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4月07日 19:59 來源於 財新網
他強調，一個機構聲稱有責任保護其成員，但如果有人從內部做出了嚴重的傷害成員的行為卻被掩蓋了，那麼倖存者會很難治癒心理創傷。
【財新網】（記者 蕭輝 實習記者 王藝妃）4月5日清明節，北大學子李悠悠、王敖等人發文紀念20年前自殺的北京大學中文系1995級女生高巖，更披露高巖生前遭到當時的北大中文系教師瀋陽性侵，直指瀋陽應對高巖之死負責。當天，63歲的現任南京大學文學院語言學系系主任、博士生導師瀋陽釋出宣告，否認自己曾對高巖性侵和有過性關係，稱舉報為惡意誹謗。
但4月6日北京大學官方微博釋出宣告稱，經查閱相關材料，根據1998年3月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對這一事件作出的調查結果，當年7月，北大對瀋陽做出過行政處分。時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的費振剛則對媒體表示，高巖去世後，北大校方專門針對此事召開了內部會議，瀋陽承認與該女生有過“男女關係”，因此校方對瀋陽作出“記大過處分”。4月7日，南京大學文學院宣告，建議瀋陽辭去南京大學文學院的教職。
作為高巖同班同學的王敖等人為何會翻出二十年前的一樁舊事，高巖之死的真相到底是什麼？財新記者專訪了在美國衛斯理安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任教的王敖，王敖認為，師生之間的性關係，實際上並不是性的問題，更不是男女之間的浪漫愛情關係，更多的是一種學術權力扭曲下的剝削和壓迫，是強勢一方對弱勢一方的身體和情感的侵害和剝削。他建議，應該堅決禁止師生之間的性關係，對性侵性騷擾零容忍。
“瀋陽在高巖之死問題上撒了謊”
財新記者：20年前的一樁舊事，為何會選擇在這個清明節利用社交網路的方式公之於眾？
王敖：大家覺得今年是高巖去世20週年，應該用某種方式紀念她。這20年來，高巖的父母一直在追求導致高巖去世的真相，要求當事人瀋陽道歉。當年我們只是知道高巖自殺與瀋陽有關，但不知道具體情況，隨著我們對當年的情況瞭解越多，我們確信高巖的死和瀋陽有很大關係。但瀋陽在自述中輕描淡寫把自己與高巖撇清關係，我們很氣憤，我們希望把真相公之於眾，讓瀋陽向高巖的父母道歉。
財新記者：當年你對高巖之死是如何認知的？經過20年，你對高巖之死有何認知上的變化？
王敖：當年高巖自殺，我們很震驚，系裡給出的說法是與瀋陽有關，還給瀋陽記了大過處分，但具體內情繫裡並沒有跟我們講。後來就演變出不同版本，有說瀋陽始亂終棄導致高巖懷孕，瀋陽不認賬，高巖自殺了；高巖的父母到北大來抗議為高巖喊冤，被保安給驅逐出學校。總之，就是資訊不透明，不明不白的。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壓抑了很多悲傷、憤怒。
這個事情的轉折點是高巖的閨蜜李悠悠出現。前些年我們不知道有李悠悠這個人存在，後來有了社交網路，我們和李悠悠聯絡上了，李悠悠把高巖在大學時跟她傾訴的遭遇跟我們講了，我們就明白了，原來是這麼回事，有些內情當年我們並不知道。當年我們就覺得這事情做得非常不地道，感覺裡面有鬼，總是遮遮掩掩，比如瀋陽到底是因為什麼原因被記大過處分，為何會突然到香港避風頭。但是沒有任何人跟我們解釋，人命關天的事情，高巖雖然不是瀋陽殺的，但是總得有個說法。
當年瀋陽不僅沒給大家說法，後來他回到北大中文系，還當了系裡的副主任，這就產生了一個更大問題。如果一個老師因為他的過失，導致學生自殺，這個老師是不應該再從事學生管理工作。2010年北大中文系100年慶祝會，同學去參加系慶，瀋陽以系裡的領導身份接待回來的系友，耀武揚威的態度更是引起同學的憤怒。他憑什麼能當系裡領導？中文系那麼多有能力的老師，為什麼要選他做系領導？當年對他的記大過處分是明確的，那就是確認了他在高巖之死上是有過失的。
