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來自「修和書院」，作者「劉瑜」：控制思想的第一步，從語言開始
“今天，我們要學習的新詞包括大海、高速公路、遠足旅行……大海是一種皮質沙發，當你累了，你可以說，我要坐在大海上休息。高速公路是一陣強烈的風。遠足旅行則是一種堅硬的材料……”
這是電影《狗牙》的開場白，《狗牙》是2009年的一部希臘電影。這個電影說的可不是現代詩歌的創作，它講的是一個奇特的封閉家庭，但這個家庭有著極權主義的全部秘密。
父母用高牆把房子給圍了起來。他們反覆告訴三個已近成年的孩子，高牆外面的世界兇險殘暴，只有高牆裡才安全幸福。他們還告訴孩子，只有開車才能出門，而要學習開車，必須等到他們的“狗牙”掉落。他們家沒有網路報紙，沒有電視廣播，沒有任何關於外界的資訊。孩子們在安靜的房子裡日復一日地玩著單調的遊戲，當一隻野貓闖入庭院，兒子毫不猶豫地殺死了這個不速之客，父親誇他幹得漂亮：“貓，是一種及其殘忍的動物，專門以吃人為生。”
在這個父親的治理術中，有暴力——孩子們經常捱打捱罵；有洗腦——錄音機播放的永遠是“愛家主義”宣傳；有賄賂——父親給孩子們買好吃好玩的，甚至定期給兒子送來性夥伴預防他逃跑……
總之，父親實施的是“教科書式”的極權統治。在這個統治模式裡，一個核心要素就是對語言的改造。
大海是多麼危險的事物。它蔚藍，遼闊，深不可測，喚起孩子們的憧憬，簡直是亞當夏娃面前的那隻蘋果。而沙發多麼安全舒適，它上面只能坐著昏昏沉沉的屁股。於是大海被定義成皮質沙發。當所有深不可測的都被定義成安全舒適的，神奇的都被定義成平淡的，飛馳的被定義成呆滯的，孩子們眼中的世界就成了一個“脫敏”的世界。兒子從妓女那聽說一個新詞“鬼”，他問“什麼是鬼”，媽媽面無表情地說，鬼是一種很小的黃色的花。
一切專制者都試圖控制人的思想，但警察無法進駐人的大腦，於是只能控制思想的表達。語言因此必須被消毒，被馴化。一些詞被妖魔化，另一些詞被紮上蝴蝶結，一些詞被灌入硫酸，另一些詞則被噴上了香水。
多年的教育之後，一提起“農民起義”，我就想起了“可歌可泣”，一說到“地主”，我就想到了“剝削”，一說到“國民黨”，就想起“三座大山”……
成年以後我知道歷史並非如此非黑即白，但這些被“加工”過的詞彙在意識深處留下的情緒反射卻經久不去。以條件反射代替思考，使每一個詞語在展開其內容之前 散發出某種“氣味”，正是此類教育的成功之處。
重新定義詞語只是閹割語言的一種方式，另一種方式則直接取消某些詞彙的存在。《1984》裡，大洋國發明瞭一種新的語言，叫做“新話”。賽麥是大洋國的字典編輯，他興奮地告訴主角溫斯頓，新話是世界上唯一詞彙量在逐年縮小的語言。“你難道不明白，新話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縮小思想的範圍?最後我們要使得大家在實際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為將來不可能有任何語言來表達這些思想。”
讓反動思想不可能找到詞語來表達，這可真是一個控制思想的絕招，幾乎相當於想吃椰子就是找不到砍刀，想燒水就是找不到容器。你想說“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有鎖鏈”?對不起，世上並沒有“鎖鏈”這個字眼。“失去的只有枷鎖”?對不起，世上也沒有“枷鎖”這個詞。鐐銬?查無此詞。繩索?查無此詞。緊箍咒?這是什麼東西?……好吧，讓你鬧革命，無產階級失去的全都是麵包。
當然，不斷增加敏感詞的代價就是語言變得越來越貧乏。極端的例子就是文革大字報體，全都是“打倒”、“萬歲”、“毒草”、“怒火”這樣乾癟的詞彙，漢語從一個水美草豐的田野變成不毛之地。
郭沫若給江青寫道：“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甚至老舍也寫過 “萬歲萬歲萬萬歲”。
即使是極權的反抗者，也找不到自己的語言——他只能借用當權者的語言。遇羅克的《出身論》說的是人人平等的道理，字裡行間卻充滿“捍衛毛主席路線”這樣的字眼。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主張直接民主，但文中處處是“奪取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類的八股。他們想端出一碗熱氣騰騰的米飯，但是他們能找到的“米”只是最猙獰的詞句。
思想的鉗制造就語言的饑荒，但語言的饑荒也惡化思想的貧困。一個政權的專制程度，總是和它的詞語豐富程度成反比。
《狗牙》裡，馴狗師說：“狗可以象泥土一樣被塑造”。這樣的隱喻真叫人驚恐，但果真如此嗎?秋菊不懂得“人權”這個概念，但是她知道要個“說法”。普通人鮮有使用“民主”這個字眼，但是懂得“商量”之精神。
真實的情感總要找到它的語言出口，就象有翅膀的東西總想張開它的翅膀。
《狗牙》的結尾，大女兒砸掉自己的牙齒，藏在車的後備箱裡逃了出來。有一天，她將穿過高速公路去遠足旅行，看到一望無際的大海。那時候，父親再也不能向她隱瞞這個世界有多麼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