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微信公號 historiciz，現場，我所親歷的鄧同學被約談事件 ，二次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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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4月7日深夜00：57分，我從宿舍出發，前往理科一號樓，想看看能不能幫忙把被約談的鄧同學帶回宿舍。
4月8日凌晨4點前後，在三十多位同學結束了和數院黨委副書記等4位“輔導員”的“交流”後，我回到宿舍，上床睡覺。
在我睡醒後，數院果然按照在場同學提出的要求，將事件過程記錄併發布了出來。不過，由於數院的宣告對我的所見所聞僅僅簡單涉及，所以我想從學生參與者的視角，給大家提供更多資訊。
在我看來，數院提供的說明弱化了我們“交流”或“談判”後達成的一些重要結果，這是比較遺憾的。
在前往理科一號樓前，我猶豫了大約十分鐘，思考了這樣一些問題：
鄧同學申請資訊公開，並將這一申請提前發到網路上，引起廣泛關注。這一行為是否合理？我的回答是：行為合理，應該得到支援。
因為：如果單獨一個人悄悄提交了資訊公開申請，得到回覆的可能性很低。在我的印象中，北大事務的不透明程度是相對高的。要求公開的學生多了，資訊公開的壓力就會增大。所以他行為是合理的。
鄧同學的行為是否應該得到支援？我的回答是：應該得到支援。
因為：公開個人身份，要求學校答覆，本身就帶有許多不可控的風險。現在又被約談至凌晨，更說明這種風險是存在的。既然他冒了巨大風險，又做了一件合理的、大家都可能從中受益的事情，那麼我就應該支援他。（當然，我此前就認識鄧同學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我去到約談現場，有沒有實際幫助？我的回答是：弄明白實際情況是必要的，此外，我還需要理性辯論，說明學院工作人員將我的同學留至深夜是不正常的。人多力量大，如果我去了，這更有利於鄧同學儘快回來睡覺。
如果我去理科一號樓，會不會給我帶來嚴重後果？我的回答是：推動理性協商，冷靜對話，一般不會有不好的後果。另外，作為北大學生，太過活在自己的小天地裡恐怕是不好的。
想明白後，我就邀請舍友同去。舍友對此事也很關心，但對前往現場有些推脫。我於是發訊息給一個認識鄧同學的朋友，他答應同去，此時剛好是00:57分。
二
我到達鄧同學被約談的教室時，現場已經有十多人。後來又有學生陸續趕來，站滿了整個教室。我粗略估計，到場的學生數量應該在35人左右，後來的一些人就一直在樓道里等著。
教室裡有三位老師，都是專門來約談鄧同學的。
我一到，就聽到一位同學問一位老師（後來知道他是數院黨委副書記）：“老師，您找宇昊到底什麼事呀？”這位老師說：“我想待會你們還會吃夜宵，現在我們找宇昊來什麼事，你們居然還不知道？”
我以為接下來會繼續談到底找宇昊什麼事，不過一位年輕老師表示，他不會給我們解釋這個。他說：“我們的工作，是不是要給這麼多同學做一個交代？這個事情，我們沒有必要去給大家做解釋。你們希望宇昊繼續跟我們談，那麼大家就出去。如果你們來就要帶走宇昊，那你們現在就出去吧。”
後來，這位年輕老師又明確說：“對於工作本身，我們不做評價，我們不做解釋。”
我聽到這裡，已經很困了，所以我想那不然就離開吧？但有馬上同學問到，如果我們走了，那你們以後還會約談宇昊嗎？還會把宇昊約談到深夜不給回去嗎？還有同學又說，那我們所有的同學，是不是都可以隨意被約談到深夜？“我覺得我們隨時會被約談到深夜，還不能回去，我感到很恐慌。”“我們不希望也遭到這樣的對待，你能不能解釋一下原因。”
但老師沒有給出明確回答，還說具體原因要宇昊來談，宇昊說需要老師先解釋一下，我再解釋一下。但老師於是又去講了別的問題，沒有回答原因。宇昊後來便說：“（原因是）老師讓我刪帖，我聯絡公號後臺，公號後臺暫時沒有回覆，老師就讓我在這裡等著。”
這位年輕老師一開始說話比較多，但是當他說道“我們都是學校的輔導員”時，學生便問他具體的職務。他說自己是青研的，同學們很憤怒，說為什麼青研的人員可以隨便約談學生？他說：“我沒有約談學生”。數院的黨委副書記解釋，他是這方面的行家。學生又問，“只要是行家就可以約談學生嗎？”
這時候，數院黨委副書記又解釋說，是他約談了鄧同學，同時邀請青年研究中心的專家，過來“就網路有關的專業性做一些指導”。之後，這個年輕老師/專家就不怎麼說話了。
三
接著，數院黨委副書記又把話題繞回來了，他問大家的關注點究竟在哪裡？同學說，是希望宇昊儘快回去。青研老師說，“我們讓走了啊，我們讓走了啊。”
同學說：事情不能這麼解決，“我們來了一群人，你就讓我們回去。我們這些人走了，你們又把他叫過來又可以呆到很晚。”另一個同學接著說：“我們也不希望我們這些人，平時發了篇文章，就被叫過來談到夜裡兩點。”
數院黨委副書記便問宇昊：“宇昊，你覺得沒有你的這些朋友來，你就走不了了嗎？”
