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自微信 故問研修班
錢理群，1939年1月30日生於重慶，祖籍浙江杭州。北京大學中文系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並任清華大學中文系兼職教授，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他以對20世紀中國思想、文學和社會的精深研究，特別是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歷史與精神的審察，得到海內外的重視與尊重。錢理群一直關注教育問題，多有撰述併為此奔走。他被認為是當代中國批判知識分子的標誌性人物。
最近，北大資訊公開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北大一些做法一時成為輿論熱議的焦點。早在北大110週年的一次民間校慶時，錢理群教授就曾做了尋找“北大精神”的演講。在這次演講中，錢老首度提出，現在的大學教育培養的是 “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的觀點，呼籲直面現今教育的現實問題，拒絕容忍權力的繼續擴張，提醒當代學子既要仰望星空，保留“做夢”的能力，也要腳踏實地，勇於對自己、對社會、對國家承擔責任。這篇演講十年之後讀來，仍不失精準犀利，其懇切的言辭中也包含著對北大深切的期盼。
今天我們是幾代的北大人在這兒聚會，我剛剛想了一下，我是30年後的一代，看到這裡有幾個蔡恆平他們是60後的一代，然後70年後的一代，在座的是80年後的一代，這麼幾代人這樣聚在這裡啊，來紀念北大的110週年。這是一個民間的紀念，所以我很自然地想起十年前，北大的百週年校慶，那是非常熱鬧的非常轟動的，但是當時呢, 實際上百週年校慶也有兩種紀念，一種就是官方的紀念，那是規模宏大，氣勢磅礴；另外還有一種民間的紀念，我們當時還專門演出了一齣話劇叫做《蔡元培》，當時圍繞《蔡元培》我們開展了很多活動，其實中心就是要尋找老校長，尋找北大的精神。
剛才主持人講到我當時寫了一篇文章，叫做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紀念，也就是說是在二十四週年校慶的時候的紀念，那個紀念是當時胡適他們主持的，胡適當時作為北大的教務長，他在這個會上就宣佈說：
我們應該反省北大，其實我們北大是徒有其名。
當時我看了很震撼，就是老一輩人把校慶當成一個反省的日子，而我們當時的北大的百週年校慶是一片頌揚之聲。所以我當時就唱了一個不和諧的聲音，就是說要反省北大。其實這是一個很正常的命題，但是沒有想到掀起了軒然大波，但是我想那個紀念，就是十年前的這個民間的紀念它將會流傳在北大的校史上。
今天我們又在這裡進行十年後的110週年的也是一個民間的紀念。因為我聽說今年因為奧運會的原因，所以上面有規定，奧運會之前拒絕大規模的紀念活動，所以今年北大，好像對110週年校慶校方是準備低調處理了，我也同意這樣的做法，不一定每一次都搞那麼熱鬧，因此我們今天在這裡搞一點民間紀念，我想就有一種特殊意義。
夢的精神
剛才老漢說《尋找北大》這本書是遺老遺少的書，那麼我就是屬於遺老的，所以對於北大歷史我大概是有一點發言權的，但是北大的現實我確實是沒有發言權的。因為我在2002年8月份從北大退休以後，基本上就和北大很遙遠了。
我記得我在一篇文章裡講到我說在我退休之後在我的感覺當中，北大已經變成十分的遙遠。更準確地說，現實的北大對於我是越來越陌生了，因此我需要將心中的北大推到遠處，成為一個永恆的記憶，一個永遠給我帶來溫馨的夢，儘管明知其虛妄，卻好像魯迅之故鄉之於他的記憶，願意被它哄騙一生，並時時反顧。比如說北大對我來說是一個遙遠的夢了，但還要時時反顧，因為要時時反顧，所以就主編了這套（本）《尋找北大》，而且今天在這裡還來講北大，其實這對我來說都是很遙遠的事情了。
講到北大，我想還是從老漢剛才這首歌說起。因為這首歌，我看了歌詞就很受震撼，今天聽了他自己演唱之後我更受震撼，我真是想建議，就是我們北大把這首歌作為我們的校歌。我在這個書的序言裡說過，北大是每一個北大人，所有的中國人的精神的夢鄉。我順便在這裡做一個廣告，就是我馬上要出一本書，就準備把我所有關於北大的文章都聚集起來。這本書我想的名字就叫做《精神的夢鄉》，副題是 “我之北大觀”，這個書出來以後，我會送給一些同學的。
我就想到這樣一個問題：一個人不能沒有夢，一個無夢的人生是很難想象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一個民族，特別是民族的年輕人，如果沒有一個可以做夢的地方，那樣一個精神的淨土，精神的聖地，那可能是更加可悲的。
