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臨時工在馬駒橋街頭等活，中間挎包者為叢瑞安。(南方週末記者 陳鵬/攝)
清閒的工作也不一定就是好工作。
作為被觀察物件的打工者，是怎麼看待這本書的？
勞動節當天傍晚，北京南六環附近的一個十字路口，上百名打工者聚在這裡，等待一份夜班工作。一個招工的聲音傳來：“8小時200（塊），有去的嗎？差一個人。”一群人立刻圍上去詢問具體情況。有人邊高喊“我去”，邊往裡擠。
這裡是“馬駒橋零工市場”，北京最大的靈活就業集散地。每天早上和下午六點左右，是臨時工們集中等工作的時段。沒有節假日，沒找到工作就是放假。“昨天干160（塊），今兒個還沒找著活，擱這塊，經常沒譜。”一位中年婦女在和旁邊人聊天，“但總比種地強。”
一個戴眼鏡的青年，身處找工作的人群中，傾聽著別人的討論，偶爾插一句話，看似對這裡的環境很熟悉。他叫叢瑞安，是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博士生。8年前，他懷著體驗生活的想法，第一次到馬駒橋做日結工，沒想到持續下來，已經20多次來此地。
2026年5月，他根據親身經歷和觀察寫成的《馬駒橋的時間：我打零工的那些日子》出版。書中，他企圖打破大眾的獵奇心理，還原臨時工群體真實又複雜的面貌。“我是在盡力反駁那些汙名化或鼓吹式的言論，他們和我們一樣，只是一群普通的人。”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這並不是叢瑞安的學術研究專案，純粹是因為個人興趣而堅持做的一件事。他的導師、知名學者劉瑜評價：“清北大學生的精英生活，與城南農民工的‘城中村’世界本無交集，但是叢瑞安透過其奇妙的生活實踐將其編織在了一起。”
作為被觀察物件的打工者，是怎麼看待這本書的？南方週末記者將書送給一位名叫張順治的工人，他從2012年起就在馬駒橋生活，近期也將自己的經歷寫成文章，釋出在自媒體平臺。“還是比較真實的，好多打零工的，確實是這樣的，得過且過。”他說，書中一些打工情景的描寫，引發了他對過往很多不美好經歷的回憶。
“看生產關係如何影響生產中的人”
從清華大學出發，坐一個半小時地鐵，到達同濟南路站；再往南行一公里，就進入了北京通州區馬駒橋鎮。街邊是密集的喪葬用品店、19.9元的自助餐、兩元百貨鋪……同時也有流行的快消品牌，這是典型的“城中村”形態。“從這裡走過去，有一種穿透感。”叢瑞安說。
他穿著一身黑衣，走路時塌著脊背，並不時撩起衣服下襬扇風。他是故意這麼做的，為了“不顯眼”，行事就比較方便。“我的設定身份是一個打工的，而不是一個學生。”
馬駒橋城中村街頭。(南方週末記者 陳鵬/攝)
2018年10月2日，叢瑞安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讀大二。幾天前，一個朋友要去馬駒橋做調研，問他要不要去。“我說去唄，就一塊兒去了。”當時他並沒有想到會和馬駒橋產生長期關聯。
叢瑞安出生于山東濱州一個石油工人家庭，不像農村孩子那樣幹過體力活，但他喜歡參加社會實踐活動，常去做義工。高考時，他選擇了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我感覺很多問題的討論和解決，最後都是要歸結到政治學上來”。
那天他們一行6人，晚上到達馬駒橋，找了個破舊的出租屋住了一夜，40元一間房。第二天早上五點起床，和其他臨時工一起到街頭等活。他和兩個同學找到了一份冷庫搬運、整貨的工作，從早八點到晚八點，工資140元。還有三人沒找到工作，只好回學校了。
