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來自微訊號「NGOCN」：新一代訪民李寧：用直播、twitter 和微博記錄八年上訪路
作者 柳遠
中國獨特的上訪制度造就出了一個龐大的群體——訪民。在大眾的印象裡，他們通常是這樣的形象：形銷骨立，哭天搶地；在一些官方媒體上，他們還會被描述成胡攪蠻纏的刁民。踏上上訪道路，有時也意味著會進入政府的維穩範圍，這座精密的儀器會立即啟動，把訪民排擠到社會邊緣，甚至會在一些特定時間裡，限制他們的人身自由。
在山東龍口市，一位白手起家的女老闆因為和政府的經濟糾紛，去北京上訪了八年。直到2009年國慶節前夕，她被當地維穩官員帶回，並死在政府辦的“學習班”裡。為了弄清她死亡的真相，她的女兒踏上了母親的老路，同樣上訪了八年。這件因為上訪而發生的悲劇裡，涉案的有3名作為打手的保安，和4名指使的官員。
她的堅持終於帶來了一些好訊息。2018年6月23日，負責審理此案的蓬萊市法院宣佈，涉案的4名龍口市官員被提起公訴。一個月後，法院通知李寧和律師參加8月2日的庭前會議。當日，因為李寧要求帶電腦，法院拒絕讓她進門參加會議，她在門前等了一上午，在外網直播到11點。下午，她依舊被拒絕入內。
下面，是她過去八年的征程：
李寧的行程總是很緊，坐早晨7：25的高鐵從北京出發，等到了山東，正好是機關部門上班的時間，她迅速投入“打仗”中。
從法院到檢察院，從紀委到信訪局，涉及到的部門幾乎都會跑一遍。每到一處，她都要在門前拍張照，有時會錄段小影片，講一講自己的遭遇。從前影片會上傳微博，但自從微博號在2017年9月被封，用了十多個小號還是被滅後，她就乾脆翻牆上Twitter，在監管觸角之外的平臺上發。
有次，她去龍口市政府門前，求見市委書記，她就在新浪微博開了直播。直播剛開，就有一百多號人來看，龍口政府官方微博也進了直播間。沒過五分鐘，直播就被掐了，她打電話去問新浪，對方說，播些娛樂的可以，直播上訪不行。
信訪局門口總是聚集著很多人，有些穿著黑衣，大多是中年男子，也有些中年婦女和年輕人。一有人要進信訪局，他們就會擁上來，把他團團圍住，熱情且急迫地問：“你是哪兒的？哪兒的？”
“這都是截訪的。”李寧說：“知道你是哪兒的，就要把你帶走。”她站在山東省信訪局門前，讓我給她拍張照片。人群立刻把她圍住，她笑：“都散了吧，我不是要發表什麼重要演講，都散了吧。”我給她拍了張照，從人縫裡，能看見李寧眼睛眯起，嘴角上揚，露出牙齒。那天我給她拍了幾張照片，她都是咧著嘴笑。
“是不是太高興了？”李寧看著照片，問我，又是一陣笑，然後把照片發到了Twitter上。
信訪大廳裡是一排排鐵製椅子，醫院一樣的視窗，訪民的救命稻草們在窗口裡辦公。在這裡，人們被要求端莊有禮，語調平順，不能大吵大鬧，不能發洩怒氣，獲得“行”或“不行”的回答後，安靜離開，回家等通知，或者按照指示去另外一個部門。李寧被允許去辦公室見領導，但只有她可以去，我必須留在外面等她。
見到領導的過程並不都很順利，有時候會在保安室裡“纏鬥”很久，保安才會打電話，等待上級的命令。李寧說，上訪是門技術活。“打仗”需要很多技能，比如清晰的表達，堅決的態度，膽量和足夠長的耐心。
“你面對政府無賴，你比他更無賴。”李淑芬總結道：“她（李寧）有的時候去找領導，找不著的話，誰第一個接待她，就纏著他。他不給答覆，我就拽著你，我就賴著，你走哪我就跟著哪，我今天不走了。晃這麼兩趟了以後他就沒招了，然後就打電話請示領導，要給他一個臺階下，叫他給領導彙報一個機會。你要是很好的打發走了，他就不用匯報領導了，這樣一彙報，領匯出來接，肯定比他官兒要大一些。”