前幾年，我幾乎每年都要收到大量的外地的中學生給我寫信，他們都表現對北大的無限的嚮往之情，我每次看到這些信，心裡的感情都很複雜。因為我在北大，我知道，這些青年夢中的那個北大已經不復存在了，所以我每次寫信都給他們去潑冷水，我說我歡迎你們來北大，但是你們先別做夢，你們做好準備，來了北大以後你們會大大地失望的。
但後來我老這麼回信，我一想這個不對，這個你老把別人潑冷水也不行，年輕人總要做夢，總要找一個地方，一個屬於精神的淨土，精神的聖地，讓他做夢，如果這個地方都沒有了，那這個國家就成問題了，這個民族就成問題了。所以哪怕這個夢多少帶有點虛幻性，可能也得讓它保留著，必須有一個精神的夢鄉，一個人是這樣，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也是這樣。我想這就是北大，所有的北大人感到驕傲的地方，就是我們生活在一個精神的夢鄉里。
我今天要說的是什麼意思呢，我想談一點，也許有一點不大合適宜也不大能被人接受，我認為尤其在今天的中國，不能沒有夢。這個話好像說的有點不大對啊，因為今天的中國實在是一個無夢的國家，有點太脫離現實了，但是我還是固執地認為，今天的中國，尤其需要做夢。
什麼意思呢？所謂夢就是超越於現實，特別是現實物質之上的一種精神的追求。夢本質上就是這樣一種東西，超越於物質生活之上的一種精神的追求，為什麼說這種追求對今天的中國特別重要呢？我想這就需要對中國的這三十年的歷史做一個回顧。
今年正好是改革開放三十週年，我們回顧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們可以說，這三十年來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提高，這可能是三十年來最基本的主要的收穫，也就是說經過三十年來的努力，中國，終於基本上解決了溫飽問題，基本上進入了一個小康社會，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進步，這是來之不易的一個進步。當然今天的中國還有很多的貧困的地區還有很多的貧困的人群，還有很多很嚴重的問題，但是就大多數人來說，或者就大多數地區來說，我們已經基本上解決了溫飽問題。
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基本上解決溫飽問題以後，這個社會應該向哪裡走，這個國家應該往哪方向去發展，就成為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或者說今天的中國正走在一個十字的路口，中國在經濟有了發展，在基本解決溫飽問題以後，中國應該向哪裡走？這是我們當下所面對的這樣一個問題。
我這些天，這些年，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我想提出一個這樣的想法，當然可能是夢，又是一個新的夢，我這人不斷地做各種各樣的夢。我覺得在中國基本解決溫飽問題以後，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四大重建：
一個是制度重建，一個是文化重建，而文化重建的核心是價值重建，還有一個是生活重建。就是說我們需要建立一個能夠讓中國這塊土地上的大多數老百姓能夠安居樂業的一個比較合理的比較健全的社會制度，一個健全比較合理的文化，一個健全比較合理的價值，以及一個健全比較合理的生活。
這樣的四大重建，無論是制度重建，文化重建，價值重建還是生活重建，它其實都是一個精神問題，都提出一種超越於物質的精神的追求，而這樣的一種追求它是需要用理想之光來照耀的，也就是需要夢之光來照耀的（夢之光也就是理想之光）。我們常常說一個人最合理的生存狀態，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呢，我想用兩句話來形容，就是應該腳踏大地，仰望星空。
我們現在就要解決這兩個問題，作為人來說，或者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來說，或者作為一個大學生來說，如果要尋找一個合理的生存方式的話就要解決這樣的問題，一個是如何腳踏大地，如何更密切地和我們生存的這塊土地，土地上的人民，土地上的文化保持密切聯絡；另一個就是如何仰望星空，如何有一種超越於物質現實生活的超越性的追求，一種精神的追求。我想這就是今天的中國特別需要這樣一種夢的精神。對，這是我的一個理解。
北大的使命