最終促使我們公開舉報瀋陽，還是因為他自己寫的自述，他公開否認與高巖的關係。他是在撒謊，非常無恥，我們就一定要站出來揭發他。
財新記者：對於當年中文系處理高巖之死事件，你們是一種怎樣的看法？會有不滿嗎？
王敖：當年我們處在半懵逼的狀態，我們很悲傷、壓抑，也不知道能做什麼。我記得有同學在高巖的追悼會上很激動地控訴過，要求徹查高巖自殺的死因。但是當年並不存在一個渠道，能讓一個本科生自己決定要去找系裡要說法，讓系裡重新給一個解釋。這不能說是學生不作為，學生並不知道該怎麼做。學校給了瀋陽處分，然後這個人就不見了，你都找不著他，上哪去告啊。
後來知道瀋陽又重回北大，還做了中文系的副主任，我們是很憤怒的，我們認為他沒有資格再從事學生管理工作。
二十年來，我們年級的同學沒有得到任何解釋，沒有任何人道歉。這對我們的心理造成了某種程度的傷害。美國俄勒岡大學著名的心理學家Jennifer Freyd及其團隊對類似事情提出一個解釋，叫做Institutional betrayal（機構的背叛），簡單說就是一個機構或者組織聲稱有責任保護其成員，但有人從內部做出了嚴重的傷害成員的行為卻被掩蓋了，事情眼睜睜給壓下去了，那麼倖存者會很難治癒心理創傷。我和我們級的一些同學交流，就是這種心理創傷感覺，我們那麼信任這個組織的一切，它是我們心裡的避風港，但最後卻背叛了我們的信任。
我們呼籲，北大校方應該把當年對瀋陽的調查結論和過程公佈於眾，揭穿瀋陽的謊言。
財新記者：高巖當年的班主任、同學、閨蜜集體寫文章發聲，你們的訴求是什麼？
王敖：我們的訴求就是高巖父母的訴求，首先是要瀋陽對高巖造成的傷害道歉，第二是瀋陽這樣有損師德的人不要再禍害別的學生。
財新記者：有一種觀點認為，即使高巖和瀋陽發生關係，但沒有證據證明瀋陽性侵高巖，僅憑李悠悠的舉報，從法律上是很難站住腳的，你怎麼看待這種觀點。
王敖：我們先來明確性侵的定義是什麼。性侵是在未經明確允許的情況下，帶有性意味的觸控和玩弄，強迫進行某種性行為。根據李悠悠在文章中寫道，高巖告訴李悠悠，瀋陽對她逐步引誘，先是邀請高巖共乘教師校車，接著要求她到家裡學術懇談，最後違背高巖的個人意願直接“餓狼撲身”。按照李悠悠的判斷，這無疑是性侵。
有人質疑李悠悠要她拿出性侵的物證，沒有物證，憑什麼說瀋陽性侵。若是這樣的話，任何人都沒有辦法舉報了。只要沒有物證，就不敢去舉報，那美國體操隊禽獸隊醫拉里·納薩爾如何會受到懲罰？現在李悠悠站出來說她所知道的內情，這至少算一個新的證據，可以去檢驗它或者推翻它，但不能說是沒有證據。
李悠悠寫的東西是高巖親口跟她說的，這是李悠悠的親身經歷，你不能要求她去做警察調查取證的工作，把所有的證據都拿到手才站出來說話。如某些網友所說的，李悠悠你說是性侵，那你就得把20年前的證據全部還原，才能舉報。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這個世界上就沒有人敢去揭露黑暗的事情了。李悠悠並沒有到法院去控告瀋陽性侵高巖，她只是把她所知道的實情說出來。而且這個事情還有旁證可以支撐李悠悠的說法，當年瀋陽是被記大過處分的，這個可以到北大去查檔案，還有我們一些同學對這件事的回憶也可以印證李悠悠的說法。
我注意到網上還有一種言論指責，李悠悠你說你20年前就知道高巖被性侵的事情，為何當時不舉報？這種說法是很沒有道理的，我們現在這幫人40多歲了，站出來說話還要遭遇刪帖，再倒回20年，要李悠悠一個20來歲的女生去告瀋陽，拼得過嗎？這是典型的站著說話不腰疼。
我有時候覺得很悲哀，有些人對惡人的標準放得特別寬鬆，對受害者的標準又非常苛刻。這個受害者必須是一個道德上的完人，還必須代替公檢法蒐集好所有證據，才能站出來說話。這是不現實的，只能是對受害者帶來無窮無盡地折磨，讓施害者逍遙法外。
財新記者：瀋陽在回應媒體時稱對他的指控屬於惡意誹謗，他保留法律手段。你怎麼看？
王敖：我們對所說的話負責，歡迎瀋陽去法院告我們。首先明顯是瀋陽在撒謊，有北大當年的記大過檔案可以證明他撒謊。他說的話已經沒有公信力。
