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源自「三聯生活週刊」：“高巖自殺事件”中的灰色地帶
作者：馬戎戎 三聯生活週刊
絕望的高巖
時隔20年，通過正常法律途徑追責瀋陽教授“性侵”女學生高巖，成為一件成功機率極小的事情。
“最難的一點，就是缺乏直接證據”。北京葆涵律師事務所的資深律師徐華潔女士說。
從目前已公開披露的資料和資訊來看，有關前北大教授瀋陽和女學生高巖之間所有涉及“性”的事實過程，均來自李悠悠的講述。
“由於當事人已經不在了，事發過程沒有當事人的直接陳述。李悠悠講述內容的真實與否，沒有第三人在場，無法證實。”徐華潔律師說。
從法律的角度，能夠斷定瀋陽和高巖確實發生了性關係的直接證據，包括高巖生前的日記記錄、高巖私人衣物上的液體等。然而，事情已經過去20年，如果高巖當年確實留下了相關證據，高巖父母應該早已向公安機關提交了。至於涉及“強姦罪”的判定，還進一步需要有被害人確實是“不自願”“被強制發生”的證明。
“強姦罪的特殊性，就在於涉事雙方的關係是一對一的。根據刑事訴訟的原則，如果要判定瀋陽有強姦罪，需要強有力的客觀證據，構成完整的證據鏈。”
“我非常同情高巖和她的家人，但是當年她沒有站出來保護自己。20年後，事情的過程都只能由旁人根據片段進行推理，無法還原事實過程。”徐華潔說。
從法律的角度，在目前已經公開披露的資訊中，最有效力的反而是北大出具的1998年對瀋陽進行處分的決定。在那份決定及其附件中，瀋陽提到1997年1月，高巖曾去瀋陽住處，要求瀋陽“表態和她建立戀愛關係”。決定中還提到瀋陽在香港城市大學做訪問學者時，二人曾通訊。1997年6月瀋陽從香港返校時，高巖要求見面。6月底，瀋陽在北大南門外與高巖見面時宣佈與高巖終止往來。
在這份決定中，瀋陽僅承認曾與高巖“摟抱”“親吻”，未承認與高巖發生過性關係。
一直到今年4月，當年的中文系系主任費振剛教授接受媒體採訪時，才對媒體確認，瀋陽當年對學校承認了他和高巖的性關係。費振剛教授講：“從師德講，這個年輕人（瀋陽）是有問題的。”
“如果僅看這份決定中透露的事實，根本沒辦法判斷，兩個人是不是在戀愛；高巖是否是因為在戀愛中發生了矛盾才自殺的。”徐華潔說。
根據李悠悠在公開信中的陳述，高巖在1996年秋，對她含淚傾吐過：“他（瀋陽）像餓狼一樣向我身上撲上來。”
那麼，該如何解讀高巖在此之後與瀋陽之間的交往？
《越軌》一書的作者、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越軌”社會學創始人皮藝軍在關注“高巖自殺”事件後認為，作為一名年輕女學生，至少在剛剛入學時，對瀋陽是有一種“崇拜”的感情的。
“年輕女性對年長男性的崇拜，會對年長男性產生一種客觀的誘惑。”皮藝軍教授說。他強調：“不是主觀上的，而是一種客觀上的誘惑。”
皮藝軍教授認為，在整個事件中，高巖表現出一種“執著”的性格特點：“當這種執著變成一種絕望，高巖就有可能選擇自殺。”
結合中國傳統的性道德，高巖的“執著”中，傳統的“貞操”觀念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國社科院教授、社會學家李銀河女士在1998年出版了《中國女性的感情與性》一書。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她主持了多項針對中國女性感情與性觀念的調查。
1989年，李銀河曾主持過一項關於中國女性“婚前守貞”的調查。那時，受調查人群中，有婚前性行為的女性只佔比15.5%，且絕大多數都發生在固定情侶之間，年齡層也都比高巖當年大很多。而隨便的性關係，接近零。
李銀河認為，以1995年前後中國女性普遍的性觀念程度。對於當年只有十八九歲、從未談過戀愛的高巖，瀋陽的行為，對她壓力實在太大了。
性別平等傳播組織“新媒體女性”負責人、社會學博士、資深媒體人李思磐認為，受害者高巖假如有‘建立戀愛關係’的動作，恰恰說明了瀋陽的行為帶給她的“破壞有多大”：“如果說她把瀋陽的行為認定為性侵，那麼，事情發生後，她不得不面對兩個問題：第一，她怎麼看待這樣一個自己崇拜的老師？因為她之前跟她母親說過，她崇拜這個老師。第二，她怎麼看待自己的受害者身份？傳統道德觀念中對女性的要求，反抗強姦有很高的標準：寧死不屈。她沒死，那麼事情發生後，她怎麼認定自我的身份？那自己就成了一個蕩婦。她沒有辦法接受這個身份，她只能把這個關係正常化。她這種把關係正常化的努力，正說明了這個性侵行為對她的傷害、對人的信任關係的傷害有多大。”