那麼這裡討論一個問題，在這樣一個制度當中，這樣一個制度重建文化重建價值重建生活重建的問題當中，中國的大學，或者說中國的北京大學，它應該承擔什麼責任，他應該有什麼使命，它應該發揮什麼功能，它應該發揮一種什麼樣的精神？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第二個層面的問題。
按我的理解，或者說我的大學理想——我認為 “大學之為大學”，就是它有兩大功能。哪兩大功能呢，就是它在整個民族的精神的重建，民族文化的重建當中，它有兩個功能：
一個是保守性的功能，所謂保守性的功能就是什麼呢，就是思想文化學術精神傳統的一個傳遞和堅守的任務，就是大學擔負著要把一個國家的思想文化學術精神的傳統傳遞下去，一代一代傳遞下去，並且要堅守下去。因此大學，特別是北京大學這樣一所大學，它應該成為民族精神的一個堡壘，或者說民族精神的一個聖地。這是大學的一個功能，我稱之為保守性的功能，就是傳遞、堅守的一個功能。
另外一個，大學有革命性的功能，也就是說它應該有一種批判的精神和一種創造的精神，它應該對社會發展的既定狀態，對已有的文化生活體系以及人類本身作不斷地反省、不斷地懷疑、不斷地批判，並且進行新的創造，這樣它就能夠成為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學術的發源地。
簡單說兩句話，一個是堅守，堅守民族精神，堅守思想文化；另一個是批判、創造，創造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學術。
我們現在一直在說要創辦一流大學。什麼叫一流大學？我覺得一流大學就是要有兩個標準，一個標準就是一流大學應該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堡壘，第二個一流大學應該是一個民族的新思想、新文化、新學術的發源地。
這就要說到北大的歷史，北大的光榮歷史就是在中國的思想文化的發展中，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這兩大作用，起到了精神堡壘的作用，起到了新思想源泉的作用、發源地的作用。因此北大的歷史上有兩次光輝時期，第一次就是 “五四” 新文化運動時期，就是蔡元培先生所領導的那個北大，那個北大成為當時中國的 “五四” 新文化的現代新文化的發源地。我覺得第二次輝煌就是西南聯大，當然西南聯大它還不僅是北大，它還包括清華，包括南開。那麼西南聯大在一個民族危難的時刻，成為我們民族精神的一個堡壘，同時它也成為新思想、新文化、新學術的發源地。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的非常出色的科學家，出色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創造一種新的文化，都是西南聯大所創造。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講北大精神，北大的傳統，可能在我理解中主要就是兩個東西，一個是堅守，它所體現出來的一種堅守精神；另一個就是它所體現出來的批判和創造的精神。這就是北大的傳統。
那麼大學既然是有這樣的兩個功能，一個堅守功能，一個批判創造功能，因此北大，或者說我們的大學，必須關懷現實，並和現實保持一定的距離。而且應該保持兩個距離，大學應該和時尚，和世風流俗保持距離。我是不主張不贊成大學要與時俱進的，我覺得大學有時候需要保守，需要和時風流俗，需要和時尚的東西保持距離，跟時髦的東西保持距離，這是一個距離。
大學第二個距離，它必須和現狀現狀保持距離，包括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學術的現狀，現成形態，這樣才能保持一種批判的態勢，這就是兩個距離。既要和時尚保持距離，又要和現狀保持距離。
那麼這樣呢，它就應該有一些相應的精神，我覺得大學特別需要三種精神：一個是沉靜，一個是清潔，一個是定力。沉，清，定，三個字，是大學基本精神。就是說當整個社會陷入喧鬧的時候，大學、大學裡的老師和學生應該沉靜；當整個社會的風氣被腐敗所汙染的時候，大學、大學裡的老師和學生應該清潔；當整個社會陷入浮躁的時候，大學、大學裡的老師和學生應該有定力；這就是靜，清，定——沉靜，清潔，定力。
用我們傳統的話說，大學和我們大學的老師應該潔身自守，保持自我精神的清潔和純正，同時要自守，要守住一些基本的規範，學術的規範、治學的規範，還有做人的規範，它是不受外界影響的，不受任何壓力和誘惑左右的，它是決不放棄絕不讓步決不妥協的，是要守住一些基本的東西。當然今天說這個話是有些痴人說夢，因為現實的中國，現實的大學，也包括現實的北大完全反其道而行之。
社會喧鬧，大學更喧鬧；社會腐敗，大學更腐敗；社會浮躁，大學更沒有定力。
