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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寫：新媒體女性
首發：新媒體女性
自2018年初以來，反性騷擾米兔運動席捲高校勢不可擋，陸續爆出了北航羅茜茜實名舉報陳小武性騷擾事件、教授瀋陽涉嫌性侵女學生高巖致其自殺身亡事件，以及隨後同濟、人大、南大、中大等學校均有學生站出來舉報本校教師疑似存在性騷擾行為。
青年們的行動不僅限於爆料和舉報，更有申請資訊公開、記錄傳播等等。而學校的行動也不僅限於發聲明，還有慣常使用的約談請家長。北大嶽昕同學因向學校申請資訊公開被學校約談進而被家長強行帶回家，此事受到網友深切關注，並讓一直以來躲在暗處的約談（“喝茶”）制度第一次真正為公眾所廣泛認知。
而在嶽昕之前，那些因致力於性別平等倡導被約談過的學生與青年，她們經歷過的約談是怎麼樣的？她們怎麼看約談？我們和6位女權青年聊了聊，收穫了很多應對約談的“小竅門”，還更瞭解了那些神秘的有關部門的“待客之道”。
秋白：“學校約了父母，父母帶我看了幾家醫院精神科。”
（狀告教育部性少數不友好教材當事人，有多次被學校約談的經歷。）
大二的時候，我開了一個公號，發了第一篇文章，寫我準備籌錢去北京找國家出版廣電總局反映恐同教材。文章發出後，15年4月左右，學校第一次約我談話，那時候態度挺好的，噓寒問暖，問我有什麼學習上、生活上的困難。進入正題後，就開始說我做的事情對我前途影響不好，勸我不要幹。
我跟輔導員說，我想要給同性戀去汙名，然後給他們科普了一些LGBT知識。然而他們的口吻卻是在說這件事“很可怕”，也沒有人做過這種事情。其實在此之前我寫過信給出版社、校長等等，可都沒人理我，所以我才想用其他辦法去溝通。
第一次約談之後，我沒聽他們的，繼續在做我的行動，因此一直到我畢業，我被輔導員約談了無數次。
其實跟他們溝通一直挺溫和的，直到後來，我接受了外媒的採訪，準備起訴教育部，輔導員馬上打電話很嚴厲地“教育”我說：“不能接受外媒採訪，也不能說你自己是哪個學校。”我就用專業知識反駁他“公民擁有接受任何媒體採訪的權力。”但是輔導員還是認為“外媒別有用心，你肯定被利用了。”
過了一段時間，我正式起訴了教育部，竟然也順利立案了。澎湃新聞報道之後，輔導員第一時間把報道轉給我，說：“你太不給學校面子了。你為什麼去損害學校的聲譽？現在你搞到這麼大，我們就對你不客氣了。”
接著他們就把我的父母叫來了學校，也把報道給他們看，說：“學校領導很生氣，這樣對你的孩子前途不好，都不知道能不能完成學業。”我父母很害怕。當時我父母以為我進入了什麼傳銷組織，要我跟他們回家。我還被父母帶去了好幾家醫院精神科去檢查心理問題。
約談對學習生活影響很大，特別是當時跟父母的關係讓我很傷心崩潰，到現在也還是覺得傷害挺深的，不知道怎麼可以消除那種傷害。但那時候，我很堅定認為自己做的事情沒有什麼不對的，而學校這樣的阻撓沒有任何道理。
一開始我都是抱著跟他們溝通的心態去的，我儘量表達了自己的想法，讓他們瞭解到我在做什麼。後來覺得跟他們很難溝通，是一種負擔，他們只想完成任務而已，不會關心具體的事情。他們還說：“這個社會已經對同性戀非常包容了，你不要那麼高調。”有時候我覺得輔導員挺可憐的，他也是維穩體制裡面的最低層，只能做壞人來施壓。
小宇：“書記說，搞同性戀不是不可以，但要回家搞。”
（廣泛關注性與性別、勞工等議題並參與行動，“廣外同性戀拉拉畢業當天求婚”事件當事人，曾被學校約談。）
