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源自土逗公社： 老田：從大學生被性侵談起，不平等如何成為一種社會常態？
作者：老田
編者按：近日不少知名高校頻頻爆出學生被導師性侵、虐待的醜聞。有人說：應該以法規禁止師生戀，因為師生是在不平等的關係之中的。然而，我們更要追問：師生關係，以及與之相似的老闆與員工的關係、管理者與執行者的關係、消費者與服務人員的關係，為什麼就一定是不平等的？本文作者，老田老師會告訴我們，不平等是如何在數十年中被製造、放大，甚至成為一種社會常態。
在近期高校反對性騷擾過程中間，相繼曝光了不少教授騷擾甚至性侵女生的惡性案件，其中北大女生高巖因被爆遭禽獸教師性侵後施加精神羞辱而自盡，得到很高程度的關注，後續網路資訊披露，禽獸教師瀋陽還有多起類似罪行。差不多同時，武漢理工的王攀欺凌其學生致其自殺，在這兩件事曝光過程中間，大學官方的行為詭異地顯示出為壞人張目的各種包庇縱容。由此可以看到，各種性騷擾或人格欺凌現象的存在，不能夠簡單地歸結個人失德，而是存在著一種體制化的空間。此種事情得以發生並長期存在，關鍵在於社會的不平等建設，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由此：一部分人獲得了對另外一部分進行人格或者人身強制的特權。
在中國特色的不平等社會構建過程中間，從經驗出發，可以識別出兩種不同的貧困化現象：底層以“經濟貧困化”為特點的處境惡化，以及中間階級以“政治貧困化”為特點的處境惡化。人格權利得不到管理權的尊重，是“政治貧困化”最為顯著的表徵。小資白領階層之所以最容易受到性騷擾等困擾，是因為管理權向私人領域轉化並支撐了“私權力空間”的擴大，管理者從而獲得了壓制人格權的私權力。本文將聯絡毛後時代新型生產政體的構建來展開分析。
一、基於人格權利的階級分化現象——私權力空間的擴大與白領階層的“政治貧困化”
應該說，在高校師生關係的不平等構建中，性騷擾現象應該還不是最嚴重的。畢竟，相比較機關和企業機構而言，導師對於學生的職業利益掌控尚不完整，也就是說，在師生關係中間的不平等構建中間其正式制度依託相對薄弱。也許恰好是相對缺乏制度性的不平等支撐，以及較為薄弱的職業利益控制鏈條，使得這一部分性騷擾反而優先得到揭發和披露。而在性騷擾現象密集存在的機關和企業，受害者眾多，但更難於被揭發。如同前年民生銀行關副總“強姦未遂案”所示，女員工是以自己離開民生銀行為代價才揭發的。這說明，要在機關或者企業中反對或者揭發性騷擾事件，成本要高到近乎毀滅個人職業利益的高度，並由此導致一種反常的現象：在性騷擾最為嚴重的場域，揭露性騷擾反而更加困難。
2016年12月，網傳民生銀行某高管屢次性騷擾女下屬未遂，並以辭退相威脅。民生銀行隨後回應：網傳性騷擾事件屬實，涉事高管為民生銀行北京分行某副總經理關小虎；涉事員工則為一名於2016年11月離職的王姓女臨時工。
筆者曾經在臺灣左翼雜誌《批判與再造》上，讀到一篇內地新聞業資深人士的文章。作者根據自己多年的從業經驗指出：媒體機構的內部，需要奮鬥到主任記者以上層次才會有尊嚴，爬到編委成員就開始擁有特權了。據媒體業者言，全部員工中間，主任記者或者中層幹部以上的有尊嚴人士，比例在5%左右，編委會成員少於1%，因此，尊嚴是稀缺產品。而在金融機構中，即便是從高估計，超出有尊嚴底線的員工數量也不會超過10%，而有特權的人數肯定少於1%。
這個具體的經驗，揭示出一種基於人格權利的階級分化現象：一部分有特權的上等人，可以低成本地侵犯下等人的人格權利，而基本上不擔心法律或者別的制裁。而小資白領的政治貧困化現象，特別是女性遭遇到騷擾或脅迫，主要是與此種人格權的階級分化現實，聯絡在一起的。
