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來自微信「一顆土逗」：老田：壽光洪災真相！世道人心是如何被出賣與收買的
作為一個自然事件，壽光洪災也正檢驗世間的人心百態。各路人馬面對這個事件，表達出種種思考和追求，值得仔細回味。目前看來，洪災期間，有兩種搭便車心理遭遇到一起了：弱勢群體想要對外轉嫁成本，政府和資本想要藉機創造收益。雙方“搭便車心理”，處於一種相互反對狀態，因而忽略瞭如何在現有條件下提升減災能力的真問題。
作者 | 老田
編輯 | 王樂天
美編 | 黃山
微信編輯 | 侯麗
8月29日，山東省政府的新聞釋出會稱，這次災害，“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辦公室專家組認為，一週內連續2次超強降雨是造成洪澇災害的主要原因，濰坊市水庫排程做到了提前預警，最後一次預警較洪峰到達提前6小時，使受威脅群眾能夠及時轉移，水庫排程符合排程方案規定。”
壽光市歷年平均降水量為591.9毫米，且五六十年代後還呈下降趨勢。這次一週內兩次強降雨，降水量超過全年三分之一，確實會誘發超標洪水。所以，省政府發言人的看法可能是成立的。不過，這個發言並沒有回應早先的傳言，特別是沒有回應傳言背後的問題，未能與傳言實現真正的觀點交鋒。
早先傳播鏈條中接受度最高的傳言，是懷疑上游水庫為了蓄水賣錢而未能恰當地履行防洪職責，另一個傳播度較高的傳言是說洪災正酣時期水庫為此大量洩水加重了災情。這兩條傳言合起來，透露出這樣一個問題意識和焦慮：水庫防洪庫容運用方面是否受到過區域性利益的扭曲？
洪災究竟如何救？實際上有多少救災能力？救災能力如何產生及其所引發的成本誰來負擔？這些背後的問題，雖然沒有被明確提出來討論，但是在各路人馬的自我表現及其推薦方案中間，潛在問題意識，都沒有缺席過。
壽光歷史上的洪災與“保險費支付意願”
此次洪災最嚴重的災情出現在彌河流域諸縣，壽光最嚴重，其次是青州和臨朐。整體上看，算是一個小流域的超標洪水事件。
一般而言，小流域較容易出現區域性暴雨誘發的洪災，此種洪災相較於大江大河災情，更為集中和難於處理。有一句增廣賢文說“易漲易退山溪水”，很貼切地講述了此種洪災的問題，前述“一週之內2次超強降雨造成”的說法，對於小流域而言是常見的。
本次洪災最為嚴重的是彌河兩岸，彌河“全長127.5公里，流域面積3863平方公里。上、中游位於山丘地區，為窄深山谷河道，下游入壽光縣境為彎曲寬淺河槽。”據《壽光縣誌》記載，彌河危害壽光歷史上就很嚴重，“歷史上彌河多次改道，所以有‘壽光縣，彌河串’的俗諺。現在依稀可辨的古彌河道有6條。”這當然符合大多數河口沖積平原的形成原理。
正因為洪災頻繁，損失很大，所以，減災工程特別值得投入，這與保險事業有類似之處：對各種頻繁造成損失的災害，人們更願意支付保險費。
據《山東水利志》記載，“從1840年到1990年的150年間，共發生大的泛濫決口13次，造成嚴重災害。”其中，“建國後1956、1957、1963、1974年均決口成災。1974年8月9日，7天連續降雨302.6毫米，冶源水庫溢洪1800立方米每秒，彌河兩岸決口18處，494個村莊被水包圍。”因險情經常發生，人們支付保險費的意願就很高，各類減災工程投入就開始成龍配套。1949年之後，在彌河上游修築水庫，在中下游整治河道並發展灌溉事業，尾閭因為行洪能力差所以開闢了分洪河道，這樣多管齊下，才使得彌河兩岸應付洪災能力有顯著上升。
1958年以後，得益於鄉村三級政權的完善，以動員勞動力密集投入活勞動的方式修築防洪工程，大規模展開。據《山東水利志》記載，“從1958年開始，在河流中上游，先後興建了峽山、牟山、牆夼、高崖、三里莊、青墩子、石門、於家河等大中型水庫18座，大量攔洪蓄水，削減河流洪峰70％以上，河流洪水顯著減少。從1951-1990年，儘管先後遇到了1957年、1960年、1974年等較大和特大洪水，均保證了安全。”
其中，彌河上游修建了冶源大型水庫和丹河、嵩山、黑虎山3座中型水庫，蓄洪能力最強，這“4座大、中型水庫共控制流域面積1164平方公里，總庫容3.15億立方米。在壽光縣境兩岸修建引水涵洞14座，設計灌溉面積10.8萬畝。”
