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來自公號「金庸江湖網」
作者：鄒思聰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鄒思聰的新聞筆記
在1962年，創刊不到三年的明報，突然成為香港報刊的一時之選。
在此之前，金庸創辦的明報只是一份小報，從1959年創刊以來，明報一直靠金庸的武俠小說以及獨有的精彩馬經，狗經，明星的軼聞豔史來招徠讀者。
彼時，明報日銷量已上升到22000份，比之於許多小報，成績堪稱優秀。然而，這遠不是金庸的理想。
一年之前，明報已經決定轉型。1961年7月16日，金庸發表社評《本報進行加強國際新聞》，“從明天起，逐步加強國際新聞，嚴格遵守公正無私、不左不右的立場，擁護中國人的利益，香港人的利益。”但1961年的明報，並未正式涉足嚴肅政治和新聞。
直到1962年5月，一江之隔的大陸正遭遇共產主義實驗的慘敗，數千萬平民用生命吞食煉鋼和人民公社的躍進苦果。為了求得生存，廣東的饑民開始逃往香港。
逃往香港，在香港又叫偷渡潮。它特指一種現象——在1950年代至香港主權移交前，大量中國大陸人，冒九死一生的風險，往當時的英屬殖民地香港偷渡。
大陸不幸，禍亦波及香港。然而這樣關乎香港穩定繁榮的大事，香港的大多數媒體並未做好準備。
在普遍左傾的世界思潮衝擊下，香港的很多報紙全線左轉，對於大陸的負面訊息一概沉默，這些報紙“對民主國家的缺失毫不留情，而對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論的名義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寬容。”而許多右派大報也對此反應姍姍。
當然，明報除外。
“金庸出身大公報，自然知道你們對付異己的態度”
金庸並不是一開始就決定報道五月逃港潮的。
按照明報之前的中立立場，如果報道五月難民潮，會有兩層憂慮。作為老闆，金庸首先考慮的是非法入境者問題並不好報道。而更讓他顧慮的，則是可能會引起左派報刊的不滿。
彼時，左傾思潮不僅僅存在於大陸。共產主義吸引著全世界的知識分子，相反，資本主義正陷入政治和道德的危機。
香港亦是如此。中共建國之後，大公報從張季鸞時代的“不黨、不私、不賣、不盲”的客觀立場急遽左轉，成為香港最大的左派報紙之一。除此之外，還有文匯報、新晚報、晶報、香港商報等四家左派報刊。
金庸本出身於大公報和新晚報，也在此寫作武俠成名，在大公報左轉之後，忍受不了而離開。他深知左派報紙打擊異己的方式。金庸後來寫道，“金庸出身於大公報，自然深知你們對付異己的態度。我們決定刊登五月人潮的訊息，金庸內心難道不怕麼？難道不想到自己安危和妻子兒女麼？”
然而，從1962年4月起，明報的記者都開始抱怨，因為他們所寫的難民訊息一律都沒有見報。記者們去邊境採訪之後，個個回來都異常沉重。記者們對報社的不作為不滿，紛紛質疑自己的老闆，“這樣的大訊息也不登？”
港聞版編輯韓中旋、王陵在此時也站在了記者的一邊，一直向金庸爭取發稿，“採訪歸來的記者蓬頭垢面，滿臉淚水”，向他們哭訴，抱怨。而出於對左派的顧慮，金庸仍然沒有答應。
直到手下大將採訪部主任雷煒坡和記者陳非以辭職相逼，他們力爭，即便明報不刊登，左派報紙不刊登，香港其他非左派報紙，成報、星島日報、華僑日報也會刊登。況且，整個香港都被難民潮所牽動——港府對於如何安置聚集在梧桐山的難民一籌莫展，香港居民也憂心忡忡……這個老闆終於被說服。