李寧說自己享受了“高階訪民”的待遇，既沒有遭遇冷眼辱罵，也沒有被一把推到門外。在幾年前，她和中國成千上萬的訪民一樣，只會在寒風中拿著小板凳，在機關單位門前排隊。
李寧面容白皙，笑起來眼睛眯得像兩彎月牙。她不願自己看起來太狼狽，有時候去上訪，會抹些口紅，有電視媒體採訪時，還會穿上西服。她頭髮很長，蓋住了屁股，最開始是忙著上訪，沒空打理，後來乾脆留著，作為漫漫伸冤路的見證。
“我覺得她真是一個很好的公民，很多人不具有她這種公民意識。”代理律師王萬瓊說，“這是大家覺得比較欣慰的地方，不管怎麼樣，她沒有走上那種很偏激的路。”她舉了個同樣發生在龍口的慘案作為例子。2014年8月20日，一位懷疑妻子死於公安之手的男子登上了早晨的一輛公交車，在車上縱火，造成1人死亡，19人重傷。
律師李金星有類似的觀點，他把她稱為“新一代訪民”，這位山東同鄉律師在2012年介入這樁案子，給李寧提供了很多幫助。“以前的那些訪民，第一就是跪，第二就是形象不好，穿得破破爛爛的。”他說：“網際網路時代必須改變這一代訪民的形象，你必須自信，說白了你必須尊重自己，到哪裡都非常體面，讓別人尊重你。上訪就像職業一樣，我就是一種職業，是因為國家對不起我，沒什麼丟人的，一定不是到處哭哭啼啼，鼻涕一把淚一把，呼天搶地下跪上訪那種。”
小厲害姑娘
李寧是個超生的孩子。她的父親在當地醫院做廚師，有編制，按照當時的獨生子女政策，這個孩子是不允許出生的。母親對外謊稱做生意，在吉林偷偷生下了她，臨出生的時候，父親才找到了藉口，去東北看她。李寧有時候覺得這就是命，“上天可能給我就是這樣一個使命吧。”
她跟著母親姓李，被寄養在外公外婆家。李寧在鄉下度過了童年。她玩水，玩泥巴，外公去田裡幹活，就把她放在筐裡，用扁擔挑到田梗上，過得像個“野小子”。她沒像城裡孩子那樣學鋼琴或是繪畫，雖然她的家庭能夠承擔這樣的費用。這一度讓她對會彈琴會跳舞的表妹心生羨慕，“家裡人一團聚，我妹妹就是風雲人物，在那唱歌啊什麼的，我就跟傻子似的。”
鄰居們叫她“小厲害姑娘”。她外公喜歡打麻將，外婆每次叫他回去，老頭就發脾氣。李寧一去，老頭就乖乖跟著她回家。有時候外公糊弄她，給她點錢，讓她去買點吃的。她買完了，又轉回來，叫外公回家。他不走，李寧就把麻將桌給掀了。後來鄰居一見李寧來，就趕她外公走，“趕緊走，你家小厲害姑娘來了。”
在外公外婆家長到7歲，父母把李寧接回了龍口市。母親在市場盤下兩間店鋪，賣窗簾、手錶和皮具，生意紅火，家裡還蓋了當地最早的二層洋樓。父母忙，李寧就自己在市場裡玩。李寧說自己也不算什麼乖學生，調皮搗蛋，也不按時寫作業，像個男孩子一樣。後來她高考發揮失利，考到了北京一所大專學校。從空乘專業畢業後，她順利應聘萬科集團，萬科承接了住建部物業專案，她就被派去住建部做會議服務。她想著將來要出國留學，去外面見識見識。
雖然那時母親已經開始上訪，她執著地讓李寧避開，不讓女兒踏足上訪者的世界。她在北京遠郊租了個小屋子，鐵皮房，只有個煤氣罐和一些鍋，後來李寧工作了，才給她添置了電磁爐。八年上訪的坎坷讓她神經緊繃，像只驚弓鳥，李寧見她時，都得把手機關機。有次晚上李寧去看她，被她罵了一頓，說太晚了很危險。李寧被派去住建部工作，她高興了好一陣子。家裡的事沒有解決，李寧提議說自己可以借工作便利找部長幫幫忙，被母親拒絕了，她不想影響女兒的前程。2009年6月28日，李寧見了她最後一面，那天是她生日，母女倆還吃了海鮮。
