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來自微信公眾號「虎嗅網」，作者 Cuba Libre
電影《不能說的夏天》中，女主角白白遭遇性侵後，露出的那張滿是傷痕的、寫滿“痛苦”的後背，刺激了很多看客的觀感。如今，這種痛苦持續瀰漫在2018年的這個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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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7月25日），“資深媒體人”章文被曝性侵。
一篇《章文，請停止你的侵害》（微博網友轉發）的文章在網上流傳開來，該長文細述了事件經過，作者明確表示：“2018年5月18日，我被章文強姦了”。
作者敘述，章文是自己“導師的好友”，在某個好友群裡加的自己，在章文的某次飯局上，醉酒、身體不受支配的自己被章文帶到他位於一個小區的“茶室”，“進了茶室，燈都沒有開，他開始抱住我，脫我的內褲……我一直在求他放過我……”最後離開的時候，章文還告訴受害者：“已婚的男人都是這樣。”
再次見面時，章文對受害者說了以下的話：你永遠擺脫不了做我女人的命運；我上過100多個女生；做過十幾年的記者，認識無數圈裡的人……
文中，作者還放上了一些簡訊截圖，來證明和章文之間的往來溝通，截圖的簡訊中不乏威脅的內容。
同時作者透露，章文性騷擾過不止一名女性，目前，章文本人正在申請移民美國。
公開資料顯示，章文其人，是南京師範大學新聞學碩士，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資訊傳播學院兼職教授，知名媒體人、時事評論員。中國百大公共知識分子，美國國務院國際訪問者，多家媒體專欄作家。歷任《南風窗》記者、《瞭望東方週刊》主筆、新華社《環球》編輯部主任、《中國新聞週刊》編委、《新世紀週刊》副主編。
很快，文章在媒體圈內和很多大V那裡得到了回應。
作家、媒體人蔣方舟發朋友圈，稱自己也被“此人”性騷擾過，她直言：這種人就該坐牢，人渣！
據蔣方舟在朋友圈的自述，章文和其一同去日本參加過交流專案，回國前一起吃飯的時候，章文一直摸其大腿，被制止後繼續下手，還“試圖尾隨”。
隨後，資深媒體人、記者易小荷也發聲指證，在和章文在《中國新聞週刊》做同事的時候，章文就曾經藉機摸其大腿。
事件發酵之際，章文本人在朋友圈淡淡發了一個只有兩句話的“我的宣告”：
鑑於網文作者是匿名，我本沒有回應的義務，但要給關心此事的朋友們有所回應；
我未強迫他人做網文中的事情。
隨後，其委託律師發表如下宣告：
媒體圈已然迎來大動盪。
前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高階編輯，專欄作家鄢烈山發文質疑蔣方舟等人，稱“蔣方舟的名氣比章文大很多，章文這個‘公知’在人前尤其是熟人面前，還是顧點臉面的……”鄢烈山表示，如果蔣方舟認真拒絕，章文怎麼可能不斷摸其大腿？他認為，是蔣方舟當時不拒絕不制止，現在在網路上毀人清譽，並形容蔣方舟“真的很邪惡”。
套路與章文律師頗像同一個路子。
蔣方舟很快在微博回應稱：騷擾的人清白，實名舉報的人邪惡？正是因為我“比章文名氣大”，所以說話要負責的更重。如果章文覺得無辜，請親自出來對質，不要借別人的口詆譭。另，鄢烈山老師不要以為這條刪了就可以裝沒事人。
鄢烈山雖然很快隱藏了那條質疑蔣方舟的微博，但二人你來我往的口水仗已經打了起來。
一石，已激起媒體圈的千層浪。
就在下午，曾任《南風窗》駐歐洲記者，兼國內若干影響力媒體專欄評論員及社論作者，《新京報》首席評論員、東京大學客座研究員、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理想國譯叢”創始主編委員，南開大學副教授熊培雲也被舉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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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文事件受害者的長文中，還提到了“雷闖性侵門”。
雷闖的身份比較特殊：知名公益人、乙肝公益組織“億友公益”創始人。
該受害者同樣選擇了匿名，並用一篇長文，講述了自己在2015年參與億友公益徒步時，被雷闖性侵的經歷。