非獨媒體機構如此，在各種工商業機構以及政府機關中，基於人格權的階級分化也是廣泛存在的。民生銀行強姦未遂案，就揭示出在企業內部，也存在相應的階級分化界線：作為勞務派遣制身份的王姓女職員，肯定離有尊嚴的基準線尚遠；而可以放肆地損害其尊嚴和職業利益的關副總經理，明顯已經超過了“有特權”的水準線。
同一類事情和事件的一再發生，會逐步地變更人們對於相關權利關係正當性的理解。禽獸教師瀋陽性侵女學生致其自盡的惡性案件，在網路傳播過程中間，激起了廣泛的同情以及對導師濫用權力實施脅迫機制的厭惡，結果引發人們對於1991年“盧剛美國殺師案”的同情式解讀——認為他是基於捍衛自身合理權利反抗不合理的導師權力。更有人認為，在高校師生關係中間，不平等以兩種方式存在著：一是封建性的人身依附關係，二是符號生產領域的僱傭化剝削關係。其中，佔據優勢地位的教師可以越界侵犯學生的人格權利和勞動成果。由此可以看到存在著一個上下相互界定的對稱狀況：特權者擁有了可以任意越界起作用的“私權力空間”，而在下者則存在著實際上的“政治貧困化”狀況使其人格尊嚴難於捍衛，盧剛之所以選擇殺人洩憤也是在合法救濟渠道用盡之後，選擇了非法的越界手段。
1991年11月1日，就讀於美國愛荷華大學的中國博士留學生盧剛在校園中射殺了其導師、導師助理、中國籍同學、系主任、副校長及其秘書等，致五人喪命，並最終飲彈自盡。事後，有美國媒體披露了盧剛生前寄出的宣告：盧剛認為導師故意扣留遲發其論文以及幫助求職的介紹信；留校工作卻沒有得到應得的工資；教授偏心袒護另一位中國籍同學。盧剛多方申訴無果，由此歸罪於其同學、導師和學校領導人。圖為美國媒體對盧剛事件的報道。
也許是出於對“盧剛殺師案”進行了結構解讀，海外新儒家巨擘杜維明曾經到處宣稱：與港臺青年相比，大陸青年在與老闆合作方面依然存在著嚴重不足 ；言下之意，大陸青年對於君臣父子的不平等接受度，遠低於平均的合理水平，規訓效果欠佳，由此導致反抗精神過強。借鑑杜維明的看法，盧剛殺師案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他身上存在著嚴重的“規訓不足”，而高巖受到瀋陽性侵和精神羞辱後自殺，沒有進行任何有效的反抗，這看起來像是“規訓過度”的結果。兩個人成長的社會化背景差異在於：盧剛是在毛時代出生並經歷過平等的浪潮，而高巖則是出生在改開年代然後長大的。
下面就粗略地梳理一下：中國是如何從“規訓不足”的時代，迅速轉向“規訓過度”的。
二、：私人領域的恢復與寄生性“私權力空間”的擴大
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程序，基本從未提出過在公有制條件下的實質民主建設和改革方向。蘇東國家在中國之先有過二三十年的嘗試，全部改革都鎖定所謂的“經濟改革”——總是指向人格權的階級分化方向，這種現象特別值得反思。
按照法國學者貝特蘭的分析：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把斯大林作為過去‘消極’方面的唯一應‘負責任的人’”“蘇聯共產黨接受了這種虛假的解釋，證明它己不再使用馬克思主義作為分析的武器，使馬克思主義不再能真正地幫助改變產生那些口頭‘譴責’的社會關係。這個虛假解釋就這樣完成了它的使命:鞏固那種把經濟和政治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階級關係，因而使這種階級關係所產生的矛盾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更為深化了。”