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來自 中青報深度
作者：中青線上記者 盧義傑實習生 楊慧彩 賈天榮
儘管時隔兩年，一些研究者提起高校資訊公開時，仍記得2016年釋出的《中國高等教育透明度指數報告》中一個戲劇化的結果：北大清華雙雙跌出前50名。
“當時有很多議論，一些高校也不服氣，認為自己是很好的學校，透明度怎麼低了呢。媒體也來問我們。”專案組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呂豔濱說，這些高校沒公開教育部要求主動公開的一些事項，做得確實不到位，“可為什麼還有異議呢？”
這是一個與傳統的高校評價體系不同的世界。在呂豔濱看來，建設世界一流高校，必須改變唯教育質量、唯科研成果的評價機制，“我們也要比拼治理水平，看能不能、敢不敢在別人眼皮底下做管理、做教育”。
應該是“重要”並且“正常”的
10年來，呂豔濱和同事們與資訊公開打了不少交道。2008年《政府資訊公開條例》施行，社科院法學所此後釋出了《中國地方政府透明度報告》，那時已有人注意到，條例提及，教育等與人民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公共企事業單位，在提供社會公共服務過程中製作、獲取的資訊的公開，參照該條例執行。
一項如今才滿8歲的制度產生了。2010年，教育部出臺《高等學校資訊公開辦法》（以下簡稱“《辦法》”），4年之後列舉了《高等學校資訊公開事項清單》（以下簡稱“《清單》”）。社科院法學所的法治指數創新工程專案組，隨即選擇了115所高校，將透明度評估也投向高等教育。
幾乎與此同時，21世紀教育研究院也進行了同類的評估。兩家機構的調研結果都顯示，教育部直屬高校的公開程度普遍好於其他高校，不過，一些傳統頂尖名校反而不“頂尖”了。
呂豔濱說，這個現象事關一種治理理念：“大學是不是把學生教好了就行？”
在他看來，如今評判高校多看教育質量、科研成果、師資等，但忽略了高校治理水平。其實，公開透明是高校治理、社會治理非常重要的手段，“如果不公開透明，就可能有不規範的行為，或者雖然行為是規範的，但也容易引起質疑、影響其公信力”。
作為兩家機構的評估標準，教育部的《清單》包含10大類50條應主動公開的專案，小到獎學金申請規定，大到學術不端行為查處機制，甚至 “涉及學校的重大事件的調查和處理情況”，都位列其中。
根據《辦法》，除了這些，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還可根據自身學習、科研、工作等特殊需要，以書面形式向學校申請獲取相關資訊。事實上，向高校依申請公開的數量並不多。有研究者曾以部屬高校中的74所為樣本分析，發現他們2012~2013年度僅受理了99個申請，2014～2015 年度也只有354個，平均每個學校不到5個。
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進而統計這些高校2016~2017年度的資訊公開年報發現，74所高校的受理數量僅為267個，有9所高校為零申請。
多名研究者對記者分析，這並非民眾缺乏資訊需求，而是不少人不知道有這項權利，並且，在實踐當中，少數申請者或是已和學校“鬧得比較僵”，或有時被誤解：他是不是和學校對著幹？他是不是“刺兒頭”？
於是，制度“很重要”，權利行使“很正常”，成為受訪高校資訊公開制度研究者口中不約而同的高頻詞。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觀察到，這幾年，推進高校資訊公開前進的主要力量，不是師生和普通民眾，而是政府部門對公開的要求，以及媒體的不斷呼籲。
呂豔濱把高校資訊公開與政府資訊公開作了比較：在過去，許多人不知可申請公開，有的政府部門遇到突發事件、安全生產事故也捂著蓋著；但現在，公開是常態、不公開是例外，政府越來越勇於公開了。