“直到高巖自殺的最後一刻，她都在尋找一個出路。”性別研究學者呂頻說，“她在尋找的這個出路是什麼？這個出路就是在這個現實的社會里，在充滿性別不平等、充滿對女性受害者汙名化的情況下，要尋找一條生路。”
呂頻指出，在以男權思想為中心的社會中，一名受到性侵害的女性，在抗爭性訴求得不到支援的情況下，只可能退而尋求理順與施暴者之間的關係：
“她想到的是，如果我跟你真的建立了某種關係，那我失貞的問題可以被解決，受害者的包袱可以被解決。”
“如果這個社會曾經給這個女人別的選擇，她絕對不會走這條路，她絕對不會有這樣一個選擇。”呂頻說，“如果你要說她對瀋陽是不是有感情，她是不是真的喜歡瀋陽，這是錯誤的問題。她只是想用這個方法來挽救自己。她是一個有強烈貞操觀念的女性，而這個社會對性騷擾受害者、性侵受害者極度不寬容。”
“不管是自殺還是殺人，都是和社會徹底割裂的表現。走到這一步之前，她都在越來越絕望地尋找跟這個社會，跟這個男權的社會，甚至跟這個男權的施害者能夠協商和妥協的方案。”呂頻說。
“然而實際上這是個絕望的努力，因為瀋陽這種非常殘酷的人，絕對不會給她這條出路。他從未想過跟她建立真正的關係，從未想過真正理解她的經歷。”呂頻說。
呂頻指出，瀋陽在事後將主動一方的責任推給已經去世的高巖，是“反果為因”的。
皮藝軍教授也指出，即便不以刑事犯罪的角度，單純以“越軌”心理學角度來審視瀋陽的行為，瀋陽的行為也是無底線、不負責任以及自我中心的：“每個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利，但是追求的過程中間不能傷害別人。我們不能抹殺個人的權利，但是我們一定要保護對方幸福的權利。最起碼瀋陽沒有關注到這名女學生的感受，他沒有做這種移情式的理解。你一個老師，你從你個人的角度，你的所作所為，不考慮你行為的後果，這是非常不負責任的。”
皮藝軍認為，即使社會沒有追究瀋陽的責任，作為一名有理性的成年人，瀋陽是有能力去追究自己的：“他該對自己有強烈的自責，他必須去反省他跟高巖所有的交往過程中間，他自己的責任。……如果他沒有能力追究，只能說明他自己還是自我中心。”
當時，她們為什麼不說“不”
事實上，即使在2018年，已自殺的高巖經受的各種議論也不少。比如，有人就認為，因戀愛關係自殺是一種恐怖主義。
李銀河女士說，2013年，在清華大學進行的一次關於婚前性行為的抽樣調查中，有婚前性行為的女性，比例達到了71%。
以今日的觀念和行為實踐來衡量1995年的大學女生高巖，自然很多行為都無法理解。
“我們這個社會對受害者是特別不寬容的。”呂頻說，“受害者永遠都要回答的一個問題是什麼？就是你為什麼沒有說‘不’，你為什麼沒有及時地說‘不’？然後你才這樣一步步地越陷越深。其實這是一個特別苛刻的要求。”
呂頻認為，當受害者處於一個權力非常不對等的情境下，說“不”其實是件非常困難的事：“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是一個說‘不’的合適的時機，為什麼？因為這個事情的進展主導權不是由高巖操控的，她根本不知道接下來要發生什麼，她也沒有勇氣，她也沒有能力去承擔說‘不’的後果。”
呂頻剖析了師生關係之間存在的灰色地帶：“到底老師對學生是關心、愛護，還是控制？你發現這分不清楚。比如說瀋陽，每天接送高巖上學。你說這是關心、這是愛護，但是這個關心愛護是很特殊的——為什麼只關心這個女生？實際上這是一種不能夠拒絕的好意，他將關心、愛護和控制混合在一起了。而就在這樣一個地帶裡，這個老師實際上有特別大的可以為所欲為的空間，可以逐步地來破壞學生的身心自治領域的一個空間，一個餘地。學生一旦進入這個領域的話，關係就很難由學生來決定了。”
在李思磐眼中，瀋陽對高巖的行為，不僅是一種性侵犯，也是一種職權濫用。“老師對於學生，個人魅力、影響力都是被誇大的。他對於學生的影響、他的權威，其實是藉助了他的職業身份。這是一種權利濫用。”
李銀河女士則指出：“性騷擾和猥褻婦女罪，一個最主要的區別就在於有沒有存在權力關係，包括上級和下級，僱主和僱員，醫生和病人。”
皮藝軍指出，師生關係並不是一種平等的關係：“其實應該是平等的，但是實際上它確實是有權威存在的。存在依附與被依附、控制和被控制這樣一種關係。特別是在中國，師生之間很難有自然的和自願的關係。理論上，師生之間可以有純真、自然的友誼和愛情關係，但由於這種權威和不平等的依附關係，愛情、友誼都會失去原來的純真，變得裡面有一些被迫的因素。”
“新型師生關係”如何建立
在武漢理工大學“陶崇園墜亡”事件中，師生之間的權力不對等關係似乎顯得尤為明顯。
