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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的女兒，陳小魯妻子粟惠寧向親朋好友發出資訊說：
“我們最摯愛的親人陳小魯因急性大面積心肌梗死，在海南三亞301醫院搶救無效，於2018年2月28日不幸辭世。妻子粟惠寧攜子正國兒媳李斐妍泣告。”
據瞭解，陳小魯昨天白天都很好，上午夫妻倆一起從海口開車返回亞龍灣，中午在萬寧朋友家吃飯。陳小魯中間還躺下休息到兩點多才動身。五點鐘回到球會，沒吃晚飯，夫妻倆一起去對面的喜來登酒店走了一趟。
晚上21：20，陳小魯準備洗澡睡覺，解大便很用力。然後就說了一句:小惠，我不好！就倒下了。粟惠寧叫120急救車把陳小魯送海棠灣301醫院路上，他就沒有心跳呼吸了。
陳小魯，1946年生，陳毅元帥之子。夫人粟惠寧，粟裕大將之女。
文革中，陳小魯倡議並組建了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簡稱“西糾”，成為文革中第一個跨校際的紅衛兵組織，陳小魯也成為風雲人物之一。
1968年陳小魯被周總理送到部隊監護鍛鍊。一年半後，因表現優異被准予入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任解放軍第39軍244團政治處主任。
1976年調入總參二部，後任駐英武官助理、副武官。
1985年任北京國際戰略問題研究學會副秘書長。1986年參加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翌年10月任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社會改革局局長。
1992年以上校軍銜轉業從商。
陳小魯近年進入公眾視野，因為兩件事： 2013年公開為文革中的所作所為道歉，以及捲入AB的風波中。
特殊的背景，加之特殊的年代，他的經歷絕非常人所能把握。現摘選部分他的自傳文字，重新認識其人。
人死為大。是非成敗轉頭空。至於他的歷史，就留待時間去抒寫和評價吧。
一 我的父親陳毅
我1946年出生在山東，最早類似“潛意識”的印象，是坐在船上去大連。
那是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山東解放區的時候，部隊就把我們一批家屬海路轉移到了當時蘇聯紅軍控制下的大連。在華東野戰軍打下濟南後，我們才回到山東。
我四歲的時候，家搬到了上海，我被送進宋慶齡辦的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幼兒園。那時候，我家住在上海興國路的一座小樓，現在好像是家賓館。
我6歲進了上海南洋模範小學，那是所一流的學校，但不是幹部子弟學校，當時上海就那麼幾個共產黨幹部，所以也沒有什麼幹部子弟學校。
我那個班的同學大多是1945年出生的，我比人家都小一歲，個子兒也小，所以在學校裡，我屬於那種“跟屁蟲”。在外面和同學玩，我只能跟著別人後面亂跑。
我家是1955年搬到北京的，先住在東交民巷新八號。在那裡和羅榮桓、賀龍、張鼎丞住鄰居。
我起初上的是北京育英學校，大家都住校。有一次，我有一個月都沒回家。母親不高興了，說：這孩子怎麼老不回家呀？這不行。在育英上了一年之後，母親就把我轉到北京第一實驗小學走讀。
在育英學校時，人家問：“你爸是幹什麼的？”我只知道我爸叫陳毅，真不知道他幹什麼的。到了實驗一小，同學們有的說，我爸爸是司令，他爸爸是部長。
在家裡，父母從不跟我們講什麼職務、級別這些事兒。我就覺得他也是個“幹部”吧，在政府工作。後來我是從報紙上看到父親是外交部長、副總理，是個大幹部。
我記得很清楚，在第一實驗小學畢業時填表，班主任才知道我是陳毅的兒子。他說：“哎呀，我根本沒想到，你是陳老總的兒子呀！”
二 海里的日子
1958年我家搬到了“海里”。
我們家是在懷仁堂西側的一個夾道內，這裡據說原來是宦官還是宮女住的，叫慶雲堂。
這個夾道內有四家。第一家是李富春，他家門的朝向和懷仁堂平行，那個院是標準的四合院，差不多有十來間房子，大約八百平方米吧。正房有七間，比較寬，側房也有個五間吧。他家側面是個夾道，我們都走這個夾道。這個夾道第二家是側面開門，是譚震林家。第三家就是小平家，第四家是我們家。我們這四家住得比較近。懷仁堂後邊原來是林伯渠住，懷仁堂的東側是董必武、陳伯達家。
海里面分三個區，我們住的這片叫乙區，然後走西門。甲區是主席、楊尚昆他們住，辦公廳在甲區，劉少奇原來也在甲區住。林伯渠去世後劉少奇搬到他那去了。甲區和乙區之間是有崗哨的，好像是甲區可以到乙區，乙區可以到丙區。乙區到甲區要經過登記手續。
我當時很規矩，就在乙區和丙區活動。海里有兩個游泳池，據說是主席用稿費修的。一個室內的和一個室外的。丙區是機關，總理的西花廳在丙區，還有普通幹部住在裡面，文革中就全給清出去了。
那時候很熱鬧。夏天的環境很好，可以划船，可以游泳。一般人中午12點以後可以去游泳，游到一點半就離開，因為兩點鐘要上班。