在後來與《大公報》的論戰中，金庸解釋，“我們不能視若無睹，只好刊登一些。但再過幾天，明報的採訪課整個沸騰了。記者們從邊境帶回來的眼淚，灑在編輯部的桌子上和地板上，他們激動地表情和心酸的言語，使每個人的良心不能平靜。”
終於，明報開始大量刊登獨家新聞。這個被逼無奈的決定，將成為左派報紙圍攻明報的把柄。在未來，明報不得不面臨一場戰爭，而金庸甚至會遭遇死亡的威脅。
但現在，明報忽得大名，紙貴洛陽。
“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從5月8日開始，明報開始零星的試探著報道難民潮。而5月11日起，下定決心的金庸幾乎派出所有記者——到沙頭角、粉嶺、元朗、羅湖等移民聚集的地方一線採訪。
5月11日的明報頭條並非難民新聞，而是本港新聞，“昨晚九龍荔枝角道停電帶來一場大火”，“少女跳海”，“少婦割頸自殺，下體亦有血流”……看上去，一切都和那份格調不高的小報無甚差別，但潛藏的暗流，在翌日徹底湧現。
5月12日，明報以《大陸人民波浪式湧入香港，邊境軍警搜捕亦疲於奔命》的大橫幅頭版報道逃港潮。在頭條下方，又有記者撰寫的《偷渡者皆具無比決心》來描述難民們不顧一切的逃港，報道稱，“許多人已偷渡六七次，他們獲中共批准出境米證即取消。後退無路，唯一辦法就是闖入香港”。“人浪向香港衝來，廿四小時內不停，當局已感到棘手……他們不心灰，又做第二次偷渡，或第三次，四次……直到成功為止”。
到5月13日，明報發表頭條《官方公佈偷渡者萬人被捕，港督昨赴邊境巡視難民營》，《港政府首次發表宣告，人潮襲香港數字龐大》，稱“非法入境者包括農民工人及學生……大陸人民非法偷渡入境者越來越多，官方宣佈逮捕者達萬人之眾。”而在《自晨至午捕獲千人，偷渡者如水銀瀉地》中，記者詳細描寫了偷渡者分別由沙頭角落馬洲打鼓嶺滲入，“今日凌晨陸續有大量難民非法逃入邊境已為警察截獲……他們是由中英邊界之梧桐山進入”。
除了大量地細緻報道難民情況之外，明報也發表了表明態度的社評。在1962年之前，金庸還是靠武俠為人熟知，但至此之後，他的社評將比小說更加知名。金庸的社評在大逃港的報道中，讓明報迅速的區別於其他報紙，獨樹一幟。
社論浩嘆，“巨大的痛苦和不幸！”。然而，人道主義的關懷和現實處境的艱難仍然擺在明報的面前——“由於連續三年來大陸上的災荒，糧食發生嚴重困難，他們便背井離鄉，來到香港。這些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獲得中共當局的出境許可，但未被香港批准入境。據說，中共當局批准其出境後，還給米票取消，因此他們如果一次入境不得，勢必至於要第二，三次的前來。但香港地方這樣小，如何容納得下源源而來的大量人民？”
面對饑民的慘狀，和香港容納不下的現狀，社論說：“最近我們很少發表社評，因為事實上，許多問題我們困惑不安，可是又提不出可行的合理辦法……這樣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誰都會感到束手無策。”
然而，連篇累牘的報道仍在繼續。5月14日，明報釋出了頭條《邊境採訪記》，介紹“大陸人民非法抵港路途增加，偷渡者繼續源源進入香港境內，自晨至午又有數百人被逮捕”之後，便是一篇《梧桐山中雲愁霧慘，遺下不少傷病婦孺》。明報記者龍國雲等人看到，香港當局出動大批警察攔截難民，導致大量偷渡者被堵在山上，老弱婦幼在山上摔倒跌傷，水盡糧絕，不得已而吃樹皮，木菌，別無他法，只有坐以待斃。
