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來自好奇心日報：“納民”模式退出上海青浦，流動兒童上學又成難題，好奇心日報網站連結也404了
作者：蔣亦凡
本文由簡悅SimpRead轉碼
曾被譽為國內最好的小學教育平等化模式，在上海青浦遭遇“猝死”
“2018，我們一起堅守。”校長馬思國辦公桌對面的牆上，一塊大黑板上寫著一排大字。馬校長說：“我們現在就是用這句話激勵自己，老師們辦公的微信群就叫這個名字。”
他是上海青浦區聯合民辦小學的創始人，學校開了18年，將在下月關閉。6月30日，這所接收外來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或者叫“農民工子弟”）的民辦小學，將與另外13所同類學校一同關閉。屆時，目前在校的3000多名學生將另謀學校或失學，目前在職的兩三百名老師也將另謀出路。與此同時結束的，還有上海從2008年啟動的一段被譽為典範的包容性教育政策實驗——把農民工子弟小學“納入民辦教育管理體系”——這也是“納民”小學名稱的由來。
青浦區聯合民辦小學看起來生機勃勃、井井有條。外面有塑膠操場，國旗飄蕩；實驗室裡存放的實驗器具的箱子碼得整整齊齊，電腦教室、圖書室裡的門口掛著捐助企業的標誌，黨建室也沒有落下，桌上堆滿兒童讀物，還有幾件魔幻感十足的橡皮泥群雕；教室裡，孩子們在專心聽講……但下一間教室，是空的，下一間，還是空的。
“空的……空的……空的……”，馬校長一邊走一邊說。向裡張望，玻璃窗上已經蒙了灰，桌椅碼在牆角，黑板報還在牆上。這所在高峰時的2006年曾經有1300名學生的學校，現在只有137名學生。2014年秋季學期，上海市的義務教育入學門檻驟然抬高，此後，像聯合民辦小學這樣的“納民學校”學生人數就持續下降，到2016年，媒體開始呼籲關注一百多所此類農民工小學將因為生源減少、政府按人頭撥付的經費相應縮水而逐漸衰亡。
不過在青浦，這個“逐漸”的過程突然加快了速度。
2016和2017年，青浦區以清理“五違四必”為由，各拆除了4所學校。其中一些在被拆除時，尚有四五百名學生和數十位教師的規模。餘下的14所學校目前普遍都還有一兩百人的學生在校，在它們下月被關閉後，青浦將只剩下一所納民小學因辦學資質特殊而繼續存在。
上海“納民小學”的歷史始於2008年。此前，上海在1998年開放外地人辦學校，以服務於數以百萬計並且越來越多的來滬務工人員子女就學問題，高峰時達到500多所。這些學校長期存在設施落後、教師素質不高等問題。2007年，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習近平考察青浦區徐涇鎮的一所農民工子弟學校——民主學校時，提出“要創造一個平等、良好的教育環境，要堅持多輪驅動，在政府加大投入的同時，鼓勵民辦教育發展”。2008年起，上海開全國風氣之先，用三年時間在關閉位於中心城區和辦學條件不合格的農民工子弟小學的同時，將剩下的農民工子弟小學“納入民辦教育管理體系”。
這意味著，政府把這些由個人舉辦的學校的硬體設施收購下來，同時根據學生人數向學校撥付辦學資金，讓這些學生享受和公辦學校學生一樣的免費上學待遇。到2010年底，上海市政府投入了103.8億元，把159所農民工子弟學校納入了民辦教育管理體系，提供了12萬個免費的義務教育學位（就學的位置）。原本在農民工子弟小學就讀的大部分孩子，得以轉入“納民小學”。
直到如今，這種政府全埋單的“上海模式”，仍然被關注流動教育的學者和NGO認為是解決流動兒童就學的最佳模式。
體現在教育質量上，上海財經大學陳媛媛和暨南大學馮帥章的一項研究發現：在2010年到2012年間，由於政府投入的增加，上海民辦農民工子弟學校學生的數學測驗成績與公立學校之間的差距縮小了一半。納民小學的老師們也反映：在學校納民之後，師資變得充足，教學壓力降低，同時學習機會增加，讓老師們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但這種優越的“上海模式”在施行10年之後，即將在青浦區率先告終。