他說我們惡意誹謗，我們並沒有惡意，我們做這件事的出發點很簡單，就是想幫高巖的父母討個公道。難道高巖當年的班主任、閨蜜、同學等一群人加在一起就是來坑瀋陽的，這可能嗎？我們每個人都跟他有仇嗎？還是瀋陽一個人在撒謊的可能性更大呢？
瀋陽把自己與高巖之死完全撇開關係，說明這個人非常險惡，不知悔改，而且他現在還在帶研究生，他的學生可能成為下一個受害者。我們這些知情人有義務站出來揭露瀋陽的真實面目，防止發生下一次悲劇。
對校園性侵應零容忍
財新記者：今年3月份，你公開舉報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UIUC）華裔副教授徐剛性侵學生，4月你舉報瀋陽性侵學生，作為一名學者，為何會關注性侵，初心是什麼？
王敖：高巖的死對我們那一級中文系學生造成很大的心理陰影，前面我提到的Institutional betrayal。還有一個很實際的原因，我們70、80後基本都有孩子了，十多年後我們的孩子就要上大學，如果到時候高校裡還是這樣一班人，我們怎麼能放心把自己的孩子交到惡魔手中？
我在美國高校教書，高校性侵性騷擾並不是個稀奇事，說句不好聽的，哪個學校沒有？哪個系沒有？但不能因為普遍存在就習以為常，如果大家都沉默的話，整個系統會崩潰。
財新記者：你提到性侵性騷擾在美國高校較為普遍，你瞭解的具體情況如何？
王敖：我沒有做過專門調查，具體的數字我不知道，但憑我的觀察，我在美國三所高校教過書，都存在過這種情況，有青年老師被資深老師性侵、性騷擾，有學生被老師性侵、性騷擾，美國大學學生受性侵性騷擾的比例挺高的，每年都有多起此類案件被報道出來。中國被報道出來的此類事件少，但並不意味著中國高校發生性侵性騷擾的比率低，有很多性侵沒有被揭露出來罷了。
財新記者：高校的性侵如此普遍，施害者能夠得逞的原因是什麼？
王敖：我認為主要是權力的問題。高校師生之間的性關係，實際上並不是性的問題，更不是男女之間的浪漫愛情關係，更多的是一種權力扭曲下的剝削和壓迫，是強勢一方對弱勢一方的身體和情感的侵害和剝削。在權力極其不對等的情況下，性侵不但是一種犯罪，而且經常伴生腐敗和濫用職權，會對受害者和其他相關的人造成長期身心傷害。
分析具體原因，從學生一方來說，對性侵、性騷擾的警惕性不高，對於老師更多是一種信任關係。哪個女生去見自己的導師，是做好了堅貞不屈、要當劉胡蘭的準備？很多性侵是在沒有防備的情況下突然發生的。就像高巖告訴李悠悠的那樣，高巖是突然被瀋陽從背後給摟住了。一個十八歲的女孩子，沒有社會閱歷，又害怕又羞恥，不知道該怎麼辦，強弱對比很懸殊。而且我們的傳統文化對性方面是比較保守的，一個女生被性侵了，她往往不敢講出來，怕別人嘲笑羞辱，講了以後又怕被說成是造謠，除非是做好魚死網破的準備。即使勇敢站出來控告施害者，還會面臨很多阻礙。
從根本上來說，是相關的法治法規不健全，對性侵的處罰力度不夠，違法犯罪成本低，導致一些慣犯屢屢得手。在一個規則相對清楚的社會，有些變態找不到擴大傷害的機會；而一個規則不明確的社會，壞人有機可乘的空間很大。
財新記者：美國高校在處理性侵性騷擾方面，有哪些經驗值得中國學習？
王敖：美國高校中明確禁止師生間發生性關係。美國高校沒有師生戀這一說法，它不是愛情，就是一種性關係，老師和學生之間有了性關係，老師就要走人。老師要對學校負責，學校僱你來，不是讓你從學生中選一個做你的女朋友。老師的職責是傳道、授業、解惑。學校僱老師，就是要老師在學校裡教書育人，而你拿一部分工作時間來和學生拉扯不清，這就是瀆職行為。
老師如果和學生髮生性關係，也意味著對別的學生不公平。老師掌握著打分、保研、論文等資源，如果老師因為和某個學生髮生關係，保研的名額落到這個學生頭上，那別的同學就會受影響，就會瓦解整個正常的學術氛圍和環境，這實質上是一種腐敗行為。
因此說，師生戀並不是老師和學生兩個成年人的私事。學校本身是一個體制，在這個體制下，老師和學生的權力不平等，所以不能允許任何師生戀。美國高校就是規定得這麼明確，實行得也比較嚴格。即使是學生愛上老師，對老師投懷送抱也不行，老師不能和學生髮生性關係，這點在美國高校是一個基本共識。
中國教育部在2014年也規定了老師不得對學生實施性騷擾或與學生髮生性關係。但據我的瞭解，這個規定並沒有得到嚴格執行，潛規則流行。