我想要在畢業典禮當天和我的朋友進行一次“拉拉求婚”的倡導活動，但因為當天睡過頭，沒去成畢業典禮，最後在宿舍樓下做了這個行動。
當時很多人圍觀，隨後今日頭條的報道出來了。接著學院副書記就打電話給我，第一次我沒接。沒想到接著我爸打電話給我了，問我為什麼沒有參加畢業典禮，我才知道副書記把事情告訴了我父母。這時副書記第二次打電話來，要我立刻去辦公室談話。於是我找了一位小夥伴跟我一起去見副書記。
副書記先是問我為什麼染了頭髮，說你以前是乖學生，現在怎麼這樣了。接著她開始提到性取向的事情，說她不歧視同性戀，但別被境外勢力利用和欺騙了。講到最後她讓我們離開，卻在我開啟門的瞬間跟我說，由於違反校紀，我暫時不能拿到學位證。
約談後我和我的父母上演了一場“追逐戰”。我的父母對這件事情暴跳如雷，讓我馬上辭掉工作回家。我那天回出租屋之後分別和我爸、我媽聊了兩三個小時，最終大家不歡而散。我怕接下來會被限制行動，於是給父母發了簡訊說明“我們現在無法理性溝通，不如安靜兩天再好好溝通”，便外出躲了一陣子。
果然第二天房東找我，說我的父母和學院副書記到我的出租屋找我，認定我失蹤了於是報警，警察把我的門撬開，並且亂翻我的東西，還找來了房東。
我躲了幾天後和父母通話溝通，並和學院約了第二次談話拿回了我的學位證。
我現在印象最深的是副書記說的：“搞同性戀不是不可以，但要回家搞，不要在公眾面前搞，影響學校形象。”另一個是第二次約談時，輔導員讓我一定要帶上家長，說是“要讓我的家長好好教育我”。我很生氣學校只把學生當未成年人來看待，當時我和輔導員大吵了一架。
被約談和撬門後那幾天，我就像驚弓之鳥，和小夥伴一起想各種方法躲，不誇張地說很像在拍警匪片，心理緊繃到走在路上都怕鏡頭監控拍到我。後來我患上了雙向情感障礙，也叫躁鬱症。有連續幾個月的時間即便在家裡也感覺隨時會有人破門進來。
這次事件後我產生了應激反應，不想聯絡家裡，接到父母電話會很緊張。變得很少回家並且回家前會因為緊張而哭。我去看了心理諮詢，諮詢師勸我要主動溝通，但我真的做不到。現在過了兩年了，心理上對家人不會有沉重的思想包袱，跟家人聊天再不會那麼緊張。但對家人的信任感確實變少了，而且也再不會主動打電話回家。
現在回想起來，對約談我的人的仇恨還是免不了的，雖然我總提醒自己，他們也只是機器的最低端。我還是會覺得他們真的做了很過分的事情，從來不會去想對學生可能造成的傷害。
小糖：“為了不讓我去香港演出性別戲劇，輔導員扣留了我的港澳通行證。”
（因排練演出性別議題的戲劇，被學校約談。）
去年四月，香港某大學邀請我們去演出，就在演出的前幾天，輔導員在微信上給我發來一張圖，上面是我和另外兩位同學的姓名、身份證和照片的個人資訊。她說這是警察提供的，要求“特別關注”我們三個人。
幾通電話之後，輔導員說要和我見個面，問我在哪裡，我騙她說我不在學校，在白雲區。結果輔導員的家居然就在白雲區，她跟我說：“啊那正好我們在白雲區見個面吧”，我簡直崩潰。她當時的態度就是非要跟我見面，不見面就說明我心虛。最後我只能跟她約在學校見面，結果她真的從白雲區開了一個小時的車回來學校找我。
我們之後就在學校正門口旁邊的蘭州拉麵店碰面了。輔導員一來到就開啟手機給我看截圖，上面是我們演出的宣傳資訊，我的名字就在上面。她開始追問我知不知道這個演出的劇社、認不認識其他的演員、為什麼海報上有我的名字。我當然堅持說不知道怎麼回事，上面那個人可能跟我同名。她反饋給我的眼神像是“我就靜靜看著你撒謊”那樣。但她表面還是非常客氣，一再強調“這只是出於對學生的關心”。我當時下意識地瘋狂打哈哈，可能為了掩蓋自己的緊張吧。
