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來自微信「牆洞|NGOCN」：“女聲”被消音的100天： 沒有什麼比做activist更令人振奮
作者 | 鄒蘊
編輯 | 郭睿（特約編輯）
本文由聲音計劃與端傳媒聯合出品
首發於端傳媒
2018年3月9日，擁有十數萬粉絲的性別平權媒體“女權之聲”被微信、微博雙雙封禁，賬號不得恢復。自2015年起，女權議題的討論、活動空間不斷收緊，直到被“失語”。但是中國女性權利意識覺醒的趨勢並未完全停滯，從北京大學校友李悠悠實名舉報長江學者瀋陽性侵，到網約車司機性騷擾事件引發熱議，女權仍在不斷髮聲。
我們記錄下“女權之聲”被封100天的前因後果：
半年不到，熊婧的髮色變了三次，從灰色、金色到現在的綠色。
朋友笑她是因為現實裡的光亮漸漸黯淡，所以需要色彩給生活增加一點希望。熊婧不置可否：“在麻瓜的世界裡，只有這樣的方式才能讓人看出我的不一樣。”
熊婧是“女權之聲”（以下簡稱“女聲”）的編輯，她覺得做女權運動是世界上最酷的事，那些不關心女權的人則被她戲稱為“麻瓜”。
說這話的時候，熊婧的臉上掛著笑，眼裡是滿滿的驕傲與自豪。她說：“在中國做activist（社會活動家）是沒有出路的。可是沒什麼事情比當一個activist更讓人振奮。”
2018年3月9日凌晨。午夜12點的鐘聲剛過，熊婧腦子裡那根繃緊的弦終於鬆了，她在朋友圈發了一條狀態：“今年的三八終於還算平安地過去了，大家都還在，可以發張女子力照片安心睡去了”。
但一覺醒來，現實就跟她開了個大大的玩笑。“女聲”，這個通過網路向公眾倡導和普及性別平等意識的女權媒體，在國際三八婦女節後第一天，被中國大陸兩個最大的社交媒體平臺——微博和微信——雙雙封禁了。
七年，十八萬微博粉絲——一下子就沒了
“一種悲傷的平靜。”
熊婧說。“很長一段時間我都處於懵的狀態，過了好幾天的時候覺得好難受。 你為一個東西工作了七年，從一千多粉絲到十幾萬粉絲，一下子就沒了。”（編注：封號前“女聲”有十八萬微博粉絲，七萬微信粉絲。）
關於封號的原因，微部落格服含糊其辭，微信平臺給出的解釋是：
“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你的賬號已被網際網路資訊主管部門責令永久遮蔽，違規內容：最強婦女節過節指南。”
《最強婦女節過節指南》是“女聲”於3月6日在微信釋出的一篇推文，主要介紹一個三八婦女節的線上反騷擾活動。早在3月8日凌晨，微信就以“此內容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網路安全法》”為由刪除了這篇文章。
年初，受全球MeToo運動的鼓舞，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博士畢業生羅茜茜在網上揭露了12年前被博士生導師陳小武性騷擾的經歷，掀起了一場全國範圍內的高校反性騷擾活動：超過90個高校的8000多名校友和在校生，通過網路公開聯名信的方式，敦促高校和教育部建立校園性騷擾防治機制，被視為中國版MeToo運動。
這個線上反騷擾活動，正是由其中的38位公開信發起人聯合發起，號召大家於三八婦女節期間在社交媒體上使用#三八反騷擾#話題釋出自己的反性騷擾宣言，並向身邊的人做反性騷擾的倡導，以喚起公眾對性騷擾議題的關注。
“女聲”的微博於婦女節當天釋出推文，但到了中午， #三八反騷擾# 話題就被微博刪除了。同時，《最強婦女節過節指南》這篇文章被反映無法檢視。
與“女聲”賬號一同消失的還有為其聲援的聲音。“女聲”讀者戴陌於3月9日下午在微博發起 #我是女權之聲本人# 的接力遊戲，獲得許多讀者支援，但兩天後，這些話題被微博平臺刪除。
被刪前，該話題已獲得近50萬閱讀量。還有不少網友將自己的微博頭像改為“女權之聲”的頭像，但這張圖片很快被微博平臺定向遮蔽了。此外，倡議公眾一起行動幫“女聲”追回賬號的微博賬號亦被封禁。
“女權之聲”四個字遭遇微博全面遮蔽。直到現在，在微博平臺內搜尋“女權之聲”，得到的結果還是一句“抱歉，未找到相關結果”。