學生和他們的父母
“一提到孩子上學，我們頭都大了！”
在香花橋街道包地種菜的常先生來自安徽，在青浦工作生活十年，孩子現在在新希望民辦小學上四年級，他沒想到自己會提前面對孩子如何在上海升學的問題。4月初，他從老師口中得知學校即將關閉，而且自己的孩子新學期是否能轉入公辦學校的五年繼續就讀，還需要經過教育部門對入學資質的“二次驗證”。
4月1日政府指定的納民學校管理委託方“青教師生服務社”向14所學校發出了一份一頁紙的《通知》，告知因委託合同到期，學校將被關閉。但其中不包括任何善後方案。關於二次驗證的要求，區教育局說：只要符合“穩定居住，穩定就業”就可以了。
如果通不過“二次驗證”，那麼常先生一家必須立即做出一個重要決定：要麼放棄在上海的工作，陪孩子回老家上學，要麼讓孩子單獨回老家，在全封閉學校就讀，每逢寒暑假才能來上海與父母團聚。
除了本來將在6月30日畢業的五年級，以下各年級的學生家長，都將面對“二次驗證”的命運裁決，據馬思國校長估計，這些學生的人數在2500人左右。其中很多孩子的父母正在面臨和常先生一樣艱難，甚至更加艱難的抉擇。《好奇心日報》此前通過電話向青浦區政府、趙巷鎮和徐涇鎮教育局諮詢二次驗證政策，一直沒有統一、肯定的說法。5月21日下午，徐涇鎮教育局工作人員在再次接受《好奇心日報》的電話諮詢時肯定地告知：二次驗證的標準與今年青浦區幼升小的標準一致。即父母一方符合以下三種條件之一：
一. 持有2018年之前申辦的居住證；
二. 持有2018年以後申辦的居住證的，須外加半年社保或連續三年的“靈活就業登記”；
三. 連續三年持有暫住證與“靈活就業登記”。
其中，光是一個居住證就足以讓大多數家長為難。有多種因素阻礙著家長取得居住證。2018年以前，居住證的辦理條件中包含連續繳納半年社保，而很多單位不交社保，而且相對於打工者微薄的工資，社保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因此很多家長在若干年前為了讓孩子幼升小時獲得入學機會，一度繳納社保，但在入學之後就停止繳納，因而導致居住證失效。此外，住房不合格也辦不出居住證，搬家也會讓居住證失效。
從2018年起，申辦居住證已經不再以繳納社保為條件，但是對“合法居住”的要求依然嚴格。在青浦，合法居住的稽核權被下放在各個村/居委會的人口辦，且每個人口辦的標準並不一致。《好奇心日報》致電徐涇鎮多個村/居委會人口辦，諮詢合法居住證明的辦理條件。各人口辦統一的要求有：房子沒有違建，提供租賃合同、房產證（商品房）/建房批覆（農民自建房）、房東和租客身份證，以及在申辦時房東陪同現場簽字。有的人口辦還要求出示“分房結果報告”（如果房屋是動遷安置房）、“房東責任制”、“外來人口登記本”，還有的甚至要求在每層樓公共區域安裝攝像頭和滅火器。這些，一方面要求房東有一定的專業度和配合度，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更高的租房成本。
此外，在申請辦理合法居住證明和拿到這張證明之間，還有長短不一的等候時間。有的人口辦承諾在登記後一星期就給辦出來，有的則要求登記後等候三個月，最長的，要求登記滿半年。
4月初得知面臨“二次驗證”之後，很多家長立即申辦了居住證，即便來不及在開學前領到居住證。上海市2018年居住證新政規定：新辦居住證，先只能拿到《居住登記憑證》，半年之後才能正式領取居住證。4月申辦的居住證，最快10月份才能拿到，屆時新學期早已開始，更不要說二次驗證的截止時間是8月10日。懷著一種僥倖心理，這些家長希望政府最終在驗證中將《居住登記憑證》視同居住證，因為畢竟關校通知是4月1日才發出的，不是家長不配合。也有人希望，在10月份拿到證件後，政府還能網開一面讓孩子插班入學。