在整件事發展到脫離掌控前，李寧的母親跟當地政府發生的是經濟糾紛。2001年，她和當地市場發展管理局在房屋租賃上產生了糾紛。在處理糾紛期間，被管理局鎖上的店鋪裡還丟了大量貨物。2002年，她開始上訪。管理局曾經與她和解過，答應賠償68萬。他們先賠了48萬，剩下20萬分期支付，前提是她不能再去上訪。因為李寧想要出國，李淑蓮急著要回剩下的錢，被拒絕後，她又繼續上訪。
去北京，被帶回，又去北京，又被帶回，這件事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直到2009年9月3日，李淑蓮被當地從北京抓回龍口，和外界失去了聯絡。一個月後，家人在殯儀館看到了她的遺體。
懸崖邊
上訪是條什麼路，李寧雖未涉足過，但也有些瞭解。還在住建部的時候，大門外總有些喊冤的，要把材料交給領導，“我們都麻木了。”母親上訪了八年，她沒料到自己也會在同樣一條路上走了整整八年。這一切起始於2009年10月3日的青島機場。
當時李寧收到母親病危的通知，就迅速回到山東，剛下飛機，收到了小姨李淑芬的簡訊：“這是圈套，立馬返京。”龍口市的警察已經在機場等著她了。她躲進廁所裡，給工作單位打電話求助。對方一個隔間一個隔間地找，把李寧拖出廁所，帶回龍口。
家屬們被告知李寧的母親上吊自殺，隨後被安排見遺體，身邊圍滿了警察、武警和政府人員。母親的儀容已經被整理過，還穿上了壽衣。在強烈抗議後，家人脫掉她的壽衣，才看到滿身青黑的傷痕。維穩機器迅速啟動運轉著，每個在當地機關事業單位工作的親屬，都被工作組迅速公關，“穩定情緒”。李寧是唯一的例外。她熬了一晚，逃出龍口，過程驚險得像電影橋段。
叔叔騎著電動車，趁亂把李寧送出政府安排的東萊賓館。他們穿過麥杆地，走小道，身後還跟著鳴笛的警車。叔叔把她放在馬路邊，她就在馬路旁的水溝裡躲著。她給朋友打了個電話求救，隨後拔掉電話卡。
朋友打了輛黑車把她送到臨近的蓬萊市。她在路上攔車，聽見警車的聲音，就跑回馬路下的水溝裡躲著，來來回回的，終於有輛私家車接上了她，他們一路駛向港口。
她原本打算坐船去外地，繞開龍口回北京，結果晚上不開船。他們又從蓬萊去了威海市火車站，卻大門緊閉，沒有火車。聽聞事情原委的司機，避開高速，兜兜轉轉，把李寧送到了河北衡水。她從那裡上了大巴，凌晨回到了北京。
“第一天我就知道，哭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坐在北京一家咖啡館裡，李寧說起八年前的事，總是笑個不停。熟悉她的一個朋友說，事情剛剛發生時，她遠遠沒有現在這麼淡定，“吃飯的時候就一直哭一直哭。”
事情最初有過那麼一絲希望，如果能順利得像戲文裡一樣的話——蒙冤的少女逃到北京告狀，青天過問，魑魅魍魎立刻受首伏法——4號回到北京後，李寧照常上班，遇上了中秋假期加班的時任住建部部長姜偉新。部長聽說了她的遭遇，同情她，幫她組織了一個洽談會，參會的除了住建部的官員，龍口市也派了一個工作小組過來。李寧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部長秘書安慰她，雖然這不是他們管轄範圍，但他們會竭盡全力幫她，她的生命安全是可以保證的。李寧像往常一樣，端茶，倒水，之後對著一會議室的官員講述自己的經歷。