文中內容顯示，2015年7月份，在“億友公益”舉辦的“益行去北京”的徒步活動中，雷闖對自己非常“照顧”，給她買冰淇淋，邀請她單獨去景區，女生當時還覺得很感激，甚至認為這是“公益領袖”對自己的一種認可，也就沒太在意雷闖對自己進行的一些“非必要肢體接觸”。
徒步快要結束之時，雷闖和陳雪一組進入北京。到達北京的當晚，雷闖在陳雪不知情的情況下定了一間大床房，並表示“做公益的人都很窮的，大家都是這樣混著開房一起睡”。然後，就在當晚，雷闖在未經陳雪同意的情況下強行與她發生關係。
根據陳雪後來的講述，當晚，雷闖在半夜過來脫自己衣服，安全套都是提前準備好的。
而受害者後來得知，被雷闖性侵過的，不是隻有自己一人，而且其中多數都是像自己一樣的徒步活動志願者，或是雷闖所在機構的實習生。自己之所以在三年後選擇站出來發聲，是因為“還有其他受害者，不想讓他繼續當英雄”。
7月23日中午，雷闖在個人朋友圈釋出一則說明，承認了自己曾有性侵行為，“我想我已經觸犯了《刑法》，我願意承擔相關的刑事責任，我在考慮向警方自首”“對於我的其他類似行為，我同樣沉痛和後悔莫及。”
但也就在23日下午，雷闖又通過媒體又發了一份情況說明，他寫到，“我與當事人的確是在徒步去北京時相識。在徒步的後期，我的確對當事人產生了好感，也有一些主動表示我好感的舉動，當事人並沒有直接拒絕 。”並且強調事件發生後，自己已與當事人成為戀人，“至少在我看來，我們是‘戀人’。”
這樣的說法得到了受害者和當時一起徒步的同伴的反駁。目前，北京警方已經介入調查核實。
一個事件的發酵總會生出一眾自認高明的看法。
雷闖的好友，“免費午餐”發起人、鳳凰週刊記者部主任鄧飛在某微信群裡和一些媒體人討論道：
雷闖做了什麼，去承受對應的責任，付出代價，我們支援他勇敢面對，重新開啟，畢竟他是我們公益一份子。
同時也有群員回應：是的，我們不用從道德上譴責雷闖們。
聊天截圖一齣，爭議自八方而來。於是今天，鄧飛在微博就不當言論道歉，稱其只顧支援自己的朋友，沒有意識到自己已嚴重背離事件重心，還粗淺複議他的行為是一個私德問題，聊天截圖還給女生帶來了二次傷害。
公益界的“性侵事件”雷聲不斷。
“公益人”馮永鋒，又是另一個主人公。
巧合的是，馮永鋒也是媒體人出身：1991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1995年畢業後曾在《西藏日報》和《光明日報》供職；2006年底，舉辦知名環保組織“自然大學”，發起環保組織“達爾問自然求知社”。
7月23日晚間，江蘇南通的環保行動者劉斌在朋友圈發文，指控發起人馮永鋒對其機構的女實習生和女性員工事實性騷擾，情節包括襲胸、暴打和強姦等。
24日上午，馮永鋒通過微信公號釋出文章《是的，我承認，性騷擾是我慾望太邪惡，是對女性的不尊重》，作出回應，承認自己“性騷擾”的事實。馮永鋒在文中稱，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他對酒一直不是太控制，有時候甚至放縱自己喝醉，“喝醉之後，情緒就會失控，易怒、好鬥、容易與人發生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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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這個夏天，學術圈、大學裡的一系列“教授”性騷擾事件的新聞，不停地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中。
據澳門媒體6月29日的報道，澳門大學一莫姓教授因涉嫌性侵內地女學生，26日已被澳門警方逮捕，校方也已終止其職務。
7月8日，5名女性發出題為《她曾以為自己能逃開教授的手》的文章，舉報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青年長江學者張鵬，多年來利用調查、指導論文等機會持續性騷擾多名女學生及女教師。
9日下午，中山大學通過媒體回應稱：“今年4月份，中大已經開始調查核實工作，之後基於調查核實情況，給予了張鵬黨紀政紀處分並在單位內部進行了通報。網文存在與學校調查核實不相符的情況。”
7月底，知名法學家、中國刑法學研究會會長、北師大刑法學院院長趙秉志被舉報性侵和強姦，後因生活作風等問題，被北師大黨委予以留黨察看、免去北師大刑法學院院長、停止招收研究生等處分。根據《經濟觀察報》的報道，數位北師大人士都介紹，趙秉志生活作風一直有問題，這次是“他被人‘下套’，拍了不少照片”，不過“他也是屢教不改。”
有意思的是，趙秉志一直是刑法界的扛把子，參與過刑事立法的工作，他還寫過這方面的學術研究：強姦罪的正當防衛與特殊防衛權；強姦罪的理論認定；強姦罪的死刑適用等等。
……
當然還少不了一些陳年舊賬。
