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元朔二年（前 127）正月，漢武帝頒布推恩令，令諸侯王分封子弟為列侯，並將王國封地分給自己的子弟。這直接引致了尾大不掉的各諸侯王國的分崩離析，大一統的中央集權正式建立。自此，由共主或中央王朝給宗族姻親、功臣子弟分封領地和相當治權為特徵的封建制，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長達兩千多年、幾乎看不到盡頭的對專制集權的反覆爭奪與迴圈更替。
元和二年（西元 85 年），漢章帝下令在全國推行干支紀年，並一直延續至今。與西方公元紀年的絕無重複不同，干支紀年每 60 年會重新一個輪迴。
我們這個民族，最鮮明的底色與烙印，在幾乎兩千年前就已定型，之後只是一輪又一輪的輪迴而已。
這，算不算一種冥冥中的宿命詛咒？
二
1898 年 9 月 28 日下午四時，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刑場，烈日高照下的刑場上人山人海。這是中國近現代史上頗為悲壯黑暗的一個日子，譚嗣同、劉光第、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等 6 位維新變法人士在這裡被處斬，圍觀的上萬百姓興奮地向他們身上扔著白菜幫子！這一年是中國的農曆戊戌年，史稱「戊戌六君子」。而由他們主導的那場比日本明治維新晚了 30 年的變法，史稱「戊戌變法」。
這場變法的大背景，是中國已經停滯了近千年的社會與羸弱不堪的競爭力。儘管 GDP 一度達到過全球的三分之一，但清王朝其實在「康乾盛世」最頂峰時就已開始脫離世界發展主流，開始走向衰敗的不歸路了。除了物質財富產出效率被工業革命後的歐洲越拉越大外，清王朝頂峰時期的 18 世紀，人類真正的進步是政治制度文明。乾隆十三年（1748 年），孟德斯鳩發表了名著《論法的精神》。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美國的清教徒們在這一年發表了「人人生而平等」的獨立宣言，一個幾乎一無所有的叫美利堅的新國家誕生。乾隆五十四年（1789 年），法國爆發資產階級大革命，提出「主權在民」原則。乾隆退位後的第二年（1797 年），華盛頓宣佈拒絕擔任第三任總統，完善了美國的民主政體。
18 世紀，世界文明大潮的主流，是通過立憲制和代議制「實現對統治者和權力的馴化，把他們關到法律的籠子裡」。而在地球的另一端，滿清皇帝們積幾代人上百年的努力，完成了中國歷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制統治，把民眾關進了更嚴密的專制統治的籠子裡。
史書上津津樂道的「康乾盛世」，其實只是以空前的政治穩定，養活了數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中國今天的版圖。然而對比 18 世紀世界文明的發展，康乾時代是一個只有生存權沒有發展權的家天下，也是中國歷史上民眾權利被剝奪得最乾淨、意志被壓製得最靡弱的時代之一，是一個基於少數統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設計出來的盛世，其給中華民族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創傷，遠大於這一時期的成就。
亞當·斯密在鉅著《國富論》中是如此刻薄地批評彼時的中國的：
「中國長期處在靜止狀態，其財富在多年前就已達到該國法律制度允許的最高限度。如果改變和提高他們的法治水平，那麼該國的土壤、氣候和位置所允許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出很多。」「富人和大資本家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窮人和小資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隨時都可能被低階別的官僚藉口執法而被強加掠奪。」