即便他們以上種種願望都能實現，包括不會遇到辦理《合法居住證明》三到六個月的登記等待期，他們還是要面對繳納社保的問題——因為雖然2018年申辦居住證不再要求繳納社保，但是今年的幼升小政策規定：持有2018年1月1日以後發放的居住證的家長，必須在6月30日之前一年內連續繳滿半年社保。
而幼升小條件中的“靈活就業登記”，只針對醫院護工、農業專業合作社從業人員、家政服務人員、無僱工的個體工商戶和居家養老服務從業者五類職業，大部分外來務工人員不符合條件。
讓學生父母們困惑的是：為什麼沒有更早地通知他們關校的事情。一位教育辦工作人員在回答《好奇心日報》的電話諮詢時表示，2017年區教育局曾通過學校發放過一份《告家長書》，告知關校和分流需要二次驗證的事。但《好奇心日報》詢問了多所學校的老師和家長，沒人見過這份告示。
結果是終將只有一小部分在校生可以順利轉入公辦小學。青安民辦小學的孫本江校長估計，目前在校的80名五年級以下學生中，符合轉入公辦學校條件的可能只有20人。在敘中民辦小學負責學籍管理的陳老師估計，該校60多名五年級以下的在校生中，能夠留在上海繼續就讀的不過20人。位於徐涇的民主民辦小學一位四年級學生的張姓家長估計，他兒子班上有六到七成的學生會因為居住證問題而無法通過二次驗證。
至於無法被分流的孩子將何去何從，2016和2017年青浦區兩輪拆除納民學校之後的情形可以作為參考。當時對在校五年級以下在校生也做了“二次驗證”，通過驗證的孩子被分流進入公辦小學和納民小學。據明天民辦小學教導主任李祥忠的觀察：大約有50%的學生回了老家，20%轉學到了鄰近的江蘇等地，不到30%被分流繼續在滬就讀，大約有5%的孩子當年輟學。
而回老家的孩子，則大多沒有父母的陪伴。敘中小學學籍管理員陳老師在過去幾年為離校學生開具轉學證明的時候，都會和家長聊他們怎麼安頓孩子。他發現，絕大多數的家長都是把孩子單獨送回老家。這些孩子或由親戚和祖父母照顧，或長期寄宿封閉式學校，只在寒暑假才回到上海自己真正的家，與父母團聚。這一觀察與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劉玉照在上海最大的外來人口流出地安徽的調研發現一致。
他們成為一個新的群體“迴流兒童”，顯然面對著不同於一般留守兒童的生活鉅變與適應、心裡落差，以及認同問題。上海財經大學教授、人口流動與勞動力市場研究中心主任陳媛媛的一項跟蹤研究發現，這些“迴流兒童”在完成學業後最終都將回到上海尋找工作機會。在上海執教18年、長期與畢業生保持聯絡的李祥忠也發現：歧視性的入學政策的確是把小的孩子趕走了，但是大的孩子因為受到歧視性入學政策的干擾而輟學早，在老家初中畢業以後就找不到工作，最後還是紛紛回到上海打工。在這個意義上，長期而言，“控人”並沒有達到它的目的。
一位長期關注上海隨遷子女教育問題的資深教育界人士告訴《好奇心日報》，青浦是上海目前唯一“一刀切”關閉納民學校的區縣。事實上，市教委對關閉納民學校的精神是：首先，要留下相當一部分納民學校，並且要提高它們的辦學質量；其次，如果要關，那麼一定要平穩、妥善解決。至於青浦為什麼走這麼快，他表示“看不懂”。對於“二次驗證”，他也很困惑——為什麼就不能“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呢？
校長們
馬思國1969年出生於安徽淮南，1991年從淮北師專畢業，在老家做了一年代課老師之後來到上海。起初在一家臺灣企業做人事管理，2000年辭職開聯合小學之前，他是一家箱包廠的廠長。他發現，當時工廠招工歧視外地人，就想做一個專門培養流動青少年職業技能的技校。他開聯合小學，為的是給技校做準備。2009年學校被“納民”，初中部被取消，沒法再做技校，他才專注於小學教育。