“這需要轉變過程。”他感到，儘管高校資訊公開有諸多不足，但整體發展仍然向好。
部分高校被指仍有防範心態
這個新生的制度激發了諸多研究者的興趣。2017年前後，與熊丙奇同在上海交通大學工作的副研究員喻愷，一度向397所高校遞交了申請，要求公開學校年度受捐贈財產的來源、金額以及支出情況。
這是一項同時列入《辦法》和《清單》的內容，理論上高校應當主動公開，但陸陸續續收到的答覆讓喻愷和他的學生感到意外。
喻愷在一篇論文裡透露，397所高校當中，僅有101所給予了答覆，其中同意公開的有96所，若再去掉未按《辦法》要求在15個工作日內答覆的高校，則只剩下92所。嚴格意義上，這次實驗得到的公開率大約是 23.2%。
社科院法學所遇到的情況稍好一些。2015年，他們申請公開的是高校畢業生就業情況、校領導社會兼職情況，這同樣是《清單》中應主動公開的內容。不過，179所高校裡也只有將近一半予以答覆。
呂豔濱向中國青年報 · 中青線上記者回憶，當年寄出資訊公開申請之後，有的地址無法寄達，有的寄到卻無人查收，有的學校收了之後追問 “你為什麼要申請公開這個”，很多學校索性不答覆，或答覆了但回答得不理想。
喻愷的經歷也類似。他撰文批評部分高校“過度收集申請人資訊”，比如，黑龍江某高校要求他們出具所在單位對申請人身份的證明，北京某高校的要求更多，包括告知研究的專案（課題）名稱、編號、級別、批准單位及專案（課題）負責人等，而且還須加蓋學校或學院公章。
另一些高校的處理同樣不規範，比較典型的是，山東某高校僅回電進行了口頭答覆，廣東某學院要求喻愷團隊來現場辦理，而廈門某學院拒絕公開資訊，理由為“無意參與研究”，並未意識到資訊公開是一項義務。
事實上，397所並非喻愷團隊全部的調研樣本。他們調研高校的數量是 1219所，但在相關網站中提供了申請資訊途徑的僅397所。其餘822所高校中，有627所未設立依申請公開欄目，195所雖設立了但連結無法訪問。
這些原本應主動公開的資訊卻屢請不出，熊丙奇分析稱，原因之一在於部分高校帶有“防範意識”。他認為，既然這些資訊已是按規定必須面向所有人公開的資訊，那就應該推定“沒有任何申請人是別有用心的”，“申請是他的權利”，不該再糾結於申請人是誰、有何目的。
“申請公開本身就很正常，但如果追問‘你想拿這個來幹嗎’‘想拿來做文章嗎’，這不就異化了嗎？大學出現了學術不端，你去申請資訊公開，學校問‘你是不是對我們學校有意見’，一旦問你的動機，這同樣也異化了。” 熊丙奇說，這暴露了一些高校沒有保障師生、社會公眾充分的批評權利。
申請背後的 “私下溝通”
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發現，在申請受理之後，不少高校會提前分析和研判資訊公開之後的影響，當出現敏感或負面事件的申請時此情況尤甚。一些教師還曾嘗試在受理前後與申請人接觸，但效果不一。
一名在校大學生告訴記者，自己申請過學校某次“重大事件的調查和處理情況”的資訊公開，包括處理時的會議記錄、政府部門的通報等。這無疑觸動了學校敏感的神經，事後，負責學生工作的教師找他談話了。
“老師問我，為什麼會作出這樣一個選擇，是什麼樣的考慮，我說了我的想法，他也談了他的看法，說學校可能會有什麼顧慮。他還記了我對學校工作的建議。”這名學生回憶，談話是在一個相對輕鬆的場合，教師沒反覆糾纏，最終，公開申請也沒被要求撤回。
另一些大學生的境遇則很糟糕，有的教師與其長時間談心到凌晨兩點，有的則“邀請”家長到校商討。這些做法迅速引起爭議，反對者認為，這或將給學生無形中施壓，暗示其應取消申請，一些長時間談心還有變相限制人身自由之嫌。
“作為老師，與學生進行溝通，瞭解其思想的波動、生活的狀態，這也無可厚非，老師也有這個權利、義務和責任去做。” 一名學者對記者分析，教師在合理限度內的關注或者適當引導，可以理解，但更重要的是，須切記申請資訊公開是公民正常行使的權利，應該得到正常的回應。
