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原文:北京大學95級徐芃、王敖請長江學者瀋陽不要再說謊了 已失效
寫在我的同學高巖逝世二十週年之際
作者：徐芃
高巖是一個下了文獻專業孫欽善教授的課會一邊擦黑板一邊問問題的女孩子，是一個學“文學”的卻跟我辯論音韻學作業的女孩子，如果她不死，是篤定要走學術道路的那種女孩子。高巖是文學專業的明星學生，成績頂尖。二十年來我一直回想，她對學術高調追求，她對所有的老師都充滿敬意，她也最容易落入以學術討論為幌子的陷阱。
以死相拼，其實喚不回冰冷世界的一點同情，我聽到的“失戀”的流言和種種對高巖的人身攻擊都每每讓我不寒而慄。可是高巖之死將一點正義感的種子播在了九五級同學的心中。二十年我們各奔東西，某個時刻，經意不經意地，我們都會想起來，沈教授與高巖之死真的無關嗎？是否因為幾十顆心都一直在追問，所以沈教授最近忽然站出來大聲地宣佈“與我無關”？
我在二零一零年回北大查資料，在老圖書館對面的那條街上，沈教授騎著一輛大腳踏車，一手扶著車把，慢慢從對面過來。狹路相逢，沈教授早就不認識我了，我立在路當中，用我平生最憤怒的目光行注目禮。高巖躺在玻璃棺材中的小小的身軀，她哥哥一夜白頭的憔悴，她母親在我們宿舍樓下的撕心裂肺的長哭（她哭喊的內容我絕無法忘記，是提醒本樓的女生保護自己，尤其警惕沈教授），都在我的腦海中浮現出來。那是我一個弱小的個體所能做的一分鐘的無聲抗議。
高巖自殺以後，有一位老師對我們說，如果在美國大學，教授涉嫌學生自殺案，早就被開除了。我那時埋頭古文獻，英語成績低下，也不知道GRE是何物，忽然生髮了對留學的嚮往。我幾年以後取得了三所美國大學的最高獎學金，開始了留學生涯。高巖是否知道，她用生命改變了我的學術軌跡？
徐芃，九五級北大中文系文獻專業本科生。2014年獲芝加哥大學東亞系博士學位後，在弗吉尼亞軍事學院任助理教授。2016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博士後。2017年至今於索思摩學院任助理教授。
悼念我去世二十年的同學高巖
作者：王敖
本文紀念我二十年前自殺的同學高巖，直接促成我寫這篇文字的是北京大學1995級社會學的校友李悠悠寫的悼念文章。
一
下面講的事情，在二十年後仍然跟我和很多同學有關。
大一的現代漢語課上，任課老師叫瀋陽，當時是副教授，現在是南京大學文學院的長江學者。我們級很多人都知道，我們班的高巖同學是因為他死的。如果你是國內漢語研究界的人，想必你也一定聽說過，曾經有女生為他自殺，有的說法是跳樓，有的傳言是懷孕以後沈不認賬，但你也許並不知道這個女生是誰。
高巖是我們班學習成績最好的同學之一。在我的印象裡，她有點內向，總是和和氣氣的但又似乎挺敏感。我們這代人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聽老師的話，因為父母就會這樣講。高巖的父母是北京很受尊敬的中學老師和語文考試的總閱卷人，上課的時候她總喜歡坐在前排，認真地仰視老師。
我跟高巖的交談一般都是在教室裡，記得有一次她回過頭來對我說，“王敖，你記得交作業啊，不然的話影響成績！”說的時候，帶著笑意眼神里還有一絲俏皮。能清晰地記起這個瞬間，是因為我當時有明顯的觸動。
我當時愣了一下，對我這種自由散漫的叛逆青年而言，第一反應是交不交作業跟你有什麼關係。但我能理解她，她就是一個標準的好孩子，那種恨不得上課揹著手坐好聽講的同學。所以，我很樂於面對她那善良的提醒。那個時候，我跟班裡好多女生都沒單獨說過話，但在課間自由活動的時候，我會樂於跟她聊兩句。我也一直覺得，如果她活著，現在一定是個很好的學者。她的聰明才智是公認的，她的單純也可以讓她更專注做學問，所以她學術上的成就本可以比我們絕大多數人更高。可惜的是，越是這樣的人，越容易成為另一種人的獵物。
瀋陽當時已經年過四十，也有家庭。他每週坐學校的教師班車來上課。我對瀋陽的印象是，其人能說會道，跟學生互動的時候善於察言觀色。上課的時候有個長期習慣，就是喜歡隨口舉一些有歧義的例子，一般涉及性話題。那並不是就事論事地討論語言現象，舉完例子他會得意地一笑。一次兩次還可以，時間長了讓人生厭。課間休息時，他也會找女生說話，偶而會伸手碰一下女生肩膀，他要找某個正背對他跟別人說話的女生，不是叫名字而是用手輕輕點一下女生後背。之所以記得這些細節，是因為授課老師裡只有他這樣。
