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來自微信「人間theLivings」：大學學生會，是我待過最黑暗的組織丨看客
至少不亞於女生宿舍吧。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幾乎每個大學校園，都流傳起關於學生會“權貴”的傳說。
學生會，這個本意是為學生服務的組織，幾乎成了大學校園裡最矛盾的存在，既承載著對優秀和成功的想象，又揹負著世故和官僚的罵名。
過去四年中，攝影師楊文彬記錄了他在學生會所見到的“社會”的樣子。在他的鏡頭下，年輕人就像玩了一場扮演遊戲，模仿著想象中大人的行事規則。
學生會真的有那麼黑暗嗎？為了一探究竟，我們採訪了幾所高校的學生會成員，試圖理解官僚風氣背後，那些年輕的掙扎。
一 新手幹事攻略
“今後一切要服從師哥師姐的命令，如果不服從，現在就請出去。”
北京一所著名高校的“訓新”活動現場，楊文彬坐在臺下，看著講臺上的學長像教導主任一樣宣佈了部門的等級規則。
在一些學生會部門，這樣的前後輩關係，成了新幹事的第一課。
同校的宇翔加入媒體部的時候，也對此深有體會。當他經過三輪筆試面試終於加入組織，一種神聖的感覺油然而生。
但是剛一加入，宇翔就被前輩嚴肅地教育了：稱呼前輩不能叫“師哥師姐”，而是要叫“哥、姐”。這令他本能地感到不適，“這也太世俗、太社會了”。
後來叫得多了，宇翔也就慢慢習慣了。
在這個由行政權力支撐的龐大組織里，學稱呼只是個開始。
北京一所211高校的新幹事小李，在高中直系師兄師姐的調教下，很快摸索出了一套“生存智慧”。
比如，見到認識的哥姐要主動問好；微信群裡上級發完通知，要馬上回復“收到”；部門釋出新活動，要第一時間轉發到自己朋友圈；如果有事想找指導老師商量，應該先通過上一級幹部，而不是越級彙報......
對初出茅廬的小李來說，挑戰最大的還要數大型活動後的聚餐。當進入包廂，所有人按照官階依次坐下，觥籌交錯之間，他只覺得穿越到了某個低成本的宮廷戲。
雖然私下也會跟室友吐槽，但他總是這樣說服自己：“反正提前適應社會也沒壞處。”
並非所有人都能適應這些規則。一帆與上級的衝突，就是從幾條朋友圈開始的。
彼時的他仍是技術部的新晉骨幹，前輩有意讓他負責帶新人。但是師弟師妹加入後，上級要求他刪掉那些有個性的朋友圈。因為在他們的劇本里，一帆應該唱黑臉，不能讓新人看到不嚴肅的一面。
這種失去自我的設定讓一帆翻了臉。
代價是，從此他被貼上“不成熟，死腦筋，沒有大局觀”的標籤，最終退居二線，只負責技術活兒。
面對制度化的規訓和繁雜的任務，一些幹事選擇在一兩個月後默默淡出，而選擇留下的年輕人，則依然在努力為自己的忙碌賦予意義。
在北京某高校外聯部幹事蕊蕊看來，讓她堅持下去的是“一種特別傻的使命感”。
今年，她在一場明星出席的頒獎晚會上負責對接嘉賓。完成任務後，由於人手不夠，晚會才剛開始，部長就把她派到門口給嘉賓交停車費，直到活動結束。
“交停車費那天特別熱，我站在那裡，最後保安也不忍心，把他的門開啟給我吹那麼一點空調的涼風。”
中間有一個嘉賓看到我幫她交停車費，就說‘怎麼能讓你一個小姑娘來幫我交費呢。’我聽到這句話，眼淚都在打轉了。”
由於冗長的報銷流程再加上部長換屆，就連停車費的錢，也是蕊蕊自己付的。
但她依然找到了不後悔的理由：“我不希望某個明星以後提到我們學校的時候，說我們連停車費都安排不好。”
對於更多人來說，談使命感顯得過於虛無縹緲。
在武漢上學的陳然看來，當初跟著室友一起報名，無非是覺得“找點事幹總比回宿舍刷手機好。”
在女生部的一年裡，她已經被訓練成了一名熟練的場務，常常穿著高跟鞋，身著商務正裝，在大大小小的會議上儀態端正地站在一旁，並在老師需要離場時，恰到好處地幫其敞開大門。
雖然常常站在角落，不過陳然也有屬於她的舞臺時刻，那就是每次辦完活動上臺大合照的時候。
當所有成員擺出最燦爛的表情，在舞臺燈光下喊出“一、二、三，牛逼！”那感覺就像人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可以預期的是，這張合影馬上就會被配上各種驕傲的文字，佔領當夜的朋友圈。
這樣的集體印記給了陳然安全感，讓她覺得雖然做的都是微小的工作，但大學生活並沒有被虛擲。
不過等到第二天，合影已經再也沒人點贊，這點滿足也就煙消雲散了。
二 “我被這個組織同化了”
熬過大一的幹事生涯，新人就迎來了大二大三的分水嶺。
在一些資源密集的高校，每到學生會換屆的季節，學校周邊的餐廳和KTV就會生意暴漲，其中很多是學生幹部在請客拉票。據湖南某理工科大學的研究生院副院長觀察，“沒點經濟實力，還真不一定上得去。”
等換屆之後，多數人都會離開，只有少數人從“苦命媳婦熬成婆”，躋身了所謂的“權貴”階層。
曾任部長的秦駿深諳“權貴”的誘惑。在他所在的技術部，幹部行使的權力其實微乎其微，也許是和一個校領導見面的機會，也許是得到活動門票的便利，也許是罵幹事的權力。可就是在這樣微型的權力遊戲中，他體會到了慢慢被侵蝕的滋味。