據馬思國回憶，納民時政府收購的評估價非常低，整座學校僅作價43萬。他沒有計較，因為政府說得非常好：“未來學校還是你們辦，政府資助你們，是公助民辦。”教育局領導在校長會議上經常說的話是：“你們好好幹，以後你們的學校有希望納入公辦教育體系。”因此，雖然納民合同是五年一簽，但是他對學校的長期存在和發展抱有強烈的信心。
他認為，政府“納民”給學校帶來積極改變，同時納民小學也為上海的教育和社會穩定作出了貢獻，節約了大量的財政支出。納民之後，學校的收入主要來自於政府根據學生人頭撥付的教育經費，生均經費從一開始的每年2000元，逐步增加到目前的6000元——雖然與公辦小學生均補貼超過每人2萬元相比還要少得多，雖然補貼少，老師收入也要比公辦小學老師少至少一半，但馬思國覺得，納民小學提供的教育服務並沒有比公辦學校差太多。
馬思國認為，如果大勢所趨必須關停納民學校的話，那麼應該在上一輪籤協議時就明確。好讓校長們有一個過渡性計劃，並逐步減少對學校的投入。2013年，他花了70多萬建了新廁所、音樂教室和會議室。
在6月30日學校關閉之後，來自政府的生均補貼和房租補貼都會終止，同時學校的電腦、桌椅等國有資產將被政府收回。村裡的說法是學校停辦以後，房租就要上漲了。要漲到多少還不知道，但馬思國知道，旁邊建材市場的租金是每天每平方米3到4元。
他現在還不知道6月之後自己會做什麼。從7月起，他就將失去一份不到八千的穩定月薪。他的一個想法是把小學轉型成幼兒園，但尚不知學校的房屋、設施條件是否滿足政府對開辦幼兒園的要求，但如今開幼兒園似乎不是長久之計。他最近接觸了一家教育機構，想探討加盟，但是對方覺得這裡位置不好，眼下還沒有下文。
不過他從4月初有了一個新的公益身份——老家安徽淮南市駐上海流動人口區域服務站的副站長，職責是為來自老家的隨遷子女和務工人員開展法律和健康教育。結束與《好奇心日報》記者的會面之後，他就要接一位醫生去寶山一所學校開展一個關愛隨遷子女教育的活動。
新希望民辦小學校長李國蘭是安徽壽縣人，2000年來到上海，在虹口區的一所農民工子弟學校當老師，2003年，學校被拆，她和當時在跑運輸的老公花了40萬買下了青浦徐涇鎮的一所學校。但是學校才開了一年，遇到徐涇鎮整體規劃，學校被關，40萬買的學校，裝修投入了十幾萬，結果只拿到28萬賠償。2004年，她來到青浦區更遠離城市中心的香花橋鎮，租下了因為撤點並校而空置多年的紅星小學。
2006年，新希望小學開始招生，學費一年1000元，不僅中午管飯，還免費提供課本。這年，她招到了300名學生，兩年後學生超過了600名，2009年納民後也保持著這個數字。
她的丈夫負責學校後勤，兒子是體育老師，一家人住在學校。幾年來，學校發展出武術教學特色，幾乎年年能在市級競賽中獲獎。
2014年秋季學期，區政府取消了納民學校的自主招生權，統一平臺招生，政府集中稽核後向學校分配生源。從此新希望就再也沒有新生入校。目前學校只有四五兩個年級146名學生，由於學生少，李國蘭去年辭退了六位老師。
而現在，李國蘭自己也面臨失業。她今年52歲，社保只交了6年，在老家沒有土地，現在擔心養老的問題，打算和老公回老家開一個餃子攤。
教室過道上方一塊褪色的標語牌上寫著：“成績是昨天的句號。”
習近平在2007年考察過的民主小學也將在6月30日關閉，目前學校還有四個年級、250名學生。它的新址位於徐涇鎮謝衛路上，校門兩側的商鋪，前兩天才被水泥封上，路對面一片塵土飛揚的瓦礫，不久前還是一排門面房。
創辦人和校長張從金在電話中告訴《好奇心日報》，現在政策不允許搞教育，自己對下一步也還沒有方向。
老師們
“我把青春都獻給了上海”，在一所納民小學擔任教導主任的王國強說，他的學校也將在6月30日關閉。
他今年51歲，1992年從江蘇一座師範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到當地一所村辦學校當代課老師。代課老師待遇低，在幹了五年後他來到上海，在寶山一家化工廠做化學分析師，在這裡結婚生子。1999年他在工廠合併中被裁員。第二年，他來到青浦，加入剛成立一年的明天民辦小學，並在四年後成為教導主任。