“社會矛盾的深化所造成的許多後果之一，是蘇聯經濟的日益退化。那些與蘇聯有聯絡的國家，情況也是如此，這是因為它們的領導人推行的是同一條政治路線。他們沒有去解決社會矛盾，而是採取了試圖使經濟制度‘更好地運轉’的‘經濟改革措施’，特別是擴大廠長的權力和使經濟管理的資本主義形式和準則佔有日益顯著的地位。”各東歐國家也同樣如此，哪怕是在波蘭巨大工潮的威脅之下，政權對於工人的讓步也從不涉及政治方面的實質改進，而是轉而在經濟方面設法，結果只取得有限的暫時效果。（夏爾·貝特蘭：《蘇聯國內階級鬥爭（第一時期1917-1923）》，上海《國際問趣資料》編輯組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5頁）
法國學者貝特蘭研究了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狀況之後，有預見性地指出：改革者如果進行政治民主方面的變革，雖然肯定能夠獲得群眾支援並改進效率，但卻會降低官員們的特權，因此，政治方面的改進永遠不會成為官僚階層的選擇。蘇東國家的各種改革，總是強調各種“經濟改革”，其措施無非是對勞動者施加更多的監督和更強硬的考核，通過強化管理措施去激勵勞動者多幹活。這樣的改革，在強化經濟激勵措施的背後，是官員們集中並壟斷了更多的管理權力，這樣的改革註定帶來政治上的權力分化，有且僅有這樣的改革才會得到官員們的擁護。但是，這樣的改革卻無法真正促進勞動者積極性的提高，效率在一個長時間段內總是趨於下降，結果是一個改革措施誘發更多的改革需要。
法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夏爾·貝特蘭曾實地研究過1960年代中後期的中國工廠。他認為，當時的中國工業組織內部實踐了工人全面參與一切決策，並努力消滅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圖為周恩來總理接見貝特蘭（左）。
從1970年代末起，我國革命年代確立的官兵平等傳統，及其在毛時代單位制內部的部分貫徹，被徹底拋棄。最後，我們發現少數擁有監督或者評價他人努力的權力的官員或者教授，能夠據此強迫女性下屬或者學生屈從於自己的慾望。借用法律中間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對稱概念，毛時代單位制內部相對的官民平等傳統下，管理權及其行使大體上屬於公共領域——首先不受管理者壟斷，其次還要有被管理者的廣泛參與。後來，管理權分配及其行使方式逐步地轉軌為一個標準的私人領域：管理或者監控與評價的權力由專職管理者（監控者）單獨行使，且基本上不存在對此私人領域的有效監督。
從那時起，主流意識形態的核心邏輯是：有且只有強化權力對勞動者的挾制和逼迫作用，才能夠逼迫工人多幹活，由此，把權力對於勞動者的監督和挾制看做是創造利潤或者效益的唯一源泉。為了給這個論點做宣傳，報章輿論鋪天蓋地地宣傳“大鍋飯養懶漢”——意即從前幹部手上權力過小，不足以脅迫工人多幹活。依據這個看法，如果沒有掌權者監控和懲處被管理者，被管理者的一般表現是偷懶。因此，為了企業效益，就需要給管理者賦予更多和更有效的權力，使其能夠更好地強迫被管理者多勞動，以提高效益。