主席在北京時，一點半後肯定來游泳。他有一個專用的更衣棚子。換了衣服，就下水游泳。一些小一點的孩子們一點半上來以後，換衣服的時候就故意磨蹭，這樣就可以見到主席了。
主席看到這些小孩子們，有時就會招呼：“你們都來遊啊！”主席說了，誰還敢管？小孩們喊著，“毛爺爺好”！就紛紛跳下水。
那時我年紀稍大一點了，比較自覺，不會這樣做。
三 政治啟蒙
我上初中，進的是北京四中。也就是那一年，我有點開竅了，關心政治了。
那時小孩子們講的“政治”，一個是國際大事，另一個就是黨史。當時整個中國在搞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以及大煉鋼鐵等。
學校給學生們開設了政治課，還經常組織學生上街遊行。政治課講“一大二公”、講共產主義，還以“解放臺灣”為題開展過課堂辯論。
我當時發不了言，只有聽的份兒。四中是幹部子弟扎堆兒的學校。對這些政治問題感興趣的、參加辯論的多數是幹部子弟，不少幹部子弟那時候就比較有政治意識了。
比如林立果，只比我大一歲，可好像什麼都知道，林彪似乎有意讓他看中央檔案。他也願意對我們說，就是這幫子幹部子弟，在政治上啟蒙了我。
初二那年，我得了肝炎，後來又得了腎炎，休了兩年學。因為老治不好，父親挺著急，就把我送到上海的華東醫院去治。
華東醫院是高幹醫院，住院的都是軍長、市委書記這類人。他們也知道我是陳毅的兒子，聊天時也不避諱我。經常聽他們聊天，也算是另一種政治“啟蒙”吧。
對父親，我從來不提問題，也不主動說。他要問我什麼，我能搪塞就搪塞過去，這樣就給他留下一個遲鈍的印象。他說，昊蘇文采比較好，老三比較遲鈍，但是比較忠厚。這是他對我的評價。
父親對我們子女有規定，他寫的詩詞，我們可以看。但檔案，我們不能碰。偶爾聽到父母之間談工作，不能插嘴問。
父親經常說，父母在家裡說的話，你們即使聽到了，也不能到外面去亂說。我父親從來不把黨內的事情跟我們講，有時候他跟我媽媽有一些交流，就說你們出去吧。
父親對我們的要求，一個是“我是我、你是你”，別有什麼優越感。他常對我說，你生活、學習的條件這麼好，都不是你自己創造的，你不能有優越感。另一個就是告誡我：“一將功成萬骨枯”，意思是講：他的功勞來自於人民、來自於黨，不是他一個人的，是多少人的犧牲換來的。今天做大官，不能忘掉老百姓，不能忘掉犧牲的戰友，子女更不能以父母的地位去自居。還有一層意思：他確實不贊成子女長大從政，從不在政治上刻意培養我們。他要我們學科學技術，要有一技之長。我哥哥昊蘇當時想考文科他就沒同意，所以昊蘇考的是理科。
父親反覆強調不能有優越感，就是因為幹部子弟容易有優越感，因為他知道的比別人多，他父親的官比別人大，他生活條件比別人好，他可能有自然紅的思想。我父親反對這個。這是他的一個重要思想，經過多年薰陶，對我的人生觀形成有很大的影響。
記得休學期間，我在家看古文，看到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句話，它一下子就進入我的腦瓜了。我覺得這話太有道理了，和父親平時教導我的這一套相一致。從那時起，我就逐漸把這句話作為做人的信條了。
四 文革是場窩裡鬥
1963年，我高中上了八中。
八中學生中大約三分之一是幹部子弟，三分之一知識分子子弟，三分之一是當時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弟，工農子弟少。
我從四中來的，但考八中時，分數還是稍差了一點，是“照顧”進去的。那時可能只有像我這樣的才能得到這種“照顧”吧，父親太有名了，我的分數就差一點點，學校說，那就讓他進來吧。
到了高中，我開始真正關心政治了。
轉眼就到了1966年，我也上了高三。社會上階級鬥爭的火藥味卻越來越濃。先是批判什麼“三家村”，很快又批判“四家店”，越來越緊張了。到6月份，聶元梓大字報發表了，學校停課，國家宣佈取消高考。一宣佈不高考了，全班同學都高興得不得了，把書都扔了。
聶元梓的大字報之後，全國就亂了。
一次在家吃飯的時候，父親和我們談過一次。他說，“文化革命來勢洶洶啊！你們學校怎麼樣了？”我說，學校停課了。他說，這個鬥爭很複雜，你們要把握住自己。他還說：“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有人找你，你也不要管，不要問，不要介入進去。你學校的事，我也管不了，也不要跟我說”。
這樣，我們就算“劃清界線”了。當時我覺得這樣挺好。所以，後來我所有的行為，跟父親都沒有關係。我從來沒向他報告過，他也從來沒有問過我這些事情。
不久，團中央的工作組就來了，控制了局面，並把我還有另外兩個同學吸收成為工作組成員，並宣佈校領導靠邊站，檢討。
我從一開始就是個學生領袖，還專門給老師們訓過話。我說，過去有出戲是“三孃教子”，現在是“子教三娘”。後來這也成為一句名言。
7月29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北京大中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那一次我在現場，而且離主席臺特別近，印象也特別深。