這種對平民財產的肆意剝奪，有的時候是一種個別行為，但更多的時候則是一種專制集權基礎上的政府行為。由於私人財產得不到有效保障，中國成了世界上財產繼承與創造都極為低效的國家。
但這其實不是康熙乾隆們的錯。於他們而言，不受制約的專制集權，就如同壯年男人面前的春藥與後宮，斷無主動放棄的可能。
世紀之交的 1799 年，華盛頓在大洋波岸去世，他給世人留下了一部三權分立的憲法，以及一個蒸蒸日上的現代國家。同一年，乾隆去世，留給他子孫的，是一個看似龐大，實則羸弱不堪，一推即倒的「泥足巨人」。
100 年後，飽受鴉片戰爭及甲午海戰羞辱的康乾子孫們，推動了那場沽名釣譽式的變法。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的譚嗣同並非「根正苗紅」的革命者，某種意義上，他甚至屬於「既得利益者」。其父譚繼洵為晚清重吏，於京城戶部任官十六年，後調任甘肅任省按察史，光緒十五年調任湖北巡撫，嘗兩次兼代湖廣總督，為正一品封疆大吏，累官贈光祿大夫。
但譚嗣同是少數看清了中國千年輪迴癥結的人，而 1895 年甲午海戰的慘敗與中日《馬關條約》的簽訂，則讓他開始對這個腐朽沒落的專制王朝絕望，所以他要「廢君統，倡民主」，指出「數千年來統治者皆大盜也，實為民賊！」，這也是「蒙幸」被光緒帝徵召入京，參與變法新政後，他的激進主張最終會觸痛「專制君權」這個慈禧太后底線的原因，加之維新派荒唐的「圍園劫後」計劃觸怒慈禧，1898 年 9 月 21 日，慈禧太后發動宮廷政變，將光緒皇帝囚禁於瀛臺，並下令逮捕維新派人士。
事實上，維新派所謂的「激進」主張裡，甚至連「君主立憲」都未列入——一旦涉及到最核心的「專制權利」，就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所以這場在史書上「轟轟烈烈」的變法，其實是一場幾乎一開始就註定會失敗的帝后權利爭鬥而已。
但這絲毫不會黯淡譚嗣同的光芒。他如同一顆劃過暗黑夜空的流星，留下一道異常耀眼的軌跡，引導、激勵著一個又一個不自由、毋寧死的熱血兒郎，在為了自由理想的道路上衝鋒陷陣，不畏生死！
作為封疆大吏的兒子，他本來也可以和梁啟超那樣出逃保命。但為了中國變法自強的大業，譚嗣同選擇留了下來，試圖用自己的鮮血來喚醒麻木的國人。在刑部獄中他給梁啟超的絕筆書中寫道：「嗣同不恨先眾人而死，而恨後嗣同死者虛生也。嚙血書此，告我中國臣民，同興義舉。」
「壯矣，維新欲殺賊而未迴天，終成國恨；快哉！喋血屹崑崙以昭肝膽，長醒吾民」——這是後人撰於譚嗣同故居上的對聯。
只是從 1898 年 9 月 28 日菜市口刑場上萬人同嗨的現實，以及那個戊戌年後中國近百年令人唏噓的詭異走向，「有心殺賊，無力迴天」的譚嗣同是否真「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殊未可知。
三
一個有趣的設問是：如果 120 年前的那場變法並未中斷，中國能自強嗎？
這個問題，在戊戌變法兩年後，慈禧和光緒都問過自己。
1900 年 8 月 14 日，假義和團之亂而起兵的八國聯軍攻入北京，京城完全陷落，一手扼殺了戊戌變法的慈禧倉皇出逃，一路狂奔到西安——這個出逃行為被清政府取了個很唯美的名字：「兩宮西狩」。
1900 年 8 月 20 日，慈禧假光緒之口，發布帝國的《罪己詔》，皇家檔案的豪華文采全不見蹤影，像極了一篇小學生因為小錯而寫給老師的悔過書。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不讀不行，讀之生厭。
《罪己詔》，把罪過一股腦推到了「愛國者」義和團身上，下令對義和團「痛加剿除」：淶涿拳匪，焚堂毀路……妖言邪說，煽動愚人……膽敢紅巾露刀，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圍攻使館……天下斷無殺人放火之義民，國家豈有倚匪敗盟之政體？
「天下斷無殺人放火之義民，國家豈有倚匪敗盟之政體？」——不知道那些被炮灰了的「愛國者」看到這兩句文縐縐的「愛國成賊」的評判，會作何感想？或許利用過後，碾做炮灰，就是他們的宿命？
慈禧假光緒之口發布的《罪己詔》中有一句頗值得玩味的話：「即無拳匪之變，我中國能自強耶？」