“女聲”拒絕保持沉默。3月12日，編輯部發布宣告：已將所有帖子重新發布在網上，其在三八節期間釋出的帖子均圍繞倡議婦女權利和反對性騷擾的主題，“不存在任何有悖公共利益的內容”，因此“拒絕接受被封停的結果”，並“將採取一切合法手段取回微博和微信賬號”。
在沒有收到微博和微信平臺回應的情況下，“女聲”於4月4日以郵寄方式分別向深圳市南山區法院和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狀告騰訊和新浪無故封號，要求對方恢復賬號、道歉、並賠償損失1元。
“女聲”代理律師黃沙透露，騰訊以《網路安全法》中提到的“擾亂社會秩序、公共安全、國家安全”等為理由進行封號，然而“女聲”發的內容完全未觸及這條線，騰訊侵犯了“女聲”的合同關係權利，女聲可以要求對方繼續履行合同並賠償。
簽收郵寄訴狀後，兩家法院均未依照規定作出回覆，而是沉默。黃沙遂於4月16日去深圳市南山區法院提起訴訟，“女聲”編輯也於5月14日前往北京市海淀區法院當面起訴，均未能立案。
“我這都沒辦法跟你解釋。”一位法官如此回答編輯對為何無法立案的質疑。
“女聲”還在3月16日就封號一事給中央網路安全和資訊化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網信辦”）寄了一封掛號信，籲請網信辦敦促微博、微信兩大平臺恢復“女權之聲”賬號，就封禁行為給出明確解釋，並公開網信辦對於性別平等言論的審查標準。截至發稿前，編輯部未收到網信辦的回覆。
儘管對結果並不意外，熊婧說：“我們不想讓大家感受到這種絕望，感到很犬儒，變得很消極，覺得什麼都做不了。 我們不能假裝沒發生過，不能當做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不能因為其他人都被封，就讓它合理化 。”
3月28日起，“女聲”忠實讀者、婦女權益工作者馬戶聯合一些志願者寫信向全國123位人大代表、90位政協委員呼籲關注“女聲”被封號一事。
到目前，馬戶本人寄出的信件未收到任何回覆。同時，包括馬戶、黃沙在內的5名志願者向北京和廣東兩地網際網路主管部門提交政府資訊公開申請，要求有關部門公開指令封禁“女聲”賬號所依條款和具體細節。
截至發稿前，網信辦未給予任何回覆；寄往公安部公共資訊網路安全監察辦公室的申請資訊公開的信件被退回；廣東省經濟和資訊化委員會、北京市經濟和資訊化委員會與北京市通訊管理局則答覆資訊不屬於其公開範圍。志願者們只收到了工業和資訊化公開部、北京市公安局、深圳市公安局的回覆，三方均表示未指令遮蔽“女權之聲”的賬號。
我們希望成為站在前面的傳播者
“女聲” 是熊婧所有的青春和過往。
2011年，23歲的熊婧從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專業碩士畢業，立志要為中國的性別平等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
但那時中國關於女權的資訊和機構都十分有限，熊婧在百度搜索“女權”二字，發現根本找不到什麼相關資訊。恰逢微博平臺在大陸興起，熊婧試著在微博搜了搜，就看到了當時還叫“女聲報”的“女權之聲”。
“女權之聲”是“婦女傳媒監測網路”的品牌產品，該網路由一群資深女性媒體工作者和研究者於1996年創辦，旨在促進媒體中的性別平等和婦女的傳播權利。
2009年9月，“婦女傳媒監測網路” 獨立創辦女權主義時事述評週刊《女聲電子報》，該報主筆為資深媒體人呂頻，主要評析與婦女權利和性別平等相關的時事新聞、追蹤和回應大眾媒體對婦女/性別議題的報導，以及報導民間婦女組織的行動等等。
2010年，“婦女傳媒監測網路”以“女聲報”為名進入社交媒體，2011年4月正式更名為“女權之聲”， 定位為“女權立場、公民視域、行動取向”，一直沿用至今。
2011年5月的一個夜晚，熊婧看到 “女權之聲”招聘實習生的資訊，激動得從床上跳了起來。她當晚就準備好簡歷，給時任“女聲”主編的呂頻寫了一封洋洋灑灑的求職信。
信中，她寫道：“雖然我常常在朋友中高談闊論女性主義時感慨志同道合者難覓，在想要行動起來、做些什麼時感到‘報國無門’，但在中國，你永遠不會是一個人在戰鬥。”