支付保險費的意願高昂，除了上游修築水庫控制洪水的工程措施之外，中下游河道治理修築堤防並增加洩洪能力，發展灌溉事業，也是很重要的關聯部分。據《山東水利志》，“1951年，壽光縣組織民工自張建橋到周疃村培堤36公里，國家投入工賑小米100萬公斤。當年又自中營村向北開挖分洪河道29公里，分洪1000立方米每秒。次年又於半截河村北向東挖分洪道15公里，並建排水涵洞18座。1958年培修加固鹿家莊子至周疃村段長14.5公里的兩岸堤防。1964年，對張建橋到半截河村28公里的兩岸堤防培修加固。1975年，培修堤裡村到半截河村兩岸堤防43公里，同時先後做險工護岸37處，共長11941米。”
這些都是集體農業時期減災工程的進步。而其後的衰敗，內在體現了減災投入的先決條件的變化。
世道第一變：減災工程投入的管理結構之變
壽光歷史上洪災嚴重，由來已久，由此所激發的修築減災工程“支付保險費”的意願一直很高。但是，具體支付保險費進行減災工程，大規模的洪災治理事業，主要集中在1949年之後，尤其是在1958年之後，這不是沒有原因的。
從縣誌記載的減災工程修築過程看，最主要的減災工程投入，是活勞動的密集投入，這就給減災工程投入施加了一個先決條件：必須要有能夠有效組織剩餘勞動力投入的管理結構，而集體農業時期的鄉村三級政權恰好能夠滿足這個先決條件。
集體農業時期的管理結構，能夠較好地反應“保險費投入”需要，所以，各種減災工程規劃和落實，就能夠大規模展開。據《壽光縣誌》記載，減災工程投入中間，勞動投入數量極大，資本物品的投入就很微薄：
“1951～1983年，用於治理彌河投資47.35萬元，完成土石方432.43萬立方米，投入工日297.28萬個，治理長度總計280.9公里；用於護岸工程投資111.66萬元，完成土石方2.21萬立方米，投入工日40.22萬個，護岸長度11.94公里。”（《壽光縣誌》）
另外一條重要河流，丹河在“建國以來，丹河治理7次，治理長度達237公里，國家共投資92.44萬元，完成土石方424.3萬立方米，用工日193.2萬個。”此外，縣境內的小清河也得到系統的治理。
同時，在壽光北部沿海地帶，結合治理低窪地帶的鹽鹼地，曾經進行了系統化的溝渠排水規劃，挖溝取土以增高臺田，極有利於排除漬水能力的提高。
“自1974年始，縣農田建設指揮部制定了農田基本建設的統一標準。規定臺田築高20～30釐米，臺田溝上口為8～10米，溝底寬為2～4米，溝深1.8～2.2米，臺田寬50米，長300米；條田寬50米，長300米，條田溝上口為5～6米，溝底寬1米，溝深1.5～1.8米；並提出了‘溝、渠、林、田、路統一規劃，合理佈局，旱、澇、鹼、潮綜合治理’的方針，對全縣土地統一規劃。”（《壽光縣誌》）
這項工作從1950年代中晚期開始，70年代形成大規模潮流，其後果很有利於漬水排洩，降低澇災的持續時間和損失，但在1986年之後，就完全停止了。
因為減災投入主要依賴活勞動投入，而活勞動投入的先決條件又是集體農業時期的管理結構——農村三級政權對於勞動力的合理調配，結果，集體農業瓦解之後，這個管理結構就難於長期存在而陷入逐步瓦解中。
不過，在三十年的集體農業時期，壽光的水系治理和抗旱除澇條件，得到了顯著改變，從地圖上看，變化之大，很有點“誓把山河重安排”的感覺。
世道第二變：很難籌集減災投入的個體農業
大體而言，對減災工程的密集投入，主要發生在集體農業時期，等到1980年代分田到戶之後，農村曾經能夠有效動員剩餘勞動力的管理結構，逐步趨於衰敗。1988年是最後一次培修彌河大堤，差不多的時期還搞過一次排鹼工程，這是因為當時老的管理結構依然還發揮作用的“慣性作用期”之內，此後就不再有投入減災工程的安排了。
應付自然災害，需要投入相應的工程措施，沒有這樣的工程措施就很難控制洪水和及時排除漬水。在一定程度上，減災能力與工程措施的投入之間互為因果關係。哪怕是減災工程已經完成，由於排水工程多為土渠土溝，會年年月月發生淤積，這就需要組織人力進行週期性的再投入，去加以維護，否則其排洪能力會跟著淤積狀況發展而逐年下降。