工作地點是在河北廊坊，一輛麵包車坐了19個人，拉他們到目的地。穿上防寒服，他和工友們在零下18攝氏度的冷庫裡工作，每待上一段時間就得出去，不然受不了。最長一次，他進去了將近一小時，出來後“臉上是紅黃青紫藍在一起”，旁邊的人說他有點凍傷了。
他稱自己是個i人（按，近似於內向），但強行變e（按，近似於外向），主動和工友聊天，瞭解他們的家庭情況、打工經歷和待遇，把要點記下來。“我是想去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看生產關係如何影響生產中的人。”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回到學校後，他將自己當天的經歷和觀察寫成文章，發在公眾號上，開啟“北京體驗記”系列。這次工作的強度並不是很大，他沒有發表什麼感想。但是一個月後，11月17日，當他第二次去馬駒橋找活時，遇到了挑戰。
這是一份快遞分揀工作，早七點到晚八點，報酬200元。起初，他的工作是“將快遞從這一堆扔向另一堆”，扔得動就直接扔，扔不動的搬幾步路再使勁扔。有時要爬上快遞堆，將大袋子拆開，把快件傾倒出來，“任何快遞都可以隨便踩，隨便扔”。他幹了一上午，“完全沒有時間休息”；一個工位一個人，也沒法聊天。
叢瑞安曾工作的快遞分揀場所。(受訪者供圖)
到了下午，他被分配到流水線上，將快遞翻到標籤朝上，用掃碼槍掃碼後，再扔到相應的快件堆……傳送帶不停，他的手也不能停。“一直從下午2點幹到7點，中間只有一次我以出去上廁所為藉口買了瓶水喝，休息了會兒。”
真正的痛苦是收工後。他打車回學校，“臨下計程車，卻發現全身痠痛得不得了，硬撐著才能爬出車門”。第二天下床時，只能讓腿拖在地上慢慢挪。更重要的是精神影響，“看見屋裡任何一個東西都像是快件，每一樣東西都彷彿裝在一個土黃色小紙箱裡”。
他由此明白了，為什麼馬駒橋的街頭，每天都有中介扯著嗓子招快遞零工，但很少有人理睬，繼續等其他活。這種高強度的重複工作，對身體和精神是雙重摺磨，往往“幹一天要躺兩天”，看似工資相對較高，實則並不合算。
但是，清閒的工作也不一定就是好工作。叢瑞安在書中以“保安”為例，這是北京零工市場上最普遍的一個工種，因為門檻低，沒有技術含量，也就缺乏提升自我的機會。工作時往往不允許玩手機，非常無聊，只能熬時間。臨時工之間流傳一個說法：“幹保安會把人幹廢了。”
除了2020年因為新冠疫情待在老家外，叢瑞安每年都會在北京打零工，體驗不同工種和工作場景。其間，他加了幾十個零工微信群，觀察他們的討論，瞭解這些臨時工的精神狀態，往往一會兒沒看，就有成百上千條未讀訊息。“社會調查就是去看別人怎麼想，而不是看自己怎麼想。”他說。
工作中的“敵人”
馬駒橋是自發形成的一個勞務市場，存在時間起碼超過20年，這得益於其位置和環境。它位於京滬高速和北京六環接合處，從南邊來的打工者很容易到達；從這裡坐車又能方便通往北京城區各處。馬駒橋北側，跨過涼水河，就是年生產總值超過4000億元的北京亦莊經濟技術開發區，電子廠、汽配廠、物流倉庫等密佈，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機會。
馬駒橋在北京市的位置和書中描述區域。(資料圖)
張順治第一次知道馬駒橋是在2012年。26歲的他，從河北保定易縣到北京打工，起初在一家塑膠廠上班，工資低，他想找個更好的。同事告訴他，馬駒橋附近電子廠多，可以試試。
他上網查資訊，看到亦莊的富士康工廠招人。根據聯絡方式，他卻到了海淀區一個寫字樓裡，原來是中介，問他要了500塊錢，說是押金，然後讓他去馬駒橋聯絡。他像後來的叢瑞安一樣，坐了一個多小時地鐵到達，結果還是個中介，說要辦資料，又要了他200塊。
繞了一大圈，他終於進了富士康。和廠里人接觸後，人家告訴他工作是直招，不需要花錢。他才知道自己受騙了。