被談心的不只是學生，一名曾舉報並申請人事、財務方面資訊公開的高校教師說，在他行動以後，學院有關負責人時常找他談話，希望能在組織框架內解決問題，接著，學院還為他爭取了一些專案進行“安撫”。
不過，一些高校已開始重視前述“溝通”問題。某外語類院校校長辦公室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對學生的合理訴求，他們通常按流程向相關科室索要資訊，之後直接給學生答覆，“不會聯絡學院老師的”。
但仍有部分高校的工作人員，試圖將申請“降格”。得知學生申請可能涉及敏感資訊時，有工作人員建議：“平時可以自己去××部門問一下。”
呂豔濱認為，私下溝通可能停留在個人關係層面，而依申請公開是通過正規渠道獲得準確、權威的答案。有的高校“如臨大敵”，可能是因為過去的管理不規範，有些決策過程、結果按照現在的標準不敢拿出來曬。
在他看來，這不是學校特有的問題。過去，政府資訊公開也存在類似現象，但現在政府意識到要公開，所以各方面開始努力做得更規範一些，“這是個陣痛，對高校也是”。
“公開不只是揭家醜。”呂豔濱說，每個機構都可能面臨各種各樣的問題，關鍵是怎麼應對，“高校按照現有條件，處理好各方的關係，找到不足，甚至開誠佈公地向師生、學生家長、社會說‘我有什麼問題’‘我會怎樣處理問題’‘我有哪些困難’，各方都會看到學校的自信和坦誠，反而有助於提升公信力。”!
學者呼籲建立現代大學制度
儘管是資訊公開，但其實，一些申請者得到的答覆，距徹底公開仍差最後一公里。一名大學生申請者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學校最終只口頭宣讀了答覆結果，不提供紙質檔案，並希望此事限定在申請者中知曉。
受訪的多名高校校長辦公室工作人員則意見各異。有的堅稱，不建議或不允許將得到的答覆釋出到社交網路上，更多的人對能否將其再傳播表示不太清楚。
部分校方的謹慎態度讓這一舉動更顯敏感。“公開的，基本是沒什麼問題的資訊；不願意公開很詳細的，肯定是經不起推敲的資訊。”熊丙奇認為，久而久之，師生也會發現一個潛規則：能公開的都公開了，不公開的就是有難言之隱，再去申請，就是去觸動它。
局面慢慢微妙起來。熊丙奇分析，師生可以申請公開，但現實中，這個合法的程式有時會受到很多因素影響，比如，學校對師生的考評權，就會讓部分師生心存顧慮，不能放手行使權利；一些個別極端案例中，甚至反過來調查申請者，“這就完全異化了”。
“這裡有制度的問題。”熊丙奇說，國家出臺了諸多規定，高校資訊公開比以前好多了，但是，通過行政部門推動的資訊公開，雖有進步，但完成程度還是不夠好。到最後，還是要實行現代大學制度，促進教授治校，“行政治校的情況下，師生申請公開的權利無法真正得到保護，因為是行政主導對你的各種評價、考核”。
呂豔濱發現，目前對答覆採取的救濟方式還不夠明確。比如，若對答覆不滿意可以向上級教育部門投訴，但能否申請行政複議，這就存在一點問題，“高校只在高等教育法等授權範圍內才具備行政主體資格，面對資訊公開申請，其究竟是否具備行政主體資格，目前還不能說十分明確”。此外，一些法院也曾受理高校資訊公開的案件，但屬於民事糾紛還是行政糾紛，也有一些爭議，下一步亦需在立法上完善。
“更重要的是高校的評價體系：除了科研、教學、師資，有沒有考慮到資訊公開做得好不好，有沒有把治理能力作為評價的要素？”呂豔濱說，如果行政管理部門評價高校的導向不改變，高校重視資訊公開的程度也很難有實質性改變，“要讓高校認識到‘管理水平高，才有可能成為好學校’，而管理的基礎是公開，要讓師生參與管理，實現共管共治，而不是管理層單方面的管理”。
一名學生申請者也期待，通過申請資訊公開能讓學生和校方進行公開的良性互動，一起面對事件，“並不是逼校方說話”。同時，希望讓更多人把這個制度當真，免於對參與公共事務的擔心。
中青線上北京4月25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