他告訴《好奇心日報》，目前老師們對安置方案的疑問，首先是工齡該怎麼算。目前，青教師生服務社對老師的補償方案是：以學校納民那年至今的工齡乘以該教師在過去12個月（一說是過去兩個學期）中的平均工資之積。照這樣的演算法，老師最長的工齡不過8～10年，乘以他們一般三、四千元的工資，補償款只不過3到4萬元。
但是王國強已經在學校工作了18年，很多如今年屆五十的老師普遍都已經在學校工作了15年以上。青教服務社的方案，抹掉了納民前的大段實際工齡，讓補償金額大打折扣。
他和其他老師共同關心的另一個問題是：青教師生服務社從未給非上海戶籍的老師們繳納過住房公積金，在老師們的要求下，它目前同意僅為城鎮戶口的老師進行補繳，而農村戶口的仍被排除在外。此外，青教服務社一直以最低繳費基數而非老師的實際收入繳納社保，這除了降低老師的保障水平，有年輕教師反映，也降低了他們的居住證積分，影響孩子就學——在上海，居住證積滿120分對隨遷子女進入公立幼兒園、在滬初升高和參加高考意義重大。
即將失業，讓51歲的王國強開始提前擔心養老的問題。雖然“納民”是2008～2010年的事，但青教師生服務社從2011年才開始為老師們繳納上海市城鎮社會保險的（之前是外來從業人員綜合保險），因此至今王國強只繳納了6.5年的養老保險，他希望儘快找到一個單位把金交上。他於是問附近一家公辦學校的校長自己能不能去當代課老師，對方直接說：你年紀太大了。
他說最近應該要開家長會了，說學校關閉的事情。“但我該如何安撫家長的情緒呢？”他問道。老師的去向都還沒有著落，但是作為老師首先要安撫家長。“我的失落感真的好強烈！”他對《好奇心日報》說。
這種強烈的失落感，很大程度上來自今昔巨大的反差。王國強回憶，納民之後，學校獲得了各方大量的支援，讓老師們覺得學校從此不一樣了。當時，老師們先後接受了“共享陽光”、“放飛希望”教師培訓，參加區裡的星級教師、骨幹教師評選，每年好幾次外出觀摩，與附近公辦學校結對，獲得後者從專業到物質上的大量幫助。2012年，當時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考察培英小學，2013年，青浦區長考察自己所在的明天小學。
在2010年最高峰的時候，全校有1200名學生和26位老師。但是到2015年，學生突然少了300人，此後每學期減少五六十人。到了2016年，老師原先每年都有的近三千元的節假日費就沒有了，老師也不再受邀參加區裡的星級教師和骨幹教師評選。
1963年出生的李榮俠在去年關閉的育才民辦小學工作了15年，2011年曾榮獲南都公益基金會旨在表彰全國打工子弟學校優秀教師的“新公民園丁獎”。如今55歲的她也在為退休金髮愁。
2014年，她發現青教服務社不再為她繳納社保，理由是她當時年滿50，已經退休。但是，在她的勞動合同上明明寫著，退休年齡為55歲。青教師生服務社是從2011年開始為老師交社保的，因此她當時只有4年的社保。交涉無果，她把社保轉回了老家蚌埠自己買，每個月613元。要領取社保，到目前為止還得繼續買8年，她屆時已經63歲。她覺得現在沒有收入，每月交600多元實在太貴，所以正想把社保轉為農保，即便這意味著未來領到的養老金會變少。
關學校的時候，當時54歲的她被告知據說由於自己已過退休年齡，因此沒有任何勞動補償。她和十幾位遇到類似情形的中老年女教師一起，一整個冬天冒著嚴寒到處奔走，最終在2018年3月通過勞動仲裁拿到了4萬多元的勞動補償款，雖然那裡面只給她算了9年的工齡。
來自安徽的鐘老師2007年加入馬思國的聯合小學，2017年10月因為學校學生減少、經費緊張而被解聘。他回憶，在2009年學校被納民之後，因為政府規定了一個強制的師生比，老師人數增加，教學壓力大大減輕。再加上當時老師們有大量的學習機會，因此都覺得“我們快和公辦老師一樣了”。
