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公號 「北窗：“瀋陽事件”與百廿校慶：青春大概，不如你所說」
作者：兜爺
時間：2018年4月8日
四月的北大，草長鶯飛，雜花生樹，燕南園裡遍地長著紫色的二月蘭。
這是北大建校的第120個年頭。與以往“校慶年”不同的是，時隔二十年的沉重質問挾金石之聲而來，輕歌雅舞再也遮不住。
4月5日，北大校友李悠悠在豆瓣上發文《南京大學文學院語言學系主任、長江學者瀋陽教授，女生高巖的死真的與你無關嗎？》，實名揭發當時任教於北大中文系的瀋陽教授，性侵女生高巖，並導致高巖自殺。一石驚起千層浪，數名高巖當時的北大同學和朋友，也以各種渠道發出“紀念高巖之死二十週年”的聲援，輿論迅速發酵。
5日下午，瀋陽在新京報採訪中否認了此種說法，稱“沒上過床、沒談戀愛”，該指責“均為惡意誹謗”“保留控告的權利”。
4月6日，北大校方做出回應，表示已查閱相關材料，1998年曾予瀋陽行政處分，頗有陳年往事早已蓋棺定論、事不關己之態。
4月7日，南大文學院做出回應，公開了瀋陽調入南大文學院的詳細經過，並明確表示立場和決定：停止瀋陽在南大的工作，建議其辭去教職。
同一日，上師大（瀋陽亦在上師大任教授）發表宣告，終止與瀋陽簽訂的聘任協議。南大與上師大雖已將態度擺上桌面，但由於事發當年，瀋陽仍在北大任職。在北大官方不作進一步深入的情況下，還原當年真相仍然困難。
7日隨後，北大數院（數學科學學院）本科生鄧宇昊，在微信公眾號發表文章，表示將於4月9日（週一）向北京大學資訊公開辦公室申請資訊公開，並呼籲師生加入：“今年恰逢百廿校慶，如果大樹裡有蟲，把蟲揪出來是對大樹最好的慶典獻禮。”文章點選迅速過萬。
4月7日晚，鄧宇昊被學院輔導員“約談”。雙方於晚22:30見面，在場包括兩名數院輔導員和一名“熟悉網路資訊相關工作”的學校輔導員張勇。約談持續了很長時間，並且輔導員中途更換地點。鄧宇昊通過手機與外界取得聯絡後，十餘名同學趕往談話地點，要求有關人員做出解釋。凌晨3:30，談話人員同意鄧宇昊離開。
4月8日上午，北大召開了“教師職業道德和紀律委員會專題會議”，關於瀋陽事件的調查情況進行了通報，公開了1998年的兩份檔案，並表示將持續推進反性騷擾和師德師風建設。
截止目前，涉事各方暫無進一步動作。
許多類似事件，大幕拉開時萬人空巷，卻總在靜默中悄悄閉合。此事，但願能有所不同。
（圖為2018年3月11日，高巖20年忌日，高巖父母給愛女掃墓。）
憑誰當執黑白子
“瀋陽事件”中，首當其衝的問題自然是，瀋陽是否侵害過高巖。
事隔二十年，斯人已經作古，當年的調查也並非詳盡，目前尚缺乏詳細可查的證據。相信確有此事者，依憑的主要是高巖的父母、同學、老師和當年旁觀者的證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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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悠悠作為高巖生前在北大的同學和閨蜜，實名發文，轉述了高巖生前所說之話，列舉了瀋陽肢體侵犯、感情欺騙和造謠高巖“精神有問題”等行為，時間和細節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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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巖父母發表了寫給女兒的信件，信件中有女兒“中了瀋陽圈套”“被瀋陽侵害”等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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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巖在北大讀書時的班主任王宇根發文，回憶當年事件：“由於高巖沒有留下能與她的死正面相關的實質材料，而她在家中自殺的事實又沒有爭議，高巖的死雖然她父母知道與系裡某位老師有關，但沒有物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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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北大中文系女生回憶（非實名），“男生選沈老師的課容易被打低分”“沈門漂亮的女研究生出了名地多”“他單獨拍我的肩膀說你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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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瀋陽自始至終否認與高巖有戀愛關係，但北大中文系時任系主任費振剛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當年學校的內部會議他曾經參與，“他承認了與高巖發生過男女關係”。