呂頻第二天就回信了，她主要的顧慮是，熊婧已經畢業，而“女聲”能提供的只是一份實習工作。熊婧毫不在乎。6月10日，她帶著一個行李箱隻身來到北京。後來，一位正式員工的提前離職，熊婧在8月意外轉正。
NGO的待遇向來不高，“女聲”的待遇更在NGO的平均水平之下。當時熊婧的稅前收入是3200元，扣掉房租1600元后便所剩無幾。但熊婧不以為意，而且一做就是7年：“我沒有職業規劃。女權之聲曾經是我的全部。”
剛加入“女聲”時，熊婧的主要工作是運營微博，釋出與性別和女權相關的內容。那時，女權議題在公共話語場的存在感很低，“女聲”的粉絲只有寥寥一千多人，大多是教師和一些關心性別議題的年輕人。“女聲”的一個目標就是讓女權議題可見化，將其引入公共空間的討論中。
2012年6月20日，上海地鐵第二運營公司在其官方微博釋出了一位女士穿著透視裝的背影照，並配文“穿成這樣，不被騷擾，才怪”、“姑娘請自重”。這條微博引發女權主義者在上海地鐵發起“我可以騷你不能擾”的行為藝術表示抗議。
“女聲”的微博賬號全程跟進並支援了這次活動，微博第一次被熱轉幾千條，粉絲也增到一萬多。往常門庭冷落的微博主頁也突然湧入許多謾罵與批評。
“當罵你的人特別多的時候，你就知道你突破了粉絲的圈子了。”熊婧說。她記得當時有一個票選，70%的人都不認同“我可以騷你不能擾”。
那一年，也是中國青年女權行動派最閃耀的開端：從2012年至2015年3月 ，“女聲”作為青年女權行動派重要的發聲平臺，參與並支援了“佔領男廁所”、“受傷的新娘”、 “聲援李陽家暴案當事人Kim”、“萬人簽名反家暴”等婦女權利公開倡導活動，並與中國大陸各地的青年女權主義者建立了密切聯絡，為她們提供傳播支援。這些外人看來“博眼球”的行為藝術，是當時的女權主義者們想要提升女權議題可見度的一種大膽嘗試。
熊婧最難忘的是“受傷的新娘”行為藝術活動。
2012年2月14日，她跟隨三位穿著染血婚紗的女權主義者，走上北京二環內的前門大街，呼籲消除親密關係暴力，高喊“打不是親罵不是愛”、“不要暴力好好愛”，空氣裡都是她們高喊時撥出的水汽。
這一舉動不僅引來大量圍觀，還迅速招來保安和警察的驅逐。儘管整個過程並未持續很久，但在熊婧的腦海裡，那段路像是一部電影的慢鏡頭。她記得圍觀路人看過來的好奇眼神，記得身後警察催促離開的手勢，還記得自己心臟砰砰跳動的聲音——那是興奮不是害怕。
“這種成就感無可比擬。”熊婧說，“女權之聲的意義在於它不只是一個發訊息的地方，它也是行動性的一個平臺。我們希望能成為一個站在前面的傳播者的角色。”
2015年是一個巨大的轉折點。這年3月7日，發生了“五姐妹”事件——五位女權主義者因策劃公共交通反性騷擾倡導活動被拘留。同時，多名女權主義者被約談。一時間，整個女權圈子人心惶惶。開會討論後，基於一種強烈的不安全感，“女聲”編輯部決定全部離京。
熊婧去了上海，在一個朝北的小房間裡待了半個多月。3月的上海下著連綿的雨，潮溼空氣中仍然帶著冬天的刺骨寒冷。熊婧沒有和任何人聯絡，每天裹著電熱毯，縮在陰暗房間的一個角落裡等待訊息。
“有人在門口走動會覺得很緊張，聽見快遞的聲音會覺得很緊張。但更多的還是擔心。擔心被抓的人，擔心她們到底怎麼樣。”
37天后，“五姐妹”終於獲釋，熊婧在第二天就回到北京，繼續“女聲”的工作。一切似乎都和往常一樣，但是一切卻又都不一樣了。
女權議題的活動環境開始急劇惡化。不僅行為藝術等活動難以為繼，女權議題的公共討論空間也一再被壓縮。
2015年，廣州女權媒體“新媒體女性”的微信公眾號因提及“五姐妹”的事情被兩次封號。2016年3月，微博賬號“女權行動派更好吃”被微博平臺以“釋出了有害資訊”為由登出。
2017年2月20日，微博平臺以“近期釋出的內容違反了國家相關法律法規”為由對“女聲”賬號禁言30天，導致這個全國最知名的女權平臺無法紀念婦女節，也無法在三月這個難得的婦女話題高峰期發聲。
編輯部撥通新浪微部落格服電話詢問緣由，被告知是釋出了“女權主義鬥爭相關內容”。而在被禁言前唯一和所謂的“女權主義鬥爭”相關的，是一篇介紹美國女權主義者計劃在三八婦女節舉行婦女大遊行的文章。
“那也是我們的逃生視窗期。” 呂頻後來在《女權之聲編輯為何要繼續鬥爭》中寫道。在那之後，“女聲”也可以轉變定位，放棄行動主義的取向，但是它並沒有。