這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現實。
我覺得現在我們中國的大學瀰漫著兩種可怕的思潮，一個實用主義，一個虛無主義。所謂實用主義就是完全為個人利益所用，完全被個人利益所驅使，有用就幹，無用不幹，因此必然是一種虛無主義，就是除了時尚和利益之外一切都不可信，一切都不足靠，一切都可以在與時俱進的口號下放棄拋棄。
這種實用主義和虛無主義就導致了大學的兩個東西，一個是知識的實用化，一切與實用無關的知識都被大學所拒絕，既被大學裡的老師所拒絕，也被大學裡的學生所拒絕。還有精神的無操守，拒絕一切精神的追求和堅守，我覺得這兩個思潮，就是實用主義和虛無主義所導致的知識的實用化和精神的無操守，這是現在大學裡的兩個基本的弊病。這是一個方面，我們沒有和時尚保持距離，相反我們同流合汙了。
另一方面，就是大學的批判功能，大學的創造功能，就決定了它一定的社會和現狀，和社會政治歷史的現狀保持距離，它才能保持一個懷疑的批判的態度。所以在我看來大學裡的老師學者，他應該是公共知識分子，或者大學裡的學生應該努力培養自己成為公共的知識分子。所謂公共知識分子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他所代表的是公共利益，所堅守的是民族文化和人類文明中的普世性的價值和理想，以及作為生命個體的思想與學術追求。一個是普世價值，一個是個人的，個性的學術的追求，這是代表公共意志的。
所以，大學絕不能代表國家意志，絕不能代表某一個利益集團的意志，更要防止自己成為一個既得利益集團，這樣大學才能真正保持自己精神的獨立和思想學術行為特立獨行。我覺得大學裡的學生和老師一個基本的品格、基本的風格，就是獨立，精神獨立和行為學術思想的特立獨行，這樣才可能有出於公心的批判和創造，才可能真正創造出能夠成為社會公器的一種新思想新文化新學術。而我這樣的理想同樣是遠離現實的，因為今天的社會正要求大學裡的老師學者學生，成為現狀的維護者和辯護士。要求，八個字，贊成（擁護），解釋（用你的學術解釋這個理論何等偉大正確，給它賦予合理性、合法性）。第三個就是宣傳，第四個就是演戲，這就是今天對於大學學者的要求。
而這時得到制度的支援的，今天大學這種評職稱，博士點等種種制度，在我看來是新的科舉制度，請君入甕。你只要服從，同意、解釋、宣傳、做戲，那你一切都有，有房子，有職稱，有地位，就成為重點學科，就能評獎；如果你拒絕同意、解釋、宣傳、做戲，一切都沒有。
就是這樣一個制度的誘惑下，應該說大部分或者相當多的教授學者都被收編。開始有點扭扭捏捏，後來慢慢習慣了，越來越舒服，因為這實在舒服，只要你服從這些就一切都有，最後就舒舒服服地被收編。當然坦白說我今天來敢說這個話，原因在哪裡，因為我已經退休了，如果我現在還在當教授，可能我還沒有勇氣說這番話。
這是制度造成的，不是個人的品德個人的什麼東西，而是這個制度造成的，使得你失去了大學應有的獨立自由創造的精神，這就是我們正在上演的還會繼續上演的大學失精神、失靈魂的悲劇。而且很多的悲劇今天都很難說是悲劇了，因為悲劇還能給你悲壯感，現在都成了滑稽戲了，現在大學裡上演的滑稽戲太多了。
這就是我今天要說的第一個意思。我從我的大學理想出發、從我的北大夢出發，我所談的今天大學失精神的問題，所謂失精神簡單說就是失去了堅守精神，失去了獨立自由批判創造的精神，而我們今天在這裡紀念北大110週年校慶，就是要尋找北大精神，喚回這個正在失去的堅守精神，正在失去的獨立自由批判創造的精神。這是我今天要說的第一個問題，這是從理想層面。
教育的現實層面
那麼從現實層面回來，我想來談一談2007年我心中關於大學教育問題的兩大疼痛。儘管這一年來我的注意力已經不在大學，我更關注中小學教育，更關注農村教育邊遠地區教育，因為我對大學已經失望了，也許在農村，在邊遠地區還有說話的某種餘地。但我還是很關心大學教育，有兩件事讓我非常痛心，我稱為我的2007年之痛。
第一痛是關於我們北大的，我們北大三角地被取消了。這件事引起我很大的震動，我想不只是我，應該說引起了所有的老北大人的心中之痛，因為三角地聚集了我們最神聖最美好的記憶。我說北大歷史上有兩個標誌性的地方，一個是老北大，解放前的北大，今天沙灘那裡的北大民主廣場；第二個地方就是今天的北大三角地。
這兩個地方是北大歷史上最神聖、最有紀念意義的兩個地方。因為北大最光輝的歷史瞬間發生在這兩個地方。我曾經說過，北大歷史有三次輝煌，我現在要補充，北大歷史有四次輝煌，但是在座的同學可能只知道1917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其實還有三次輝煌，一個就是1957年北大 “五一九” 民主運動，這是一個北大學生自下而上的社會主義民主運動，這個運動就發生在當年的大禮堂，和今天的百年講堂和三角地。