在《馬駒橋的時間》一書中，叢瑞安稱中介是工作中最熟悉的“敵人”。他們透過與用人單位合作，獲取核心的用工資訊，再層層轉給工人，靠抽成來謀利。但抽成多少沒有規定，全靠中介的“良心”，而處於資訊末梢的工人，很容易被壓榨。
叢瑞安曾在政府採購網上，看到某街道和保安公司簽訂的用工合同，150元8小時。之後，他在一個微信群裡看到這個崗位的招工廣告，變成了150元12小時。“比這更重的抽成，也十分常見。”他說。
很多中介會透過美化工作條件、剋扣工資等方式來欺騙工人。工人到了用工場所，往往發現崗位並不是中介描述的樣子，但只能幹下去；幹滿一個週期（比如一個月），中介又常常會以用人單位不滿意為由，扣取工資或押金。“他們需要憑自己的頭腦和經驗辨識種種騙局，同時祈禱自己運氣足夠好。”叢瑞安寫道。
這也是為什麼有人更喜歡打零工的原因。長期工一旦落入陷阱，損失會很大，而打零工相對安全，幹一天的活就能掙一天的錢，“把自己遭遇風險時所需付出的成本降到最低”。
張順治在富士康工廠的流水線上幹了兩個多月，“感覺壓抑得慌，沒有盼頭”。忙的時候，一個月能賺四千多塊；如果活不多，只能賺一兩千塊。他看到員工流動特別大，“每天有人排著隊來，也有排著隊走”，後來他也走了。
當下一份工作沒有著落時，張順治就在馬駒橋打零工。他去過印刷廠搬書，到過醫院洗衣服，也曾幹過快遞分揀。“有個人拿著喇叭，在那一直嚷叫，好傢伙，一會兒都休息不了，真是瘋狂。”他回憶說。
張順治的經歷代表了馬駒橋工人群體的複雜狀況。這裡並非全是臨時工，也有長期工，他們在失業或節假日期間會找零活掙錢。還有人是臨時來這裡落腳，掙點錢作為過渡，再去幹別的事。剩下的才是那些以打零工為生的人，有活了就幹，沒活了就歇著。
2026年，五一勞動節傍晚的馬駒橋街頭。(南方週末記者 陳鵬/攝)
在張順治的記憶中，2010年代的馬駒橋，打工者非常多，不只是聚集在路口，街道沿線都站著人。到了用工淡季，人多活少，需要去搶。“你得起個大早，去中介門口等著，一開門就衝進去。”有時，一輛招工的車來了，大家都往上擠，結果超過人數，司機不開車，大家都不想下來，僵持著。
“每次都是我下來。”張順治說。在長期工和臨時工之間切換，他有一定積蓄，一個人租個房間住著，對工作並不迫切。當時智慧手機還不流行，沒活的時候，他甚至會去圖書館看書，能記得的書名有《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其實也看不了幾眼，看一會兒就困了。”大部分時間他還是和其他打工者一塊瞎溜達。
他看到有意志力強的人，跟熟悉的中介聯絡好，有活就去，天天都能賺錢。但大部分人堅持不了，幹一天得休息幾天，包括他自己。“日結工的好處是靈活，工作時間自由。可是，這種自由的另一面是，打工者失去了外在的約束，卻難以用內在的約束去替代它。”《馬駒橋的時間》中寫道。
張順治遇到過落魄者，到了要睡大街的地步。“我感覺歸根結底還是懶。你稍微幹幾天臨時工，最起碼能租個便宜房子。”他說，還有人向他借錢，五十、一百的，說明天就還，最後往往無蹤影了。在馬駒橋生活了十多年，他沒有交到朋友，來來去去的，都是過客。
“我是保有自主空間的”
站在十字路口等待工作的人，每天都要面對艱難的抉擇。當一份工作突然到來，環境和強度是未知的，他們需要迅速做出判斷。“去的話，可能之後有更好的工作；不去的話，這個工作立刻就被搶走了。”尤其對於叢瑞安這樣的新手來說，經驗不多，每次都是一種探險。
2021年的最後一天，他獨自一人來到馬駒橋，找了份藥廠臨時工，以度過跨年夜。一到目的地，他們就被一路催趕，換服裝，收手機，戴口罩……兩個催促的員工聊天，說昨天有人被自己罵哭了，語氣中帶著一絲驕傲。
進入車間，他的工作是把抗原測試條插進抗原試紙底殼，再遞給配合的人蓋上蓋子，推到流水線上。他聽到整個車間裡除了機器的轟鳴，就是各種指責和催促的聲音，“他們不斷地喊，不斷地催著快點幹”。