但美好結局沒有發生。李寧被萬科迅速調離住建部，調去遠郊昌平工作，她說自己是被“發配邊疆”。
她做過保安，保潔，客服，工作繁雜——看監控，掃雪，小區鵝卵石水池換水，綠化帶打藥，哪兒有狗糞，哪兒鞋丟了，全都找她；襪子沒穿肉色，沒穿黑色皮鞋，她被說一頓，打掃衛生灰沒擦乾淨，她又被說一頓。
2009年，李寧專升本，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的人力資源管理專業。學校在三環，工作地在六環開外，她像只陀螺，生活抽得她一刻不停，從睜眼就開始旋轉。公司下午5點半下班，她趕著公交車去上晚上的課。路上遇上堵車，到了學校，老師早就下課了，李寧撲了個空，又得趕回去休息，深夜12點才回到員工宿舍。到了第二天早晨7點，這樣的日子又要重複一遍。
比這些更重要的是上訪。國家機關部門的辦公時間也是正常工作日，在萬科工作三年，李寧把能請的假全部請了，有時候就先斬後奏，給上司發簡訊說頭疼腦熱，請病假，便立刻關機上訪。
後來，父親和哥哥也逃到北京，怕被龍口駐京的人發現，不敢打工，連門都不敢出。隨之而來的經濟窘迫。缺勤多次，李寧每個月都拿不到全額工資，不到兩千塊的工資，要支撐她、哥哥、父親三個人在北京的生活。
最開始上訪，她也沒什麼經驗，沒有材料，帶了個隨身碟就去排一宿的隊。別人帶著被子，褥子和棉大衣，她什麼也沒帶，好心人讓她在鋪蓋上坐著，就這麼對付了一晚上。第二天上午，輪到她遞交材料，對方讓她提供省級司法機關的文書，可她連一張紙都拿不出來。
事實上，直到2010年李寧去最高檢上訪，她才知道有兩個人與母親的死亡有關，已經被抓了。三年後，她和律師看到了卷宗，才知道毆打她母親的是三個保安，已經在2010年以“故意傷害致人輕傷”的罪名被審判了，但那年，他們沒有收到任何來自官方的通知；還有三名指使此事的街道辦官員，他們被免職，但沒有被追訴。
2012年，跟萬科三年合同即將到期，李寧被逼到了懸崖邊，她將失去工作，穩定的收入，組織的庇護，但眼前還是看不到頭的黑暗。
掙扎
中國的信訪制度一直是個矛盾的怪圈。信訪制度被視為民眾表達意見，“維護群眾利益的重要機制”，而2008年，隨著中央政府對信訪責任追究規定出臺，各地上訪的人數，又成為考核官員的標準之一，地方政府要阻止訪民在國家信訪局留下記錄，這滋生了暴力和腐敗。2013年，國家信訪局副局長許傑落馬，根據新華社的報道，在2006年至2013年間，他受賄510萬，“在修改信訪資料、處理信訪事項、承攬業務等方面向他人提供幫助”。
一旦走上這條路，或者俗稱的“上北京”，上訪者會被迅速邊緣化。每逢重要日期，諸如國慶，兩會期間，這些人會成為地方政府的重點關注物件，李寧的母親最後一次去北京是在2009年，正值建國六十週年，她在北京的出租屋裡被當地連夜帶回，送進了“學習班”。
但所謂敏感時期，敏感地點，卻是訪民吸引注意力的機會。2012年3月，將近五千名中國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聚集北京人民大會堂，參加一年一度的“兩會”。這次會議上，他們表決通過了刑訴法修正案；總理溫家寶在任內最後一次記者會上說，政治改革不成功，文革可能會再次發生；而時任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最後一次亮相，稱自己在王立軍事件裡用人失察，十分痛心，會議閉幕後便鋃鐺入獄。