第三個輝煌，大家可能忽略的，1980年，北大有一個選舉運動，可能大家都完全不知道，當時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改革到底到哪裡去，北大學生站出來提出對中國未來改革的種種設想。最近我寫了一篇文章，同學們可以去網上看一看，就是《不能遺忘的思想——1980年中國校園民主運動》。
再一次就是1989年。所以北大歷史上有四次輝煌，我覺得北大歷史上應該記住的幾個日子，就是1917，1957，1980，1989，而這樣四個時刻都是和北大民主廣場和三角地聯絡在一起。所以民主廣場和三角地都成為北大的精神象徵，現在這個象徵在整頓校園的合理合法的名義下被撤銷了。
這個講起來很合理，要整頓校園秩序啊，好像你也沒有什麼話講。實質上背後隱含了巨大的問題，問題不在於三角地撤不撤，而在於由此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北大還要不要建立一個師生們自由表達思想、交換思想的精神空間，或者說如何重新建立一個精神空間。
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們要不要實行北大校園民主，我們怎樣實行校園民主。可惜我們已經很多年不提校園民主了，我覺得非常奇怪，因為民主已經是當下流行的詞語，而且已經進入十七大報告，我們要建立社會主義民主，但是為什麼校園民主就很少提呢？我在退休之後曾寫過的唯一的一篇關於北大的長文，沒有多少人人注意。那篇文章中談到了這個問題，題目叫做《中國大學的問題與改革》。我在文章裡說現在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教師在學校中的地位和權力的問題，實際上現在高校裡的普通教師是既無地位也無權利的，更沒有維護自己權利和利益的組織，工會的職責被縮小為每年組織一兩次聯誼活動，所謂職工代表大會最多是一種諮詢作用，特別是青年教師，實際上已經成為學校裡的弱勢群體。
當今的中國大學，即使是教授也缺乏獨立的利益欲求和自由表達的權力，以及參與學校各級行政領導的選聘，參與決策過程，制定遊戲規則的權力。但教授因其學術地位還有一點有效的發言權，而青年教師連學術上的發言權都沒有，這種狀況嚴重地影響了教職員工積極性，成為束縛教學和學術研究生產力的主要原因。
這裡有兩個問題我百思而不得其解，我覺得中國知識分子也很怪，中國的大學也挺怪，一個是中國的知識分子老想為別人爭取權利（當然公共知識分子是有義務為別人爭取權利的），卻很少想為自己爭取權利，不爭取自己的民主權利，這是我不理解的；第二個，好像中國的大學是一個特別的地方，中國的教育部門老是例外，我覺得很怪。
比如說，現在全國都在談政府部門的職能轉變，要分權，要放權，然而教育部越來越擴大自己的權利，幾乎擴大到難以想象的地步。比如前不久竟然宣佈，要規定中小學音樂課都要唱京戲，這種事該教育部來管嗎？之前，還有提倡在中學跳華爾茲舞，這是教育部門改改的嗎？權力擴張到這種可怕的地步！
全國改革，要放權，教育部的趨勢相反，現在全國進行政治體制，社會改革，要搞基層民主選舉，我想大學能不能進行民主選舉呢？我不知道你們現在研究生會學生會是怎麼選的，研究生會學生會是不是可以直選，是不是可以搞競選？在農村可以搞，為什麼大學不能搞呢？你說農民沒有文化，那大學生總有文化吧，還有校長系主任能不能民主選舉？
我剛剛說十七大報告已經提出來了，要政治體制改革，要民主，那大學能不能成為民主實驗區呢？北京大學是不是可以做實驗呢？不是說民主需要素質嗎？北京大學師生素質最高了，而且成本也不高，都在一個校園裡，為什麼不可以呢？所以我百思而不得其解，教育部門老是例外於國家的改革，當然我這個話也是胡思亂想。我早就提出建議，認為北大應該成為民主改革的特區，可以做些試驗，可以先走一步。當然這都是我的痴人說夢，這是我的第一痛，由三角地被取消而聯想起一些基本的大學空間問題和校園民主問題。這是我的一大憂慮。
第二個，去年看的兩條新聞，看得我毛骨悚然。一條新聞說是大學新生一報到，（這是去年2007年的報道）學校領導就約見學生家長，提出現在開始就要為學生未來的職業做準備，要對學生進行職業的訓練和指導，好像我們北大還有專門的組織，據說指導學生有兩個東西，根據求職的需要來設計自己四年的大學生活，還要一個是讓這些學生提前和招工單位的人事部門見面，以便公關。這真的讓我大吃一驚。
我曾經感慨中國的中學教育已經除了應試教育之外都進入不了中學教育。這裡我想講一講我的一個親身經歷，前幾年，我到北大附中、北師大實驗中學去開選修的魯迅研究課程，我去的時候，老師們向同學們宣傳，說同學們，你們都向往北大，但是錢先生退休了，你們到北大也聽不到錢先生的課了，現在錢先生到你們中來講魯迅，這是百年難遇的機會，你們要好好聽。