根據李悠悠的回憶，高巖每週末會回家，瀋陽安排她跟自己一起坐教師的車回北京。這種機會不是學生自己要求就可以有的，帶回家單獨輔導，也並不是所謂男女之間你情我願的問題，教師和學生之間的主動與被動，存在權力的不對等。這些都埋下了高巖悲劇的種子。
大二回到燕園以後，男女生各自分樓去住了，之間的交流變少。當時讀過高巖在96年夏天寫的文章，最近又重讀了。她在文章裡談到自己在大一上學期的時候“平和、自信、快樂”，而到了大一下學期則是“不間斷的焦慮、懷疑、痛苦。” 對她來說，生命中的前十九年都活在唯美的夢境裡，而現在感到的都是存在的焦慮。最終，她選擇的仍然是“珍惜生命。” （見高巖文章《追憶大一似水流年》）。當時的大學生，即使在經受感情上的打擊之後，選擇離開父母家庭去自殺的仍然是極少數。與其說高巖為什麼這麼不珍惜生命，不如討論一下是什麼讓她違背自己的初衷，終於走上絕路。
看了李悠悠的回憶，我才明白過來。高巖不是受到瀋陽的欺騙打擊之後，在衝動下自殺的，而是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反覆折磨。知道這一點，一方面讓我更為她感到難過，一方面也理解了一點: 當年她曾經發出過求救的訊號，只是沒有在整個群體中得到足夠的關注和保護。
在從事大學教育十年之後，學校培訓和心理諮詢師的講座都讓我明白，從一個學生感情挫折到真正下決心走上絕路，中間有一個漸進的過程。關鍵的兩個心理路標是 ，這件事情已經1，無法逃脫；2，無法控制和解決。
從誘騙到斷絕，在隱秘狀態下發生的一切，導致學生強烈的羞恥感，在跟同學的交往中也會顯得異樣。跟教授發生糾葛的學生在群體中也會體驗到不同性質的孤立感，有的時候是別人有意的指指點點，有時候是自己的精神過敏，無論哪種情況在群體內部都是很難自動解決，自動消失的。一個談笑自若繼續表演的教師，一個神情沮喪魂不守舍的學生，在兩者之間是一個讓受害者感到絕望的氛圍。
正如西班牙思想家烏納穆諾所說，“讓一些人決心好好生活下去的理由，也正是讓另一些人決定結束生命的理由。”高巖的聰明、樂觀、自信、近在咫尺的父母家庭，這些有利於她走出來的因素，在某個時刻會發生反轉；即使有這些，仍然無法解決，無法逃脫。當能想到的疏解方式（比如寫作、閨蜜談心、計劃春遊之類）用完之後，自殺成為仍然能施加自我控制的方式。
高巖自殺前的那個春天，剛開學我去系裡看成績。所有學生的每科成績都給公開地貼在了牆上，我看到她的成績一落千丈。當時非常吃驚，心想她可是最熱愛學習的同學啊，發生了什麼？下一次得到她的訊息，就是她自殺了。
二
二十年了，我們級的同學沒得到任何解釋，沒有人任何人道歉。聽別人說起這件事，高巖都成了一則花邊新聞裡的“某個女生”。事發之後，瀋陽避風頭去了，據說是去了香港。如今，已經成了長江學者的瀋陽居然毫無悔意，在公開出版物上說謊，想撇清高巖之死跟他的關係，這實在讓人無法再容忍。
分享一個我的心理實感。高中畢業前，我走在家鄉的馬路上，心想未來的大學生活是怎樣的啊。這時候我看到一家商店裡擺放著一隻很精美的蛋糕，就走了過去。那種奶油蛋糕在當時那個消費水平下是非常誘人的，它氣味芬芳，雕著花還畫著一張笑臉。我很眼饞地想，我的大學大概就跟這個蛋糕一樣美吧。
我現在仍然這麼想，大學四年真是快活啊。可是一旦想起高巖，眼前就一陣發黑，似乎聽到一陣雜亂的腳步，有人在踐踏因為聽到有鞋底在摩擦地板，裡面還夾雜著一個生命掙扎的聲音。我的蛋糕沒了，它的笑臉卻還有，但是嘴巴歪向一邊，不知道是否在哭泣。
2009年，美國俄勒岡大學著名的心理學家Jennifer Freyd 及其研究團隊提出了一種對此類現象的解釋，叫做institutional betrayal。簡單說，一個機構或組織聲稱有責任保護其成員，有人從內部做出了嚴重的傷害成員的行為卻被掩蓋了，事情眼睜睜給壓下去了，那麼倖存者會很難治癒心理創傷。
