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來自人物公眾號：舉報性騷擾之後
文｜楊宙 編輯｜柏櫟
7月26日，25歲的弦子在朋友圈發表長文稱，4年前自己在央視《藝術人生》節目組實習期間遭到主持人朱軍性騷擾。舉報之後，她密集地接受採訪，過往的平靜生活被打破。但直到這一次直視自己「渺小又卑微的背影」，她才第一次意識到，原來「我是受害者，也是弱者。」
看到相機螢幕裡的自己時，正在接受一家媒體採訪的弦子突然崩潰了。她暫停了採訪，躲在臥室裡大哭了一場。螢幕中是一張普通的照片：梳著一撮短馬尾的弦子站在大大的窗前，窗外陽光透亮。唯一的不同是，由於不敢完全曝光，她只能背對著鏡頭，留下一個黑色的身影。
7月26日，25歲的弦子在朋友圈發表長文稱，4年前自己在央視《藝術人生》節目組實習期間遭到主持人朱軍性騷擾。舉報之後，她密集地接受採訪，過往的平靜生活被打破。但直到這一次直視自己「渺小又卑微的背影」，她才第一次意識到，原來「我是受害者，也是弱者。」
8月18日下午，《人物》記者到達弦子家中，她正安靜地坐在沙發上，消化著剛剛那場因拍攝而引發的崩潰。在隨後幾個小時的採訪裡，弦子多次在幾個自我質問的時刻控制不住，哭了出來。實際上，比起4年前那場長約5分鐘的痛苦回憶，舉報之後的弦子面臨的更多是源源不斷的內心掙扎。
她被他人質疑——是否因為自己平時愛漂亮、說話聲音太嗲而引發了對方的舉動。在一次接受男性提問者的採訪中，他們甚至花了將近一個小時探討，她當時是否有做出讓朱軍誤解的舉動。有時她也不自覺地懷疑自己——在《人物》記者面前檢視自己此前的影片採訪時，她喃喃地說了一句：「他們把我的聲音處理得比較好，沒有那麼嗲。」
同時，她也難以定義自己受到傷害的程度。因為客觀而言，與強暴等性侵害事件相比，她的經歷較為「輕微」。儘管如當年支援她報警的老師陳詩婷所言，人的年齡不同，承受能力不同，「你不要覺得強暴達成的傷害就一定比這個嚴重」。但事實上這種「輕微」感讓她一度自我懷疑舉報的意義，「我身邊的人真沒覺得這是個多大的事」，「但其實我很害怕，如果我說我的這個事情不大，就好像其他受害者遭遇到的事情也不大。」
她發現幾乎只有那些擁有共同記憶的女性才能夠感同身受地理解自己。讓她感觸最深的例子來源於自己的母親，過去4年裡，母親只知道她曾「被騷擾」，不知道具體的過程。她原本做好準備，向母親解釋自己現在舉報的意義，但她發現，無需深刻的言語，只要說起當時被騷擾的細節，母親馬上就懂了。
「我才發現其實Me Too這個運動是怎麼展開的？不是指望男性，女性跟女性之間結締一個聯盟是最快的一件事情。」弦子說。
8月15日，北京星權律師事務所發表宣告稱，「根據朱軍先生反應的情況及提供的證據顯示：2018年7月以來，網路中出現大量與『朱軍性騷擾（猥褻）實習生』有關的不實資訊。經查，該等不實資訊以匿名長圖的形式在某非實名認證的新浪微博首次釋出，後經諸多網路使用者及媒體未經調查、求證而冒然轉發後，迅速在網上發酵。上述事件發生後，朱軍先生第一時間委託本律師事務所依法展開調查、取證、備訴工作，希望通過法律途徑澄清事實，追責謠言散佈者，捍衛自身合法權益。經過本律師事務所持續20多日的調查、取證、備訴工作，2018年8月15日，本律師事務所正式代理朱軍先生將匿名長圖的微博原發者及至今仍處於線上狀態的新浪微博轉發使用者（經實名認證）起訴至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已於2018年8月15日正式受理該案。」
弦子已經做好了準備，應對司法程序的介入。在採訪的某一刻，不斷試圖說明自己舉報與接受採訪意義所在的弦子，似乎找到了更接近自己內心的答案。她平靜地說：「其實我就是想證明我是個人，是個人就可以說話。我不是一個卷宗或者一個檔案上面的一個名字。」
以下是弦子的口述：
剛才接受採訪時，攝影師讓我站在窗前，背對攝影機。（看到照片）那一瞬間我特別難過，那張照片給我的感覺是，我都沒有注意到我人那麼小，這個（窗）框特別大，你就會覺得你很渺小，很畏縮。