那是2004年的事情，可以想象中學生們非常興奮，開始人非常多，到後來人越來越少，最後堅持下來，只有二十人到三十人之間。後來有個中學生，這學生很坦率，他對我這樣說：錢先生，不是你講的不好，也不是我們不願意聽你講課，實在是因為你這個課與高考無關，所以我寧願考上大學之後再來聽你講課。那是給我很大的刺激，我就意識到一點，當今的中學，與應試無關的教育就進入不了當今的中學，不管你的教育多好。
現在我又看到了新的危機，與就業無關的教育是不是也進入不了大學教育呢。我為什麼提出這樣的問題呢？其實這也是我 2007 年的一個痛。2007年暑假的時候，清華大學舉辦了一個全國的關於通識教育的培訓班，我講完之後有一個大學老師舉手提了一個問題，說錢先生，請你講一下在當下大學裡講魯迅的課，怎樣幫助學生求職呢？（笑）他覺得聽了我的魯迅的課，就能幫助他找到更好的職業了。
所以，我當時聽了是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但心裡是涼透了，我無意責怪青年教師，因為這是他的職業，因為他在上課的時候別人也這麼問他，學生問他你這個課和就業有沒有關係，有關係我來聽，沒關係我不來了。這就非常可怕，當年蔡元培先生提出警告，說大學不能成為職業培訓班。
當然，我想北大還不至於，然而北大也有這個趨勢。也就是說，今天的整個的教育是圍繞著應試和就業來展開的，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現實。當然這也聯絡著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就是就業和大學教育的關係問題。
我曾經多次的和80後的大學生講，坦白地說，我非常同情你們這一代，你們真是不幸的一代，中學碰到應試教育，好不容易考上大學又碰到失業問題，面臨著畢業以後可能沒有工作。這在過去沒有過，都集中到你們這裡來了。像我讀中學的時候，當然56年很特別了，大學招生人數比中學畢業人數要多，不存在應試問題，完全不一樣。
再早幾年，我想蔡恆平他們那個時候，可能也不存在這個畢業即失業的問題，那是畢業了總有工作的。可是你們恰好碰到了，兩個東西都給你們遇上了，這是這一代大學生所必須面臨的現實的問題。因此我們不能否認就業問題給我們大學教育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新的挑戰，我們大學教育也不能迴避就業問題，正是這一嚴峻的現實，出現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論調，所以我要在這裡澄清一下，談談我對大學教育和職業關係的四點看法。
第一，我認為大學就業難，確實暴露了大學專業課程設定、教學內容比較陳舊，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科技發展的新要求，造成了大學生知識結構的缺陷和不足。這是大學課程設定上的問題，確實是就業難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我認為，大學應該進行教學內容、課程設定上的更新調整。這是大學教育改革必須有的一個內容。
第二，我們要具體分析一下，大學生不能適應現在社會發展，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精神素質的問題。我仔細注意了一下現在很多就業單位對現在大學生的批評，我覺得我們大學生應該聽一聽這樣的批評。他們的批評主要認為現在的大學生，一個是獨立自主能力比較差，一個是缺少團隊精神，不善於和他人合作，還有知識面太狹窄，再一個獨立思考創新能力不足。這些問題，其實都是精神素質問題，而這種精神素質問題，其實就是應試教育的後果。所以正是因為這樣，大學教育應該補這個課。
現在大學生不能適應社會發展，就是因為他們不能成為一個健全發展的現代人。中學的應試教育造成了你們這些毛病，這些弱點應該在大學裡彌補，大學不僅僅使你成為一個有知識有技術有技能的人，更重要的是成為一個健全發展的現代公民，這是大學教育應該要補這個課。
第三個問題，我們對就業問題的看法，應該有一個長遠的眼光。怎麼講呢？我們常說未來社會是一個知識社會、資訊社會，這個社會有什麼特點呢？就是每一個職業變化很快，很少有固定一個職業的人，因為隨著社會科學技術知識的發展，不斷有一些新的專業、新的課題、新的職業出現。這使得每個人必須不斷變換自己的職業、自己的社會角色，這是現代資訊社會的一個很大的特點。這和我們那時候不一樣，我們那個時代分配到哪裡，就永遠不動了，一輩子做這個事兒。現在不行，它是不斷變換的。