後來輔導員提出，為了確保我不會去香港，要暫扣我的港澳通行證。她隨手拿出身旁黑色的背包，拉鏈拉開，我瞟眼看到裡面已經有五六張港澳通行證了。我驚呼：“哇，怎麼這麼多？”她讓我別管。我至今也沒想明白，扣那麼多人的港澳通行證是要幹嗎？不過當時因為不僅是我，劇社裡一同演出的其他朋友也被約談，演出已經決定取消了，我覺得實在不必跟她耗時間，最後還是答應把港澳通行證給她。
原本應該是緊張排練和演出的日子，變成無奈又悠閒的三日假期。除了寫保證書外，我還被要求每天去她那裡報到一次，直到海報上標明的演出日期過了，我才拿回了我的港澳通行證。
山姆：“我覺得挫敗，覺得自己拖了身邊的人下水。”
（反家暴論壇劇場演員，性別平等理念支持者，被相關部門約談。）
我在臨近畢業的前兩天被輔導員叫了回校，她當時跟我說我的學分出了些問題，結果去到發現是騙人。她領著我去見了書記，書記又讓她領著我去見了警察，最後我才知道，原來我是因為之前參加過一個臺灣工作坊而被找的，但那時距離我從臺灣回來已經一年了。
當時來了兩名警察，自稱是相關部門的，在我堅持下他們向我出示了證件。談話過程中他們會故意透露出自己知道你很多個人資訊，比如你祖籍是哪裡，家裡住哪裡，但是又故意用一種關懷的姿態來跟你交談。稍微年輕些的那個警察很嚴肅，說已經掌握了我的資料，不然不會無端端來找我，意思就是想我主動交代。
整個過程就像擠牙膏一樣，他們問一點，我否認一點，否認不下去了，就半真半假地承認一點，當然他們也不信我。被問到為什麼去臺灣，我說跟女友一起去旅遊，警察就質問為什麼那麼多天的旅遊只去了臺北一個地方。非常難熬，整個人處在高壓之下。尤其中途我去了個廁所，想要打電話給朋友尋求支援，出來的時候才發現其中一個警察就在廁所門口等我。真的可怕，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從頭就一直跟著你，也不知道他有沒有聽到我跟朋友的談話。
現在再回想這件事，我會有一種挫敗感，覺得自己當時沒能沉著地去應對，又覺得自己拖了身邊的人下水。確實是很緊張，我把同去工作坊的女友的聯絡電話寫給了警察，號碼是真的。後來我告訴了女友，她一開始也覺得無法理解，因為寫錯一個數字並不是什麼難事。但我當時真的是懵了。
其實我並不會對來找我的這兩個警察有特別的憎惡感，對他們而言這就是份工作，我也能理解。但怎麼說呢，道不同不相為謀吧。
小皮：“科長說：‘生殖器官的名字非常猥瑣’。”
（性別平等倡導機構工作人員，有多次被民政局/文化局約談的經歷。）
因為一次售票演出與性別相關的戲劇，文化局找我約談了兩次。第一次是從晚上8點到11點，一定要我趕去活動場地面談，問我是怎麼認識其它活動參與者的、活動的負責人是誰，我沒有回答。
第二天他們以我昨晚沒有給出身份證登記為理由，找我去文化局。這次某男科長是主要問話的人，問話全程有文字記錄，最後還要我在記錄上摁指紋。他們一定要我給出主要參與者的微訊號，並且我每給一個，就有一個女工作人員當場拿著手機搜尋這個微訊號。
然後又問我要演出的劇本，我告訴他們，在B站上就可以搜到這出戲劇，他們就去另一個房間看這個戲劇的影片。看完回來，他們一直強調我們沒有舉辦文化演出的資質，要我退票給觀眾。最後我終於可以走了。
我還記得約談印象最深的，一是文化局男科長說的話，他問我：“為什麼要演出一些不雅的話題（演出和性以及情慾有關）？”我嘗試跟他解釋，我問他：“你有小朋友嗎？要給小朋友做性教育時，難道也不能說出生殖器官的名字嗎？”他說：“生殖器官的名字非常猥瑣。”
還有一次，他問我為什麼戲劇的名字做了一些雙關語的表達，我說：“這只是年輕人的表達方式而已，可能你不懂。”他情緒突然就激動起來，告訴我他們單位的年輕人玩遊戲都很厲害，我不信的話可以來找他們PK，他沒有什麼不懂的。可能我的話損害了他的男性氣質，他才這麼激動吧。
