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木田無花，微信公眾號（木田五花，mutianflowerless）
聽這首歌，一定。
新工人藝術團《我們》：http://music.163.com/#/song?id=485354902
社會學的理論某種意義上是冰冷的，從 origin，framing，recruitment，organization，development，最後到 outcomes，我發現我最難以理解和分析的其實是 recruitment，缺乏一手資料，缺乏足夠的調查資料，我不能理解，當時的學生們，如何進入這種抗爭的狀態。一學期讀完趙鼎新老師，林南老師，各種學者大大小小的相關作品，終於完成 case study。一方面，我對它的認識不止於維園祭奠，另一方面，懷疑也愈加深重：我們能在社會運動上寄託什麼？
經歷了一言難盡的二〇一七年六月，再看到後臺朋友留言中的問題，恍若隔世。
在 6 月 1 日的《網路安全法》面前，在 6 月 30 日的《網路視聽節目內容稽核通則》面前，也許在回答這位朋友的問題「我們能在社會運動上寄託什麼」之前，我們需要先談前一個問題：在當下，我們還能對社會運動有所寄託麼？
這裡的「社會運動」，不僅是教科書上定義的「用體制外的策略，來改變現有體制，推動或阻止社會變革」，或者是「有組織的一群人，有意識且有計劃的改變或重建社會秩序的集體行為」。在二〇一七年，我們不得不為之下一個更廣泛的定義：「社會運動」就是當我們讀到「XX 票圈」或「X 粒銅豌豆」的文章，除了憤而轉發之外還想要「做些什麼」，但最終沒去做的那個「什麼」。
這裡的「寄託」，則可以理解為之前我們曾談及的「世俗信仰」。這種信仰不僅包括「對公共世界的珍愛」，還包括一種進步的歷史觀——這種進步的歷史觀並不是「線性發展」「五階段論」等話語中所潛藏的超驗進步主義，而是對於「進步」本身依然有其所指的信念，對於人的正確行動還能夠推動進步一點點的信念。
即使在二〇一七年的今天，這樣的信念也並沒有我們想象得那麼艱難。當我們說如今對於言論出版的管控是「開了歷史的倒車」時，我們正是在用哪怕微弱的話語實踐著這種信念—— 我們認為「進步」依然有其所指，能自由地說話是進步，不能自由地說話是退步；更平等地接受教育是進步，更不平等地接受教育是退步；勞動得尊重和保障是進步，勞動被輕視和剝削是退步。 即使在具體議題與行動方案上有不同見解，在這些根本問題上，我們很難說沒有共識，也很難說找不到量化與質性評估進步與否的方法。
能看到這裡的朋友，相信絕不願滿足於這樣一種生活：一件極不公的事發生了，我們在微信朋友圈裡刷屏轉發，傾吐激憤的文字；不過一兩天，事情不了了之了，記者的採訪稿看不到了；再過一兩天，新的事發生了，可我們除了那些日光下不過幾秒就會被 404 的文章，一無所有。所以，我們依然要問：剛才提到的那寄託或信念，那對於進步的一點點希望，究竟怎樣才能在社會運動中實踐出來？
具體而言，我們至少有兩種方法，當然這兩種方法也有共通之處。第一種方法，既然你拿一口紙糊的鍋，告訴我這真的是鍋，那我們就認認真真地準備食材、準備燃料，拿這口紙鍋生火做飯給大家看。這種方法的目的與其說是真的做出什麼飯來，不如說是告訴大家自己做飯很重要，有願意認真做飯的人存在，不是每個人都情願你餵我什麼我就吃什麼，而且如果我們願意改變，吃上自己做的飯也是有可能的。第二種方法，把這口紙鍋端上來，研究它的材料和設計，調查** ** 這口紙鍋是誰造的，紙鍋上之前的鐵架子是怎樣被強拆的，以及怎樣才能把這口紙鍋重新註上鐵；或者，重新鑄一口鐵鍋。
