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自微信公眾號「三聯生活週刊」
文 | 王海燕
這兩天，一個名叫趣動旅程的夏令營曝出醜聞，營中某男教練被指猥褻女童。爆料人稱，作為孩子媽媽，當“Me Too”運動發生在媒體圈、大學裡、甚至龍泉寺，她依然有種作壁上觀的感覺，但家長群的爆料讓她明白，這件事人人都無法置身事外，每個人都可能成為猥褻的受害者。
事實上，這幾年，“兒童遭受性侵”是令人瞠目結舌的個案但又轉瞬即逝的熱點社會新聞。迄今為止，中國依然沒有針對兒童性侵的全面資料調查，但那些提供兒童防性侵教育的公益組織、維權律師、後期援助的心理諮詢師、專業社工們都發現，在中國，兒童性侵的現實已經一再揭示出，貌似平靜的海面之下，其實潛伏著巨大而沉默的冰山。
很多人的一大困惑是，為什麼最近性侵兒童的事件變得如此頻繁。在“女童保護”公益專案發起人之一的“鳳凰公益”主編孫雪梅看來，這其實完全是來自於媒體熱點的錯誤印象，因為即使以媒體曝光為標準，兒童性侵的案例這些年來一直都非常頻繁。
孫雪梅和一批記者成立“女童保護”的初衷來自2013年5月的“校長帶女生開房案”。當時海南省萬寧市後郎小學6名六年級女生集體失蹤，後經調查發現，這6名女生是被萬寧市第二小學校長陳在鵬及萬寧市一政府單位職員馮小松帶走開房了。孫雪梅清楚地記得，在這起案件曝光後的20天裡，媒體又曝光了另外7起校園性侵案件，涉及省份包括安徽、山東、河南、湖南、廣東，其中甚至有幼兒園保安猥褻幼兒園兒童。
當時孫雪梅和一些記者在群裡討論，最大的感受是憤怒、悲哀又無能為力，最終大家決定做點什麼，於是聯合了百名女記者，發起了“女童保護”公益專案。和國外對兒童性侵的社會認知歷程一樣，在中國，記者同樣是最早敏銳發現兒童性侵普遍和嚴重程度的主要群體。
但除了因為身處媒體，對性侵兒童案件有更多的關注，孫雪梅實際上還有切身的經驗。原來她在上小學時，曾親眼看到有10多歲的小男生哄騙更小的女孩實施性侵。她那時候已經開始隱隱感覺到這種行為有哪裡不對，但因為缺乏相關教育，她完全不知道如何應對或者阻止發生在眼前的事情。
正是來自切身的經驗和對當前兒童性侵現狀的考量，在“女童保護”成立後，他們將防性侵教育作為重點推廣的理念和活動。但與此同時，她們發現國內並沒有較權威的兒童性侵資料統計，因此，“女童保護”也開始收集包括媒體曝光、法院和檢察院公佈的兒童性侵案等案例，並從2014年開始釋出年度報告。這份年度報告也是目前媒體引用最多，公眾認知最熟悉的兒童現狀報告。
根據“女童保護”的統計資料，從2013年至2016年，媒體公開報道的性侵兒童（14歲以下）案件就有1401起，平均每1.04天就曝光一起案件，受害人數超過2568人。受害人數並非確數，在“女童保護”的統計資料中，性侵多人的均按3人計算，但實際上，光2015年一人性侵10名以上兒童的案例就有14起。
但和“女童保護”由媒體人發起，且一開始就直接關注兒童性侵領域不同，在我們採訪的其他相關機構裡，無論是做法律援助的，還是後期做深度救助和心理干預的，都是因為偶然契機切入到兒童性侵領域後，才發現兒童性侵的嚴重性。這也和公眾對兒童性侵的認知完全一致，即只要關注到這一領域，就會發現，海面之下有著巨大的冰山。
做法律援助的李瑩告訴本刊，北京源眾性別發展中心最早主要是關注婦女兒童暴力，但李瑩很快發現，兒童性侵的現象非常普遍且情節嚴重。迄今為止，源眾已經介入了7起兒童性侵案件，包括湖南益陽市赫山區八字哨鎮學校科學課老師性侵19名女童、廣西百色助學達人王傑多年性侵多名女童。這些案件雖然幾乎都曾引起一時的巨大轟動，但又很快被忘記了。而在介入過程中，李瑩還發現，幾乎所有的案件取證都非常困難，其中廣西百色助學達人王傑性侵兒童一案的重要證據，甚至來自王傑本人錄製的影片，這讓她意識到，兒童性侵在中國可能非常普遍且隱秘。
