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蔣亦凡 陳莉雅
劉冬梅和她的清潔工同事們，在這個春天遇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事。
上海市長寧區部分街道的垃圾桶無人清理，垃圾只能堆在路道上。這樣的情況從 3 月 26 日週一，持續到了 3 月 31 日。
4 月 3 日下午一點，近五十歲的劉冬梅和兩位工友騎著助動車，帶著掃帚、水瓶、飯盒，從道班房去自己負責清掃的路段。她負責清掃兩條總長度五百多米的道路，職責範圍是道路兩側的非機動車道和人行道，不包括綠化帶和商鋪門前區域。
她把助動車停好，去一家房屋中介里拉出充電板，為助動車充電。她說店鋪對清潔工都挺好，附近的上海保安也會給她用微波爐熱晚飯。她也會抱怨，一些居民為了少走幾步路，不把袋裝垃圾放進小區垃圾桶，而是帶到街上，有時散落開來，滿地都是。
她每週做六休一，在四月前，她每個早班工作七小時，中班七個半小時，兩週翻一次。憑著週年的加班加點，她的到手收入是 4058 元，和同事們差不多。
她希望加班，這樣才能增加收入。只不過，去年公司不讓加班了，但把清掃長度增加了兩百米，她需要在同一個班內完成。
她現在上的是中班，從下午一點到晚上九點。她會在這條五百多米的區域內往返三次，把不鏽鋼的清潔車裝滿十次，在下午三點三刻在附近的幹道邊等待清運車，把已經裝入巨大黑膠袋的垃圾裝車。
等清運車的時候，是她難得和同組的同事們交流的時候，他們把自己的垃圾車在路邊停成一排，自己則在商鋪的臺階上坐成一排聊天，男同事們則可以抽支菸。
“換作別的時候，被領導拍到可是要扣錢的。“
清道工們忌憚“拍照”。在道路上休息、抽菸、打電話，甚至躲雨、避寒、給人指路，一旦被班組長拍到，直接扣兩百。
裝完垃圾她繼續清掃，把其餘的膠帶放在指定位置，交給明日上早班的工友裝車。然後騎車回到道班房，等待組長給全組的工友拍集體照證明沒有中途溜號，然後下班，繼續騎車向西四十分鐘，回到位於華漕鎮許浦村的住處。她和丈夫租住一間十平米的房間，廚衛公用，月租 1400 元。.
劉冬梅的麻煩是 3 月 26 日開始的。
她和長寧區所有三家環衛公司的清道工當天一起收到了公司釋出的《調整清道作業時間的通知》，將原先早晚班工作時間各縮短半小時，同時以工作時間縮短為由，宣佈停止發放每月 560 元津貼。
560 元，其中包括早晚班津貼每天 10 元，按工人每月“做六休一”算，工作 26 天為 260 元，額外 300 元，有人估計是減少的加班費，但並沒有明確的說法。
通知發下來之後，劉冬梅和她的工友們很快發現：班組長的待遇沒降，清運工的待遇沒降，相鄰的普陀區清道工待遇也沒降，唯獨長寧三家公司清道工的待遇齊刷刷地降了。
清道工對合同沒有印象。在好奇心日報遇到的十幾位工人裡，他們聲稱自己的同事“有一半以上”不識字；有不少人簽完合同之後，也沒有拿到過自己的合同副本。
一些機靈的新員工擔心，這是因為公司被賣了。因為他們陸續在去年 11 月到今年 1 月間才簽過合同，但今年 2 月，公司組織大家在高潔公司位於雙流路的辦公樓裡又集體簽了一次。有人特地看了一眼合同，發現甲方的名字不是“高潔”，而是叫“新展”。
三家環衛公司在上海市長寧區分而治之，負責不同區域的清掃作業。劉冬梅起初認為，自己屬於一家叫高潔的公司。
高潔旗下有九百名清道工，負責東起凱旋路西至威寧路，北起長寧路南至閔行區界的清掃範圍。除了拿掃帚的清道工，這家公司還有在道班房和街頭監督清道工工作的班、組長，以及負責垃圾清運的卡車司機。
包括劉冬梅，高潔旗下清道工不少是河南商丘人。他們相互介紹，一起加入了位於長寧區的三家環境衛生服務公司——她所在的高潔，以及東聯和西聯。
不過，目前僅有的幾份合同上，甲方都寫著“上海新展人力資源管理有限公司”。
清道工們對新展毫無認識。他們有些猜測。新員工認為：高潔、西聯和東聯被新展收購了，是這個新老闆在變相剋扣工資。也有一些識字的老員工記得，幾年前合同上的甲方就已經是新展了。他們以為新展是高潔、東聯和西聯三家公司之上的“總公司”。但他們從來沒有見過新展的人，見到的領導都是高潔的。
在天眼查網站上，新展是一家成立於 2004 年 12 月的民營公司，股東是兩名自然人。其主要經營範圍是“以服務外包方式從事人力資源派遣與管理”。
這是一家勞務派遣公司。
對上海的環衛部門來說，這是“ 2004 年左右開始的市場化改革”的一部分。一位奉賢區城市管理部門工作人員在接受《好奇心日報》採訪時說。他補充，“但不同區縣對市場化的理解不盡相同”。
和長寧區不同，奉賢區一家民營企業“久美保潔社”在 2004 年參與了公共專案的競標。這家公司是由一批下崗職工組成的。“久美保潔有限公司”長期承擔政府專案，負責中心城區的保潔工作。
久美的總經理陸士文稱，久美的八百多名環衛工人全部由公司直接聘用，因為“勞務派遣不利於員工安心工作”。他認為在全區的環衛保潔行業不存在採用勞務派遣制的情況。