會場之外，走投無路的李寧在天安門廣場躊躇了兩個多小時，她看到一個又一個旅行團路過，導遊帶著遊客參觀人民英雄紀念碑。手腳冰涼，心臟狂跳，她問自己，李寧，你怎麼可以這麼自私？然後她脫掉了身上唯一一件衣服，裸著身子跪了下來，對著廣場上的遊客說，我叫李寧，我是一名大學生，我媽媽上訪被打死了。
之後幾分鐘裡，她滿腦空白，等反應過來時，她已經被裹上了衣服，架上警車，一路送到了久敬莊救濟中心。在北京，所有違反信訪條例的外地上訪者，都會被北京警察送到久敬莊或馬家樓救濟中心。之後，萬科派人接她回了昌平。走之前，有人勸她，小姑娘這麼年輕漂亮，將來找個有錢有權的，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李寧沉默著，沒有回答。在後來的幾年裡，總是有人這樣勸她，讓她放下，“你現在就是以卵擊石，你就是一個雞蛋，碰完了之後，在石頭上什麼痕跡都沒有（留下）。”
父親和哥哥在幾天後，才從網上看到了這個訊息。李寧給李淑芬打了電話，問她，“小姨，我是不是給你們丟臉了？”
“我說怎麼算丟臉，你是英雄，他們誰也拿不出來這個勇氣的，怎麼能會丟臉呢？意思就是這樣，誰拿不出這個勇氣，包括七尺男兒也沒有這個勇氣。”李淑芬說，當時的境況太糟糕了，案件程式遲遲沒有啟動，全家陷入極其窘迫的狀態，“怎麼樣也是死，與其是說默默而死，不如說抗爭一下，死是不一樣的。”
2012年廣場上的下跪引起了網路輿論，一些長期關注冤案的律師、記者開始對李寧施以援手。那幾年正是中國網際網路急速發展的時候，微博成了公眾參與政治的重要平臺，“圍觀就是參與”一度成為公民行動的口號。當時很多觀察家都對網際網路民主抱有樂觀態度。“每一個事件的爆發，就算未能真正在這個事件上查明真相或是實踐問責，但都讓公民對這些公共議題背後的結構、對於不負責任的政治權力認識更加深刻，也更有興趣瞭解。微博確實有助於一個半成熟的公民社會慢慢成形。”臺灣文化評論家張鐵志在2011年的文章中寫道。
微博成了李寧在虛擬空間裡的嘴，她的演講在這裡進行，觀眾是逐漸把網際網路融入生活的5億網民。2010年後，她在網上到處發帖——騰訊微博，新浪微博，天涯論壇，一切只要是能讓別人聽見的地方。她把這當成了一個任務，“不管這個案子能不能解決，你就是要喊到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我已經沒有其他途徑了。”
廣場一跪後，關注她微博的人變多了，天南海北的人在微博下留言，給她支援，有人心疼她，勸她別太苦，去過自己的日子。正如很多觀察家期盼的那樣，網際網路開始彰顯它在公民運動中的力量。2014年3月8號，又是一次“兩會”期間，李寧被維穩人員一車帶回了龍口市，在看守所裡關了10天。她在看守所裡絕食，律師們就在微博上發起了“守護李寧”行動。李淑芬後來回憶說，這個行動算是上訪8年的“小高潮”。
那時候，李淑芬不會用智慧手機，就把自己的微博號給了來山東支援的年輕律師，讓他在微博上更新訊息，她負責接待從全國來的聲援者。每天都有二十多人，李淑芬就煮雞蛋，擠羊奶，給大家準備早餐，開著車接送律師、記者和網友們。到了最後一天晚上，所有人都在看守所門前等著，天冷，大家就縮在車裡。第二天一早，李寧被放了出來，人們擁上去，對她說：“李寧，我們愛你，我們永遠和你在一起。”還有人買了幾掛鞭炮，在看守所門前噼裡啪啦放了起來。李寧抱著束百合，在看守所門前拍了張照，這張照片成了她Facebook賬號的頭像。