兒童希望救助基金會的真愛兒童社工服務專案是目前國內少數做兒童性侵後期救援的公益組織，專案負責人李梓琨告訴本刊，她的經驗同樣如此。2012年兒童希望基金會成立這一專案時，主要目的是做受虐兒童專業救助，但成立後接到的案例幾乎都是兒童性侵，於是兒童性侵自然而然成為專案的主要關注領域。因為需要對案例進行深度介入，耗費的時間和精力都極其巨大，真愛專案甚至不敢大規模接受求助，因為在接觸這一領域後，李梓琨發現，案子實在太多了，幾乎遍地都是。
隋雙戈同樣是做兒童性侵後續干預的。2005年他發起“春風計劃”，關注的是強姦受害者心理干預，希望為強姦受害者提供幫助，雖然他一開始就關注到中國婦女被強姦後報案率很低，但他當時並沒有注意到兒童性侵的問題。直到2008年，他收到了一個求助，一名四川的留守兒童遭到了老師性侵，持續時間還很長，被一個親戚在日記中發現後報警。但在第一次公訴後，這名老師卻被無罪釋放了。受害兒童的父母非常不滿，找到春風網求助，春風網的律師隨後介入，並同時在網上發帖曝光，引起當地司法部門重視。最終案件經過重新審理後，那名教師被判處強姦罪。但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隋雙戈發現，那名老師性侵的並不止報警的這名小女孩，但最終卻沒有更多小孩站出來指認老師的罪行。那時，他才注意到，原來國內的兒童性侵如此嚴重，並且具有巨大的隱蔽性。
因此，幾乎各個機構都能說明，雖然“女童保護”的資料是目前被引用最多的報告，但因為兒童性侵本身的隱蔽性和媒體報道的選擇性，其代表的情況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女童保護兒童性侵資料整理和收集負責人之一徐豪告訴本刊，他們曾在2015年向媒體提供過一些案例，多為猥褻，但因為證據或者案情本身的種種原因，基本無法曝光。
更準確一些的資料來自公檢法部門。迄今為止，公檢法部門兩次公佈過全國的兒童性侵案件資料，其中之一是最高人民檢察院在2014年兒童節公佈的數字：2010〜2013年，全國檢察機關起訴猥褻兒童罪7963件8069人，起訴嫖宿幼女罪150件255人，起訴引誘幼女賣淫罪68件121人（如果在2015年11月後，這兩項罪名均會變更為強姦罪）。這也是我國公檢法機關首次公佈有關兒童性侵案件的資料。
三年後的2017年6月1日，中國人民最高法院公佈資料，稱2013年至2016年，全國法院共審結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案件3713件，審結猥褻兒童犯罪案件1.0782萬件。但這裡的性侵兒童資料並不包括強姦這一更加嚴重的犯罪手段，因為迄今為止，每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裡，強姦兒童依然是和強姦婦女、拐賣婦女兒童的資料合併統計的。但即便如此，也可以看出，兒童性侵案件是拐賣婦女兒童案件的近3倍，且光結案量就比2013年前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案件還多。