那天，主席本來沒有出席大會。在劉少奇講話中間，主席突然從後臺走出來了。他走過劉少奇身邊時，劉轉身想跟他打招呼，主席根本沒理他，可以說看都沒有看劉一眼，就過去了。
我當時就覺得，不大對頭啊！我以前見到的這些領導人碰面時，都不會這樣呀。過了幾天，有人對我說：出事了！主席寫了《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劉少奇可能夠嗆。
當時我還聽說，也有些領導人的子女還跑到彭真家去造反，鬥彭真，並讓張潔清阿姨在地下爬。
我一聽，心裡特別難受。文化革命，“造反”就是這樣嗎？他們都是長輩啊！過去我家和彭真這些人家裡的關係也是挺好的，見面都要叫他們“叔叔、阿姨”的。
我就覺得心裡非常難受，不理解。我真的沒法理解，可能是那種“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感覺在裡頭。
五 主席說：陳小魯不提倡打人
7月29日之後，各學校大多模仿巴黎公社原則選舉“校文革”，來領導學校的運動。
八中選舉校文革是工作組撤了後，由我們幾個學生領袖組織的。
我不想進校文革，可選舉的結果，我得了1100多張票，差20多票就滿票了。那時的青年人都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也是眾望所歸。大家選你了，沒辦法，只得幹。
進入8月份以後，紅衛兵興起。八中也有些同學成立了紅衛兵。
接著，紅衛兵打出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我不同意這樣的口號，也沒參加紅衛兵。
很多同學也都不滿意，記得有一次學校開大會，高三的一個同學，他父親是解放軍的將軍。他上臺講話時，下面有人喊：“報出身”！他故意說：“反革命”！說完，就把麥克風扔掉了，表示對這種極端化的抗議。當時全場人都呆了。
對於對聯，我勸他們用主席“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來替代那個對聯。
因為同意對聯的，有不少是朋友，我不願意和他們正面衝突。反正用主、席的詩總不會有錯的，誰也說不出什麼，同時我也表明了態度，這是講策略吧。
後來，8月18日，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我也沒去，因為我不是那種“積極分子”，也沒人通知我參加。
在校文、革期間，我曾發起組織了一場“四、六、八中”都參加的批判會。以前工作組在的時候不批教育部門的領導，我就挑頭組織一次批判北京教育局的書記張文松和教育局局長李晨，還有學校黨支部書記的批判會。
我提出後，四中、六中都同意。會場定在中山公園裡的音樂堂。然後我到教育局，找那裡的群眾組織邀他們一起開大會。
開會時，我是坐在主席臺上的，不過我不是主持人。批判會，就是組織人發言，發言後就該結束了。可突然一群學生衝上主席臺，痛打那些書記們，打得他們頭破血流啊！我沒辦法，擋不住的，趕快說，“停下！把他們‘踏倒’在地！”然後就舉起紅衛兵的旗子，喊口號，這樣就不打了嘛。
後來聽說，以前在八中當過校長的溫寒江，後來在教育局工作，當時是五六十歲的老頭了，那天也被八中高一年級的幾個學生押著，從八中一路小跑到音樂堂，一路還用皮帶打他。
1966年8月18日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時，講了句話“要武嘛！”
這句話真是要命啊！在這個“要武”出來之前，我們還可以控制住局勢，因為《十六條》有“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政策。
這個“要武”出來以後，我們就沒法管了。我覺得這句話不一定是主席有意提倡，可能隨口說說而已。但是對於普通學生來講可不是這麼認為的，他們認為這是個號召，所以武鬥就控制不住了。人家說，毛主席都講了“要武”嘛！
對我來講，文革是我的第一次社會實踐。我有錯誤，我鬥爭校領導肯定是錯誤的，我主持開會批判北京市主管教育的領導肯定是錯誤的，而且在這個會上他們都捱了打。因為我控制不住這個局面。我想象的就是批判一下，大不了喊喊口號，但是直接拿皮帶打就失控了。
這次會議對我的影響也很大，感覺很不好，決心以後再不挑頭搞這種事了。
我雖然公開反對打人，但那時我真管不住。我說，如果你們一定要打人，也別在我面前打。我也沒有辦法，守不住啊！包括八中黨支部書記在文革中自殺，也是那樣。
有一幫學生打人，打得不像話了。我說，你們不要打他，“讓他回去反省”。我們專門把那個樓看起來，不讓人進，怕出事。最後還是出事了。
我當校文革主任的任內，八中也死了不少人啊，自殺的，打死的都有。後來沒人追究我，是因為當時我的態度非常明確，反對打人。
1966年10月召開工作會議。會後，我父親告訴我：你前一段，毛主席給你做了結論了。毛主席在會上說：陳小魯好，反對打人。前一段有結論了，你以後要注意，不要到處惹是生非。
六 發起成立“西糾”
八月份，“天下大亂”。
紅衛兵在蘇聯駐華大使館前開大會、遊行，把那條街改名為“反修路”。八中也有人參加，他們回來告訴我說，總理講了：中學紅衛兵是一盤散沙，不知道誰是頭兒，找不著頭兒，也管不起來，有些精神也傳不下去。