恰好，在集體農業解體之後，減災投入的合適管理結構瓦解，而原有的工程措施就陷入逐年退化，四十多年來減災工程方面“欠賬”過多，使得減災能力不足以應付本次規模的洪災，因此，超標洪水帶來災害就有了必然性。與此同時，單位面積上的人口和財富密度又大幅度增加了，使得同等災情條件下的災害損失數字，也大大增加了。
拿本次災情最集中的壽光來說，地形是接近河道入海口的平原地帶，河道洪水宣洩能力遠小於過洪量，導致河堤漫水致災，這是成災原因。同時，河堤漫水結束之後，各地漬水排洩能力不足，至今依然有村莊被漬水淹沒，這又成為災情持續與擴大的因素。
較不為人們注意的災情擴大的潛在因素，是分田到戶之後個體農民合作自救能力過低，有限的救災設施和能力未能集中合理運用，以至於未能避免損失擴大。
壽光作為全國最著名的蔬菜種植基地，有近60萬畝大棚蔬菜，這在全國農村中間帶來顯著的不同，絕大多數青壯年勞動力均在村裡從事蔬菜種植業。如果不是集體農業時期的管理結構瓦解得相當徹底，有那麼多勞動力在家，如果能夠結合強有力的領導起作用，團結起來進行自救努力，保住大棚肯定比較困難，但應該有些村莊能夠保住，不被水淹。
對照毛時代基層組織完善時期的成功案例，可以看到管理結構缺失帶來的災害放大作用。據五公大隊村史記載，1963年海河流域特大暴雨期間，河北饒陽縣五公村的社員，在幹部帶領之下，不僅保住了村子，還奇蹟般地保住了3000多畝莊稼：
“一九六三年，五公大隊遭到了澇災，滂沱大雨直洩而下，一連下了七天七夜，降雨量遠遠超過了正常年份全年的降雨量，雨大水猛，再加上滹沱河上游洪水爆發，洪水雨水匯流成河，吞沒了眼看要上場的三千多畝莊稼。在這嚴重的自然災害面前，五公人民沒有垂頭喪氣，在黨支部的領導下，他們和洪水展開了英勇的搏鬥，保住了全村集體和社員的財產及生命安全。”
在自救行動能力超強的情況下，自信就有了依據，“上級給五公撥來了一筆數目不小的救濟款和救災物資，……他們又一次謝絕了國家的撥款，並滿懷激情地提出‘生產自救，節約度荒，同舟共濟，支援兄弟隊’的口號。他們白天冒烈日，晚上披星星，排出了地裡的積水，扶起了衝倒的莊稼，修好了衝平的田埂，並通過加強災後的作物管理，使糧食畝產達到四百一十斤。在這大災之年，五公大隊不僅保證了社員的口糧和種子、飼料，而且還主動完成了全年八萬五千斤糧食的徵購任務。此外，還拿出五萬斤蔬菜、三萬五千斤糧食、上萬斤飼草，支援了重災的兄弟隊。”這當然是那種高超自救能力的一曲頌歌，也是對照自救能力為零的合適參照。
從本次壽光災情發展狀況看，農民群眾在分田之後缺乏集體協同能力，不僅導致減災工程投入的終止，也導致搶險救災能力和自救意願的極度下滑。有限的救災設施不能夠集中有效地運用，結果救災效果奇差，有些有條件保住的村子，因為缺乏團結自救的努力，最後還是被淹了。
本次災情最重的口子村和南宅科村，沒有保住大棚是可以理解的，這是超過村莊自救能力的過高目標，但是，還有部分村子是有條件通過自救而保住的。但沒有人為此發起過集體努力，試圖去保住村莊，這說明集體農業瓦解之後，人們要進行集體努力的能力，跟隨管理結構的瓦解而近乎下降為零了。
在有預警時間的情況下，基層管理結構因其極度衰落，缺乏組織自救的執行力，只履行了一個通知人們及時轉移的最低職能。
人心第一變：自主救災能力下降之後的“等靠要”心理
人們看世界的自信和理性態度，往往與自己手邊掌控的投入與產出的相互匹配關係緊密相關。一個目標或者產出，所需要的投入數量，遠大於自己能夠控制或者可及的數目，那麼，自己行動起來達成目標的意願就會相應地低落，對外部轉嫁成本和風險的意願就會高漲。
1949年之後，人們對歷史災害的記憶激發了較高的減災投入意願，這是有效的管理結構之外的重要驅動力量。自1974年之後，四十多年來太平無事，僥倖心理就日漸累積下來了。分田之後原有的管理結構瓦解，這固然制約了減災投入能力，但是，太平無事的歷史記憶，會促進風險防範意識下降，甚至對減災投入的支付意願也肯定會相應地下降，僥倖心理會相應地上升。
僥倖心理的上升，會帶來對減災成本支付的拒絕，會不自覺地促成關於減災投入和成本分配的模糊認識，會自動地催生各種“搭便車心理”——期待減災成本由某個外部主體承擔，潛意識地認定減災成本與自己無關了。