當年北大校方在進行懲處時，考慮正值百年校慶，只對瀋陽進行了記大過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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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上午北大校方公開的兩份舊檔檔案，儘管被部分校友評價為存在對事件“輕描淡寫”“推脫給女生主動”的嫌疑，但至少說明一點，不管起因為何，瀋陽確實與高巖存在男女戀愛關係。此前瀋陽的否認系撒謊。
“瀋陽事件”，毫無疑問踩中了輿論的中心。
去年年底，如火如荼的#MeToo#運動（編者注：由Alyssa Milano等人發起的拒絕性別暴力的運動，呼籲所有曾遭受性侵犯女性挺身而出說出慘痛經歷，並在社交媒體上附上#MeToo#標籤，喚起社會關注）已經引發美國政界、娛樂界、學術界的一場革命。日前，北電、北航、廈大、南昌大學已有學生陸續爆出教授猥褻、性侵學生事件。武漢理工大學自殺身亡的碩士陶崇園，其姐控訴導師王攀欺凌，如今尚未討得一個合理說法。
黑白之間，多的是沉沉灰色。幸運者，有錄音、影片或物件為證，得以沉冤昭雪；更多則如同“瀋陽事件”一樣，由於各方面的原因而無法得到鑿實的證據，量刑定罪實屬困難。大眾輿論不能代表司法部門進行審判，縱然北大、南大、上師大先後針對瀋陽的“師德有虧”進行了認定和處理，瀋陽本人仍然戰意沛然。
4月7日下午，他通過簡訊回覆《中國新聞週刊》的採訪請求，在簡訊中寫道：
我想發出一個弱弱的呼喊：三個大學都拿“師德”說事。請問，這種定性靠什麼？哪個正式決定上有這個結論？哪個事實支援這個結論？難道僅僅靠輿論左右？僅僅憑某個人採訪中的回答？這太可悲了吧！
瀋陽一問，其實恰恰命中此事核心。“師德”除了相對容易明確的授業解惑之責外，是否應覆蓋相對模糊的私生活領域？老師與仍在校讀書的女學生髮生性關係，是否追責？學術霸權和“忘年之戀”，如何界定？性侵、強姦、限制人身自由等問題，是否能以師德師風問題弊之？
更重要的是，在明顯有強權與弱勢關係存在的場景中，弱者如何保護？
“沈公的面子”
這就要說回北大與南大兩所學校對待此事的態度——如同一場大戲。
南大文學院始終耿直乾脆：“在（瀋陽）調動過程中，北京大學相關部門和瀋陽本人都沒有向南京大學文學院說明曾經因師德師風問題接受處分之事。南京大學文學院基於瀋陽具有的“北京大學中文系副主任、北京大學特聘教授”等高階人才身份，沒有向南京大學人力資源處請求前往北京大學外調查檔。為此，南京大學文學院願意承擔人才引進工作程式不嚴謹的錯誤並向南京大學請求處分。”
雖然事發當時在北大，出來道歉和“請罪”的卻是南大。前任南大文學院院長丁帆表態：“瀋陽教授調入南京大學文學院是我主政期間，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沒有外調就同意引進人才，屬引人失察，全部責任由我個人承擔，本人可以接受任何處分。” （編者注：對南大的一片讚譽中，亦有聲音質疑是否程序正義。）
再觀北大校方，一不曾主動資訊公開，二不曾徹底覆盤和追責，三不曾及時修繕機制以止損，面對個別真正有北大精神的勇敢學生，倒忙不迭漏夜刪帖約談，以“不要被校外勢力帶跑”“珍惜學校名譽”循循誘之。
（圖為“約談”發生後，參與談話的老師在BBS上進行的說明；另有從學生視角的一篇更為詳細的現場記錄，參見：現場 | 我所親歷的鄧同學被約談事件）
北大煌煌百廿，最為人所銘記的，乃是它敢為天下先的精神。百年前國家內外交困，學校亦如幼子。爾後時代如洪流，強權似巨輪，但總有一代接一代的傲骨師生守得住真心，舍卻一副身家性命去螳臂當車。而時值120週年校慶，它卻長成了如今這副摧眉折腰、息事寧人的模樣——這歲月於你有何用？
即使不對北大作如此要求，僅僅討論一所普普通通的高校而論，斷事用人、治學成才是高校的基本使職，也是一個教育工作者的基本素養。我們所知的是，1998年後，瀋陽仍在北大執教十餘年，2011年調入南京大學，並被評為長江學者。二十年埋骨黃土，高巖芳魂難安；二十年執教升遷，沈公名利雙收。
作為一名中文系教授，他在自己的“自傳式”回憶文章中，絲毫未提對漢語研究的心得，每一句話都是在賣弄自己如何從資源中獲得資源，搞定領導、搞到房子、成功調動、獲得稱號、遊遍世界……在一次又一次的利益置換中弄潮於體制，成為學術“巨擘”。
（圖為瀋陽2016年所寫的《“一直在路上”——六十年人生風景一瞥》擷取，網路有全文）