總理意思是，主持這次“更名”活動的紅衛兵聯絡站不能解散，是不是可以變成一個常設機構？八中的紅衛兵就說，我們做不了主，我們學校有頭兒。他們回來就告訴我了。
我說，咱們可以串聯呀。我就去找四中、六中的朋友商量，提出成立“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每個學校紅衛兵組織，抽出十幾個優秀的人，做糾察隊隊員，管理好自己的學校，再組成一個聯合的指揮部，來統一排程。
為什麼是“西城糾察隊”呢？因為我的想法是，我們“四、六、八中”都是在西城區，我們最好只管好自己眼皮子底下的事兒，海淀的、東城的，太大了我們管不了。
結果我們一拍即合，馬上就召開了一個西城區各校紅衛兵組織都參加的會。
1966年8月25日，“西糾”成立，馬上就有很多事情要處理。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西單商場來人了，說你們能不能讓我們繼續賣“米老鼠”奶糖呀？有紅衛兵來商場說“米老鼠”是“四舊”，不能賣，要封存起來。天這麼熱，糖都化了，國家財產受損失啊。我說，那你們換個包裝呀。他們說，奶糖都是一塊塊用糖紙包起來的，怎麼能一塊塊地換呢？最後，我說，這樣子吧，我給你們發個“佈告”，宣佈為了保護國家財產，你們可以把現有的存貨賣掉。以後，你們就別再進貨了了。
成立“西糾”，我沒有後臺。這件事父親根本就不知道，因為我們早就約定劃清界限了。
當時，八中一些同學曾跑到外交部去“造反”，說外交部副部長們搞“封、資、修”什麼的。我父親自出面解釋，並保證將來把處理結果告訴他們。
父親最後問：“怎麼跟你們聯絡啊？”“你告訴陳小魯就行了。”父親沒有反應過來，就問他們，“陳小魯是誰啊？”“陳小魯是你的兒子，你不知道？”他們回來，就和我開玩笑：你是不是假的呀？你爸爸說不認識你？
8月31日，主席第二次接見紅衛兵。因為上天安門大家都穿“制式服裝”，我沒有，只好借來一套軍裝穿上。我還弄了幾個編有號碼的“西糾”臂章。1號準備給毛主席，2號給林彪，我這個發起人自己戴了個3號，沒給總理準備。
我剛上了城樓，下面就出事了。那一次，主席先坐車到廣場轉一圈，然後回到城樓。回到金水橋的時候，一個鞍山的學生，要見主席，就撲倒在車下。一下子就把車隊逼停了，群眾都向車擠去，很危險。不知道誰說，你們紅衛兵還不趕快去維持秩序啊？一幫西糾的人就解下皮帶，當著主席的面就打擠上來學生。
據說主席看了很不高興。當時我在城樓上，看見了他們在打人。我估計那件事的結果，讓主席對“西糾”印象很不好。
“西糾”是我發起成立，是要糾察紅衛兵的，但那時我根本沒參加過紅衛兵。不過大家都以為我是當然的紅衛兵。發起成立“西糾”靠的是我在學校裡的威信。
但是成立以後呢，我在“西糾”的總部裡只呆了一天，以後就再沒去那裡了。四中的同學就成為主要負責人了，在那裡主政。我比較隨和，也自覺地不管什麼事了。
有一次，葉帥、謝富治等來西糾駐地視察，我也沒去。那時“西糾”與總理那裡保持著密切聯絡，總理、葉帥都很支援西糾的事。
我當時在北京站也看到一些所謂的“地富反壞右”被遣送回家，很慘啊。當時我心裡也挺難受，也沒辦法。這些人被掃地出門了，什麼也沒有了，拉家帶口的，回去怎麼生活呀。
人皆有惻隱之心，我總是覺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啊，我還想象過，我要遇到這樣處境，會怎麼樣啊？
七 “西糾”二三事
“西糾”成立之前，八中紅衛兵取締了民主黨派，這事兒是我挑頭乾的。
“破四舊”中，紅衛兵到處發“通令”，看到什麼不順眼，就發通令“破”掉。我們也不能無所事事啊，就琢磨，搞點什麼呢？於是就想起民主黨派來了。我們就寫個通令，要這些民主黨派解散。通令不是我一個人寫的，是大家一塊湊的。
我記得很清楚，就是我們商量過，覺得這個事可以幹，就發了通令，要求民主黨派3天，也就是72小時內解散。發完通令，就把這事忘了。還沒到72個小時呢，民主黨派機關的群眾組織就來電話問，期限到了，你們怎麼辦？我就說，收大印。他們說，那好，我們來車接你們。當時收印的時候，我沒去，別人去的，八個大印全部收回來了。
大概過了一兩天，我在中南海見到李富春。我回家時，從他家的門前經過。他正走出來，把我叫住，問：解散民主黨派，是不是你們八中乾的？我說是。老頭說，這麼大的事情，你們就擅自作主？我們黨、我們中央，對民主黨派有統戰政策，你們知道不知道？他批了我一頓。我說，那怎麼辦？我們把大印都收回來了，再還給他們嗎？老頭半晌才說：“你們以後做事，要多動動腦筋，不要輕舉妄動！”
文革後那位派車接我們的民主黨派的工作人員，告訴我的一個同學，當年我們發了通令以後，民主黨派非常緊張，不知怎麼辦好。後來總理知道後出個主意，就是“先發制人”，先“繳槍投降”。投降了，紅衛兵就不會再找麻煩了，民主黨派就保護起來了。事情真相可能就是這樣。
九 困惑和迷惘
11月份以後，風向就很明顯了，中央已經提出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我當時覺得比較迷茫，而且那個時候揪鬥我父親也開始了。
一個朋友告訴我，謝富治囑咐自己的兒子，他是四中的紅衛兵，以後不要到“西糾”那裡去了。聽了這個以後，我就明白了，上面對“西糾”不滿意了。
