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政見CNPolitics」真人秀節目如何與廣電總局鬥智鬥勇 | 政見CNPolitics
作者：聶可
如果你關注近年來的中國電視綜藝，戶外真人秀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自《奔跑吧，兄弟》《極限挑戰》等從國外引進的真人秀本土化成功，各大電視臺爭相引進和製作類似的節目以搶佔市場，這塊越來越大的蛋糕逐漸引起了廣電總局的注意。自2016年起，廣電總局頻頻出拳，從引進、製作、播出等多方面對真人秀節目進行干預：限制引進外國真人秀節目版權、限制未成年人參加綜藝、限制播出檔期和復播次數、規範節目內容和題材、要求傳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諸如此類，應接不暇。
這些政策無疑極大地改變了節目內容和觀看體驗。2018年上半年，《奔跑吧》第二季（即《奔跑吧，兄弟》第六季）和《極限挑戰》第四季相繼播出。由於此前廣電總局要求綜藝節目中必須要有足夠的“素人”（即非明星）鏡頭，兩個節目的競爭在某種程度上轉化為了“誰能更好融合素人和明星”這一課題。收視率本就落後的《極限挑戰》對素人鏡頭的安排引來頗多不滿，在這一季中顯得步履維艱，使得不少觀眾感嘆“一紙禁令就能毀了一臺節目”。
廣電總局的禁令真的有如此大的能量嗎？在政策面前，電視節目製作方究竟有沒有斡旋的餘地？兩位學者Zeng和Sparks最近在學術期刊《Media, Culture & Society》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他們的回答是：有。經過對《奔跑吧，兄弟》節目製作的參與式觀察，兩位學者認為，廣電總局雖然影響很大，但並不能完全決定節目的內容，製作方仍有空間來主導內容生產，並在必要的時候和政策制定者斡旋。
兩位學者首先指出，雖然中國的電視臺由黨統一領導，主要承擔意識形態宣傳的功能，但隨著經濟轉型和消費結構的改變，也開始有了越來越重的盈利壓力。在一些地區（例如湖南省），廣電系統已成為了全省經濟結構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
但意識形態宣傳和收視率之間往往會產生張力。對於廣電總局來說，基本的原則是要“講政治”，但他們並不是要通盤抹殺節目的娛樂性，而只是在“他們認為必要的情況下”平衡娛樂和宣傳之間的分量；而對於節目製作方來說，他們的終極目標是高收視率，但從實際操作上來講，他們需要保證節目至少能夠播出。因此，在不觸碰政治紅線的前提下，審查機構和製作方可謂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兩位學者以《奔跑吧，兄弟》為例來說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是如何實現的。
首先，從內容上，製作方會根據廣電總局的審查習慣來制定節目內容的生產策略。
例如，一般廣電總局只會審查一季節目中的第一集，因此製作方會小心地設計第一集的內容以通過審查，而在之後的節目中放寬自我審查的程度。
一些無關大局的審查要求會很快得到落實。例如，范冰冰作為嘉賓參加了《奔跑吧，兄弟》第二季的第一集。在節目送審的原始版本里，有不少范冰冰在參加“坐瓢”的遊戲環節時，鏡頭對她臀部的特寫，這引起了廣電總局審查人員的不滿。製作方直接重新剪輯或者刪除了關於臀部的特寫鏡頭——因為那並不影響節目的情節發展。其他關鍵的鏡頭語言和剪輯方式則保持了原樣。
然而，有些時候，節目的關鍵內容也會受到挑戰。《奔跑吧，兄弟》第二季第五集，製作方的原計劃是移植韓國原版裡一個關於鬼魂的故事。這個想法當然遭到了廣電總局的批評：電視節目裡不可以宣揚妖魔鬼怪。製作方的思路也很明確：把這個故事改寫成為一個“穿越”故事，繞過了廣電總局的禁區。這個策略其實並不陌生——近年來大量湧現出的穿越劇，便是對廣電總局“禁鬼令”的一個回應。
其次，正是因為節目巨大的影響力，尤其是給地方帶來的經濟和文化效益，《奔跑吧》這樣的大型節目也擁有和地方政府甚至廣電總局談判的資本。