“這個工作簡單到誰都可以做，也困難到你很難走神。”叢瑞安說，過去他打零工的時候，當感覺時間難熬時，會默背單口相聲段子，但這一次，他的思緒總是被打斷，“心情煩躁到了極點”。同時，車間裡沒有表，看不到時間的流逝。
終於等到中途休息，他扒拉了兩口飯，沒有食慾，決定不幹了。這時候，之前態度粗暴的員工，倒是溫和地勸他留下，說提前走只能算幾小時工資，況且晚上沒有車回去。叢瑞安拒絕了。他走出工廠，看到路邊有家便利店，進去點了杯咖啡，一直坐到早上頭班地鐵開動。這是他做零工期間，唯一一次“跑路”。
另一次的經歷則截然相反。2023年4月，他從微信群裡找了一份去食品廠做切割、包裝的夜班工作。具體流程是從冷庫中拉出整塊的培根，堆疊放入機器中，卡好位置，蓋上蓋子，按動按鈕，機器會自動切割，然後由其他工人包裝。為了防止冷凍培根融化，不能切得太快。空閒時，他還被安排將邊角料稱量出來裝在袋子裡，放進真空機處理。
站了一晚，他的腿腳疼得厲害，但不覺得特別累，“甚至感覺相當滿足”。他思考背後的緣由：在食品廠，他能感受到工作中的自由，比如可以選擇一次拖幾塊培根，決定培根切割的速度，“我是保有自主空間的”。但是在藥廠，“那種嚴厲和具有侮辱性的監督，使得勞動自身變得更加非人化了”。
這是打零工的另一個好處——相對自由。“要是幹長期工，你一天到晚這麼侮辱我，我可能為了這一個月工資得忍著；如果我是幹日結的，大不了我就跑了，我就不幹了。”叢瑞安說，“很多人會忽視他們的精神需求，實際上他們的精神需求不一定低，甚至可能更高。”
臨時工們若想要突破自己，學技術是一種途徑，但並不容易實現。叢瑞安觀察到，打工者長期在外漂泊，沒有充足的經濟條件和固定的時間去脫產學習。學技術本身要交一筆費用，動輒數千元，成本不低。他們也難有動力邁出第一步，“在學習新知識方面的經驗匱乏，讓他們內心缺少自信，自己設下了重重限制”。
拿考證來說，考試流程對很多工人來說已經是一種困難。2023年6月，叢瑞安去考“保安員證”，考場上，他發現一些人坐著不動。因為考試是用智慧手機答題，那些不太會用手機、不清楚單選和多選區別的中老年打工者，不知所措。
叢瑞安在做保安臨時工。(受訪者供圖)
張順治是在偶然中突圍的。2015年，他感覺找工作越來越難，超過25歲，電子廠基本不要，想著自己也需要學門技術。正規學習需要花錢，他聽人說可以去那種總是招人的公司，邊幹邊學，“哪怕混一天，也能懂一點”。
他在網上找到一家常年招電工的公司，“抱著試一試的態度”投了簡歷，把在電子廠做普工的經歷寫成做電工。面試的時候，他說自己什麼都會一點，但不精通。經理覺得他是個老實人，把他要了。
其實他什麼都不懂，“連萬用表（一種測量電壓、電流等的基礎儀器）都不會用”。工作時，他只好瞎蒙，向旁邊的同事請教。試用期3個月，他摸索著掌握了部分技術。試用期一過，開始按件計費，他的技術跟不上，工資還不如試用期高。幹了一個月，他就離開了。
但這段經歷讓他接觸了電工工作，經過幾次跳槽，他積累的技術越來越多，已能安裝電路板、感應開關、控制櫃等，這時候找長期工作就容易了。
他仍然住在馬駒橋鎮，一方面是習慣了，一方面是生活成本低，遇上新飯店開張促銷，5塊錢就能吃頓飯。“如果住在三環裡邊，做夢也吃不上。”他說。
“哪兒工作好找就去哪兒”
勞動節這天傍晚，只招一個人的工作選走了人，剛剛圍在一起的打工者散開。他們的臉上並沒有失望的神色，繼續笑著聊天，插科打諢。在叢瑞安看來，馬駒橋的臨時工既不能被簡單視作與命運搏擊的“奮鬥者”，也不是像“三和大神”那樣的“沉淪者”。他們身上有更復雜的地方。
他曾問過很多人對未來的打算，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先這樣吧。”有些人起初只是想來幹一陣子，但發現“走不了了”。基本生活容易滿足，每天幹不幹活全由自己決定，“吃吃喝喝自得其樂，活得也不算難受”。至於那些人生目標——娶妻生子、攢錢買房子，慢慢也不願去想了。