採訪結束後我意識到，原來那張照片裡大大的窗框和黑色的背影讓我想起了4年前與最近兩次做筆錄的過程。4年前剛報警去做筆錄時，我覺得是有用的，因為那個筆錄確實提取了一些證據之類的東西，當時那個警察是在認真地給我做這個筆錄，他們想把這個事情給弄清楚。但我7月30號在羊坊店派出所去要回4年前留下的記錄，又做了一次筆錄，為什麼會給我一個非常大的影響？就是你很清楚地知道沒有人會給你一個結果，他們只是例行一下公事而已。
一開始我覺得那張照片是不尊重我的，我潛意識裡覺得他把我拍成一個「受害者」是錯的。當時我就想，如果這是一個女攝影師來拍的話，她可能不會把我拍成這樣，可能會把我拍得特別地有力量。
後來攝影師他們都走了，我反應過來了，我確實就是一個受害者，為什麼我一直想要否認這一點呢？確實在這個事情裡面，我就是很無助的一個人，我的力量差別很懸殊。因為在這個事件裡，已經談不上你的身體是否被控制，而是你整個人是不被承認的。你會感覺你作為在社會意義上存在的人跟他這個人是不平等的。
可能我老想否認這一點，是因為我不想承認朱軍確實比我強大，或者朱軍確實對我造成了很大的傷害。但你承認與不承認，那件事就在那裡，它接下來怎麼發展，取決於你要往哪走。
所以我覺得那個攝影師記錄下來的那個畫面是有意義的，因為那就是現實。他也可以把我浪漫化，把我拍得像一個英雄，但是你沒有必要去美化痛苦。
之前我可能（可以）說，那件事不了了之了，我不後悔，因為我活得好好的。但我現在會對自己說，你可以承認朱軍傷害到你了，你也可以承認你現在跟他比起來還是一個特別弱小、特別無力的一個存在。
恰巧是因為你承認了這些事情，所以你得跟自己說，不要放棄這個事情。
我之前一直在用「性騷擾」這個詞兒，包括我爸媽說怎麼樣了，然後就說朱軍騷擾你了——那個語境確實像是朱軍口頭上說了一下，或者就是摸了我一下什麼的。我是見了律師之後，才得知這屬於「猥褻」。
當時（央視舊樓）的那個化妝室裡面只有我和朱軍，門就虛掩著，留下一道小縫。這個是演播室，那個化妝室就在這兒，這邊就是大廳，特別多人，就像在操場中間修了一個化妝室。
進去之後他就開始問，你想留在中央電視臺嗎？我當時就跟他說我不想——我就是不喜歡電視臺，我一輩子都沒有喜歡過電視臺——然後他就問你想幹什麼，我當時說我想考研，想考北電的研究生，他就跟我說，我認識北電的那個校長，說我們是很好的關係什麼的，我就搖頭說不用。他說了很多話，他說你去過央視那個大褲衩沒有？當時剛修了沒多久，他說可以帶我去大褲衩附近，有很多餐廳什麼的。我就是敷衍過去了。
其實我後來也老想，這個事情我有沒有責任？我是不是應該一開始就跟他說「不」？我是不是一開始就跟他說，我覺得不舒服我要走了？但是我當時確實沒有那樣，因為我不敢，你就是害怕他。在那個情況下如果我很強硬的話我肯定就走了，我當時已經感到不舒服了，我還在想我是實習生，他是朱軍。
（當時）我還在想，我要是走了的話，那我接下來怎麼辦呢？我還得實習啊。我們那個課叫導創課，那個課沒有成績的話，你就拿不到畢業證了，因為那個課是沒有辦法重修的。你要是得罪了他的話你就畢不了業了，你當時還在想這個事情呢。
事情發生的時候，我當時根本來不及有變化，唯一的本能就是我不能離開那個椅子，我用兩個手抓著那個轉椅的扶手，屁股一直死死地摁著那個椅子。我都不敢喊，對，我都不敢喊，因為我不知道喊了之後會怎麼樣。我從頭到尾都不敢做那種很激烈的掙扎，因為我很怕他會打我。
如果我現在回到當時，我肯定說畢不了業就畢不了業，我就走。而且我可能現在成熟一些，我也會知道，我要畢業還有很多方法，這個事兒我是可以捍衛我自己的，在這個事情發生之前，我就可以捍衛我自己的權益。但是那個時候太小了，就是你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了。
（到現在）那些比較詳細的動作，只有我那位老師、律師、採訪過我的人，還有做筆錄的人知道，我媽媽也只是很模糊地知道，我沒有跟她說完整的。
在這次舉報之前，我爸媽一直都不知道我當時（具體）遭受了什麼事。因為當時我報案後，警察在我完全不知道的時候就去找了我爸媽，他們說的是我被朱軍——應該就是摸了一下之類的，他們還不太理解我為什麼要去報警。