文人的時代已經過去，高校成為了無數個“沈公”的名利場。他們得益於這套遊戲規則，遵從於這套遊戲規則，並在某種程度上得到規則的認可和保護。 南大曾有一部極具風骨的精彩話劇，名為《蔣公的面子》，其中創造了一個圓滑教授“卞從周”的形象，卞從周相信自己的苟且，是為了民族大義，而自己對權勢的投靠，也是一種保全學校的暫時的手段。
但治校的袞袞諸公怕是忘了一點，輿論穩定、招生成績、校慶聲勢都不過是花哨的面子，商業社會，用資本即可獲取；但在真正德才兼備的青年學子眼中，該校是否還是一所值得託付的學校，這是“裡子”，是一所學校恆久發展的生命力。“面子”再好，終是虛妄；“裡子”一丟，覆水難收。
我們能做什麼
這一次的舉報人，李悠悠，已經定居海外。之前舉報北航教授陳小武性騷擾的羅茜茜和本次站出來發聲的高巖班主任王宇根，也均已定居海外。
但從這一點，便知說出真相的成本有多高。
倫敦政經學院管理系副教授李晉，在他的文章《從多重任務道德風險角度看校園性侵》中提到，從組織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了學校應對校園性侵案舉報的理性策略。
學生不舉報、學校不調查，這種處理先不論；學生如果舉報，學校調查取證，則會有一系列“成本”產生——一，紙包不住火，學校的聲譽和生源難免受影響；二，嚴肅的調查會使一部分老師認為自己不受信任，說不定會消極怠工甚至加盟別校（編者注：在MeToo聲潮中，也已經出現了舉報人無中生有、濫用關注度以達到政治目的的案例）。因此，學校作為理性人，做出的最優決策一定是小範圍調查、走走過場以息事寧人。
“理解學校的理性策略後，對學生而言，除非證據確鑿，舉報老師往往弊大於利：既得不到公平的處理，還有可能被學校和老師區別對待。如果老師在業界有影響力，學生畢業以後也會受影響。這樣思考，學生的最佳策略反而是不舉報，至少是在校期間不舉報。而老師的惡行，往往只是成為學校裡的流言或公開的秘密。”
結果就是，學校中老師侵害學生的成本變得很低，壞老師有恃無恐，劣幣驅逐良幣，被“發現”的機率如此之低，即使事發也可換一所學校“煥然一新”。這一分析同樣適用於職場上欺凌、政府官員貪腐、隊醫性侵運動員等其他各種存在權力尋租的場景。
李晉教授解釋了“多重任務道德風險模型”的意義：
概括言之，結合當前國內實際，解決路徑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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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衝突的任務交給不同人去做。學校之外，需有利益不相關的獨立機構來處理此類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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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黑名單”機制，把資訊公之於眾，加大作惡者的作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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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人們對舉報者的態度，給更多的受害者們一個聆聽的機會。
第一點尚需倚賴執牛耳者，第二點或能民間合力促成，第三點，則是你我平日可以做到。
還有一點，永遠保持自己的警惕心和獨立思考。我們雖離開了當年綠樹白花的校園，在生活的風霜中浸染了無數的“規則”和“妥協”，但在各行各業的角落中，我們仍然存在，仍然在自己的社會角色中有一份微薄之力。漫長一生，在學校、職場、生活的任何一個切面，如果遇到敢於仗義執言、心眼明亮的人，請像護住風中之燭一般地去保護他/她，盡力使之存續。
母校百廿校慶發此一文，愛之痛之，不過是希望它能更好。還記得三月份，一首北大老歌《青春大概》刷屏朋友圈，勾起了無數校友的懷舊情緒。那首歌裡唱道：“誘惑赤裸抑鬱閃躲，誰不是凡人一個。”
青春大概從不如你我的想象，但我們絕不停止奔波，但願能換得他人更美好的青春。
注：因本事件資訊較為破碎，本文根據已有報道和公開檔案整理而成，意在言理，而非做任何官方播報或指責。如有事實出入或其他資訊線索，請在公眾號裡留言或者郵件聯絡編輯部。感謝大家。衷心希望，無論是北大的舊事還是剛剛發生的陶同學的悲劇，都能不再重演。而這個願望的實現，需要更多人的努力。若有需要幫助的師弟師妹，亦可郵件至北窗編輯部 lightthere@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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