我們成立的時候，給我們又送車、又送東西，“西糾”的辦公地點都是中央給的，領導還去駐地去看望，沒幾天又不滿意了。於是我產生了為“西糾”善後的想法。
我召集西糾的人說，現在形勢對我們很不利，堅持下去，可能比較困難，因為中央也不太支援了，而且裡面的矛盾也很大。“西糾”面臨三個選擇：一是“散攤兒”；二是“倒旗”，三是對著幹。
我用的是“散攤兒”這個詞，不是解散。不過，“散攤兒”心有不甘，我沒做錯事，幹嗎解散？頂著幹，風險太大，上面不支援了嘛。我主張“倒旗”，就是停止辦公。糾察隊本來就是大家集合起來的，我現在停止辦公，但是隨時都可以樹旗再幹，捲土重來。
但是，這時“西糾”又換了一茬人主政，他們不幹，說，你們這幫人當“官”過了癮了，我們還沒幹過，我們還得幹呢！結果西糾停止辦公的想法沒有實現。
“西糾”的作用，從我的想法來講，就是當時紅衛兵有點出格了，打人呀抄家呀，中央怎麼認為我不知道，至少我認為已經出格了。
當然這個作用有多大也不一定，只不過是我們這一群小青年在文化革命中的一個實踐，這裡頭也可能有對左傾路線的抑制或者是抗爭，但是西糾本身也有人打人啊，後來取締西糾就是因為六中搞了一個集中營之類的，實際上這個跟我們沒關係，我們也不知道。
這時，文革搞得國家已經面目全非啦，鬥來鬥去，父親也受衝擊了。我更加迷惘了。
我們這邊，“西糾”也解散啦，八中有的同學成了“西糾造反派”，就是“哪裡摔倒了，哪裡爬起來”那種。中央文革認可了，還讓他們在大會上發言。然後呢，另一部分人轉而對抗，就參與了“聯動”。“聯動”的事，我是知道的，但跟我沒什麼關係，沒有參與。
此後，我更覺得沒意思，就主動下工廠勞動。
當時關於我的謠言特別多。這可能主要跟我父親有關。因為中央這些領導人裡，我父親性格爽直，愛“放炮”。
大概是在１９６７年１月，父親也當我面發過脾氣，我記得特別清楚。父親有次對我說，現在社會這麼亂，陶鑄是四號人物，說打倒就打倒了，連我都不知道！還有沒有組織原則啊？說倒就倒？
十 這輩子不回了
1968年，總理送我當兵去了。
送我當兵，一方面是保護起來，另一方面也是監管起來，免得我出事。因為在外面，實在是謠言太多了。我屬於風口浪尖上的人物。
“二月逆流”過後不久，有個朋友，是個幹部子弟，他跟我講，你們老爺子這次夠嗆。我說，我不知道，因為父親沒給我講，我也沒問過。朋友說，你好自為之吧。
這時，我每星期六都回家，主要看看父母還在不在，有沒有問題，有沒有需要給我們交代的事。那時候，我父親已經不大上班了，平常就在家裡待著。有一天他突然問我：有沒有人找你談話？我說沒有。他說，沒有就算了。
後來他才告訴我，總理那兩天跟他講，關於小魯謠言很多，你們倆互相影響。所以總理說要把我送到部隊去。其實，我跟我父親互相之間沒什麼聯絡。我父親可能跟他講了，說我住在學校，星期六才回家。
4月14號是個星期日，我剛回到家裡，總理就把我找去談話。他首先就問：你有沒有“聯動”思想？我說，我有。總理很高興，說：你很坦率。你應該到部隊去，到工農兵當中去，要去和工農“結合”。你父親現在犯了錯誤，你們不要互相影響。
總理還強調：“這不是我個人的意見。”
我心裡說，不是總理個人意見，還有誰呀，就是毛主席的意見唄！
總理還問了一些事，包括什麼我攜款到香港去啊，什麼我殺了人的事兒啦。我說，對我的安排我堅決服從，但是這些事兒我都沒幹過，都是謠言，我希望中央做一些調查。
總理說，我沒有時間調查，所以安排你到部隊去，如果表現好，你可以在那裡成長起來，如果表現得不好，我們就要採取更嚴厲的措施。 談話中，總理對我父親也有些批評，這些話我回家後都沒跟父親講，怕增加父親的負擔。
第二天，總理的衛士長楊德中就把我送到39軍去了。不過在這樣的誤解中離開北京，還是心有不甘，我給八中的同學留了一個條子，寫到“相信黨中央，相信毛主席，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臨行前，父親深情地對我說：我們當年都是這樣走出來的。你母親16歲就參加新四軍了，我也是19歲就到法國了。你就做好準備，這輩子不回中南海了！就靠自己奮鬥！
十一 從監管到入黨
我去的連隊是個步兵連，軍訓不多，當時主要是種水稻，很艱苦。
駐地開始還點煤油燈，幹活兒全部是靠肩挑手抬。連裡的北京兵就我一個，也沒有什麼幹部子弟。
我到部隊不是入伍，是所謂“鍛鍊”，有被“監管”的意思，也有保護的成份。
我和外界被完全隔離，跟家裡也不準通訊，不能戴領章、帽徽。按現在的說法，有點“雙規”的味道。
後來見到團政委，我說，不戴領章、不戴帽徽，在部隊不是很特殊、太顯眼了嗎？政委往上請示後對我說：可以戴領章、帽徽，但是不準照相。
在連隊，我是編制外的，沒有我的口糧和津貼，開始連軍裝都不發。我當時也沒有提出任何要求，就是老老實實地幹活，慢慢也不覺得什麼了。這次我沒改名字，他們也都知道我父親是誰。
我是1970年3月8號入的黨，記得挺清楚。
我入伍以後表現不錯，三年裡，我年年被評上“五好戰士”，因為抗洪搶險“表現優異”，還榮立了三等功。他們也到學校調查了，反映非常好，不但一派反映好，兩派、三派的反映都好，老師的反映也很好。