毛時代的生產政體中，幹部手上沒有隨意扣工資的權力，更沒有隨意開除員工的選擇，由此，被管理者的基本利益有著可靠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毛時代以單位制內部的穩定就業，去實現對僱傭勞動制的否定。1983年，媒體忽然說“大鍋飯養懶漢”，要根本性改變管理過程中間的權力分配與用法，說非此不足以提升企業效益。但到了1992年，全國各地的官方喉舌媒體，忽然竭力鼓譟要“砸三鐵”——砸破鐵工資、鐵飯碗和鐵交椅，這當然是說從前的改革力度還不夠，權力作用於被管理者的力度依然不夠，除非實現了徹底的僱傭勞動制之外，就再也沒有別的改革方向了，後果當然是管理權繼續強化和提升——從前不能夠作為管理手段事業的工資和飯碗，都可以作為管理手段來使用了。
在毛後時代新型積累體制的再造過程中，有著兩個方面的共同努力：一方面是管理權向極少數人手上集中使得他們可以任意操控下級的命運，另外一個方面是被管理者地位的空前下降使其對抗管理權操控的能力越來越小——其中僱傭化身份的恢復則是標誌性的。在國有企事業機構改革中，國企普遍引入勞務派遣制則是一個廣泛的現象。從民生銀行辭職保護自己人格尊嚴的王姓女職員，就是一個以勞務派遣制方式就業的“臨時工”。
主流經濟學家們對這種意識形態開始跟進，並對此給出學理包裝說：國企效益差的原因在於激勵不足。為此，要對企業恢復利潤激勵同時對勞動者恢復報酬激勵。
在主流經濟學家們的筆下，如果強化權力對勞動者的脅迫作用有著各種附帶惡果的話，那也是必要的“惡”，因為非此就不足以提升企業效益。甚至有人說，沒有這個權力脅迫能力上升作為基礎，不僅企業效益缺乏可靠的基礎，而且還不利於發展生產力、提升綜合國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權力脅迫作用的地位如此不可或缺，有點壞處或者惡果那也只能夠忍了。
後來，為了配合企業承包制的宣傳，主流經濟學家們又說，因為團隊生產的監督很難量化或者標準化，為了激勵管理者需要給監督者以剩餘索取權（利潤分紅或者承包費）。等到“抓大放小”“下崗分流”時期，主流經濟學家們說公有制產權模糊，只有私有化了之後才會產權明晰並解決管理中間的委託-代理難題，對管理者的激勵才真正有效。這三個不同時期的理論包裝，有一個內在的邏輯是前後一貫的：權力及其合理使用是企業效益的唯一源泉。由此，主流經濟學家的集合，可以就其宣揚的核心理論，命名為“權力效益論”學派。
依據前期的宣傳，和後期的理論包裝，企業改革的主要依據和理路是：如果勞動者缺乏權力的必要強迫就會降低努力水平。所以，管理權的壟斷和集中有負面後果的話，從經濟效果出發，那也是一種“必要的惡”。
而管理權從毛時代的公共領域轉化為私人領域的學理依據是：提高被監督者的努力水平並整體地提高企業效益。不過，國企整體的盈利能力，在強化管理權之後呈全面的快速下降趨勢。也就是說，基於工廠專制主義的設計，實際上未能真正提升企業的盈利能力。而主流經濟學家林毅夫等人的理論包裝，毫無疑問也是不能夠成立的。因此說權力強制性提升會帶來經濟上的正面後果的辯護方案，最後是被證偽了。也就是說，即便是從經濟效果看，權力強化並由少數人壟斷也是“不必要的惡”。
集體制的瓦解和私有制的復歸，以及後來經濟學界出現“權力效益論學派”的理論修飾藝術，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內在必然性的趨勢。但這個理論包裝被中國的現實演變所證偽，反而是一件好事，這意味著：人們無需為了絕對必需的效率，去忍受各種強化權力導致人格尊嚴防線失守的異化制度。
三、脅迫美女下屬的經濟學分析——使脅迫生效的機制分析
從這一次北大瀋陽性侵女生致死案的惡劣情節，結合前年民生銀行關副總的強姦未遂案，都讓我們看到在這數十年一些人獲得評價他人學習或者工作成果的權力，可以濫用到足以全面壓制和侵犯他人人格權的高度。