我和一些同學交流的時候產生了這樣的同感: 我曾經很信任你這個institution說的一切，你是我心裡的一個避風港，別人諷刺挖苦你的時候，我會為你辯護。或者更簡單點說，我給你交過學費，那是我爸媽的錢，也帶著我全家的信任。後來發生的一切給我的各種感覺，化為一句話，你背叛了我。
我想對關注此事的人，包括看熱鬧的人說，不扯什麼大道理，咱們面對的一個基本事實吧。本文講的發生在二十年前的這種事，有可能危及每個人現在和將來的正常生活。以70後和80後為例，十年之內很多人的子女會上大學。我們個人的千叮嚀萬囑咐，真的就是他或她的護身符嗎？現在我們可以說，師生之間那點事不過是一些人的私德問題，等孩子回家哭訴，說被我們當年的大學老師，已經是她/他的爺爺輩的師長玩弄了，還有人願意捍衛這種和稀泥的態度嗎？
當然，有人覺得這種事一定不會輪到自己頭上，別人家的孩子才會出這種事。轉眼又過了幾年，孩子要讀研了，以後幾年做科研專案、繼續深造、開會發論文找工作，這些事都會在一個有性侵歷史的導師手裡過一遍，你能做到24小時跟著嗎？這種事跟你孩子是男是女，具體什麼性取向都沒關係，他/她的情感和身體，決不能變成被侵犯、被剝削的物件。
有人曾提醒我，當年魯迅沈從文那些人也搞師生戀，按現在的標準也產生過信任危機，有的行為現在看也是騷擾，是不是不能一棍子打死。沒錯，確實不能一概而論，在那個年代大部分人還處於包辦婚姻的枷鎖下，師生戀因此具有了反封建，積極爭取個人自由的意義。然而，民國時期也有被老師騷擾到自殺的女生，那也是人命，一樣引起社會的憤慨。特殊歷史時期得到一定縱容的師生戀，後來經過文人情調的粉飾，甚至帶上了一些浪漫的色彩，這絕不意味著有它可以免責。別忘了，肺結核也曾經在特殊的歷史時期被文學化成一種浪漫情調的代名詞，可它仍然是一種疾病。
現在，一些高校老師還在強調“師門文化”，要回到過去那種“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老套中去。實際上的效果是無償利用學生的勞動力，鞏固自己的派系力量，並從學校向社會繼續延伸。另一方面，他們在“師生戀”的問題上刻意模糊。我們都知道，在特別強調保護個人自由和隱私的西方大學裡，都明文禁止師生有非正常關係，自願的也不行。在我們這裡呢，傳統的規範被濫用，而現代的標準無法明確，就給作惡的人制造了很大的空間。這些人到底想幹什麼呢，現在經常見到有人批判當代大學生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然而他們的很多老師連精緻都沒有，是一些靈魂粗鄙的利己主義者。
高巖的事情是沈從文那個年代的師生戀嗎，不是。瀋陽的問題，也不是什麼風流好色而已。在當代的社會環境下，在權力、掌握的資源、心理成熟度不對等的情況下，師生之間的浪漫/性關係直接指向的是腐敗和潛規則，造成強勢一方對弱勢一方身體和情感的剝削。結果是滿足了一些人變態的權力慾和控制慾，付出的代價是一個生命，家長餘生中的巨大痛苦，師生們多年的心理陰影。
對任何國家和社會來說，教師都是重要的職業。可是，作為教師，如果一個人的靈魂真有什麼可貴的地方，那必須包含他對自己身份，能力，職責的清醒認識。然而，有時候我會很懷疑我大學時代遇到過的一些老師，他們到底是些什麼人。
他們大多比我們年長二三十歲，有的頗為儒雅，有的一臉精明，有的似乎仍有憤青氣質，容易得到年輕人的信任。雖然各自面目不同，他們裡面的一些人卻都有一種未經反省，或者拒絕反省的自戀。那是入戲很深，真真假假的一幫人。彷彿只要他們談論的是嚴肅重要的話題，他們就高人一等。他們暢談學問和風骨，他們歌頌永恆和美，別人就應該連他們一起崇拜。他們根本就不自信，所以一定會把課堂上的表演延遲到下課以後。他們藉著名校的光環，充當精神資本家，給年輕人和社會公眾放債，拿著實際的好處，剝削欺凌他人的時候面不改色。
這次我跟隨當年的老師同學們實名出來說話，就是要揭露瀋陽，別再演下去了。希望瀋陽也搞清楚此事的性質。高巖的死，你沒法律責任，不等於你沒責任，你做的事情早晚是要還的。
此文獻給我的同學高巖，謝謝你當年提醒我交作業。
2018 年清明節
王敖，北京大學95級，耶魯大學博士，現任教於Wesleyan University，2018年獲得終身教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