之後，部隊專門給中央、給總理打報告，問我能不能入伍？能不能入黨？能不能提幹？總理批示說，如果他表現好的話，可以。
黨支部討論我入黨時，也有不同意見。有人說，陳小魯這個人不交心，他有話不說，不暴露思想。指導員說：你讓他暴露什麼思想？他的經歷跟我們不一樣，他知道的事不能跟你們講。再說，他跟你講能講清楚嗎？團裡交代了，你們就看他入伍這兩年的表現，過去的事情，組織上管。這些幹部的大度讓我很感動。
我的入黨介紹人後來對我說，“那時候，每個禮拜我都向軍區打報告，我把你寫得跟雷鋒一樣啊。”
十二 一死何須萬歲淚
我這人容易安於現狀，即使在“監管”期間，覺得能夠到部隊鍛鍊，內心感覺也挺好。
我也沒有提心吊膽，因為我自信沒犯什麼事。當時我最關心的還是父親，當時規定不讓我通訊，只能在報上看父親活動的報道。
終於在1971年五一節，他又上城樓了。這是大好訊息，我就放心了。批就批吧，能出來，那就說明他沒倒。
突然有一天，連長告我：軍區首長通知，讓你趕快回家。
等我到了北京，因為一直被隔絕，三年未通音信，我都不知道家是不是還在海里？我就先去小南門，報了名字，問：我們家還在這兒嗎？他們說，你父親還在老地方住，你還走西門。
這樣，我到了西門，我父親的秘書出來接我，說，哎呀，指導員回來了。我說，什麼指導員？他說，聽說你都當了指導員了嘛。我說，沒有啊，你看我，兩個兜兒啊。當時士兵的軍上衣兩個口袋，排長以上幹部的軍上衣四個口袋。
後來聽父親講，才知道是怎麼回事。1971年初開批陳整風會的時候，父親見到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就問了一句：“陳司令啊，我一個兒子還在你那兒當兵呢，怎麼樣啊？”“哎，表現很好啊，現在已經提幹部了，當指導員了。”“他三年沒有訊息了，沒有回過家。”“哎，我立刻讓他回家。”於是，他就打了個電話讓我回家。
實際上我探親的時候，父親已經發現是癌症了，1970年10月動的手術。他想見見我。
我回來以後，跟父親講起當時我們團傳達“二月逆流”的問題和九屆二中全會的情況，他挺受感動。但是，我大哥他們帶給他的訊息，跟我講的完全不一樣，負面的多。
後來，父親跟母親講了一句話：“小魯可能知道很多東西，但是不跟我們講，他怕我們傷心。”
我當時對父親，確實是只講比較好聽的。不過實際上，我們部隊批“二月逆流”，態度也確實很好，我也是非常受感動。
後來父親又見到陳錫聯，說，我兒子回來了，謝謝你啊。不過他還是戰士嘛，沒有提幹部呀。
陳錫聯反應快，連忙說，噢，還沒提？報告我已經批了啊，可能還需要一些手續。他回去打電話就問軍裡，陳小魯的工作，你們怎麼考慮的？就不能好好安排一下？怎麼搞的？
這樣，不久就給我提了排長，一兩個月後就當了副指導員，等於是陳錫聯下了命令的。
不久，林彪就出事了。
父親去世時，主席去參加了追悼會，當時主席哭了。對此我很感動，但也有點兒想法。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呢？因為林彪事件一齣，大家很明確了嘛，林彪才是你信任的人啊。
我當時寫了一首詩：“五年忍聽千夫啐，一死何須萬歲淚。且喜碧血潤中華，磊落生平應無愧”。
這個牢騷詩我沒敢發表。“何須萬歲淚”，當時太那個什麼了，所以改成“何須萬人淚”了。
後來，趙樸初去看我母親，也看了我的詩。
樸老說，這個詩寫得不錯，但是不太理解，為什麼叫“何須”呢？我說，那就改成“難得”吧。他說好，就改成“難得萬人淚”。後來這首詩就改成了“一死難得萬人淚”。
十三 道不同不相與謀
我是1975年結的婚。
我跟粟裕的二兒子粟寒生很熟。1971年我父親去世之前，我第一次探家，寒生也從部隊探家。他可能有意，約我出去玩兒時，把他妹妹也帶著一起去了。我當時沒意識到這點，可能她看完我以後，覺得還挺滿意。後來寒生就給我講了，我們就這樣開始了。
我結婚前後，老鄧重新出來工作了，大家感到歡欣鼓舞。但是沒多久又開始“批鄧”。
當時對毛的情況，我們不太瞭解。我們在部隊比較閉塞，總是聽說毛身體很好，沒有這些小道訊息。我後來聽說，毛參加我父親葬禮以後，感冒了，後來得了心臟病。
但是當時主席在我們心中，確實是“神人”的形象，從來沒往這上面想過。總理去世後，老岳父跟我講，總理去世了，今後鬥爭更加複雜，你們也要做準備。
老鄧當時已經下臺靠邊站了。這時憂慮的是，“四人幫”今後是不是會比較得勢了。結果，華國鋒上臺，我鬆了一口氣，因為不是王洪文、江青上臺。但是我面臨著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確實需要考慮，作為團政治處主任，我將來在部隊怎麼辦？
瀋陽軍區當時比較左，毛遠新是政委。我們那個團是“學習小靳莊”典型。瀋陽軍區對抓典型挺重視的，搞大批判、搞文藝演出，後來還有“批鄧”什麼的。
我那時候是團政治處主任，副團級，２８歲，是瀋陽軍區最年輕的團級幹部。這些事情都歸我管，但是搞這一套我自己心裡頭就接受不了，幹不下去了。
我就給岳父粟裕寫信，說能不能給我調動一下？他說，當兵，還是要從部隊提拔。因為那時候我已經是野戰軍的團級幹部，他還是希望我繼續在那兒幹。但是，我就給他寫了一句話，“道不同不相與謀”，表明了我的意思。
我老岳父一下就理解了，他找了伍修權。伍修權就讓總參二部給我下了調令。