宇昊說：“有可能。”數院的老師便沉重地嘆了口氣。
一個同學又說：“一個是走不了，一個是你們請他來的權力在哪裡？”另一個同學又說：“我們既關心工作形式，其實也關心實質內容。只不過你們不願意談實質內容，所以只好問工作形式。”
之後，學生們集中質疑老師是否有權力把學生叫來談到凌晨兩點。
經過一番討論後，數院黨委副書記確認說，在他讓宇昊來見他之後，“宇昊是有權利拒絕的”。
不過，學生依然擔心，認為在師生權力關係不對等的情況下，沒辦法判斷拒絕之後會給學生帶來什麼樣的威脅。“所以我們並不敢完全拒絕，即使您說我們有權利拒絕您。”
四
此時，距離會談結束還有一個小時。在接下來的一小時裡，圍繞著約談的權力和約談制度，學生和數院的老師又進行了一次深入討論。
首先討論的是，對宇昊的約談，有沒有記錄。一開始，數院老師表示，是有記錄的。後來，由於沒辦法說出記錄的形式，只是說有微信上的聊天記錄為證，因此，學生認為是沒有記錄的。數院的負責學生工作的女老師說：“我們之後一定會記錄的”。
學生又說，那這就意味著，你所說的記錄，是你自己回憶的結果，豈不是沒有鄧同學的簽字認可嗎？難道要把這個沒有簽字認可的記錄留存下去嗎？
一位同學說：“這要以某種公文的方式記錄啊，並且作為你們學生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作為你們的個人日記或者個人備忘錄的形式。”
數院的老師幾次回覆，但沒有提出新的資訊。
後來，又有同學說，這個房間連監控攝像頭都沒有。
這位同學接著講：“我們需要各個學院，或者學校，約談學生的一個規則。就是怎麼約，約到哪，（都應該有明確規定）。”
由於此前老師說，此次約鄧同學的原因，是數院黨委副書記覺得事情很急。所以，學生在這裡回應說：約學生僅僅是因為老師覺得急嗎？“這個急應該有一個客觀的標準。這樣才能確定，這個事情究竟應該等到上班來談，還是上班並且不在學生上課時間來談，還是在假期，這麼晚的時候立刻找人來談，我們希望能有這個規範。”
中間又來了一位學校學工部的領導，講了自己在北大的工作歷史和心路歷程，講完之後，又肯定了宇昊同學發文及申請資訊公開是完全正當的，但也認為輔導員和同學“談心”是“沒問題的”。
五
這時候，我已經非常困了。我看到旁邊的一個女生，都已經幾次困得睡著了。雖然在場的人，絕大部分我都不認識，但我感到，他們在努力推動事情解決，講事實，講邏輯，這也是大家都沒有離開的原因吧。
接著，學生和老師圍繞著宇昊應該承擔的責任進行了討論。數院老師說，宇昊發的推送裡，有時間地點，所以怕被校外人員利用。如果被利用了，宇昊應該承擔責任。“同學要為自己說的話，自己做的事情負責。”
但同學認為，要求學校公開資訊，是學生的權利。就像你釋出了一個講座資訊，萬一這個講座出了問題，你不能要求釋出資訊的人來承擔責任。
由於我這時候注意力很不集中，所以走到了角落坐下，大概有二十分鐘的對話我沒有聽清楚。
當我回過神來，有一個前排的同學在給老師提要求，他希望老師能概況一下今晚的事情，寫一個宣告，讓大家知道。這位同學還補充說：“在那份宣告中，一要寫清楚今天的事情經過，從您的角度。二要向我們普及您約談背後所依據的規章制度，第三向我們告知如果我們對這種渠道有疑問的話，可以通過哪些途徑去反映。”數院的老師同意了。
還有一位同學說：“約談不會影響到學生的升學、獎勵、出國、保研等一系列之後的事情吧？”數院的老師肯定了這一說法。
到這裡，大部分同學便決定離開了。我和朋友也很快離開了理科一號樓。
在我看來，建立完善的約談制度是一個很重要的提議。最近幾年，被戲稱為“喝茶”的約談，似乎越來越普遍了。大多數約談，都是在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以私密的形式完成的。在約談中，即使學生權利受到了侵害，學生也往往沒有辦法拒絕。
明確約談制度，讓學生和老師都有規可循，有據可查，對輔導員和學生來說，都是好事。
在這次深夜對談中，還有很多問題沒有得到回答和解決，也希望後續能夠得到好的解決。
今天早上，我睡到十點醒來。看到數院釋出了宣告，還看到好奇心日報寫了報道。但是，他們的報道都有所選取，特別是好奇心日報，沒有涉及到關鍵細節。所以，我把我的經歷寫下來，幫助大家更全面看待這件事情。
當然，鄧同學的事情，出發點是關注瀋陽事件的相關資料公開。當我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北大公開了處理檔案，大家都十分讚賞學校的快速公開。我也希望，能夠繼續公開當時的詳細檔案，包括當時的相關談話記錄，調查記錄，會議記錄，有可能的話，也希望能夠看到更詳細的調查方式，調查證據等等。這樣，就能避免我們僅僅看到瀋陽老師個人的一面之詞，讓我們更充分地瞭解瀋陽事件。
我還需要說明，我的敘述並不完全，為了儘可能還原約談制度的討論，我捨去了警察到訪，老師們質疑我們的身份，老師解釋為何要換教室這幾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