正是因為這種普遍心理，才會有一個水庫防洪庫容排程是否合理的疑問，以及洪災是否人為的失誤造成的。“追查外部責任人”與“自我責任為零”的扭曲想象互為表裡，由此進一步產生了區域性利益是否妨礙公共利益的質疑。當然，水利改革的市場化方向選擇——這是肯定區域性利益優先的思路，也應該時刻擔當這樣的合理質疑。
從邏輯上說，如果可以證明某個人或者特殊主體應為洪災單獨負責，那麼，自己之於洪災的共同責任就被“摘掉了”，這種認識中間潛在地推薦了一種“減災成本別人負擔”的成本分配觀念。
應該說，僥倖心理的作用是普遍的，不僅民眾如此，水利管理機構亦然。作者曾在十年前實地看過青州境內的彌河河道，河道不僅主泓散亂，河床隨處坑坑窪窪，明顯是長期失修的結果。因為河道來水不足，就無法通過徑流沖刷自動維護河道平衡，又未曾得人工的合理修復，各種偶然的破壞因素留下的印記，都在降低河道行洪能力。
也就是說，河道自己不行了，人們也不覺得需要去幫一把，這種情況由來已久了。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水庫防洪排程如果沒有達到最優，並不奇怪。
在某種程度上，自己可及的投入不足，就看不清產出或者目標如何達成的有效路徑了，由此，就開始潛意識地減少自身的責任並且不願意承擔減災成本了，就有了搭便車的心理，這種心理多了，就會潛意識地催生各種對“神仙流”的想象——某個單獨主體足以控制一切。正是因為如此，在壽光洪災中間，很少人追問如何才能夠實現有效減災，歷史上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又有些什麼。
人心第二變：各路操作壽光洪災題材的力量
民眾的“等靠要”心理上升，會過度追究官方和其他強大主體的責任，各種想象會因此產生並的得到快速傳播，結果，這肯定會遭遇到另外一波“人心不古”的情況，形成極其有趣而鮮明的對照。
政府、資本和其他基於利潤追求的事業，比普通民眾更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這些聲音除了網路傳播渠道之外，還能夠佔據主流媒體的空間。結果，就有人在網上抱怨，說官方宣傳總是“把禍事當做喜事說”，目的當然是為了突出領導有方、政績卓然，結果，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的工作，就沒有人願意去做了。
作為全國最著名的蔬菜種植基地，壽光大棚數量超過16萬個，是典型的資本農業的“高投入”狀況，因此，才使得災情帶來的損失極為嚴重，尤其是對個體農民家庭打擊特別大。農民的憂患和損失，結果有催生了另外一撥人出來表演了，有人趁機想要向農民“賣保險”，就趁機發聲說農業保險如何如何重要，現在災情損失和災後困難，都是因為農民不重視投保的緣故。
在資訊傳播中間，如果知識與資本利潤緊密關聯起來之後，就發生這種資訊傳播上的重大扭曲，遮蔽真正有效的“保險費支付”模式——對減災工程的投入，欺騙性地確立農民對於保險業的信賴，目的當然是為了把農民及其生產條件，納入保險業的經營和利潤創造鏈條，提高農民參保繳費的意願。
應該說，把洪災損失與農民參保意願低落聯絡起來，這是把農民“往溝裡帶”的宣傳。保險業基於“大數規則”而成立，像水災這種“一淹一大片”的災害，不符合大數規則之下的險情機率發生機制，不屬於保險業的常規經營範圍。而且，保險賠款只是一種事後的貨幣補償，與災後救濟所要求生產和生存物資需要，並不能夠完全吻合。所以，水災無論是從險情發生狀況，還是從災後補償要求來說，都不是保險事業能夠涵蓋的。
壽光的農民正在悲傷自己的損失，北京控制蔬菜渠道的資本，則認為出現了一個超好題材，是一個難得的發財機會，他們可以藉機炒作一把，據網路資訊有人想要藉此把某些蔬菜批發價格提升百分之四百，這就成了一種特殊的“人禍”傳遞機制了。