在節目的攝製過程中，地方政府一般會配合協調大量資源以供攝影使用，甚至會在公共安全方面做出妥協。在范冰冰參加的那期節目中，有近五萬人湧進成都國際金融廣場附近，只為一睹明星風采，給當地治安帶來極大壓力，警方要求製作方立即停止攝影。然而，如果製作方服從警方的命令，節目將無法完成——因為范冰冰第二天就要離開成都，而製作方無法再在短時間內找到更合適的場地。為此，製作方直接找到了當地政府官員，想辦法說服了當地政府幫助協調警力繼續保證了節目拍攝。
而廣電總局也會考慮到節目的影響力，在一定程度上容忍節目的自主性。一位製作團隊的成員在接受學者訪問時指出，廣電總局並不完全是鐵板一塊，具體的審查在不觸及政治紅線的情況下是可以商量的。廣電總局並不總是頒佈“禁令”，他們往往會給出“意見”；而製作方也並不總是聽從總局的意見，他們會給出自己的“建議”。廣電總局有時候也會採納這些“建議”。
根據這些觀察，兩位學者認為，廣電總局和製作方的關係並不是命令和服從的關係，而更像是“父子”關係：總體上說，“父親”擁有權威，但並不總是濫用權威，而且有商量的餘地；“孩子”有一定程度上行動的自由，有時候也會不聽管教，但不能挑戰“父親”的底線。因此，他們認為，這一觀察在某種意義上挑戰了在中國媒體研究中頻繁出現的審查者“霸權”形象，對審查機制的具體運作是一個經驗上的補充和修正。
無疑，這篇文章以一種較為樂觀的態度，在微觀層面上提供了一些證據，說明了媒介管理中被審查者所擁有的空間和甚至權力，讓我們對威權政府媒體管理機制的複雜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兩位作者甚至引用了一家電視臺內部的一句標語，來展現媒介審查中的“持續鬥爭”：“與廣電總局鬥智鬥勇是每個電視人的必修課。”
當然，文章的一些結論仍然值得討論。首先，《奔跑吧，兄弟》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節目，它在收視率方面難逢敵手，而其所在的浙江省，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又有很多優勢。因此，兩位學者在《奔跑吧，兄弟》中觀察到的空間，尤其是製作方手中談判的“籌碼”，是否具有代表性，還需商榷。此外，他們觀察到的空間和“籌碼”，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與審查機制相聯絡的。正如兩位研究者自己所說，《奔跑吧》不僅是一檔娛樂節目，它作為宣傳機器和盈利專案，同時也是許多人的政治籌碼。因此，這一“空間”也並沒有跳脫出政治框架。
更重要的是，兩位學者的觀察，看上去反而印證了審查機構的“霸權”形象：一方面，面對審查機構尤其是上級單位的主動干涉，製作方往往只能做被動調整，其實質仍然是服從；另一方面，為了避免遭到審查，製作方往往會先主動規避風險，這一點在兩位學者的採訪中也頻繁提到。然而，這實質上是一種接受了審查機制後的自我審查，而並不是對審查機制的反抗。一些製作團隊成員認為廣電總局主要是在“管理”而非“審查”，還有一些認為有些審查是“必要的”，認為這是“對社會負責”。而這恰恰體現了意識形態上的連貫性，佐證了“文化霸權”的基本邏輯。
那麼，兩位學者觀察到的“空間”，到底是什麼呢？其實，兩位學者在他們的記錄中實際已經提到了一些重要的原因。比如，有人認為，廣電總局不可能管得那麼細，因為他們沒有辦法管那麼細，這暗示“空間”的出現是因為缺乏足夠多的行政力量。還有人則認為，廣電總局的政策總是非常籠統，審查的物件和規則並不清楚，很大程度上還是由官員來裁量，這意味著空間可以從這些自由裁量中出現，也可能被自由裁量所剝奪。
隨著新的“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的成立，中央三臺合併，廣電系統迎來了一次較大的洗牌，但對於廣電節目內容的審查並未停下腳步。新廣電總局成立後，先後重拳快手、今日頭條、抖音短影片，頒佈青少年節目管理規定等。9月20日，新廣電總局釋出了《境外視聽節目引進、傳播管理規定（徵求意見稿）》，提出了編劇和導演不得同時由境外人員擔任、劇中男女主角不得同時由境外人員擔任、綜藝類節目裡外國主創人員不得超過同類別人數的五分之一等要求。如何一一應付這些要求，只能看節目製作方“各顯神通”了。
本文系網易新聞·網易號“各有態度”特色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