2017 年 7 月 1 日，公眾號「C 計劃」在推文中一一指出了《網路視聽節目內容稽核通則》違反憲法和其它法律的地方，並鼓勵我們以法律為武器發聲；如果作為會員使用者，我們上傳的影片被平臺依據《通則》刪除，可以根據合同權利要求平臺恢復影片，必要時起訴平臺：「這些法律手段有沒有用？如果我們不去使用它，它永遠沒用。」 這可以說是第一種方法，雖然「用它，也不一定有用」，但我們至少在這「做飯」的過程中，將自己投身於公共世界，活得更像一個人，給更多人帶來問題意識，讓更多人看到改變的可能性。
6 月 25 日在深圳的 「非正常遊園會」，則可以說是第二種方法的開端：從無磁內衣到上廁所喝水的離崗證，遊園會上全方位展示了富士康流水線工人一天的生活，參與者一進門就會收到專用於規訓工人的廠規廠紀檔案，還要在趕工擰螺絲中體會計件制工作的異化與勞動防護的匱乏。這樣的體驗或許不能賦予我們立刻「鑄一口新鐵鍋」的能力，但能讓我們稍微看清一點「紙鍋」的樣子，不至於只從紙鍋的一個邊角來調查研究；更重要的是，它能像紐帶一樣，促使我們中「研究紙鍋」的人和「鑄造鐵鍋」的人聯合起來，縱使如今組織上與行動上的聯合依然困難重重，思想與意識形態的聯合卻並非永無希望。
上述比喻與舉例又將引來一個問題：在種種社會運動中，「我們」是誰？ 也許，「在巨人腳下哭號」的，和「在旁邊說兩句風涼話」的，同樣是「我們」；認為高牆是個問題的，和享受高牆下安全感的，同樣是「我們」；寧願省下咖啡錢去買包年 VPN 的，和不得不頂著紅血絲全職刪網帖的，同樣是「我們」。利維坦不是銅鐵與程式碼，不是與所有人對立的他者，它終究是由包括你我在內的一個個人構成的。
在木田無花這個公眾號只有不到 73 位讀者的 2015 年末，我曾分享過一篇全職刪帖員小山的故事（趙晗《請刪帖員喝咖啡》，後臺回覆【小山】仍可讀到），那時的我在推薦語中寫道，「千百個小山們，成了齒輪，維繫一臺龐大而有獠牙的機器的運轉」。也許當時的我並沒有批判小山道德選擇的用意，但如今讀來，那時我依然在自己和小山們中間做了「主體」和「他者」的區分，並在潛意識中高看了「中產階層、受過良好教育、捍衛言論自由價值的」的「我」一眼。
當時一位讀者朋友回覆如下，我一直收藏到今天：
「恰恰是這些『普通士兵』，在遭受著雙重侵略。一方面，他們同樣受著這個龐大機器的控制，言論的禁錮一定程度上拖慢了積極改革的步伐，階級固化使得他們的上升通道更加狹窄，整個機器的獠牙更隨時可能撲向他們；另一方面，他們成為了機器的齒輪（參與侵略戰爭計程車兵有可能認同戰爭的價值觀，而小山們並沒有對他們工作的價值觀表示認同，只是一種為生計所迫無奈的接受），這個機器卻沒有提供給他們得體的生活條件，反而使他們在日復一日的工作中限制了自己的發展空間。記者的用意可能並不是在質疑小山們本身；通過文章中對小山生活處境的描寫，我體會到的記者對小山們的情感，更多是一種夾雜同情的複雜況味。」
如果我有幸能成為記者，在書寫「小山們」時，絕不會居高臨下地視其為「啟蒙」的物件，在體察到「複雜況味」的同時，也應比「主體」對「他者」的「同情」更進一步，站在「小山們」的立場上，調查其單位有沒有落實五險一金 / 四險一金，切實指出其勞動保障與技術學習等方面的需求，盡最大努力把稿子發出來；在和「小山們」聊天時，更要多多傾聽，語速放緩，語氣平和。
這也是一種「社會運動」，是我們在每日生活中的微小抗爭。
用餘生來求索個更好的現在
我愛我們啊
——新工人藝術團《我們》
「我愛我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