他還記得剛加入的時候，第一反應是覺得傻逼：憑什麼你比我大一屆，我就得聽你的？誰還不是穿著大褲衩在宿舍打遊戲的小屁孩？
但是，當晉升成為部長，他發現所有的規則好像都有了意義：
“我開始想把這樣的尊卑等級加倍返還給下面的人。”
對秦駿來說，手下聽話的小孩兒成了滿足感的直接來源。
不管想做什麼，都可以交給幹事去做，甚至打聲招呼，就可以讓他們幫別的部長寫論文，來換取部門合作的便利。
至於心情不爽的時候，想罵誰也就罵了。下次見面的時候，大家還是爭著問“哥好”。
等到從學生會退休那天，秦駿才體會到了離開權力中心後的迷茫和空虛。
他當初叱吒風雲的時候，手機上頻繁亮起的資訊，讓人有種“日理萬機”的不可或缺感。可退休之後，手機忽然不再響起來。
“我反而覺得很孤獨。”
談到自己當時對權力的渴望，秦駿的語氣變得沉重：“權力是有癮的，不管多少權力都是一樣。”
學生代表大會上的學院代表席。
比起秦駿，段菲對學生會的執念可能更深。高中曾擔任社聯部長的她，從進入大學的第一天起，就已經規劃好了路徑 —— 加入院學生會，當上學生會主席，然後順利保研。
於是她在大一時，就成為了院會行政部的一名幹事。
這顯然不是最有趣的部門，工作異常瑣碎。不過段菲知道，這裡跟老師打交道多，所以最容易出主席。為了能在工作中脫穎而出，她甚至課餘時間也幾乎都泡在學校，以便讓老師隨傳隨到。
在她心裡，為學生組織和老師工作就是一種願打願挨的利益交換 —— 用時間和精力換取機會和榮耀。
大三成功競選主席那天，她幾乎得到了大學想要的一切。
心態的變化也就是那時候開始的。
在一次迎新晚會上，主持人師妹退場時走錯了路線，結果段菲勃然大怒，大罵了師妹一通。
回憶起這件事的時候，段菲覺得自己當時特別面目猙獰：“反正覺得，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人人都應該聽我的。”
最終，段菲等到了作為學生會主席保研的那天。
但令她困惑不解的是，實現了一切目標後，空虛感反而降臨，令她覺得一切都沒有意義。
生活的最終崩塌，來自一個意料之外的細節。
大四從學生會退休以後，段菲發現，共事三年的直系老師，悄悄刪掉了她的微信。
那一刻，她感覺自己被利用了。
巨大的失落感甚至引發了抑鬱傾向。於是在畢業前的最後一刻，段菲放棄了保研資格，轉而去外面的世界探索新的可能性。
三 社會里的大學
如今，段菲創業開了自己的工作室，談起當年乾的傻事，她說仍然不後悔加入學生會的選擇。
但是對於現在的她來說，學校已經不再能提供人生重大問題的答案了。不管院會主席的光環再耀眼，都無法掩蓋她作為一個普通個體在此間的掙扎與幻滅。
不過在龐大的學生組織面前，一個人的幻滅也許顯得有些微不足道。當舊的主席謝幕，還會有新的幹事湧入，新的主席誕生，學生會也會開始新一年的輪迴。
在這個流動的舞臺上，要說唯一暫時不變的，是指導老師的角色。
提起自己的指導老師，秦駿變得格外尖銳。他還記得每場活動的尾聲，導演組的學生都要上臺進行感謝。第一句話必然是感謝指導老師。大家齊喊老師牛逼後，才是喊各個部門的口號。
那時候，如果自己部門的口號喊得最響，秦駿會感到格外的滿足。
不過回過頭他才發現，沉浸於這種虛幻滿足的不只是學生幹部，連指導老師也不能免俗：
“當一個40歲的中年人，在體制內沒有爬到特別高的位置，然後每場節目結束的時候，各部門站在臺上說出那句‘感謝某某老師’，他已經很有成就感了。
唯一不同的是，他這個部長只得意一年就會離開。可指導老師，每一年都會迎來新鮮的年輕臉孔，沉醉於既重複又嶄新的幻覺，也就徹底失去了反思的能力。
廣東某高校的畢業生南辰也覺得，學生會的風氣很大程度上要看老師的風格。他就曾聽人抱怨，某次學生接待嘉賓出了點岔子，沒想到指導老師公然發怒說：“你們不能在領導面前讓我這樣丟臉。”
不過他覺得自己很幸運，因為直系的指導老師不僅不會擺架子，還告誡大家不要沾染官僚氣。
針對近期母校因為學生會檔案爆出的刷屏事件，他有點不忿，覺得自己奮鬥過的組織被“一刀切”了。
在學理工科的他看來，學生會里的差異程度不亞於地球表面 —— 一開始在太空裡，看到地球會覺得很漂亮。等到降落以後，才發現有山川、有河流、有不同的文化。
至於不同的風景到底是誰決定的呢？他給出了自己的思考：
“當外面的吃瓜群眾激烈地批判一個學校的風氣的時候，我覺得更深層次的原因，還是在社會里面吧。”
觀看《大學社會》展覽，展期至9月24日。
參考資料
[1] 《高校學生會之三大怪象：學生幹部成了“官”？》，光明日報
[2] 《學生官場無處話淒涼》，蔣方舟
[3] 《高校學生會官僚化 學生幹部獲保研成潛規則》，李瑾，工人日報
[4]《抱大腿、混圈子、打招呼......學生怎麼也搞官場陋習這一套？》，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