頗具代表性的就是張鳴。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吳法天曾在自己的部落格上曝出，2011年，和自己一起錄製過節目的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公知大V張鳴，對節目工作人員有過傳送曖昧的騷擾簡訊的行為。
之後兩個人的嘴仗從未停過。自邁入2018年，性騷擾和性侵的話題不斷，舊事又被重提。3月3日，張鳴如此回應：
大學校園裡的性騷擾事件不在少數。隨著媒體的介入和女性的自我保護意識加強，一些受害者開始嘗試站出來，揭露一些不幸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痛苦回憶。
這是據不完全統計，2014年至2017年發生過的高校性侵事實或傳聞：
諷刺的是，2月12日，張鳴曾經在自己的微信公眾號中寫過一篇叫《師德能管好嗎？》的文章，對“師德”，張鳴是這樣說的：
無論我怎麼說，大學教授的道德狀況，該糟還是糟，沒有丁點改善，而且大有愈變愈壞之勢。道德水準之下降，還不止表現在騷擾女生和做老闆上，學術道德的敗壞，招搖撞騙之惡劣，更是令人怵目驚心。有些教授，甚至是大牌教授，感覺真是沒臉沒皮，毫無羞恥感。俗話說，人要臉樹要皮，一旦沒臉沒皮，就無藥可醫了，什麼噁心事兒，都能做出來。
這說的，好像是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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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傳道授業解惑”，似乎已經成了一種障眼法，“道貌岸然”四個字也終於有了具象化的解釋。這些“知識分子”們，最後還是沒能捂住自己曾脫下過的底褲。
雖然，性侵事件哪分什麼圈子，每一個案例的發生都是人群中發生的那個“小機率”悲劇。但學術、媒體、公益……這幾個圈子的頻繁“爆雷”還是讓人產生一種錯覺：學術界、媒體界甚至公益界已經變成了性騷擾的“高發地帶”。
這些一向代表著知識、權威、正道、三觀、正能量的字眼，正在被蒙上一層灰色。
演藝圈、學術界、媒體界、公益機構……這些“圈子”有著一些典型的特徵，那就是行業中的女性數量較多，同時，行業的壁壘和門檻較低，行業層級分明。
“低層級”的人們通過“上位”，可以獲得領域內的有限資源和呈指數級上升的回報，這就給了掌握著資源、掌控著晉級路徑的“高層級”人士一個巧取豪奪的機會。
“我上過100多個女生；做過十幾年的記者，認識無數圈裡的人……”章文這句話背後，恐怕還有行業裡100多種切膚的疼痛沒有浮上水面。
不過好在，受害者似乎開始了覺醒和反擊，不管外界是不是還有這樣的評論：
“也許當時是自願的，現在覺得受了委屈”
“潛規則都是存在的，不願意就不要混這個圈子”
“三年前的事為什麼現在才拿出來說”
“性騷擾只是私德的問題，何必上升到對行業的道德批判”……
她們總算開始說“Me Too”了。
美國的“Me Too”運動，是2017年，女星艾麗莎·米蘭諾（Alyssa Milano）等人針對美國金牌製作人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多名女星醜聞發起的運動，目的是呼籲所有曾遭受性侵犯女性挺身而出說出自己慘痛經歷，在社交媒體上貼上“Me Too”等口號標籤，從而喚起社會對性騷擾、性侵事件的關注。
處理性騷擾事件，或許不需要轟轟烈烈的運動和標籤化的噱頭，對更多已經受到致命傷害的受害者來說，觸目驚心的回憶和事過境遷的現狀已不足以支撐她們喊出強硬的口號。受害者需要的，恐怕還是一個能夠告訴她“該如何去做”的親友，以及提供足夠保護力度的法律保障。
早在2005年8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就表決通過了關於修改婦女權益保障法的決定，首次把“性騷擾”這個詞納入法律檔案，各地的地方政府也陸續對“性騷擾”的定義進行了一些明確的界定。
根據《大家》的報道，按照現有的法律法規，“性騷擾”是可以訴諸法律的違法行為，但如果說法律還有不夠健全的地方，那就是對於實施了各種性騷擾行為，應該各自承擔怎樣的責任。另外，法律也沒有規定，發生性騷擾應該如何追求部門和單位的責任。
相信過去發生過的很多性侵事件，都還安然地藏匿在冰川之下；同時，未來，誰都有可能成為那個不幸的小機率。
你看，蔣方舟、易小荷們已經勇敢站了出來，所以，You to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