我之所以不怎麼說詳細的過程，可能是因為那就讓人覺得這個事情很嚴重。我很害怕別人同情我，我就一直很害怕我的同事下次見到我，我們一塊吃飯的時候，他們會覺得這個事兒提還是不提呢，提了會不會傷害到弦子的感情。因此大部分時候我都想自己消化這些東西。
我們學校很多人都知道這個事兒。有一段時間，我會聽到別人告訴我，跟我一塊實習的女生覺得這個事情我得負一定的責任。因為我說話你能聽出來，就是很嗲的，就是說話挺軟的那種感覺。她們就覺得在朱軍在的場合，我表現出來的感覺就是那種很軟弱的，就是一個漂亮小女孩的感覺，所以朱軍那麼做是有他的理由的。真的是有女生這樣想，我有一段時間也這樣想。
當時我有個好朋友，我跟他說了這個事兒之後，他覺得這個事兒不太重要。他後來陪著我、幫我做了很多事情，但他還是可能會後悔當初對我說：「弦子，男的都是那樣的，我在朱軍那個環境下也那樣。」其實很多男孩他沒有辦法理解有多痛苦，他們真的沒有辦法理解。我身邊的很多男生確實有人會覺得我在小題大做。
而我男朋友其實已經不是一般的男生了，因為他們是學編劇的，戲文專業的，代入感這個事情對他們來說是一個職業上的一個要求，這樣你才能夠進行創作嘛。但是你真的很難跟他們講被性騷擾之後的感覺到底是什麼樣的。因為男性在社會上，性別並不會給他們任何的緊張感——他們不會因為自己是個男的，所以去了一個都是女的場所會害怕自己怎麼樣；他們也不會因為自己是個男的，大晚上去外面走時害怕自己被強暴；他也不會因為自己是個男的，所以見到一個更強壯的人的時候，他會害怕這個人來傷害我。
他也絕對不會在成長的環境當中因為是男性受到別人的挑釁，在言語上的輕佻——說你屁股真翹啊。他們沒有那個記憶，所以他們很難喚醒那個感情。
我發現女性大家共同的這個記憶是非常能夠喚起這個感情的，這是我的一個發現，特別是跟我媽媽的交流。我之前一直以為我得用很深刻的話去說服我媽媽讓我繼續舉報，我當時本來想說服她這不是為了我，而是為了制度完善，類似這種話。後來我發現我一點也不需要說服，我媽媽自己想象一下她經歷的事兒，非常快就理解了，那個情感就傳遞出去了。
其實就是在我寫了那篇文章之後，我媽媽來了一趟北京，跟我媽媽面對面的交流的時候我才知道，我媽媽才知道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她就很支援我去報警，雖然她後來又老反覆、老反覆，但是那一瞬間，她一直在那兒走路，她在那兒唸叨、嘮叨，她說憑什麼呢？我媽媽今年56歲了，她活到56歲之後，她看到了很多事兒，她自己也感受到了很多事兒。那些事兒都讓她發出了一個疑問，就是憑什麼呢？她能理解我為什麼那麼氣憤，她很能體會痛苦有多深。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事情挺難描述的，就是你挺難跟男性，或者你挺難跟沒有遭遇到這種事、非常幸福的人講這個事有多難過。因為有的時候這個行為本身並不會有特別嚴重的情節，它沒有到強暴什麼的，但是我覺得跟我媽媽溝通，跟女性朋友溝通的時候你可以省去這一環。
我才發現其實Me Too這個運動是怎麼展開的？不是指望男性，女性跟女性之間結締一個聯盟是最快的一件事情。因為每個人身上都有記憶，只要你是女性，只要在這個環境下成長下來的，沒有人可以擺脫掉那個記憶。每個人一定會有那個東西，它會非常快地給你共鳴。這個共鳴並不是靠我的表達能力，也並不是靠我是我媽媽的女兒，而是因為我媽媽經歷過那些事情，所以她能夠飛快地理解。
我肯定沒有辦法跟我爸爸講，就是我爸爸他只會心疼女兒，會生氣，但是他沒有辦法理解你的感受。我覺得Me Too有一個很大的意義是，讓女性把那個記憶給喚醒了，只要你喚醒那個記憶之後，共鳴就一定會來的。
2014年出了這個事情不久，我找到了我一個關係非常好的姐姐傾訴。她當時在做一名攝影記者，工作非常順利，我從小到大跟她交流，她在我心目中都是一個成績非常好，很積極很優秀的形象，朋友也很多。
