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微信訂閱號「羚羊實驗室」：瀋陽的“屠殺”，與“倖存者”的迴歸
作者：季星 房宮一柳
羚羊試驗室：關心必須關心的
美好永遠是脆弱的，而黑暗始終堅強、屹立不倒。——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戀樂園》
20年前，北大中文系95級大三女生，長年成績排在第一名的高巖，在家中打開了燃氣閥門，自殺。
這是高巖第四次決定結束自己的生命，前三次都被及時趕到的父母阻止。這次她終於成功了。
這位21歲少女的自殺與時任北大現代漢語課的副教授、後來成為北大中文系副系主任、”長江學者“、南大文學院教授的瀋陽直接相關。高巖去世那一年，瀋陽43歲。
集中營是不是人類歷史上的大屠殺？是的。還有一種屠殺叫做“瀋陽式屠殺”。
然而，相比埋於地下的死者的謎底，這更是一個關於生者的故事。
為什麼高巖事件，在20年前能夠無聲無息匆匆而過？為什麼作惡的人不會受到應有的懲罰？讀書人的最高殿堂為什麼成為了施暴者的屠宰場？
高巖的父母度過了常人難以想象的20年。高巖生前的三位同齡人，則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逃離。
作為直接相關人的瀋陽，卻在《六十年人生風景一瞥》的回憶錄裡追溯自己“去過幾十個國家”、“如夢似幻”的人生。
而恰恰是這一篇洋洋得意的自述，讓二十年前屠殺者舉的刀，最終砸向了自己。
屠殺過後，“倖存者”們回來了。
01
破碎
1998年3月11日，少女高巖自殺後，高巖的母親打電話給高巖的高中大學同窗好友李悠悠，哭著說：“高巖沒了。”
高巖的死是一瞬間的事。
但是在發生不幸、生者與死者隔開的那一剎那，活下來的人往往會產生極大的自責與內疚。
他們會去想：我活下來是可以的嗎？我到底要怎樣彌補我犯下的過錯？
高巖父母再也無法脫離黑暗，高巖有一個親哥哥，一夜白頭。
高巖身邊的三個同齡人，成為了災難過後的“倖存者”。他們不比親人承受的悲傷少，因為他們最瞭解彼時的高巖，也必將帶著高巖彼時的痛苦繼續生活下去。
其中之一就是李悠悠。
李悠悠和高巖都是北京姑娘，一個高中又一起考入北大，一個進了社會學系，一個進了中文系，宿舍離得很近。
“得知噩耗的那一刻，我的大腦瞬間停擺了。”李悠悠回憶。
“高巖是我的摯友，我們倆的關係非常親近。她可以說是我目前40多年的人生裡，最好的兩個朋友之一。”李悠悠的自述中寫道。
另兩個“倖存者”是高巖的同班同學，王敖與徐芃。王敖在北大曾是一名詩人，一襲長髮，擁有眾多粉絲。
當噩耗來臨時，他們三個人，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逃離。
王敖與徐芃先後來到美國唸書，都在美國大學任職教授。高巖自殺的那一年，徐芃在北大念文獻學，英文差得稀巴爛，但一定要去美國。說起來原因很簡單，高巖自殺以後，有一位老師對徐芃說：
“如果事情發生在美國的大學，教授涉嫌學生自殺案，早就被開除了”。
“救贖”式的人生選擇，並沒有他們停止愧疚。
這二十年來，王敖一旦想起高巖，“眼前就一陣發黑，似乎聽到一陣雜亂的腳步，有鞋底在摩擦地板，裡面還夾雜著一個生命掙扎的聲音。”
而李悠悠則在二十年間一直處於反覆拷問自己的心理過程中：為什麼當時沒有及時挽救、開導高巖？我這麼多年為什麼沒有為她做什麼事情？
這是李悠悠心裡一塊挪不開的陰影，她本人形容為“黑色磁石”。
在徐芃的回憶中，高巖是一個 “下了文獻專業孫欽善教授的課會一邊擦黑板一邊問問題的女孩子，是一個學文學的卻跟我辯論音韻學作業的女孩子。
“如果她不死，是篤定要走學術道路的那種女孩子。”“高巖是中文專業的明星學生，成績頂尖。”
這些好學生、善良美好的特質，讓活著的人惋惜，也讓活著的人不停追問事件發生的原因。
高巖舊照。(羚羊試驗室獨家資料，不得轉載 )
02
無解
高巖的父母都是北京教師和教研領頭人。其母是老師，其父是高考的總命題人和閱卷人。
高巖就是在這樣一個家教下成長起來的孩子，順從老師、恭敬老師是根基，代表了真善美。在李悠悠、王敖、徐芃心中，她是真善美本人。