下調令以後，軍長找我談話，說你幹嘛要離開呢？到總部有什麼好處？你這麼好的基礎，怎麼說走就走，太可惜了吧？你去當參謀，就會老死在部裡，你在我這個地方，我這個位置將來就是你的，沒幾年了。
這些話語重心長，我都知道，可是我不能說出我的真實想法。我就說，老岳父身體不好，我愛人也來不了，家庭問題沒法解決。
我回到北京，關係已經到總參了，但是還沒報到上班。這時毛主席剛剛去世，我感到後面有戲看了。
記得有次和幾個朋友聊天，我說，要“動外科手術”了。那段時間，我並沒有接觸高層，也沒有這方面的資訊。不過我當時有這個感覺，覺得當時那個局面不會再僵持下去，要最後見分曉了。
沒幾天，“四人幫”就被抓起來了。老岳父跟我講：“你看，著什麼急呀？你要不著急，現在不就好了嗎？”他意思是說，你應該還在野戰軍，因為已經有基礎了。當然，誰也想不到會那麼快翻盤。
十四 外交生涯
不過沒多久，我就到南京外語學院去學習了。
當時正好趕上我們國家準備開展軍事外交，貫徹毛主席“三個世界理論”的“團結一條線”，主要是“聯美抗蘇”的觀點。
因為文革十年形成一個斷檔，就從全國調了一批團職以上、比較年輕的部隊幹部，到南京外語學院學習。然後準備外派武官，開展軍事外交。我們等於是調幹輪訓，除了英文，還有一年的武官業務。
在南京學了三年之後，1981年1月，我抵達英國做駐英的武官助理。
剛到英國時，他們對中國外交官還是有限制的，不過它是對等的。當時，國內對外國人的限制是開放的城市外圍20公里，20公里以外就不能去了。我們是對所有外國人，畫一個圈兒。所以英國對我們是對等的，也有限制，不過是35英里，比我們寬得多。出了這個圈，你要寫明目的，幹什麼去？什麼時間回來？住在哪兒？走什麼路線？都要報。
十五 臺階式上行是最佳方式
1972年，我在父親的追悼會上見毛主席，他說了這麼一句：“你們不懂世事，要20年”。
對於認識社會，對於人才培養也確實是這樣。社會的複雜性，不是初出茅廬就能認識的。
30多歲的人，你要想當國家領導人，不可能的。革命時期可能，因為你造反嘛。但是和平時期，你一定要走臺階。
我們不主張搞“三個梯隊”提拔幹部，沒有意義。人為的，反而會造成壞影響。所以我們講，幹部一定要在基層搞個幾年，在縣一級搞多少年，然後在市一級搞多少年。而且，在市一級不能光搞一項工作，不同的部門，你都要搞一搞，才能瞭解社會，才能瞭解我們這個官僚體制如何運作，然後到省裡。說老實話，這樣到了省部級，50歲就是比較快的了。中央領導人就是60歲上下，最好乾一任，到65歲或者70歲就下來。最高領導到70歲，普通領導一般到60多歲就下來。這是正常的迴圈。
所以主席說，我們要20年才能懂事。就是說，你不用20年時間，你怎麼去了解國情？怎麼了解我們這個體制運作的優、劣？你都不知道。因為你沒有閱歷。這是看書是看不出來的，特別是看中國的報紙和書更看不出來。
十六 轉業
我當時找二部副部長姬勝德，提出轉業。
我說，我想轉業。他說，“轉業好啊。部隊，沒勁！我都想轉業。”
我說，我轉業，你能不能給我調一級？我１９７６年調到總參二部的時候，我已經是副團職了。到現在還是副師。如果你給我調到一個正師，我轉業在地方工作，還能多領倆錢兒吧。
結果他說，“哎呀，很困難呀，這個東西很複雜。”我說，“好吧，實在不行就算了。那就還是副師吧，我只是提出我的想法，不行就算了”。
其實，我1976年到二部任副團職的時候，熊光楷當時還是正連職；姬勝德還是副連職。他們這時已經提到了正軍和副軍職，蹦了多少級？我還是副師，常理上我是比較虧，不過我這一輩子，對當官沒什麼更多的想法。
我當時為什麼轉業呢？我有點心灰意懶了，沒法奉陪了。我下了個決心，就是從此不在體制裡幹了。
十七 商場上的洗禮
大約1993年，海南三亞市要開發亞龍灣。
原來有一個亞龍灣開發公司，資金也不夠，沒搞起來。後來由幾家公司聯合成立了一個股份制的公司，我也參加了，是這家“亞龍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的總經理。
我們藉著發法人股，當時想多斂點錢吧，按兩塊錢一股，發了3億人民幣的股。斂了一部分錢，然後把開發的土地徵下來了。
但我在那幹了一年，就幹不下去了。一個就是1993年底，那時正在搞“宏觀調控”，錢不讓進海南，由銀行把口，錢就是不讓進。另外，我們那兒有個失誤。就是一開始想搞點綜合經營，搞了塊地，投了一個多億，結果因為一調控，就沒錢了。
而那個專案又是海南旅遊的重點專案，“國家旅遊度假區”，當時是國家旅遊局搞的，但是計委不同意，所以有矛盾。
怎麼辦呢？後來我們想，當時香港有一箇中糧集團下屬的鵬利國際，一方面他們有錢，另外當時度假村的理念在國內還不清晰，而他們比較明白。既然我們沒有能力，就交給他們做吧。於是我們就擴股，轉讓了股份，鵬利拿錢進來，當了大股東，當然我們就要退出了。
1994年3月份，我們離開了。他們繼續搞下去，就有了非常大的成果。有人後悔，但是我說，要是我們接著搞，沒有錢，也難以為繼。那麼大個專案，我們當時把規劃搞完了，但效益是人家的了。我當時也有點兒煩。特別是在亞龍灣那兒，看見的事也挺黑的。