翌日，15日的明報便刊登龍國雲的特寫《梧桐山上慘絕人寰》，儘管，這並非現代意義上新聞專業主義的特稿。龍國雲寫道，“此刻，我懷著沉重的心情，把已經觀察的事實，重現在各位面前。”
報道分為四部分，“人性與同情”、“吃樹皮木菌”、“創傷了小心靈”和“遙遠的期待”，細緻的描述了梧桐山上的難民慘狀——“許多偷渡的老弱婦幼，在山上跌傷，患病，他們水盡糧絕，坐以待斃。至親的人，也無法相救，於是夫棄其妻，兄舍其弟……誰無父母？誰無骨肉？這些不幸的人，急待援救。”
特寫的右側，是難民獲得醫治的最新新聞，《非法入境之患病受傷者獲許在港留醫》，副標題則是“傳說有萬人在華界邊境等候機會再偷渡入本港”。下方是一片人物稿，《慈母背雛兒翻越梧桐山，母死兒生哀啼屍側》，“同行者惻然但無人願加援手”。
而最為震撼讀者的，又是明報的社評，在報紙最右，幾乎豎排通欄的大標題《火速！救命！請立刻組織救援隊上梧桐山》。
社論寫道，“一個偷渡的中年婦女因體力不濟而在梧桐山上死了，她攜帶的孩子坐在母親身旁啼哭，每個人經過孩子身旁，沒有一個人敢抱了他走，因為誰都感到自身難保。我們熱切希望，這個孩子現在還沒有死，能有人抱他下山。……我們在香港的居民，幸而沒有受到飢餓的威脅，但我們多數也都是從大陸來的，只不過早了些時候而已。想到那些陷身於苦難中的同胞，誰都會感到惻然難過。我們亟盼中共當局派人來救援，也亟盼本港當局派人去救援。”
面對每天增加的難民，明報並無兩全的對策，但在大量地實地採訪之後，一向中立的明報表達了先救人的態度，這篇社論在文末，幾乎是大聲疾呼，“最寶貴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而此刻，香港官方正忙於堵截和遣返偷渡者，並不關注難民的生存狀態。香港左派報紙則始終緘默不語，隻字不提。而一直以知識分子為物件，關心大陸事務的星島日報等右派報紙也是在5月15日之後才以顯著篇幅，報道難民訊息，明報比它們早了五天以上。
詳實的特寫、全面的逃港潮呈現以及以社論之重的大聲疾呼，引起了讀者的巨大反響。眾多讀者致電詢問報道所寫難民的最新情況，並表達要施以援助的意願。
之後，明報會有更大的動作，在財力人力都不及星島日報、華僑日報等大報的情況下，這份報紙將另闢蹊徑。
“讀者紛紛響應本報呼籲”
5月16日，明報依然是一整個頭版的難民潮內容，頭版頭條是《偷渡抵港饑民昨日破空前記錄》，接著報道《軍警自晨至午截捕約三千人》。
記者寫道，“一個逃港的少女對本報記者稱，淡水的上老屋村，上山屋，下山屋，石橋，上下廖屋等村已十室九空，居民百分之八十走向香港”，“人潮波浪式淹至遣送工作趕唔切粉嶺臨時收容所內，十六座營帳住到滿，軍警搜捕偷渡者，山頭一片哭聲。”在報紙中左部分，記者則著重描述港人對難民的救助，“上水圍村做善事，施粉施茶，分派過路饑民”。
而在報紙正中的內容，則只可能為明報獨家享有，因為它來自明報的讀者——《讀者紛紛響應本報呼籲，願參加救援隊上梧桐山救人》。
這是明報的獨家救援，其他任何報紙，即便是《星島日報》等大報，都沒能做到這種地步。
社論寫道，“大陸饑民來港，有如一副悲慘之流亡圖，烙印本港居民腦海，本報昨日社論，高呼‘火速救命’，獲得廣大反響，詢問關於捐款救濟同胞之情況，不少讀者，願參加救援隊上梧桐山救人。本報已定今日再攜帶食物往邊境贈予各同胞。”
除此之外，還答覆讀者關於昨日報道中嬰孩的疑問，“又讀者鄭太詢問山上那個可憐的嬰孩的卜落如何？知已經被救下山。關於他的下落，已沒有進一步的訊息，本報記者對此，甚感抱歉。”報告最新的救援情況，對讀者疑問進行答覆，以及作為報社本身進行救援，皆為明報獨家。
17日，明報繼續以巨大的版面全方位呈現眾多內容。