好日子沒有持續太久，中國政府對網際網路的管制像鐵牆一般壓了過來，空間愈發逼仄。任志強曾經在微博上轉了李寧母親的案子，她截了張圖，保留到今天。2016年2月，這個擁有3000萬粉絲的大V賬號，被網信辦勒令關閉。2017年9月，李寧在微博上對新任山東省委書記劉家義喊話，之後這個使用了將近8年的微博號被封了。她又註冊了兩三個小號，被滅。她在微博粉絲裡借小號，“轉世”了十幾次，還有個號被她改名叫“山東黨”，只要一上傳她的照片，立刻就被滅了。
李寧憋屈得很，“把我逼的沒地方說話”，後來乾脆跨過網路長城，在Twitter上繼續發言。她的Twitter賬號有7280個粉絲，她像寫日記一樣，在Twitter上記錄自己的行動，困惑，憤怒和痛苦。網友們給她留言支援，如果幾天Twitter沒更新，還有人擔心她安全，問她是不是出事了。李寧有時會回覆，但更多的時候，她會一個勁兒地寫，一個勁兒地說。
網路連線了一個更大的世界，李寧也開始關注起母親死亡之外的案子。2013年，福建鄭江龍案在漳州開庭，她想去旁聽，又糾結機票太貴，就給李淑芬打電話。“我說，一定要去，走出去。”李淑芬說：“每一個大的冤案，轟動的案件都是力量的聚集，你去那肯定那個（有幫助）。然後她說行，就去了。”
自那之後，李寧在洗冤律師們創辦的洗冤網做志願者，律師們代理案子，她就幫著寄寄材料。她從一個受害者家屬，為媽媽申冤的女兒，開始轉變為法律人。李淑芬驚訝於李寧的成長：“過去她就說（自己）媽媽很冤很冤，感覺天下最冤，冤得不能再冤了。她在洗冤網工作，又發現了更多的冤案。她說小姨，其實比我媽媽冤的案子全國太多太多。你沒看到，我看到那些，真的很多很多。”
小姨
李家三個女人，她母親，她小姨，再到她，都一個性格：軸，一根筋。母親去世後，小姨李淑芬成了李寧背後唯一的支柱。
李淑芬有一雙和李寧一樣，笑起來眯成月牙的雙眼。她曾經是當地醫院急診科的護士，在鄉下承包了一個果園，平日裡忙著照顧病人，閒著的時候，就去果園裡乾乾農活，散散心。事情發生後，她也曾經穿得漂亮體面，去當地政府去詢問情況，剛進門，沒見到領導，整個人被保安推倒在地，打斷了右手小拇指。護士的工作丟了，原本鼓搗著玩的果園，很長時間裡成了她和李寧的重要經濟來源。有時李寧在北京太困難，捉襟見肘，就給李淑芬打電話。
比之更甚的是來自親人的傷害。李淑芬丈夫是當地公務員，和她協議離了婚，女兒也跟她斷絕了關係。走之前，女兒質問她：“我現在有媽媽和沒媽媽有什麼區別？你有想過我嗎？”她勸不回女兒，至今也沒跟父女倆聯絡過。
李寧在北京上訪，她就在家料理果園，跟龍口市政府“打仗”。沒事的時候，她會去廣場上拿著大喇叭普法。巡視組來山東，她就每天去看，“監督他們工作”。她有輛豐田皮卡車，刷成白色，一側貼著“龍口公安貪贓枉法”，另一側貼著“警察人神共誅”，車前蓋上寫著：“申冤無罪，殺人償命”，後面貼著“李淑蓮千古奇冤”，車頂上寫個紅色的“冤”字。在這輛“喊冤車”被交警扣下前，她就這麼雄赳赳氣昂昂地駛在龍口的大街小巷。
李寧跟她打電話，怕電話被監聽，時常換手機號，手機卡買了一摞一摞。要說重要的事，她們就買同一天的報紙，或者同一本書，靠“第幾頁第幾行第幾個字”來溝通。“李寧想的法子。”李淑芬說，她也不知道李寧在哪兒學的：“跟地下黨似的。”