因此，現代社會對人才的要求是什麼呢？它要求兩種能力，一方面，應變能力要強，一方面創新能力要強。應變和創新的能力，這是新的人才觀，是未來社會發展的要求。所以，如果你過早的只顧及某一個職業，某一方面的訓練、過分狹窄的訓練，就不能適應未來的競爭。
所以，未來社會的競爭，是一個素質的競爭，一個學養的競爭，一個創新能力和應變能力的競爭。因此僅僅從職業的角度來考慮，也應該為自己設計一個全面的發展。
在我看來，大學裡，除了我剛才說到的一些精神層面的問題、要成為現代公民之外，至少應該具備三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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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是終身學習的能力，這裡包括中外語言的聽說讀寫能力，還有利用文獻、工具書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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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研究能力， 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思考實驗計算的基本方法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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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思維能力， 具有開闊性廣泛性創造性、批判性和想象力的思維能力。
具備了這三大能力，以後就可以不斷地變換，你的適應能力和創新能力就強了，這才是未來社會所需要的人才。如果大家放棄這一點而只一味追求眼下的市場需求，把自己的視野、知識面、能力訓練弄得非常狹窄，那麼即使取得了一時之效，可能找到了一個工作，但是由於底氣不足，在持久技能競爭中遲早要被淘汰。
所以，我要提醒在座的諸位，你們已經吃夠了應試教育的苦了，在應試教育之下，你們的學養、素質已經非常的狹窄了。如果在大學裡再浪費大好時光，再只關注一些眼前的利益，而忽略對自己長遠發展的培養和訓練，那你的目光短淺，你要抱恨終生的。所以我想，即使從職業的角度說，今天的大學生也應該著眼於自己長遠的發展，把自己培養成為應變能力很強的創新能力很強的新的人才，不然遲早要被淘汰。
第四個方面，當然，我們也不可能否認具體技能培養的問題，但我覺得只要在工作之前進行訓練就行了，大家必須建立終身學習、終身進行職業技能培訓的理念。具體的培訓是可以通過訓練班來解決的，但不是在大學裡來解決的。當然，大學適當開一點這種課我也不反對，但大學主要的，我想還是我剛才所提到的兩方面的發展，一個是作為人的全面發展，一個是基本能力的培養。否則的話，如果眼光狹窄地把我們的大學辦成一個職業培訓班，那可能再度耽誤大家，而且可能整個地耽誤我們國家民族的發展。這是我去年感到沉痛的第二個新聞。
第三個新聞也讓我吃了一驚。有這麼一條新聞，說新生未入學，家長和學生就忙成一團，通過一切途徑，尋找各種關係以求打點照應。據說很多大學生，還沒上大學，就開始打聽，大學英語課，是某某老師教的？哪個給分數高？還有團委和學生會哪一個比較有前途？評獎學金是不是隻看成績還要在學生會混得很好？還沒進學校就開始打聽這些訊息，據說有一個沒有正式報到的新生，就把學校裡主要領導、團委書記、班主任都摸得清清楚楚。這真讓我目瞪口呆。
公關思維、搞關係思維，已經體現到大學一年級學生中，但這背後卻隱藏著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這和我們北大是有關係的。我們經常說北大是全國的尖子的集中地，北大要培養尖子，要培養精英。我自己並不一般地反對精英，但是就我個人來說，我更重視普通的 “非精英”，更重視普通的學生。正像魯迅所說：
我不反對天才
但是我更重視泥土。
魯迅讓大家都做做泥土呵。但是像北大這樣的學校，培養精英是無可厚非的。我們現在需要討論的是，我們需要培養什麼樣的精英，或者我們每個同學要把自己培養成為什麼樣的尖子？這個問題是更加重大，也許是更加嚴峻的。我現在恰好對這些尖子學生非常擔心——當然不是全體——但是相當一部分尖子學生，也包括北大的尖子，讓我感到憂慮。在我看來，真正的精英是應該有獨立自由創造精神，也是上次我在北大中文系演講時所提出來的，要有自我的承擔，要有對自己職業的承擔，要有對國家民族社會的承擔。在我的理解中，是這樣的精英。