“他並不喜歡這樣的生活，只是接受了這樣的生活。”叢瑞安在講述一個臨時工的故事時說。在打工期間，有工友看他年輕，勸他別幹日結，“一旦進去就出不來了”。
等活的工人在開心聊天。(南方週末記者 陳鵬/攝)
一個人想要突破自己，確實是艱難的。張順治是1986年生人，上到初一下學期時，因為和同學發生矛盾，被老師體罰，一氣之下退學了。父母文化水平低，也沒在意。經歷多年打工生涯後，他在回憶文章中寫道：“夜深人靜的時候，總會忍不住回頭看，細數過往，滿心都是悔恨，那些錯過的時光、錯失的機遇，樁樁件件，都成了心裡揮之不去的遺憾。”
2019年，他決定參加自考，選了門檻較低的漢語言文學專業，並花了4900元報了一家培訓機構的課程。但他沒有學習習慣，一直拖延著。到了2020年，眼看課程要到期，錢要白花了，他才開始學。
這個過程是煎熬的，需要和內心的惰性作鬥爭。“十點，我拿出自考課本，卻一個字也看不進去。我開啟短影片，機械地刷著，直到手機沒電，窗外的天漸漸亮了，又是新的一天。”他寫道。
2021年，他正式報名，第一次走進考場，發現很多座位空著，“放棄的特別多，一個群幾十個人的，陸續好多人都退了，真正能堅持下來的非常少”。這樣的情況在零工群體普遍存在，很多人天天立下宏願，但只是“喊口號”。
一直到2024年，張順治才拿到了自考專科文憑。一共12門課，有一半是考了兩次才透過。這個文憑對實際工作的價值並不大，但這是他人生旅程中唯一靠自己努力做成的事。“感覺是完成了一個心願。”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兩位工人正在看自考專科文憑廣告。(南方週末記者 陳鵬/攝)
如今，張順治在一家公司當電工，月薪能有7000元。2025年底，他在路上騎電動腳踏車時，和一輛汽車相撞，導致腳踝骨折，他回到老家養傷。這是河北省中西部的一個小山村，年輕人大多離開了，只剩下老人和婦女。
正是春夏交替季節，村裡的槐花開得很香。張順治躺在床上看完《馬駒橋的時間》，他坦承看一會兒書，就要玩一會兒手機。
書中也探討了臨時工們的未來。不少專家呼籲打工者返鄉，但叢瑞安認為：“對於打工者而言（特別是年輕人），回到農村並不是一個好的選擇。”他們在大城市見過世面，習慣了公共設施和商業服務發達的生活，回到農村會很不適應。更重要的是，從事農業的收入，不一定比得上打零工的收入。許多人雖然希望回鄉，但不是返回家鄉的農村，而是家鄉所在的縣城。
張順治認同這個觀點，在他看來，馬駒橋就是最好的選擇。“你為什麼來馬駒橋呢？因為這裡工作機會多，你去其他地方更不行。反正就是找工作唄，哪兒工作好找就去哪兒。”
養傷期間，公司並沒有開除他，每個月會給他發基本工資，但也招聘了新人代替他的工作。他擔心一旦傷好後回去，公司反而可能讓他離職。同時，他覺得自己有技術，找工作並不難。
2021年，叢瑞安本科畢業，透過碩士研究生考試，進入北京大學。2023年，他又成功就讀清華大學博士研究生。明年，他即將畢業，同樣面臨就業的問題，從博士生到高校教師之路競爭激烈，“也挺迷茫的”。
他在寫的博士論文與馬駒橋無關。打零工只是他學習之餘的興趣，他表示會繼續下去，“從裡邊獲得田野材料，把自己的思維理清楚，算是‘為己之學’”。在和南方週末記者一起探訪馬駒橋時，他在地攤上花20元買了一身環衛服，花10元買了一雙布鞋。“留著，萬一哪天有用呢。”他說。
天色已黑，夜班招工結束，路口仍有很多臨時工待在那，聊天吹牛，打發時間。馬駒橋商業街上的店鋪流光溢彩，有一種混亂的鮮活感。一輛無人駕駛汽車，從亦莊方向駛來，很快隱入遠去的車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