2015年8月25日，這個唯一的支柱被突然撤走了。那天李淑芬在果園裡補雞籠，一排公安的車在房子前排開，他們直接衝進來，拿出傳喚證比劃了一下，把李淑芬給銬上，帶走了。
李寧在龍口公安局門前守了一晚上。白天還晴空萬里，到了半夜，突然電閃雷鳴，暴雨如注。公安局門前的崗亭有把撐開的遮陽傘，她就在傘下坐了一夜。那晚的雷聲像是在頭頂上炸開了一樣，李淑芬在拘留所裡想，乾脆劈死那些害死她姐姐的人算了。
李淑芬在拘留所裡被關了38天，李寧就在龍口守了38天，在微博上呼號，隨時更新情況。公民和律師在網路上發起聯名信活動，要求釋放李淑芬，將近80多個人在信上籤了名。“真的，要不你就把我弄死吧，你放了我小姨。”即便事情已經過去3年，回憶起那時的無力感，李寧仍舊會皺起眉頭，歪著腦袋，滿臉痛苦：“很多人也跟我說，這個雪球會越滾越大，現在不僅僅是你媽，以後可能是更多人的血。”
2017年9月22日，李寧披著雨披坐在山東省委門前，要求見省委書記劉家義。
在王萬瓊看來，那是李寧走向成熟的轉折點。有幾次，律師們聚在一起，開她母親案子的研討會，李寧發言總是很少，王萬瓊還有點生氣，“這麼多年的事情，這麼長的一個故事，你怎麼三言兩語就完了。”
在李淑芬被抓之後，即將走向而立之年的李寧“就像脫胎換骨似的”。無論是去見煙臺檢察院的院長一行，還是見龍口政府工作組的人，李寧開始條理清晰地口若懸河。“我就覺得這個小傢伙怎麼這麼能說，特別逗。”王萬瓊說。“受打擊以後，她會沉默一段時間，她也會肯定在想這個東西。還是那句話，挫折在不同的人面前，最後會呈現不同的東西。可能強者會更強，弱者可能就被打垮。”
抗爭
母親的死是一個巨大的問題，這個問題被切割成無數細小而現實的問題，比如申訴材料到底有沒有寄到，律師什麼時候可以閱卷，什麼時候能調取作為證據的影片。每個小問題都需要付出同樣的精力和時間——從龍口市公檢法、信訪局、紀委、市委，到煙臺市公檢法、信訪局、紀委、市委，再到山東省公檢法、信訪局、紀委、省委。每一次，這套上訪程式都要來一遍。去的次數太多了，門口的保安都認識她。
去年3月，李寧和律師到了煙臺中院，他們要拍照，法警跑過來阻止，對他們吼：“不許拍照！”一看是李寧，又改口，“哦，是你啊，好好，你可以拍，隨便拍。”
李寧像推著石頭的西西弗斯，就這樣一步一步地向山頂前進。她的武器也只有兩個：一張嘴和社交媒體。她還自學了法律，有時就在家看網路課程。她參加了兩次司法考試，可惜都沒過，這並不影響她在演講時使用法律，“打仗”時，她還會掏出手機，搜出法條，指著螢幕，一句一句地念出來。
李寧說，自己是被當地政府培養出來的，“真是被壞人教壞的。”在她還是個“好人”的時候，龍口政府工作組總是來北京找她，給她做“思想工作”。她手足無措，不知道怎麼和這些官員打交道。對方說她母親做過什麼壞事，她百口莫辯，只能一個勁兒地辯解，我媽媽是好人。“就是特別幼稚。”李寧說。
對方許諾她很多條件，要給她介紹大老闆，把她安排到龍口最大的企業工作，還能提供出國機會，要給她買新出的蘋果手機，有時還會勸她“小胳膊擰不過大腿”，“想想自己的生活”。“我知道這些都是老狐狸，你讓我一個小白兔跟老狐狸去談判，我能談成什麼樣？”那時的李寧只能告訴自己冷靜，別中圈套，也別順著對方的思路走，“我最後就跟他們講說需要一個真相，別的不要，他們就白談了。”“談判就是一個菜市場講價的過程，他把人命當一個白菜價，在那給你磨。我就是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面，去抗爭，去學習他們的談判技巧，學習他們怎樣對待我這樣的人。”