而瀋陽是另一個極端。走上學術道路之前，文革期間，瀋陽曾找關係當了兵，在部隊待了16年後，轉業結婚、考碩士。
北大內部老師評價瀋陽：“有軍人之風。“ 瀋陽喜歡被人形容“嚴師出高徒”，喜歡傳統的師徒關係。
甚至，或許在瀋陽的眼中，學生老師的關係，就如同軍隊裡上下級的關係一樣，是絕對的命令與服從。
在李悠悠的回憶中，高巖曾把瀋陽形容為“狼”——“高巖吞吞吐吐地跟我說：他（瀋陽）像餓狼一樣向我身上撲過來。”
高巖是體面的、順從的，而這些給了瀋陽以最大的安全與藉口——20歲左右的高巖像一隻羊羔，或許到死都不會對外說一個字的。
終於有一天，“餓狼"撲向了"羔羊"。權力撕碎了真善美。
高巖的父母在發現高巖死後立刻報警。可是沒有任何人能對高巖的自殺負責。
一位瀋陽前同事回憶，被北京市西城區公安局傳喚審查時，瀋陽一開始承認了高巖之死與他有關，但聲稱他當時處在離婚的狀態（後來復婚了），算單身，和高巖是在談戀愛。
但過了幾天他就反悔了，對警方說，高巖有精神病，是高巖單方面追他。
西城區公安局判定高巖為自殺後，按照流程，輪到北大黨委、北大中文系對高巖自殺一案進行調查和處理。這場調查唯五的知情者是：
- 時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的費振剛；
- 瀋陽的博士生導師、一手提拔他的語言學教授陸儉明；
- 時任中文系黨委書記的李小凡；
- 時任中文系分管學生工作、並具體參與了對瀋陽與高巖一事調查的蔣朗朗；
- 時任北大校黨委擔任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的閔開德；
這些人能夠回答多個關乎高巖生命的問題 : 北大是否判定過高巖的自殺是因為瀋陽？瀋陽最後是如何處分的？怎樣討論和決定的？
而當媒體再去追問時，李小凡已經去世，只剩下四個人。費振剛、陸儉明、閔開德，都已經是83歲的老人。
時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的費振剛對《中國新聞週刊》說：“自己當時忙於籌備北大百年校慶事務，沒有參與調查。”
但他強調，最後是記大過處分，依據是北京市西城區公安分局的調查結果，以及對瀋陽的詢問。
“高巖的死應該瀋陽負責。”費振剛不久前對記者說。
時任北大紀委書記的閔開德，則似乎由於歲數已高，記憶力很差。他幾乎不記得當年有過對瀋陽的一次調查，也不瞭解瀋陽這個人。他唯一有印象的是當時“有個學生死了”，但並沒有記錄，“那個時候哪有什麼記錄。”
閔開德說是中文系處理的。費振剛說是北大紀委處理的。
而瀋陽在北大的博士生導師、一手提拔他上來的陸儉明則對《鳳凰週刊》說，事發時，他正在日本講學，不清楚情況。事實上據知情人士，當年他立刻就從日本返回。
可能只有最後一個人記得，現任北京大學校黨委宣傳部部長的蔣朗朗。
在2014年北大燕京學堂事件的時候，為了應付《南方週末》的採訪，蔣朗朗“愁得幾天沒睡好覺”。而這一次，蔣朗朗的電話徹底聯絡不上了。
1998年，蔣朗朗在參與調查後，還與李悠悠、王敖、徐芃一起，參加了高巖的追悼會。
一位不願意具名的採訪人對媒體回憶：接受公安局的審查後，北大在處理瀋陽的問題上有過兩種意見，“一種意見是說要將他開除，另一種說是大概有的人要保他。可能因為當時百年校慶的關係，沒有給開除，而只是給了個記過的處分。”
家人朋友們，尋求了20年的答案，終於在2018年4月8日揭曉——北大公開了這份處理檔案。檔案中，對瀋陽只做了“警告處分”。
（北大公佈的處理檔案）
瀋陽的處分，怎麼一步步從“開除”、變成了費振剛確定的“記大過”，最後僅僅變成了“警告”的？真相沒有人知道。
而唯一留在這份20年前檔案上的字跡，成為了一個有趣的註解：“瀋陽作為一名教師，在與女學生高巖的交往中態度不夠嚴肅，處理極不慎重”，其中，“極”字改成了“很”。
被命令調查高巖自殺事件的班主任王宇根，則在二十年後寫文說：
這件事在當年“有名有姓”、“人盡皆知”，但“送走高巖的遺體之後，我不再捲入系裡對此事的調查和後續處理，也不知道系裡對這件事後來究竟是如何處置。”