他今年39歲，1999年師範中專畢業，在家當了5年代課老師，辭職時月薪150，一位老師告訴他上海當時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月薪能達到850，於是來了青浦。
為了評星級教師，他在2010和2015年分別各考了一個本科和大專學位，每個都花了他兩年的業餘時間，總共花了不下兩萬塊錢。評上星級教師工資只漲250元，但他看重的是長遠的發展。2014年，35歲的他放棄了最後的考安徽的國家教師編制的機會，雖然當時准考證都已經列印了出來，因為他覺得在上海的民辦學校發展才是長久之計。
而如今，他仍然沒有找到正式的工作，做課外補習每月賺三千多元，妻子工作的飯店隨時可能被拆，孩子在老家讀書，他不知下一步該怎麼走，覺得彷徨、迷茫。
有一些老師正在面對自己尷尬的雙重身份——既是即將失業的納民小學教師，又是孩子無法在上海就讀的家長。
許春紅已經在敘中小學幹了13年了。她的學校也將在6月底關閉。她相信自己能在上海找到工作，現在更令她焦急的，是兒子的上學問題。她的兒子今年5歲，本來打算春天在民辦的彩虹橋幼兒園上大班。那天她帶著孩子去報到，發現幼兒園被很多協管員圍了起來，不準學生報到。不久幼兒園就被拆了。於是，她這學期不得不帶著孩子上課。
她還有個17歲的女兒，4歲起在上海上幼兒園，唸到初二，因為許春紅的居住證積分不夠，而不得不回到老家念初三準備中考。她說自己也努力過，為了湊滿那120分，她年年獻血，兩分、三分地攢，最後卻還是差了十幾分。在有了兒子的時候，她打定主意不讓他與自己分離。
“我可能快開學時就離開上海了”，許春紅告訴《好奇心日報》。她和老公已經決定，留老公在上海賺錢，自己帶著孩子回老家安徽宿州，讓小的上公立幼兒園，並照顧考上了省重點高中、明年即將高考的女兒。至於工作，可能會在女兒的學校當一名宿管員。
政府的“教育控人”
青浦區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員在接受《好奇心日報》的電話諮詢時表示：關閉納民學校，也是為了能讓隨遷兒童更好地接受公辦教育——因為這樣他們可以進入老家的公辦學校就學。
無論老家的公辦學校是否就更好，孩子是否會順利進入這些學校，所有人都明白政府關閉納民小學的真實目的與控制外來人口的大目標有關。青浦區政府辦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員在電話裡告訴《好奇心日報》：區政府已經將“二次驗證”的審批權下放到了各街鎮，標準的寬嚴，取決於它們各自的教育資源多寡和“人口調控的目標”。
長期跟蹤研究流動兒童教育問題的上海財經大學教授、人口流動與勞動力市場研究中心主任陳媛媛認為，2014年“教育控人”以前的納民模式，依然是國內迄今最好的模式。但長遠來看，流動兒童的教育的終極解決方案，還是應該通過加大政府投入，把他們納入公辦學校就讀。
政府似乎在朝著這個方向走。2008年，上海計劃建造兩百多所公辦中小學，提高流動兒童在公辦學校中的就讀比例。但是，陳媛媛認為：只要“教育控人”政策在，“就讀比例”提高就不意味著政策在邁向更大的平等，因為更多的孩子已經被迫離開。她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2014年以來大城市的“控人”政策，確實導致了農民工流出地留守兒童的增加。
而另一方面，她認為，雖然眼下城市都在搶高階人才，但在五到十年內，它們就會意識到低技能勞動力的重要性，當經濟弊端顯現，到時候城市間“是個勞動力都會搶”。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王國強為化名；感謝上海聯勸公益基金會鄭依菁為本文采訪提供的幫助。）
攝影：蔣亦凡/好奇心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