被抓，被打，再控告那些抓她打她的人，李寧的八年一直纏繞在司法程序裡。這個以前見到警察就會發抖的女孩，現在對於被送進局子裡，已經覺得稀鬆平常了，所以在2018年1月11日的那天晚上，濟南杆石橋派出所的審訊室裡，她還跟年輕警察開起了玩笑，誇他長得帥。
警察問：“姓名？”
李寧回答：“不知道。”
“年齡？”
“不知道。”
“性別？”
“男的！”
被審訊時，李寧又開始了演講：“我有罪，我罪該萬死。我不是以擾亂公共秩序來定罪，我是孝女罪。你要不然就把我判死刑，反正你們也有槍，把我當場槍決。”她說起了自己母親的死亡，和這八年的痛苦，總是一副奔赴死亡的決絕口吻：“你說我什麼罪就什麼罪，反正我也進去吃過大牢獄，無所謂。大不了就一條命，反正這一條命早晚都是死。”
後來的採訪裡，李寧都提到了“死亡”和“解脫”：“其實我有的時候就感覺，你就把我弄死，我還能解脫了，我就不用在人世間遭受這樣的痛苦了。如果說人間給不了我正義的話，我上陰間去找閻王，那時候我在陰間等著你們，我先提前給你們鋪好路，是不是？”
可她還不能解脫。2014年，三名涉案的街道辦官員終於被提起公訴，罪名是“涉嫌故意傷害”，李寧和律師們不滿意：三名官員的罪名應該是“非法拘禁”，“濫用職權”和“故意傷害（殺人）”，還有一名官員仍在逍遙法外，這名官員後來升任了龍口市宣傳部副部長。到在2017年，這名官員被檢察院審查起訴，另外三位涉事官員罪名變更為非法拘禁罪——外界都將這視為此案的轉折——但司法仍舊沒有給出一個讓李寧滿意的答覆，她仍舊得日復一日地“打仗”。
“這才剛剛開始。”李寧這麼告訴我。
“小胳膊擰不過粗大腿”，這句話印象太深刻了，李寧總是不斷地提起。工作組的官員對她這麼說，警察也對她這麼說，她就記到現在。有時候無望到了絕望，她覺得自己“變態”，自己掐自己，打自己，甚至想象電警棍落在身上，到底能痛成什麼樣。這八年過得痛苦，但李寧說，如果再來一次，還是會做出同樣的選擇：“我感覺我這一生啊，做這個選擇是最正確的。”
李寧後來在卷宗裡看到了四名官員的照片，黑白的，印在紙上模糊又陌生。她甚至都不知道該不該恨他們。“我就是讓他們知道，就是打死人要是付出代價的。”她說：“我一直告一直告，他們失去權力的時候，進入牢獄的時候，會在內心深處有一絲懺悔。”
見過很多刑案當事人的王萬瓊覺得，李寧這樣的當事人太少見，少得難能可貴，“有些事情確實需要有底線，有原則，是吧？中國人這樣的人太少，所以說她們的抗爭就變得很有意義。她真是豁出命去抗爭，這一點我是相信的。她真的不是在威脅那些人。 ”
這讓我想起了我們第一天見面，那是1月9日。李寧和李淑芬為了律師閱卷的事情，又一次輾轉龍口、蓬萊和濟南。她們剛結束一天的戰鬥，我們在一家飯館坐下，聊起了她們這八年的坎坷和痛苦。
“老百姓必須要抗爭。”李淑芬舉起右手，捏成拳頭向下壓，說：“這就是他們，他們一直在向下壓。”她又舉起左手，作出一個從拳頭底下逃逸的動作：“如果我們抗爭，我們就可以有空隙。”
“但如果沒有抗爭，”她收起那隻逃走的左手，拳頭嘭得一聲落在桌上：“那就什麼都沒有了。”
如無說明，文中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本文由聲音計劃×端傳媒聯合出品，首發於端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