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我約她在鼓樓吃飯，我跟她說了那個事，她情緒很激動，她跟我說，弦子，我也被……她被強暴過，我那個姐姐。她說她一直沒有跟別人說這個事，兩年前她被強暴的那個事，是熟人作案。我記得那天陽光特別大，她就擁抱了我一下，她當時給我的感覺就是你是可以走出來的，雖然我經歷過那麼可怕的事情，但是我還是可以走出來。
之所以我會把那篇文章寫出來，也就是因為，那個姐姐她一直在傳媒圈裡，她非常關注任何社會話題，特別是女性這一塊。那天晚上她發了一篇文章在朋友圈裡，很詳細地講了她的經歷，和這個事情她是怎麼走出來的。我在那篇舉報文章裡說，「我想告訴你們這個世界是這樣的」。但是其實真的你要說我為什麼會下一個錘子便籤去寫這個文章？很純粹的，就是我想支援一下我那個姐姐，我想的是如果我的朋友圈裡面只有孤零零的，我們的共同好友只看到她的那個文章，顯得她很孤獨的感覺，我當時想的是我也寫一個可以響應她。是我到現在也沒有想明白那篇文章為什麼被傳播得那麼廣。
去年，許豪傑戀童癖那個事兒，我與一些豆瓣網友發現了色情交易，就去報了警，我已經蒐集了支付寶賬號等證據，但獲得的答案都是毫無進展。我受不了有的小孩還在那樣，如果有人那樣，我就會很難受。我是一個很容易被新聞影響的人。
我那個姐姐是媒體圈的，她給我找來很多媒體採訪我，然後我一個好朋友有一點點生氣，他就覺得，她自己怎麼不接受那麼多采訪，承受那麼多壓力呢？
我特別難過。我說她其實想經歷這個事，她其實想要有媒體去採訪她，她其實想要有個大律師去幫她把那麼多年前強暴她的那個男孩捉出來，但是現在沒有人去採訪那些，也沒有律師提出來要去幫她。雖然她在媒體圈有那麼多的資源，但就是因為強暴她的那個人是一個無名小卒而已，就是因為她沒有來得及報警，所以這個事情翻案的可能性，最後有反轉的可能性非常的小。
那麼多媒體找到我，其實我很愧疚。我老覺得這個事它不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它不是強姦，也不是殺人，它只是因為傷害我那個人很有名氣而已。我現在還有機會，有人願意去關心我這個事，就是那麼多網友願意去關心我這個事，我覺得其實是很幸運的一件事，但是這個感覺有的時候也會折磨我，就是很不公平。
昨晚跟我好朋友吵架之後，我第一在想我是不是在把這個事情越鬧越大？第二個在想的是，我是不是想要通過這件事情博取更多的關注？我一直在想我為什麼要接受採訪，但是想這個問題的過程很痛苦，你會很沮喪。後來我就突然想出來了，其實我就是想證明我是個人，是個人就可以說話。我不是一個卷宗或者一個檔案上面的一個名字。這個聲音本身是什麼倒不是很重要，但我有機會可以發聲這個事很重要。如果你不發聲，你就不存在。
我會把我當成一個實驗品去看，就如果這個事發生在別人身上，我也會很好奇，它最後會怎麼樣。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性騷擾案件都是在一個封閉的空間，一個男性和一個女性，在沒有監控的情況下，他去摸你，去親你，去拽你。那麼這個事情到底在現在的司法機構下，有沒有可能最後被判定，證明，再現你的經歷？現在我想拿到一個結果。這樣我才可以告訴別人，如果你去報警的話，你會面對什麼事情。我也希望如果我可以成功，它就是一個正面的意義；但是如果我失敗了，我也希望我可以告訴大家你可能會面對失敗。
好多人都跟我說，不要堅持下去了，我知道他們是在關心我。但是我有時候覺得，（這是因為）他們老以為我可以做出選擇。但這個事情對我來說，不是一個選擇，（因為）我不可能很迷糊地活在這個世界上，已經到這一步了，我一定得走到最後，然後再去跟他們說，這個世界是這樣的，這個世界不是那樣的。就是我不可能半懂不懂地去對我（未來的）女兒說，不想跟別人說，我是因為半途放棄了才失敗的。我想跟別人說我真的努力了，我才失敗的。
我今年也才25歲，我不知道這個世界是什麼樣子，我想知道這個世界到底是怎麼運作下去的。
（文中弦子、陳詩婷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