在整篇《罪己詔》中，只有這句反問，像是皇帝自己的話。
可是，話是問的不錯，問題是：問誰呢？整個大清帝國，誰有這個視野和見識，能回答這個問題？
被史書奉為「睜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其實是沒有這個能力的，他其實只是史學家雕琢出來，用以反襯滿清當權者多麼眼光狹窄短淺的一尊吉祥物而已。魏源賴以成名，並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著作《海國圖志》是在南京城西清涼山下烏龍潭邊，在林則徐主持編譯的《四洲志》的基礎上「編撰」而成的。
換句話說：世界你都沒觀過，哪來的世界觀？
在一個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的過程中，一批知識分子到發達（歐美）國家親眼觀察並引進先進的思想與制度，至關重要。如果不直接地觀察對比，僅僅通過閱讀瞭解，常常是隔靴搔癢，甚至斷章取義，走向極端。
與魏源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與他同一個時代的福澤諭吉：前者留下了一本夾生熟的書，而後者在遊歷歐美后，以思想為武器，直接引致了整個日本的現代化。
客觀地說，慈禧是有視野和魄力的。她不反對變法，據費行簡《慈禧太後傳信錄》載，早在變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對光緒帝說：「變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制械，以圖富強也。」「苟可致富強者，兒自為之，吾不內製也。」沒有慈禧的支援，戊戌變法根本不可能推行。而百日維新後慈禧扼殺變法，無它，只是因為變法最後在試圖拿走她的權杖，完全架空她。
慈禧一點也不排外，甚至對西洋器具情有獨鍾。1861 年鹹豐駕崩，20 多歲的慈禧，沒有像 20 多歲的武則天和孝莊那樣用陪睡換江山，而是直接發動政變上臺。慈禧在奪取大清統治地位之後的前三十多年裡，只做了一件事，就是選擇了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引進西方科技」的洋務運動。她果斷啟用了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外向進取的漢人，並提升李鴻章為洋務總工程師。洋務運動快速發展了大清的經濟：火車鐵路，兵工廠，紡織廠，電報局，北洋艦隊，機械化露天煤礦，煉鐵廠等等行業企業第一次出現在封閉千年的中國。洋務運動只用了短短三十多年時間，就把一個等同於唐漢時期農業經濟體的國家，帶進了近代經濟體的大門——這在幾千年中國歷史上實屬開天闢地。
但作為全球最大專制集權政體制的最高掌權者，對權勢的戀棧，將令慈禧排除任何可能引致統治風險的選項。這是一種無法醫治的，骨子裡的排外——排斥的不是外人，外面的技術，而是任何一個可能根本上動她權杖的事物，無論是人，還是制度。
但只靠洋務運動一條腿發展起來的大清，很快就跌倒了。就算大清的歷史沒有甲午戰爭的慘敗，只發展經濟的洋務運動也註定保不住大清。一位學者如是論述：因為西方的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是同體制配套使用的結果。大清只引進科技，就像買手機不要充電器，待機時間再長，也會沒電的。
歷史也並不是沒有給清王朝機會。當時最見多識廣，視野最闊的，算是李鴻章了。他是中國第一位專門與「洋夷」打交道的人，也是大清第一個外交家。如果說慈禧是「洋務運動」的總設計師，李鴻章就是最堅決的踐行者。
1896 年，七十有四的李鴻章開始遊歷歐美，歷時近 7 個月，行程 9 萬裡，先後遊歷了俄、德、荷蘭、比利時、法、英、美、英屬加拿大等。在這些國家，他受到了熱情款待，會見了俾斯麥等各國政要，也參觀了工廠、報社、學校、礦山、電報局、銀行，在德國還專門請醫生以「電照法」即 X 光檢查了年前馬關談判時被日本憤青小山豐太郎行刺時仍留在臉上的子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