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謀”鄭永明：我永遠是工農的孩子
我是鄭永明，廣東工業大學讀書會的組織者。
看到張雲帆、孫婷婷相繼發聲，作為“主謀”，我誓與他們風雨同舟！
1994 年，我出生在江西省贛州一個國家級貧困縣的偏遠農村。我第一次去縣城是因為考上了縣裡的高中，第一次坐火車是因為我考上了大學。
我父母是貧苦農民，姐姐早早輟學進入血汗工廠。
包產到戶後，我家分到了兩三畝地，父母為了養活未名姐弟三人，在後山種上了果樹，如果果樹得病死了，全家就會聚在一起眉頭緊鎖，發愁這一年的生計。
你看，在贛南的鄉村，到處都是歪歪扭扭的標語：防治黃龍病！
黃龍病不會死人，但是果樹得了黃龍病，全村人就要難過死。
父母一遍遍地教育我，要讀書改變命運，改變全家靠天吃飯的命運。我懵懵懂懂的，只是想為辛苦的他們做一些事。
家務和學習是我生活的全部。我清晰地記得，砍完柴的手，握筆特別疼。
高中的時候，我有不會做的數學題，我的高中老師也講不清楚，他愧疚地說，孩子，對不起了。
我最終考取了南京農業大學，選擇了動物科學專業——豬的養殖與飼養方向——不要笑，只有這個專業有優惠政策。
在大學裡，我不能幫家裡做家務了，心裡空落落的。
我參加了許多志願活動，一次支教中遇到一個初一輟學的女孩，我想去說服她父母讓她繼續上學。她父親說，窮，沒錢，還有兩個弟弟，供不起三個——這不就是我的姐姐和我嗎？共同的命運和輪迴刺激我必須做些什麼。
我不斷地在書中求索，看《中國農民調查》的時候就像看到了勞累得直不起腰的爸爸媽媽；在《我是一朵飄零的花》裡又看到在流水線蹉跎青春的姐姐；直到看到《問蒼茫》《那兒》，我終於遇到了毛澤東。那個帶領工農解放自己的毛澤東，比印在鈔票上的他更值得我追隨！
理論和實踐使我願意成為馬克思主義者，讀書會和志願活動使生活不再因貧困而單調。
當大家為畢業和前途困惑的時候，我反而十分坦然，沒什麼可以傷懷的，養活自己，孝順父母，繼續幫助和父母一樣的工人農民，不就是最好的生活！
大學畢業之時，我被廣州的一家公司錄取。
我決定在這個嶄新的地方尋找同路人，學著青年毛澤東那樣“願嚶鳴以求友”——不久之後，廣東工業大學裡面，多了一張我的徵友帖子：知行合一，賦予弱勢權利，賦予青春深度！
我認識了越來越多的青年理想主義者，我帶著大家一起學習理論著作，探討社會問題，服務弱勢群體。在婷婷還沒來到番禺工作的時候，我帶著阿姨們跳廣場舞——我跳得特難看，但這也是那些阿姨們唯一的業餘生活了！
“阿明阿明，快來呀！”——我再也聽不到這樣的呼喚了。
在 11 月 15 日的晚上，我們在討論近幾十年的社會問題及其發展，如雲帆所言，我們的確涉及 29 年前那場風波。沒想到，保安直接破門而入，要求每個人出示身份證和學生證。保安拍了我的身份證之後讓我走了，而云帆和葉建科因為沒有帶證件而被留下。
後來我得知雲帆和葉建科竟然被扣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遭到刑事拘留。而我，也很快被捕了。
六七個警察在 12 月 5 日一腳把門踹開，瞬間把我按在了床上，好像我是極端危險的歹徒——是不是像警匪片一樣？
小谷圍派出所對我連續 8 小時審訊，他們認為讀書會背後一定有什麼巨大的勢力。
這個讀書會背後有什麼勢力呢？追根溯源，不過是身無長物的我和一紙徵友帖。加上幾個人的青春熱血便有了十幾個青年，一群可愛的後勤阿姨。
小谷圍派出所的警察還說我是“主謀”！
我的確是主謀——宣傳毛澤東思想，幫那些弱勢群體做些事情，是我“早有預謀”的，甚至“蓄謀已久”的！從我出生，就註定要走上這條“極端”的道路，“死不悔改”！
這樣的辦案的確令我大開眼界：因為有讀書會，就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因為讀書會有分工，就是“密謀組織”，因為我第一個發徵友帖，我就是“主謀”，因為張雲帆君北大畢業，自然也是“主要負責”，因為張婷婷是女孩子，看起來好欺負，就“乾脆”關進去！
在看守所的艱難歲月，孫婷婷已經描述得十分真實。小谷圍派出所的所作所為，確實看不出“人民公安為人民”——或者說，我們罪大惡極，不算人民！
這些指控實在是太過荒謬，因此後續的審訊我不得不沉默以對。於是又被定為“死硬”。後來他們竟然騙我說，因為我的“死硬”導致我的朋友都被抓進來了！（實則沒有），還說我是帶頭的不能坑別人，別人還得工作生活呢！我想，那隻好大包大攬一下了，於是根據他們提供的樣本，寫了親筆“供詞”。
出來之後，我才反應過來他們並沒有放過其他人，顧佳悅、徐忠良、黃理平、韓鵬四位左翼青年仍舊被追逃！
看到張雲帆和孫婷婷的自白書，和熱心群眾的仗義執言，我幾度潸然淚下。
在孫婷婷的微博上，看到那麼多人的關心，我默默地替她高興。
可是昨天晚上，我發現婷婷微博下面的畫風漸漸變了，有許多口徑高度一致的帳號近乎同時出現，霸佔了評論區的前排。
——這是在證明婷婷“罪有應得”嗎？！
如果說我們背後有“境外勢力”“工會”，如果真的有這些，依小谷圍派出所的行事作風，早就大張旗鼓昭告天下，而我這輩子大概出不來了；實際上，警方的確不斷問我有沒有錢，誰給的錢，但很快發現讀書會列印資料的開銷不過幾百塊，我家徒四壁，挖地三尺都找不到大票子——也就不了了之了。
而關於我們的討論內容——關於我們討論的內容，張君已經說得十分明確，我們的閱讀書目，在圖書館也都能借到。最重要的是，警方抄走了一切相關的東西——那我怎麼給大家看呢？
還有這樣的混帳邏輯：如果有“過激”言論，我們就應該“為此負責”；就應該被八小時車輪戰，應該睡地板，應該丟掉工作，婷婷也活該受到如此對待。
——貌似“理客中”的背後，不僅卑微如塵土，而且扭曲如蛆蟲。
在這些人眼裡，所有踐行理想的人都是別有用心拿錢辦事，所有仗義執言的人都是頭腦發熱被帶節奏。
我更願意相信這些人只是被僱傭的水軍。
而是誰僱傭了他們呢？是誰至今不拿出來詳實的證據平息公眾疑慮，回應雲帆和婷婷的揭露，反而使用組織化的水軍試圖扭轉人民的聲音呢？既然你們有法有據而我們“罪有應得”，那為什麼只會用刪貼的手段來讓我們禁言閉嘴？
善良的人們，我們從未要求無條件的信任，只希望你跟從內心的正義，
希望你一直睜著雪亮的眼睛！
我會和雲帆一起面臨風雨，也要為婷婷贏回尊嚴！
我會一直髮聲，直到顧佳悅、徐忠良、黃理平、韓鵬四位獲得平安！
因為我是工農的孩子，我永遠都是工農的孩子！繼續幫助和父母一樣的工人農民，是我最好的生活！
鄭永明
2018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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