就中國的生產政體向積累體制演變過程而言，“放權讓利給幹部”的改革同時還恢復了企業為利潤而生產，“買斷工齡”和員工的徹底僱傭化，使得許多國企和國有銀行則把僱傭化程序向前大大推進一步，實現了“勞務派遣制”這樣一種超級僱傭化模式。以辭職捍衛自身人格和尊嚴的民生銀行美女，就是一個勞務派遣制身份，所以，民生銀行的官員出面說她是“臨時工”，正是這樣的臨時工的弱勢地位，讓其職業利益空前地操控在關副總手裡，所以關副總能夠以微信近乎公開地逼迫她接受非法性侵要求。
管理權是在毛時代的一個標準公共領域，幹部無法壟斷和獨斷地行使，但在改革後卻轉化為標準的私人領域，正是在此過程中間，管理權野蠻成長為操控一切人命運的異化力量，由此中國小白領階層不得不重新“跪下去”了。
白領階層的人格權難於捍衛，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管理權在改革後轉化為一個私人領域之後——由此上級領導個人從獲得考評下級的權力中間發展出合法地損害下級的職業利益的機會空間；二是因為小資白領的工作或者學習評價過程中間，存在著有利於當權者“敲竹槓”的依據。
通常白領的工作性質，總是與一定數量的專用性人力資本積累有關。按照威廉姆森的看法：“專用性”是指耐用性實物資本或人力資本投入某一特定的交易關係從而被鎖定的程度。一旦要打破既有關係或制度規則，專用性資產將付出巨大的轉置和退出成本，產生‘套住’效應。這個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一旦進行了專用性投資，交易雙方都要在相當長時期內在雙邊交易關係下進行活動；不可交易的資產特徵確定了投資方退出交易過程與契約關係的困難程度，對合約的另一方產生依賴，這無疑將弱化投資方在投資完成後的談判地位而無法防止另一方的機會主義行為。如果交易中包含某種性質的專用性投資，事先的競爭將被事後的壟斷或買方壟斷所取代，從而導致另一方將專用性資產的“準租金”為已有的“機會主義”行為。如利用合約的不完全性，尋找種種藉口“敲竹槓”，使自己在交易中處於有利的位置。（百度百科，機會主義行為）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直接上級掌握考評下級的權力，並且由個人獨斷地行使，乃是改革家和主流經濟學所設想的“激勵”機制的一部分，也就是說，這部分權力的行使過程從屬於私人領域而非公共領域是絕對必需的，而毛時代管理權的開放並有著公共領域的特點乃是一個不符合資本主義常規的例外（實際上也不同於蘇聯）。按照艾倫·伍德的歷史比較剖析：“在前資本主義的形式中，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的融合，不僅意味著榨取剩餘是與生產過程本身相分離的‘超經濟’行為，而且意味著佔有剩餘勞動的權力——不論它屬於國家還是屬於私人地主——都與執行軍事的、法律的和行政的職能不可分割地捆綁在一起。”“那麼，在某種意義上，資本主義制度中經濟和政治的分離，更確切地說，是政治功能本身的分化，將分化出來的功能分別分配到私人的經濟領域和國家的公共領域。這種分配將直接與榨取和佔有剩餘勞動相聯絡的政治功能，與那些更具普遍性和公共性目的的政治功能分離開來。”（伍德：《民主反對資本主義——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第一章）