03
隱恨
除了記憶矛盾的校領導、系領導，剩下的是崩潰的高巖父母，和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的同學。
高巖父母“在校園裡面相互攙扶著，一邊走一邊哭，一邊喊，’瀋陽是個大流氓，害死了我們的女兒。”
高巖父母甚至還在北大校園內的學一食堂傳送海報，可是被保安趕了出去。
王敖在自述中說，當年“我們處在半懵逼狀態”，“感覺裡面有鬼，總是遮遮掩掩”，“悲傷、壓抑，也不知道能做什麼。我記得有同學在高巖的追悼會上很激動地控訴過，要求徹查高巖自殺的死因。”
但這些21歲的孩子們是無力的。讓幾個本科生去找系裡要說法，給個解釋，在那個年代，非常難。
1998年事發之後，瀋陽赴香港城市大學訪學。事發之前，瀋陽是副教授。隔了一年回到北大中文系，瀋陽變成了正教授和博士生導師，之後升了副系主任。北大中文系用行動表示了對瀋陽的支援與認可。
而大災難過後的“倖存者”們，則在自責與悲痛中，度過了二十年。
2010年，徐芃從美國回北大查資料，在老圖書館對面的那條街上，瀋陽騎著一輛大腳踏車，一手扶著車把，慢慢從對面過來。
“狹路相逢，沈教授早就不認識我了，我立在路當中，用我平生最憤怒的目光行注目禮。”
這一年，中文系百週年慶祝會，95屆的同學去參加系慶，瀋陽以副系主任的身份接待學生。
瀋陽耀武揚威的態度引起同學們的憤怒。“他憑什麼能當系裡領導？中文系那麼多有能力的老師，為什麼要選他做系領導？”王敖說。
南京大學文學院則在2011年幫助瀋陽申請了”長江學者“。瀋陽在北京大學沒有成功申請到”長江學者“，但他搖身一變，”南下“成了一個更體面的教授。
瀋陽用浮誇的形容詞來描述自己的學術生活：“瘋狂”並“夢想”般，在北大也“絕無僅有”，想來“竟也如此夢幻”。
瀋陽高升了。不僅高升了，還復婚了。
在學校，他是受人愛戴和尊敬的老師；在家庭中，他擁有完美的妻子，擁有一個“引以為傲”的兒子。
“我太太對我南下很想得通”，瀋陽在自述《一直在路上——六十年人生風景一瞥》專門寫道，“她甚至成了我的‘秘書’。由於時間緊，很多檔案都是她在車裡用無線電裝置傳送的，她笑稱那時就像個‘間諜’。”
事實上，同時瀋陽也並沒有停止“交往女朋友”，推倒了一個又一個自己的女學生。
據後來李悠悠在二十年間蒐集到的材料，至少有四個。其中一個女生在昨天（2018年4月9日）已經面向《財新》舉報，指控瀋陽曾對其性騷擾。這位女生自述，曾想報考瀋陽的博士生，但在2006年遭遇瀋陽性騷擾，被迫放棄考博。
她也選擇了逃跑，跑得越遠越好。現在她在美國加州灣區生活。
瀋陽在高巖死後的20年，似乎始終在追求給自己一個回答：
你看我侵犯了這個姑娘，她活得好好的啊。我也侵犯了那個姑娘，不也活的好好的。侵犯姑娘沒有任何後果啊？姑娘們都好好的。我也好好的。
所以高巖擰著脖子要自殺，是高巖自己有病。下次不惹這種姑娘就沒事了。
高巖當年親筆給李悠悠寫的卡片，李悠悠看著看著又哽咽了起來。她說高巖喜歡用藍色鋼筆寫字兒，她將卡片帶去了加國，一直帶在身邊。(羚羊試驗室獨家資料，不得轉載)
04
公道
在事發之後的第20年，王敖在豆瓣個人頁面上寫：
“一個機構或組織聲稱有責任保護其成員，有人從內部做出了嚴重的傷害成員的行為卻被掩蓋了，事情眼睜睜給壓下去了，那麼倖存者會很難治癒心理創傷。” 當反思痛徹心扉時，原本並不相識的李悠悠和王敖、徐芃通過社交網路聯絡上，因為高巖走到了一起。
2016年出版的這篇《一直在路上》，來自瀋陽自述，這是高巖死後，瀋陽得意洋洋的20年記錄，也是他終於遭受報應的的伏筆。
瀋陽在這篇文章中公開高調寫到高巖，這是他在事後唯一一次以書面形式寫到高巖：
“1998年有一個女孩子在家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事後很多人認為這件事與我有關，甚至傳為桃色事件……或許當時我（其實也不僅是或不該是我），真的應該能夠做些什麼去幫助她，那這個悲劇可能就不會發生？但願那個孩子不再受那種可怕病痛的折磨……”