簡單來說，勞務派遣公司管理員工的人事關係，處理勞動糾紛，但他們不是實際使用人力的一方。這就是為什麼清道工從來沒有見過新展的人。
在負責環衛工作的長寧區綠化和市容管理局網站上，該局下屬一家事業單位的《2011年工作目標管理考核總結》中寫道：“為更好的管理聘用人員，在區局人事科的指導下，我所與新展人力資源公司簽訂了勞務派遣合同，建立了勞務派遣合作關係。在做到科學管理人員的同時，降低了本單位的用工風險。”
而另一份《上海西聯環境衛生服務有限公司與上海市長寧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勞動和社會保障一審行政判決書》中可看到，早在 2014 年，就有西聯公司的道路保潔員是由新展公司派遣的。
地方政府在不同的年份和不同的層級，對環衛工人的勞務派遣有不同的看法。
《廣州日報》2008 年 1 月 19 日報道，越秀區擬以勞務派遣方式與環衛工重籤合同，引起環衛工人不滿。當時市容環境衛生局給的理由是“事業單位體制改革”。
2013 年 5 月，廣州市城管委發文規定：環衛工人不得勞務派遣。但 2017 年底，該市南沙區大崗鎮仍在為環衛工勞務派遣服務專案招標。
勞動關係學者王江松曾在 2014 年關注廣州大學城環衛工人“被勞務派遣”事件。他認為，環衛公司把工人的勞動關係轉到派遣公司明顯是違法的。因為《勞動合同法》明確規定：只有“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才可以實施勞務派遣。環衛工人明顯是環衛行業的核心工種，不適用勞務派遣。
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勞動法專家董保華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如果一個企業“派遣工”的數量明顯超出了《勞務派遣暫行規定》規定的用工總數的 10% 的比例，那它很可能不違法，而是已經開始了“勞務外包”。
勞務外包與勞務派遣不同在於：前者是由承包方對員工進行勞動管理，後者是由實際用工單位對員工進行管理。且勞務外包適用《合同法》，《勞動合同法》對它缺乏約束力。
董保華指出了二者的模糊之處。在現實中，是否由承包方在對員工進行勞動管理難以甄別。
“上海長寧”網站一份名為《上海市長寧區綠化和市容管理局 2016 年度工作計劃》的檔案提及：“對進城務工環衛人員用工性質由派遣式服務向勞務外包轉變。”
其中的時間與長寧區清道工福利減少時間重合。
接受採訪的高潔和西聯清道工表示，2016 年之前，他們還能收到公司發放的手套、膠鞋、口罩和草帽，但之後就只剩一件藍制服和一頂鴨舌帽；2017 年以前，每逢五一、十一、中秋，公司會發放 100 元的過節費。每年有 400 元的旅遊費，1000 元的年終獎，年終獎在 2016 年減到 500 元，所有福利到 2017 年取消。
另外，在上述檔案中，勞務外包是被放在“加快環衛企業改革程序”、“積極推進政企分開”的願景下被提出的。
對此，王江松說，“並不是必須把員工轉出去才叫‘市場化改革’。如果一定要做這樣的改革，那麼前提必須是：被轉出去的工人可以通過工會與企業對等談判，並且有來自媒體和全社會的監督。如果這兩樣不存在，那這就是個偽命題。”
董保華說，政府往往會先給自己“親生”的企業以市場壟斷地位，然後再讓競爭慢慢發生，所以長寧未必就不是處在改革的第一步。
不過他不明白：如果這三家企業用的是同一家勞務外包公司，那麼它們該怎麼向政府解釋它們在比什麼呢？
目前在政府採購網上查詢長寧區綠化和市容管理局的 2013 年以來的招標公告，並沒有對大範圍街區的保潔專案招標。
今年是劉冬梅來上海的第十年，其中九年在高潔工作。今年春天她本來應該漲工資，但卻收到了一紙通知。
公司領導給的唯一說法是“效益不好”。一位工人坐在臺階上覺得好笑：“又不是賣東西，什麼效益？錢是按道路面積核的。”
另一位工人回憶道，去年公司領導開會的時候，多次提到“上海最不缺的就是人”“不樂意的可以走”。
一位調研過環衛市場的諮詢業人士對《好奇心日報》表示，環衛企業的訂單來自政府的公共部位，只要它沒有嚴重的經營失誤，不可能虧損。
該人士表示，政府在把訂單給予企業的時候，通常會約法三章：不能開人，不能減少一個就業機會，工資只能漲不能跌。
最近三天，劉冬梅陸續聽說“工資不扣 560 只扣 260 了”；也有的說，“先什麼都不扣了”；還有的說，“工人收入的合理增長機制將被保障了”。但是，在路上掃地的工人們在納悶：“不是說週二領導下來給說法嗎？怎麼到現在都沒訊息。眼看三點了。”
不過，他們在週日就恢復了清掃馬路的工作。
“人是有責任心的。”劉冬梅說。此時的她，剛把今天掃的第五車垃圾裝進膠袋。
（應採訪物件要求，劉冬梅為化名）
文內圖片拍攝：好奇心日報
封面圖，及題圖拍攝：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