但因為中國談性色變的文化土壤和尚稱不上完善的法律體系，進入公訴階段的案件同樣佔比微小。廣泛被引用的中國兒童性侵隱案率為1∶7，媒體據此稱中國每一次曝光的兒童性侵背後，起碼還有7起未得到曝光的案件，這個資料來自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犯罪學系王大偉。但王大偉告訴本刊，隱案率是一個犯罪學概念，可以通俗理解為已經曝光的案件和隱而不報的案件之間的比例。兒童性侵隱案率為1∶7，這個資料是多年前英國的警察系統根據英國的情況得出的結論，對中國有借鑑意義，但在性觀念文化背景、司法體系和救助體系不同的情況下，完全不可類比到中國。這意味著，直到目前，依然沒有任何資料可以較為準確地量化中國兒童性侵的現狀。
而“女童保護”在各地做防性侵教育時，發現情況時，很多兒童甚至家長根本不能分辨自己是否受到了性侵犯。孫雪梅記得，“女童保護”某次在大連上課時，有學生下課後跟講師反映自己受到了非常直接的性侵，而之前這名學生根本不知道自己遭遇的是什麼事情。另外一次則是在東北的防性侵教育課堂上，有學生向講師反映學校的微機課老師會趁上課時，不懷好意地摸學生，讓學生感覺非常不舒服，聽完課後她們才知道自己受到了性侵。最後，“女童保護”方面跟學校溝通後，這名老師才被調離到不能直接接觸學生的崗位。
“女童保護”的另一名負責人徐豪則告訴本刊：“很多孩子雖然受到了侵害，內心感到奇怪，但她們並不知道自己受到的是何種傷害，也不知道應該怎麼表達。”
除了孩子們不知道如何表達外，主動沉默同樣是造成兒童性侵異常隱蔽的主要原因。“女童保護”的一位講師曾在講課後收到過一條簡訊，發信人稱自己童年與人發生過關係，但講師打過去，電話接不通。過一段時間，這個號碼再次發來資訊，發信人說自己從來沒有跟其他人講過，但講師再撥過去，電話依然接不通。直到現在，這名講師也不知道發信息的女孩到底是誰，她怎麼樣了。
李梓琨則接觸過一個現實版《熔爐》的案例，時間大約在2014年左右。當時一名上海志願者在雲南某山區小學支教，在和孩子們建立信任關係後，這名志願者通過一名小女孩的描述發現，校長和幾名男老師長期在性侵這個女孩和班上另外十來個女孩。這個志願者當時就報了警，但事情卻並沒有得到公開的審理或解決，而是不了了之了。這名志願者回到上海後，找到一個國外的機構，又輾轉聯絡到李梓琨，希望尋求幫助，但除了詢問是否報警，作為一個規模很小的公益組織，李梓琨給不出什麼救助方案，甚至因為志願者已經離開當地，她也不知道那些女孩現在怎麼樣了，那所學校的校長和老師是否還在殘害兒童。
走向無聲的隱沒，無法被納入到有效的統計中，也正是目前大多數或輕或重的兒童性侵案件的現狀。雖然本刊採訪的所有關注這一領域的學者、律師和公益組織都希望包括公檢法在內的政府部門，能夠儘早調查和公開中國兒童性侵現狀，以制定更好的兒童性侵政策體系，但迄今為止，中國尚沒有全域性性的切實的兒童性侵犯資料。
我們能夠得到的比較有說服力的資料是，2013年9月，依託中國婦聯的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和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社會公益研究中心釋出過的一份《女童保護研究報告》，研究團隊在北京、蘭州9所高中開展調查，最終結果性侵事件發生率在6.7%〜21.8%之間。2017年4月，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家庭與兒童研究中心出版《兒童保護制度建設研究：目標、策略與路徑》一書，書中根據中國數次區域性綜合分析，認為中國受到多種形式性侵犯的未成年人在10%以上，其中插入式性侵犯約為1%，與世界平均水平持平。
（本文節選自《三聯生活週刊》2017年第37期《向兒童性侵說“不”》封面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