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但是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教育，特別是我剛才說的，實用主義、實利主義、虛無主義的教育，正在培養出一批，我概括為 “絕對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這什麼意思呢，所謂絕對的利己主義者，就是一己利益成為他們言行的直接驅動力，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種投資。所謂 “精緻” 指什麼呢？他們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養，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無可挑剔，他們驚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誠姿態，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體制的力量來達成自己的目的，這樣一些“絕對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坦白地說，我接觸了很多這樣的學生，因此我形成了一個文學的概括。我自己學文學，我下邊是一個文學的概括，不是具體指某一個人，我接觸了很多人之後概括出這樣一個典型。
比如說，有一天我去上課，看到一個學生坐在第一排，我一上課他對我點頭微笑很有禮貌，然後我開始講課。在一個老師講課的時候，也有一些期待，講到哪裡學生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這個學生很明白我的期待，我期待微笑他微笑，我期待鼓掌他鼓掌，就是說他聽懂我的課了，我很高興，我就注意到這個學生了。下課後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面前來，說 “錢老師，今天的課講得真好啊！” 這樣的話，我是有警惕的，我也遇到很多人說我課講的好，我是有懷疑的。這個學生，他把我講得好在哪裡，講得頭頭是道，講得蜷在點子上，我原來還有點警惕，怕他是來吹捧的，現在很放心，他都聽懂了。老師講的東西被學生懂了，這是多大的快樂！於是我對這個學生有一個好感。一次、兩次、三次，我對他的好感與日俱增。到第四天他來了，“錢先生，我要到美國去留學，請你給我寫推薦書。” 你說我怎麼辦？欣然同意！當然了，要不怎麼辦？但是，寫完之後，這個學生不見了，再也不出現了。
於是我就明白了，他以前那些點頭微笑等等等等，全是投資！這就是魯迅說的精神的資本家，投資收穫了我的推薦信，然後就完了。這是一個絕對的利己主義者，他的一切行為，都從利益出發，而且是精心設計，但是他是高智商，高水平，你怎麼辦？他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我能批評他嗎？我能發脾氣嗎？我發脾氣顯得我小氣啊（笑），一個學生請你幫忙有什麼不可以啊？這個學生有這個水平啊，他不是沒有這個水平啊。但是，我有上當受騙之感，我有苦難言。這就是今天的北大培養出來的一部分尖子學生。問題是，這樣的學生，這樣的 “人才”，他是我們的體制裡最歡迎的，因為他很能迎合到體制的需要，而且他是高效率啊，高智商啊，可怕的在這裡啊。那些太笨的、只會吹牛拍馬的人其實體制並不需要，說真話，是不是？就這種精緻的、高水平的人，體制才需要。這樣的人，正在被我們培養成接班人。我覺得這是最大的、我最擔心的問題。
我講這番話的意思，也不是要責備他們，這也不是這些學生本身的問題，而是這種實用主義、實利主義、虛無主義的教育所培養出來的，這是教育的惡果，這是有毒的罌粟花。
我今天講的話是希望在座的同學，你們不要做這樣的行為。這樣的行為它的關鍵性在哪裡？關鍵就是利益，利益就是它唯一的信仰。沒有自己的信仰，沒有自己的理想，沒有自己的追求，他這就是完全個人利益作追求，一個人把利益作為唯一的追求，這個人就會變成庸才。我覺得北大如果危機的話，可能危機在這裡，就是培養出這樣一些絕對的、高智商的、靜止的立體庸才。如果有危機，我個人，最感憂慮的就是這樣的問題，所以今天我想著重提出來。
好像我說得實在太長了，那麼我就講了這一番又是夢話，又是憂患之詞。謝謝大家！
本文為錢理群教授2008年在《尋找北大》新書釋出會暨北大110週年校慶民間紀念會上的講演，由北京大學“我們”文學社整理。轉載請註明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