2018年3月26日，武漢理工大學研三學生陶崇園從宿舍樓跳下身亡，陶崇園的姐姐隨後曝出導師王攀曾要求陶崇園喊他“爸爸”，強迫陶長期給他送飯等各種精神壓迫。
陶崇園的姐姐還曝出，王攀動用私人關係網，使陶崇園失去了出國讀博的機會。
呂頻認為，如果陶崇園姐姐向媒體披露的情況完全屬實，那麼王攀對陶崇園實施了雙重的控制：一方面是行為上的控制，連幾分幾點都規定好，規定得特別詳細；另一方面則是情感上的控制。
2017年底，西安交通大學藥理學博士楊寶德溺水身亡。其後，其女友發文直指“導師奴役”。
北京工業大學教授、犯罪學專家張荊認為，這些極端案例，都反映了師生關係的扭曲，時下亟待建立新型的現代師生關係。
張荊教授指出，無論是“高巖自殺”，還是“陶崇園墜亡”“楊寶德溺水”，背後都有一個同樣的問題，那就是師生界限不清晰。張荊教授認為，從行為上來講，人際交往應該有清晰的邊界。比如教授讓女學生去家中探討學術，或者導師讓學生為自己無限制地跑腿，如果學生不願意，應該有技巧地予以拒絕。
無獨有偶，北大教育學院副教授沈文欽在接受採訪時也提到：“老師讓學生喊其為‘爸爸’，這屬於導師和學生的邊界、身份不清晰。”
在現行教育體制下，研究生階段以後，學生和教授的關係是相當緊密的。
“從導師對學生的影響來講，本科、碩士、博士，導師的影響是越來越大的。”沈文欽說。
“以博士階段而言，在人文社科領域，導師負責指導博士論文。在理工科，除了指導博士論文，導師還會提供課題參與的機會。”沈文欽介紹。除此之外，有些導師還會通過課題給學生髮助研津貼。
一般來說，在與導師的關係緊密程度上，理工學科更甚於人文社科。在理工科，明星導師擁有大量科研經費，他們是科研產出的主要貢獻者。而一個學科的顯示度通常是由所在學科的明星教授決定的。因此，這些明星教授在學校事務上的話語權也和一般的教授、教師不同。在學生的留校、學術圈工作推薦等等問題上，導師的作用更是至關重要。
在沈文欽眼中，健康的導師和學生關係包括：“第一，導師和學生之間的權責利應該清晰，導師和學生之間主要是一種專業的關係，導師的主要角色是授業。第二，更理想的情況下，導師應該是人格榜樣。當然，這不能作為對每個老師的要求。”
傳統的儒家文化，也給個別教師的“公私不分”提供了文化土壤：“儒家文化中的師生文化是一種類似於家庭的文化，這體現在師父、師弟、師兄這些稱呼中。這種文化下，導師和學生的情感紐帶更加緊密。但在不好的情況下，會導致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就包括教師對於學生的絕對權威地位，兩者關係很不平等。日本、韓國等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都有類似問題。”
在杜絕研究生對導師的單一路徑依賴上，沈文欽提出了“允許學生更換導師”的建議：“在國外，學生換導師比較方便。我認識一個澳大利亞的博士，他換了三次導師。”
沈文欽還建議，高校可以試行雙導師制乃至“導師組”：“這樣學生有一主一副兩個導師。和其中一個導師衝突的時候，有一個處於第三方的協調人。”
沈文欽提到：國外高校都有教師手冊，其中對導師的權利、義務、和學生髮生爭端的解決辦法，規定得很清楚。值得國內高校借鑑。
2018年1月1日，在微信公共號上發文舉報北航教授陳小武的華裔女學者羅茜茜，接受媒體採訪時，談到在美國求學期間，她感受到的美國教師行為規範化：“我在美國求學期間，我的導師是男性，每次他找我談話討論論文進展，會把辦公室門敞開，有時候我嫌屋外太吵去關門，他提醒我不要關門，這是規定。其實他也是在保護自己，萬一他把門關上，女生出去說他性騷擾我了，他是說不清的。導師會有這種顧慮，其實是因為有一個很強大的制度去保護學生。”
成功舉報陳小武后，羅茜茜致力於推動在國內高校建立相關性騷擾防範機制。
然而，一套有效的機制建立，並不那麼容易。2014年7月“廈大吳春明教授性侵女生事件”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於2014年10月9日印發《關於建立健全高校師德建設長效機制的意見》，列出高校教師師德“紅七條”，並將“對學生實施性騷擾或與學生髮生不正當關係”列入其中。但是正如代理過眾多性騷擾案的北京源眾性別發展中心主任、北京兩高律師事務所律師李瑩所說，僅僅將性騷擾問題作為師風師德來談是不夠的。
“如果道德倫理沒有法制化的話，就無法形成一個真正的約束。”呂頻這樣認為，“我覺得真正的原因，還是這些事件背後權力與責任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