比較藍領工作而言，白領多屬於技術性或者管理類工作崗位，這類崗位上需要逐步地積累較多的專用性人力資本。因此，轉換一個工作所損失的專用性人力資本積累的數量也較大。同時，白領選擇職場退出，基於專用性人力資本的過度貶值，新就業能夠得到薪資會遠少於前一個職位——這部分薪資損失在經濟學上稱為“準租金”，損失的準租金也較多。相對於體力勞動者而言，白領崗位上退出成本很高——無形的專業人力資本貶值和有形的準租金數量都很高，這就使得白領受到管理權的潛在損害更為嚴重，客觀上被領導“敲竹槓”的機會也更多。
“敲竹槓”本身是一種機會主義行為，僅僅屬於管理者的私人目標，但由於上級操控下級的職業利益此種機會主義被揭發的機率不高，對抗機會主義的資訊成本和監督成本都不低，導致此種機會主義被懲處的機率有限；因此，在私人領域中間“管理者私人的機會主義空間”與下級選擇高成本反抗的成功機率相關。以此而論，管理者藉助私人領域的權力運作過程去搭車實現個人目標的“私權力空間”也是很大的，私權力空間是制度性地寄生 在私人領域中間的，二者形成一種共生關係。
而且，與資本主義的僱傭勞動制相關的管理權，是一個標準的私人領域，大多數情況下是不受公共領域規則調節和干預的。借用近幾十年來改革家及其理論辯護人的說法：政府要尊重企業的自主權，其背後的潛臺詞是：公共領域要儘可能減少對私人領域的干預，目的當然是私人領域的最大化。當然，在實際上，藉助公共領域的規則去對抗每日每時都起作用的私人領域規則，成本是很高的，但成功率卻不高，公共領域介入私人領域的無力，有助於私權力空間的穩固與擴大。
與管理權從屬於私人領域相對應，依據卡爾·波蘭尼的著名解讀：勞動力就此轉化為商品，這是突出了其價值維度，同時也會相應地損害其使用價值，各種有關人本身的價值，實際上都被貶低了，因此人格尊嚴成為一個需要自己努力並付出成本來維護的事項。從美女員工捍衛自身人格尊嚴的困難和高成本出發，結合高巖自殺的案例，我們由此可以發現：管理權屬於私人領域，勞動者本身轉化為商品由上級去評定商品等級和價值，而白領的特點是專用性人力資本和準租金數量較高，有利於管理權藉此“敲竹槓”。只要是激勵的權力必須由領導或者上級壟斷地實施，機會主義的私權力空間就不可能壓縮為零，實施性騷擾或者性侵的“私權力空間”是寄生於私人領域的，結果是清楚的：此種管理權的個人壟斷和野蠻操控，導致人格尊嚴找不到一個足堪託付的制度保護空間。
將毛氏生產政體轉型，花了將二十多年的時間，老工人的失落學術界很少人同情他們，政學兩界的一般態度是：為了效率提升不得不犧牲三千萬老工人（厲以寧語）。這一次高巖自殺案和前年民生銀行的美女員工通過辭職去捍衛自身人格尊嚴的案例，加深了我們對於這一體制的認識，在這一體制中間，老工人固然有所損失，但真正受到“政治貧困化”損害最大的卻是白領階層多數：這群人要捍衛自己的人格尊嚴，現在變得極為困難了。
四、機會主義如何維護並擴大私權力空間
公共領域介入私人領域的效果不好，是到處都一樣的，但是象武漢理工和北大官方這樣看起來像是專門助長禽獸教師氣焰的狀況，也是極度反常的。
在師生關係的不平等中間，有一個順口溜說“考考考，老師的法寶；分分分，學生的命根”——老師可以評價學生成績，相對於職場而言這只是很微小的權力。但正是依託如此微薄的不平等，禽獸教師瀋陽就性侵了高巖還施以精神羞辱致其自殺。即便是此種很微小的私人領域權力，也被瀋陽利用起來逞其獸慾，而高巖自殺後北大對瀋陽的懲戒，看起來無助於警戒瀋陽的惡行，反而特別有助於助長瀋陽的獸慾，據說此後還至少有四個女生受害。
武漢理工大學在處置王攀致學生自殺案時，先是釋出謊言誤導輿論，然後又私下裡向受害者家屬施壓，逼迫其釋出虛假資訊。武漢理工官方此種作為，看起來像是黑社會團伙，沒有表現出任何尊重事實和規則的表現。如果僅僅說這是為了維護學校的聲譽，那是完全說不過去的，通常這種情況總是與官府內部的機會主義要求聯絡在一起。我們知道，許多考評要求中間往往要求“零不良記錄”，這樣的不合理考評指標，往往需要通過弄虛作假來達到——每一個不良記錄都動員官場力量去抹掉，而不是認真公正地處理。這種蠢豬式的考評要求，實際上是助長了官方機會主義選擇——動員官場最大能量去抹掉汙點記錄。