“上面的人不喜歡‘運動’兩個字，而且還是一個從國外來的運動”
“封女聲，誰得分？”婦女問題專家馮媛問道，“網管當局得分嗎？不得分。只能讓不管是關心女權的還是不關心女權的人，負面地評價社會管理者，負面地看負責社會管理的掌權當局。這是損人不利己的事情。說起來完全是給執政黨和國家抹黑。”
馮媛是看著“女聲”成長的人，在她眼裡，“女權之聲”一直在中國的語境下建立和運作，多年來不管是形式和內容都注意避免“犯忌”，最近幾年尤其審慎。在這種情況下，“尤其是選擇三八婦女節晚上和次日封號”，她感到十分震驚、痛心和憤怒。
“我覺得特別莫名其妙。” 美國密歇根大學婦女學系教授王政認為，封禁“女聲”是網路主管部門犯的一個大錯誤，和“五姐妹”性質等同。
作為一名研究20世紀以來中國婦女史的學者，王政認為女權主義在中國的歷史和國際上都非常正面。她提到中國共產黨創始人的初心就是爭取階級的平等、男女的平等和種族的平等，創立之初就已經高高舉起婦女解放、男女平等、女權主義的大旗。1995年在北京召開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後，中國政府更提出男女平等為基本國策。
王政認為，封禁“女聲”與中國憲法和基本國策背道而馳，這一行為造成一個非常嚴重的後果是年輕一代與政府的疏離感。
“年輕人會認為我們明明在做很正面的事，為什麼會受打壓？他們會產生困惑和不滿，覺得政府說一套做一套。這種困惑不利於黨和政府在青年中樹立正面形象。”
3月18日，公安部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辦公室的警察突然打電話給熊婧要求談話。警察向熊婧詢問了“女聲”的組織情況、資金來源、人員構成等問題，聊著聊著，他們突然問起MeToo的事情。
“MeToo運動，上面的人不喜歡‘運動’兩個字，而且還是一個從國外來的運動。”熊婧回憶警察說的話。緊接著，警察又問熊婧“女聲”在MeToo運動期間發了什麼。“發了很多，”熊婧如實回答，“不過其他賬號也發了很多啊。” 最後警察叮囑熊婧，希望她們不要再搞事。
女權議題敏感化是當前整個公民社會敏感化的一個寫照。“五姐妹”事件過去4個月後，發生了“709案”，同年年底發生了“12.3案”。（此處刪減N字）
一些溫和的公共文化討論空間也無法倖免。今年年初，上海知名獨立書店季風書園因在滬上遍尋不到容身之所而被迫關閉。FT中文網發表評論文章稱：“季風之死是整個社會領域萎縮的縮影，公共領域已完全為公共權力籠罩覆蓋。”
沒被封號的NGO工作者也充滿了無力感，“（我們的賬號）活下來了，有一種屈辱的感覺。我們都知道是怎樣活下來的，是苟活下來的。活下來就證明你沒有做到你應該做的事情。”知曉“女聲”被封，一位NGO從業者陷入了深深的“倖存者悲傷”。
但悲傷不是唯一的旋律。
他們想埋葬我們，卻不知道我們是種子
“女聲”被封后，MeToo運動仍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繼北航博士畢業生羅茜茜實名舉報後，4月5日，北京大學校友李悠悠實名舉報長江學者瀋陽在20年前於北京大學任教期間性侵同學高巖，後者自殺死亡。該爆料引發公眾對於高校性騷擾議題高度關注與熱烈討論。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的微博監測資料顯示，在4月9日，“瀋陽”與“性騷擾”成為排行前二名的審查熱詞。
李悠悠的帖子在不久後被刪除，與該事件相關的討論和媒體報導也遭遇了相同待遇。儘管如此，此事仍然通過自媒體和個人堅持不懈的轉發獲得了全國性的關注。
隨後，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河南大學等高校相繼有學生或校友舉報教授性騷擾，學術等級裡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成為討論的核心。
5月中旬，頻繁爆出的滴滴司機性騷擾事件，更使性騷擾議題跳出象牙塔，在公共空間持續發酵。從年初至今，在重重封鎖下，仍有不屈服的聲音在社交媒體上披露騷擾事件。人們將新傷舊痛轉化為相互支援和尋求社會變革的力量，這與6年前女權議題幾乎透明的境況已截然不同。