被約談後，你的行動會變慢，做事之前會想很多。他找你談話，本身就是要讓你恐懼，要阻止你去做一些事情，這在當下已經成為常態。實際的麻煩可以解決，但恐懼是沒辦法解決的。你的注意力會分散，沒法集中在想做的事情上，而是放在了對“一些可能發生的事情”的擔憂上。
其實發生這種事情就像是生活裡多了一個他者。是一個蠻重要的他者，是很具體化的“老大哥在看著你”。當你很具體地感受到他在看著你的時候，你其它的麻煩也會變得更加棘手。
到如今，我開始慢慢覺得，約談不是那麼重要。面對約談，就像閉著眼睛走路，你很害怕撞到東西，但當真的撞到了，才知道其實你不會頭破血流。我只是撞上這個東西，那我就知道，這條路不能走。
累累：“沈sir說：‘你們要搞（性別平等倡導）可以去印度搞啊’。”
（“反性騷擾人肉廣告牌”行動的發起者，致力於女權行動倡導多年，從還在大學起就有多次被派出所約談的經歷。）
我被約談過很多次 ，最精彩的一次是在我做反性騷擾廣告的活動後，有一天我們家門口出現了很多男人，說他們是派出所的，來找我們聊一下。當時我就把女朋友一起拉去了。我們還問他們：“你們不是派出所的嗎？為什麼不穿警服？是哪個派出所？”那群人說：“我們怕嚇到你們，就沒有穿（警服）。”他們帶我們到了警務室。
有一個男人自稱沈sir，開玩笑地問我們要不要找物件，還指著一個警官說：“他就合適啊。”他接著說了很多我個人的資訊，說我是什麼地方的高考狀元，還說知道我是哪個區的，知道我舅舅也當警察，知道我在某某高中讀書。可能他覺得這麼說會讓我們害怕吧，不過他說的資訊都是錯的。後來沈sir就說，給我們一個月房租，讓我們搬離廣州，到佛山的千燈湖去。
後來，在旁邊的一個警察，估計是一個職位高的，冷冷地說：“你們是要搞事吧？”接著沈sir就說：“你不知道知道五姐妹就是因為這個事情（做反性騷擾倡導）才被抓的嗎？”感覺是要恐嚇我們，我就問他們，是不是這次也想要這樣處理我們？
他說“也不是要用這樣的途徑。我們還是可以談一談，就不用抓了。”沈sir還跟我們說：“你們要搞（性別平等倡導）可以去印度搞啊。”
這次約談之後，我就沒有直接見到他們了，（他們）都是通過房東（給我們施壓）。後來我們也搬走了。當時房東還是說希望我們留下來：“但是上面有壓力，沒辦法，雖然想你留下來，也沒有辦法。”
約談、逼遷對工作生活是會有影響的，住房的權利其實是安全感的來源，如果失去是很崩潰的。我們新搬到一個地方，就會擔心門衛會不會覺得我們很奇怪，也不敢邀請朋友來我們家，快遞也不敢寄送到家裡，也要戴帽子進出門。但是現在慢慢地好多了。
到現在我覺得，至少我積累了很多經驗，別人遇到這種情況，還能幫上忙。但是做事情的時候就會考慮，有沒有風險，還是會想七想八。有時候經歷得久了，就會內化很多審查的東西，但慢慢又會意識到自己做的並沒有錯，這讓我覺得沒有那麼難受。
有關部門的人還曾經打電話給我爸媽，說我在微博發了一些不好的東西。自那以後，我的爸媽就變成我的審查者。我爸會說“你做的事情讓我丟臉，反d反社會。”我媽就比較好，但是會哭，會很擔心我的安危。那段時間，我不會擔心我的安危，但會擔心我跟我爸媽的關係。我當時用了很多方法試圖來解決這個問題。我都用女權主義那套跟我媽溝通，她能明白。我爸是不懂的，他的生活裡面沒有性騷擾這件事。
如果問現在有什麼話是我想對約談過我的人說的，那就是——“Fuc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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