依據北大公佈的檔案，當年作處理時，北大管理層看起來是以瀋陽個人對事件的描述作為處理依據的，即便是瀋陽個人描述充滿不可信的矛盾，也完全予以尊重。這說明，北大官方實際上默許瀋陽可以擁有處理非正常師生關係的全部權力，而且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去行使窮權力，還不需要擔心受到北大官方的質疑。這個案例的處理過程說明，在師生關係中間，瀋陽獲得了私權力而且還得到北大官方的尊重，不管這一私權力是瀋陽通過自己的關係網自力掙得的，還是依據潛規則或者明規則得到的。
二十年後，瀋陽已經離開了北大，他的罪孽在網路上曝光之後，北大官方的作為才是叫人跌破眼鏡。整個的北大官場，除了作秀表態“重視師德建設”之外，就是體現出各種對上的無原則阿從。在北大學生行動起來要求官方公佈相關記錄和檔案之後，首先積極行動起來的輔導員們，基本上不依據事實而是看上級臉色，或者揣摩上級的心態或好惡去行事，這簡直成了官場的第一規則。輔導員在輿論高度關注之下，竟然在約談學生並以黑社會的恐嚇手段，來遏止學生的正當訴求，而且先後出場的各位輔導員選擇近乎一致，以跡近黑社會的恐嚇手法——以約談物件的合法權益作為籌碼逼迫對方屈從，放棄正當的權利要求。甚至還有一個學生的家長被輔導員叫到北大，以期幫助完成對學生的施壓，此種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策略百分之百無視學生的正當權利和要求，雖然不是如瀋陽那樣性侵學生，但在無視學生權利方面則毫無二致。
結果，這樣的事實肯定要成為人們認識北大官場的重要依據——北大官方似乎除了鼓勵機會主義之外，就再也沒有給僱員輸入過任何尊重事實與規則的意識，試問：這樣的師德建設會帶來怎樣的成績？！尤其是，在瀋陽案依然處在輿論的熱切關注之下，北大官方及其代理人依然頂風展示其死不改悔的機會主義，這不是麻木或者愚昧能夠解釋的，而是說明：在北大官方及其代理人眼裡無視事實和規則的“慣例”，早已發展到無視任何壓力的地步，導致他們怎麼都轉不過彎來。
可以肯定，今日這種流行的工作狀況，肯定不是瀋陽個人通過人脈關係交易為自己開創出來的，而可以看做是官場流行的無原則機會主義策略，在無意識之間為瀋陽一類的犯罪慾望，創造出更大的不受約束和監督的“私權力空間”。
禽獸教師對於官場機會主義的認識，似乎有著異乎尋常的敏銳性。網路輿論起來之後，瀋陽就向南大官方出具陳情書，要求幫助，果然南大官方幫助他在網上刪帖子，北大官方至今還在幫助壓制學生對此一案件的合理關注。由此可見，瀋陽比普通人更為清晰地認識到了官場機會主義的真實後果，以及此種後果對他自己的“私權力空間”的放大作用，瀋陽的“組織觀念”之所以特別強——這內在地揭示出官場機會主義與禽獸教師私權力空間的共生關係。
高巖死去二十年了，瀋陽難得暴露了，我們很期待北大官方不是口頭上宣揚如何重視師德建設，而是切實行動起來，動員各種力量包括來自學生的輿論監督力量，逐步地拋棄官場的機會主義佔優狀況，真正推進壓縮“私權力空間”的制度建設——讓高巖那樣的悲劇不再發生。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作者：老田
編輯：沙撈越 默默然
美編：黃山
土逗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