疾控明顯是把同性戀看成了一種錯誤的行為。
艾滋病是一種疾病，誰都會得，全世界異性戀得艾滋病的人還少嗎？同性戀是一種性傾向。
二者根本不是同一個層面的概念。科學防艾應該強調的是安全性行為、定期檢測、正確使用安全防護措施，而不是把某一個群體本身當成“危險來源”。
更嚴重的是，這塊牌子並不是臨時出現的，在寧波六院的公共空間裡長期懸掛。直到最近被網友拍照、投訴到當地衛健局之後，才被撤下。（在此感激這位網友的勇敢行動，也感謝我的朋友冠友，昨天去了寧波六院，逐個樓層去這家醫院的幾十個廁所尋找這個廣告牌。他說，昨天是他去廁所最多的一天。）
這並不是唯一的一塊。下圖是寧波鄞州區疾控中心在寧波另一家醫院放的宣傳內容，前兩年就被網友投訴過。
看看上面的內容，不能用過失犯錯找藉口了，這樣的傳播都有點可恥了。
強哥就納悶：本該最專業的防艾機構，怎麼會成為汙名化同性戀的“重災區”？
一、防艾工作長期與男同群體高度繫結在中國防艾體系中，男男性行為人群（MSM）一直是重點干預物件。基層疾控人員長期接觸的感染者、檢測者、干預物件，確實以男同群體為主。久而久之，一種“經驗性聯想”形成：“我接觸到的感染者多是同性戀，所以同性戀與艾滋病高度相關。”
問題是，統計上的重點人群，不等於身份本身有問題。專業訓練不足時，男男性行為、HIV風險、同性戀身份被混為一談，最終滑向“同性戀本身就是危險的”，典型的汙名化歸因。
二、工作人員多成長於傳統保守文化疾控人員也是普通人，不少人從小就接受關於同性戀的負面敘事：“不正常的”“西方影響”“道德有問題”。進入公衛系統後，這些觀念未必自動消失，而防艾工作恰好不斷強化“疾病”與這一群體的連線。於是，一部分人把社會偏見“醫學化”：“你看，我天天接觸感染案例，所以同性戀確實有問題。” 歧視未必來自最深的惡意，但一定來自未經反思的刻板印象。
三、防艾教育長期缺少“反汙名化訓練”基層防艾培訓聚焦流行病學、檢測指標、高危行為、干預覆蓋率，眼裡只有指標，而沒有人，更不關注性少數平等理念、非歧視溝通、汙名化後果、群體信任這些人文意識。結果是，工作人員“懂病毒，但不懂人”。機械地宣傳“高風險”，卻意識不到類似“避免同性戀傾向”的話語，會對真實的人造成羞辱與恐懼。
四、長期存在“管理視角”而非“服務視角”一些基層機構把男同群體看作“需要管理的重點物件”，而非“需要尊重和支援的人群”。這種思維助長了隱性的道德優越感：“我們是在救你們”“你們本來風險就高”。於是，防艾工作變成帶有訓誡與規訓感的行為，宣傳材料也常見是恐嚇式防艾、羞辱式防艾、道德化的表達，而非科學、平等、尊重的溝通。
讓人最不放心的是，這些人掌握了“醫學話語權”，讓汙名化獲得一種“科學外衣”，傳播的更廣，給同性戀社群帶來的傷害也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