就說派出所借摩托車吧，他們找我說，我們派出所要幫著你們拆遷，需要交通工具。我說那好吧，送你們個摩托車吧。他們不要，說借用吧。我覺得他們還不錯，只借不要。下面的同事說，什麼呀，陳總，你不懂，他當然不要，因為摩托是借的，所以壞了你得給他修，汽油你得給他加。你要送給他，我們就不用管這些了。哎喲，人家想得真精。諸如此類的事很多，我感覺真不好。
後來我回到北京，和一些朋友說，海南太黑了，叫做“天天過年，夜夜興奮”。我難受，幹不了。
後來這話被傳到海南的領導耳朵裡，他很不高興，說我，“陳小魯才黑呢！他發股票，一塊錢賣兩塊”。
我不否認這點。但是，發股票的錢是給海南開發用的，還不是給你海南弄錢？我又沒有拿這個錢。我當總經理，當時的工資是兩千塊錢，僅此而已。
從海南迴來以後，一些朋友就拉我出面，搞一個投資諮詢公司。我說，行啊。就向朋友借了十萬塊錢，成立了“標準國際投資管理公司”。
“標準國際”做了一件事，就是為幾個專案的海外上市做顧問。
當時，第一期的海外上市公司剛剛準備起步。由於做投資顧問的都是老外，一些領導不大信任，就想找個中國顧問，心裡有底。這樣子，我們正好就找到了客戶，就擔任中方的顧問，去搞些撮合啊，諮詢啊。
不過這個賺不了多少錢。而且我們這種人，就不是經商的料。
比如，廣深鐵路Ｈ股在海外上市，我們做它的顧問。他們上市收入了5億美金，當時我們的上市顧問費是30萬人民幣。可是由於鐵道部內部的矛盾，我們被拖了兩年。
關鍵是有兩個問題要我們協調。一個問題是火車票定價問題。當時，鐵路價格是國家統一制訂的，車票由計委物價局統一定價。可是要沒有自主定價權，在海外就等於不是一個獨立的企業，人家憑什麼買你的股票啊？為這個，我就找計委的副主任。
那時候正好鬧漲價呢，計委主要怕漲價。我說，按現在的情況，它不會漲價，可能還要往下調。因為它面臨著高速公路和飛機的競爭。
最後，由我們公司寫了報告給計委，他批示，價格可以在一定範圍“浮動”，但是不“放開”，但給它一定的定價權。這樣子在國外還有賣點。
這是一個難度多大的問題啊，等於要改變一個體制的事兒啊！這個最後我們幫他拿到了。這價值多少錢？沒法計算。但是計委給它的這點兒權力，公司就募集了5億美金。
此外還有一件事。它那條鐵路有個特點，是從廣州到九龍，所以它有外幣收入。公司把這些外幣打包，給了一箇中資的金融公司，等於給賣了。
國家規定，外匯進、出都是要報告的。這樣，一千多萬美金的外匯就沒了。一年半以後，鐵道部內部矛盾解決了，又重新啟動上市了。人家一看，財務報告又不對了，每年的一千多萬美金收入沒了。這就沒法上市了。
於是他們決定回購。這一回購，又麻煩了。有錢有貸款，但是沒有外匯指標。為了讓它能上市，這又成我們顧問的事了。
我就出面找了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我說，你批給它一千萬美金的額度，拿這個回購外匯。這樣，它上市後能拿回來5億美金的外匯。
外管局領導說：但是它違規。我說，兩邊都是國家的事，這事鐵道部也著急。
外管局領導說：就這樣吧，但是我們得罰它。
最後給了它指標，但罰了8萬美金，問題解決了，它就上市了。
我們做的這些事情，企業覺得我們做得不錯，加倍給了60萬人民幣。
有人說我們發財了，我們五六人個人，幹了兩年，還要解決難度這麼大的兩件事，就掙了60萬人民幣，發什麼財？不過，這件事兒，我們總算做成功了。
十八 我不太適應這個社會
下海幾年，感覺也不好。所以我覺得挺沒意思的。
除了文化領域還沒有介入過，不論軍事、政治、經濟，我感到我跟這個社會整個地不適應。就是說，這些現實和我從小學到的東西、和我理想中的社會理念，和我心目中的那個共產黨，太不一樣了。
我是有點理想主義化，我不能接受我認為是不對的東西，除非你說服我。你說服不了我，那我就接受不了。
但是有一條，我這個人也不願給人找麻煩。如果老接觸這些事情，你會覺得挺難受，大家都會挺難受。我不行，我離開還不行嗎？1997年，我身體不好，後來高血壓。主要還是覺得特沒勁，所以我就退下來了。
這十年，我自己不去找事。有些朋友找我，請我當個獨立董事啦，另外有些朋友搞個專案，邀我參加呀。我有一條，我可以出主意，也可以充充門面，但是不參加管理。而且我也不問待遇，願意給多少給多少。所以大家都覺得處得挺好。
多年來，我有三個座右銘：一個叫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孔子的。另一個就是毛主席愛講的“人貴有自知之明”。第三個也是毛主席說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我自己不願意乾的，不要加諸於別人身上。這樣你的處世、待人接物就比較好一點。還要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長處和短處，特別是一定要知道短處。不要以為天下缺你不可。另外我不生事，也不怕事，做個坦蕩的人。
回顧自己的人生道路，我感到自己為人處事一直在遵照這三個座右銘，沒有做那些違心之事，也無愧於這個社會。
孔子還有言：“己欲利而利人，己欲達而達人”。但孔子是聖人。我沒有這個能力，只能自己管好自己。回顧人生，知道怎麼回事就行了，至於別人看是好是壞，也無所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