從蔬菜市場供需狀況看，不要說壽光這個災情，哪怕是災情擴大十倍，依然不會改變蔬菜市場上“供大於求”的事實。依據第三次農業普查資料，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全國大棚種植面積高達98.1萬公頃（其中東部477.4、中部18.6、西部21.5萬公頃），此外還有溫室33.4萬公頃。壽光大棚蔬菜種植面積確實佔據重要地位，“全市蔬菜生產基地發展到60萬畝”，但僅佔全國總面積3%左右。由於該行業早已經供過於求，且嚴重過剩到超出市場容量一倍以上，所以，從真實的供求關係來說，損失一半的蔬菜供應，還不足以真正撼動供需平衡關係。
在嚴重供過於求的中國蔬菜市場上，資本還常常能夠表現出自己的能耐和追求，全國人民對此早就不陌生了。從前些年“蒜你狠”“豆你玩”“姜你軍”等各種資本主持的成功價格操控事件，早就窺見其本質。雖然這次洪災並沒有真個改變蔬菜的供求關係，但是，掌控蔬菜批發渠道的資本力量卻足以控場，相應地，基於洪災題材的炒作和提價早已經開始了，而城市居民的買菜價格上升看來也在所難免了。
一個小結：理性的相互反對，抵消狀況如何終結？
經粗略對照之後，不難發現，普通民眾由於合適的管理結構瓦解，組織自救能力下降，也會漠視減災成本的合理支付要求，迫切希望對外“轉嫁成本”，這也符合理性選擇的要求——自己揹負不起來的高成本，肯定要想著轉嫁給揹負能力強的人。網路傳言中間，各種普通民眾發言和質疑，無不體現這個搭便車心理。
同時，強勢群體在壽光洪災期間，其主要追求是藉機“創造收益”，不管地方政府宣傳中間“把禍事當做喜事說”，還是突出農業保險的重要性，都是為了創造新的收益。而蔬菜批發資本依仗壟斷渠道供應的強勢地位，則選擇藉機漲價。從政府到資本的努力也都體現了充分的搭便車心理，但他們的強勢地位，使得他們可以藉機拓展出新的收益空間。
看起來，還是羅伯特·西蒙的看法比較準確，組織能力除了對於人力物力資源的集中規劃使用之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在於：可以把個體理性提高到組織理性，更切近於客觀理性。但組織理性達成本身是有條件的，需要相應的管理結構去提升人們的行為能力，更高的行為能力還能夠支援更高的理性思考，在可及的投入數量足以支援產出目標時期，客觀理性最容易達到。所以，追求政府與民眾的合作與協調，僅僅依靠說教其作用是有限的，這迫切需要在組織理性方面，構建更多的實質性溝通和相互提升。
我們目前看到的，是一種區域性理性的相互抵消和反對狀況，是民眾的搭便車心理，反對政府的搭便車心理，前者想要據以轉嫁成本，後者想要藉機創造收益。很可能的一種後果是：雙方都無法實現自己的指望，而且雙方能夠實現指望的程度，由於其相互抵消，都會小於實際所許可的潛力。
參考文獻：
[1] 山東省政府：超強降雨是洪災主因，濰坊市水庫排程符合規定， 網址：https://www.guancha.cn/society/2018_08_29_470160.shtml
[2] 《山東水利志》，網址：http://lib.sdsqw.cn/bin/mse.exe?seachword=&K=b7&A=1&rec=289&run=13
[3] 《濰坊市志》，網址：http://lib.sdsqw.cn/bin/mse.exe?seachword=&K=b7&A=1&rec=132&run=13
[4] 《壽光縣誌》，網址：http://lib.sdsqw.cn/bin/mse.exe?seachword=&K=c7&A=10&run=12#0
[5] 南開大學歷史系五公大隊村史編寫組《五公人民的戰鬥歷程》中華書局1978年，第115-116頁
[6] 《北京部分蔬菜批發價漲400% 新發地換產區補貨供應》，網址：http://www.sohu.com/a/250244801_384516
[7] 國家統計局：《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資料公報（第二號）》，網址： 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ypcgb/qgnypcgb/201712/t20171215_15635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