具體來說，美國高校會有一些提醒的東西，在學校的很多牆上都會貼著一些指導建議，如果你受到了性侵，第一時間應該做什麼？可以第一時間去找警察，也可以找專門的輔導員，學校會配備一些有資質的心理輔導員來幫助被性侵的學生，每一步該做什麼，有一個流程。這些措施值得中國高校借鑑。
財新記者：李悠悠的文章提到，從高巖和瀋陽發生關係到她自殺，中間還經過一段很糾結的心理掙扎，有比較模糊地向外界求助，但很遺憾，最後還是選擇自殺。對於性侵，我們普通人能做些什麼？
王敖：從預防上來說，要提高自我保護意識，不要跟沒有絕對信任的人單獨在一個封閉空間裡。比如說，一個老師要一個女生去他家討論學術問題，如果沒有絕對信任，不要單獨去，就在外面討論問題，在咖啡館裡、在食堂裡，在開著門的辦公室裡都可以，有其他人在場，作惡的可能性會降低。
第二，要對性侵零容忍，如果周圍人看到一個老師對學生伸手了，不應該對這種行為沉默，沉默就是縱容了這種行為，要及時制止。比如說你發現系裡的一個老師把一個女生帶到自己的宿舍去睡了，那就應該把這件事跟系裡反映；比如說發現一個老師讓女生去陪酒，就要阻止；比如說看到一個老師對一個女生的身體進行很不雅的評論，也應該及時制止他，不能隨便開下流玩笑。你如果不制止他，他永遠這樣。如果有人制止，下一次做這類事情前他就會掂量後果。也就是周圍人都是有責任的，並不是說這事兒沒有性侵到我，就跟我沒關係。
現在的情況是發生這樣的事，周圍人都忍著，這是縱容壞人。更讓人氣憤的是，有的人不但不去制止這種錯誤的行為，反而去質疑受害者。有些人說，你被性侵時，為何不拼命反抗？為何不第一時間去報警，要拖到現在才說？這些說法非常無恥，你有那個時間為何不去指著“陳小武”們問問他們到底幹了多少壞事？反而跑來質疑那些受到傷害的弱者。
質疑受到傷害的弱者，不用付出太高的代價；往弱者身上潑髒水，這是懦夫的行為。你有本事去指責那些依靠權力踐踏弱者的人，你去跟他們硬抗，那才是有本事。現在你不僅不去指責犯錯誤的人，反而來指責一個受到性侵的十八九歲的女孩子，說她在道德上也並非完美。這是很無恥的行為。因為他們對受害者造成了二次傷害和羞辱，而他們自己不會付出任何代價，還會自認為有一種道德優越感。
財新記者：一直以來都有性侵害者站出來發聲，但有史以來第一次形成聲勢這麼大的“Me too”運動，從美國席捲到全球各個地方。今年一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女博士羅茜茜站出來指控北航的博士生導師、“長江學者”陳小武曾對她進行性侵，你如何看到“Me too”運動，是否受到它的啟發？
王敖：不可否認我們這次發公開信受到這麼多關注，和“Me too”運動之前形成的浩大聲勢有關，我和李悠悠都受到了羅茜茜的啟發，但這並不是決定性因素。即使沒有“Me too”運動，我們也要找瀋陽要一個說法，這個事情的關鍵點並沒有因為“Me too”發生實質性改變。不要去談什麼運動，也不要給我們戴什麼帽子說我們是境外勢力，很簡單我們就是關心高巖的同學、朋友，希望要高巖之死的真相，讓施害者道歉。
“Me too”運動我沒有進行專門研究，不能輕易下判斷，它的優缺點都被人指出來過。我對羅茜茜的行為很佩服，她實名舉報自己多年前的副導師陳小武，帶來的好處是降低潛在的或者當前受害者站出來舉報的代價和成本。導師往往掌握著學生論文過不過、能否取得學位的“生殺大權”，處在強勢地位，一名遭到性侵的學生若要舉報老師，要承受很大的代價，而且成功的希望很渺茫，羅茜茜改變了這一被動局面，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財新記者：從舉報徐剛到瀋陽，你是否準備做系列反性侵舉報？接下來還有什麼打算？
王敖：我在高校教書，那是我的主業，我不可能說放棄我的主業，成為一個職業反性侵者。但是對高校裡的性侵和性騷擾，我會採取零容忍態度，如果我知道一起，我會採取行動去制止。我會行動，而不是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