和二十年前那份北大出具的《處分決定》一樣，瀋陽始終堅持聲稱：高巖有病。 這篇文章中的言辭讓高巖事件的三個”倖存者“無法接受。
“（事情的）轉折點就是高巖的閨蜜李悠悠出現。”王敖說，“李悠悠把高巖在大學時跟她傾訴的遭遇跟我們講了，我們就明白了，有些內情當年我們並不知道。”
二十年前，“倖存者”做不到的事情，二十年後，他們可以做到。
從整個局面來看，2017年下半年到2018年的上半年，註定東風再起的一年。 2017年夏天，臺灣爆發出了“林奕含事件”。作家林奕含寫完自傳式小說《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後，上吊自殺。
書中女主人公房思琪在補習班被語文老師強姦長達三年，後發瘋，只記得怎麼剝香蕉。而林奕含則在2017年2月，在精神病的折磨下，耗盡心力寫下了這本小說後，選擇自盡。這本書在中國亞馬遜排行榜上保持榜單前三位至今。
幾個月過後，2017年10月，“Me too”運動爆發，數以萬計的美國女性在網路上坦言了自己曾被性侵的經歷。據Facebook統計，45%的美國使用者至少有一個朋友釋出了帶“#metoo"的狀態。
2018年1月1日，美國矽谷華裔羅茜茜在網上實名舉報北京航天航空大學博士生導師、長江學者陳小武。指證陳小武在12年前曾對她性騷擾，並另有7名女生曾經被性騷擾或者性侵犯。
2018年4月5日，中國的清明節，高巖忌日的二十週年。
這一天，李悠悠發文《南京大學文學院語言學系主任、長江學者瀋陽教授，女生高巖的死真的與你無關嗎？》之後王敖、徐芃一起發文紀念高巖，把矛頭對準了瀋陽。
“北大”，“長江學者”等敏感標籤，與堅定的實名舉報者們，將關注瞬間推上白熱化。
瀋陽本能地將20年前的應對策略重演了一番。
他再次以學校的名譽作為自己的擋箭牌——發文當天，瀋陽親自給南大黨委致信：“請求院黨委和學校方面通過網信辦制止這種謠言傳播，以避免對南大造成不必要的影響。”
面對媒體，他再次躲在了後面，“去找單位，找北京大學、南京大學……”“當年海淀區公安局、北大中文系和學校黨委都調查過此事……”“組織上都有結論的事”。
但這一次，他結局沒有如他所願重演。
南大文學院在兩天後做出回應，公開了瀋陽調入南大文學院的詳細經過，並明確表示立場和決定：停止瀋陽在南大的工作，建議其辭去教職。
當年將瀋陽引入南大文學院院長丁帆則公開表示自己跟瀋陽不熟，當年是自己引人失誤，本人可接受任何決定。
瀋陽做兼職教授的上海師範大學，撤銷了瀋陽的個人簡歷，終止了瀋陽校外兼職教師的聘任協議。
連什麼都不太記得了的費振剛，也出面說了兩句話：“從師德講，這個年輕老師是有問題的。” “（瀋陽對高巖之死）肯定是有責任的，這他不承認也是沒辦法的。”
這不再是幾個老人們記不得、說不清，就可以隨便過去的時代。
唯一不變的是瀋陽。
瀋陽照樣咄咄逼人，照樣“軍人做派"，甚至更加有影響力——他已經是一位代表國家學術榮譽的“長江學者”，只不過這一次，他不再強勢——話語權在掌握輿論的“倖存者”們手中。
他群發媒體簡訊，說自己要發出一個”弱弱的呼喊“：“三個大學都拿‘師德’說事。請問，這種定性靠什麼？難道僅僅靠輿論左右？僅僅憑某個人採訪中的回答？” 瀋陽呼喚的正義，就是20年前缺失的透明；瀋陽否定的“輿論”，就是20年前讓他從輕處罰的“話語權”。20年前後，同樣的事件和人物，卻迎來了不同的走向。
李悠悠、王敖、徐芃，“倖存者們” 仍舊在呼號著。這是他們20年間最好的機會了。
“想還高巖和其他女生她們應有的安寧，保障她們應有的權益，”李悠悠說，“我們要實現這個願望。”
（完）
作者：季星，2005級北京大學中文系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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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房宮一柳，網際網路財經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