“這是政府無法阻止的趨勢。歷史已經發展到這兒了，有些東西你回不去了。”熊婧覺得很振奮。
2017年3月2日，“女聲”微博賬號被禁言的第十天，“女聲”發表了一篇名為《他們想埋葬我們，卻不知道我們其實是種子》的文章。文中說：“封禁一些賬號，微博上刪一些帖子就可以讓廣泛的女權主義者們閉嘴嗎？並不能，而且會讓人們看清楚審查背後的真相到底是什麼。唯一能解決問題的出路是，正視中國性別歧視的現實，拿出正面的態度去積極響應。”
女權議題的持續發酵，除了與“女聲”等女權媒體和女權主義者的努力分不開，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女性的權利意識覺醒。
在“計劃生育”政策背景下，因為沒有家庭內兄弟爭奪發展資源，中國出現了一大批受過良好教育的獨生女孩。教育部的資料顯示，全國普通本專科的女學生比重在2009年首次突破50%，女研究生的佔比也在2016年突破了50%。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千古沒有的社會現象。結果這些女孩子進入社會，就遭受到了性別歧視。這一大批人都是女權主義思潮潛在的接受者。”王政說，“如果政府看不到這樣一個人口學意義上的巨大變化，那麼今後的矛盾將會很尖銳。” 熊婧曾對“女聲”的粉絲做過粗略統計，其中82%是女性，主要來自大城市。
與這一趨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在《全球性別差距報告》排行榜上持續下跌。《報告》由世界經濟論壇釋出，對女性在教育程度、健康與生存、經濟機會與政治賦權四大指標進行測評並排名。中國的排名自2008年起持續下跌，從57名一路跌落到2017年的100名，而這個榜單在2017年一共只涵蓋了144個國家。
去年秋天，從未想過離開“女權之聲”的熊婧漸漸萌生了離開的念頭。“會覺得壓力很大，想給自己找個出路。”
但她最終還是放棄了申請出國的機會，“不甘心，不捨得，沒有死心。”熊婧覺得自己對“女聲”、對中國女權還有責任。作為資深的新媒體編輯，熊婧的商業選擇其實很多，她卻選擇了常去鍛鍊的CrossFit健身館老闆提供的一份兼職工作。熊婧說自己在CrossFit中找到了不同於女權主義所帶來的另一層面的解放和成就感。
近一年的運動堅持，給熊婧帶來了明顯的身體變化。她現在能拉200磅、舉90磅的槓鈴。穿上緊身的運動背心和短褲，健壯的四肢肌肉線條分明。當她作出二戰期間著名海報“We can do it”裡那個舉起手臂握拳的動作時，和海報中女工的相似度極高。她非常喜歡這種充滿力量的狀態：“身體的力量會給你一些自信讓你應對很多情況，包括讓你在精神上變得更加強大。”熊婧負責館裡的一些道具設計，門口的旗幟、館裡的黑板、甚至訓練服，都被熊婧放入了握拳女工的圖片。
和其他的健身教練一樣，熊婧也常常勸身邊的朋友運動。“活久一點。”她說。然後頓了頓又似喃喃自語般重複了一遍，“活久一點。”
2018年3月16日，“女聲”被封的第七天，北京的幾個女權主義者給“女聲”辦了一場葬禮。在北京城郊一片連著墳地的廢墟，周圍是拆了一半的房子和散落著的電線塔。目之所及，可以看到零零散散幾個城中村，村子殘存著人生活的痕跡，卻空無一人。
那天天很陰、有霧霾，整片廢墟透著一種世界末日感。而在廢墟的中間，女權主義者們換上了彩虹色的連體衣，帶上墨鏡，在荒涼中盡情舞動身體。“女聲頭七，墳頭蹦迪”是她們為這次行為藝術起的名字。她們不接受“女聲”無聲的離逝，她們要“女聲”陰魂不散；她們不要悼念，她們要跳舞，她們要咆哮。
荒誕的舞蹈，鮮活的色彩，無人的廢墟里湧動著生命的活力。
本文有少量刪減，點選連結檢視全文：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622-mainland-women-v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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