報道災民及其尋親的細節。“一批抵港難民找尋香港親人”，“不堪長途折磨，老人病重山中，揮手命兩侄兒自尋生路。他們向記者求救，只得相對泫然。”“邊境山頭一片呼兒喚母聲，聞著心酸腸斷”，“‘淡水葉阿福，你響邊處？石龍袁九，阿媽來搵你呀——’聽到人心酸淚落。”
報道救援的尷尬和官方的拒絕援助。“傷病婦孺僵臥山頭，急待糧食醫藥救濟，宗教團體及各社團已個別出動”，“三個宗教團體帶埋醫生上山救人，結果被警員趕走”……“紅十字會香港分會宣告，對邊境之難民問題，不擬採取任何行動。”
報道持續湧入的災民。“翻遏梧桐山由坪峰入境者，約在千人以上。遣返警車進入羅湖前，仍有人冒死跳車逃走。”
明報以中立的筆觸描述各方態度和作為，而在新聞對比中，明報對於紅十字會和官方的拒絕救援亦沒有批評，而是代替官方，自己行動。
這日，明報發起了為難民募捐活動，更別出心裁的在17日的明報頭版中央，公開透明的公佈了捐款人的姓名——《本報讀者捐款芳名》。
在這篇“報道”中，有個人捐款，亦有工廠、商號和社團捐款，有捐一元兩元的，也有捐五元十元的。明報都公佈出來，並計算出總數，當日共收得捐款一千五百一十六元。在文末，明報也不忘提示讀者，“如有熱心讀者捐款，可聯絡本報採訪課或來電示之”。
以報社的公信力和讀者群為獨家優勢，明報呼籲和救援難民，而這些商號、工廠及社團不僅捐款，還自發組織團隊，前往邊境，向難民派糧。
5月18日，明報仍然公佈新增的捐款人姓名和捐款數額。然而自發的救援已經不再可行。因為“英界再增建鐵絲網”，港府的禁區範圍擴大，到處不準進入。很顯然，明報的獨家救援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惹惱了香港警司和政府。
到5月19日，明報不得不停止接受捐助，“限於各種環境關係，未能順利展開救濟，故暫時停止接受捐款，祁讀者諒之。”“各種環境關係”就是指港府擴大邊界禁區範圍，不希望居民因為同情大陸難民，而與執行遣返任務的軍警發生衝突。
正如金庸所言， “許多問題我們感到不安，可是又提不出可行的合理對策……這樣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誰都感到束手無策。”難民悲慘可憐，香港卻是彈丸之地——不援助，難民會愈加悽慘；援助，則會令邊區情況更加複雜，增加警務工作困難，更無形中鼓勵了更多的非法移民。
面臨人道關懷與現實處境的衝突，不止明報，整個香港在此刻，都顯得鞭長莫及。
“要小小的香港來者不拒？”
逃港潮不好報道，金庸的第一個擔憂應驗了。現在，純人道式的呼籲已經不再合適，因為大量難民逃港的影響，已從邊境擴散開來。
此時，由於邊區局勢趨於嚴峻，警務處長警告港人，“遠離邊境禁區附近，違者將罰款五千元或監禁兩年”。這條新聞在19日的明報也頭條報道。到20日，港督釋出命令，“邊界禁區擴大，凡唆使及勸導別人非法入港者，依例可罰款兩千元或入獄一年。”
折中之下，明報在5月21日，由之前純人道的呼籲，變為對香港處境的現實考慮。社論《協助警方，共度難關》寫道——
“大陸上大批同胞的湧入香港，使香港當局面臨著一個極困難的問題。這種情況之棘手，任何人都是見得到的。臺灣在大說風涼話，說香港遣返非法入境的中國人民，乃是不近人道。聯合國中，也有人在攻擊香港。其實試問臺灣和聯合國，為什麼臺灣只允許每年收容一千人（據外國通訊社訊息，事實上，到目前為止，臺灣今年只收容了一百名難民），卻要小小的香港來者不拒？”
“邊境上的大新聞，已經刊載了十多天，這十多天中，總算沒發生什麼重大的不幸事件。我們天天在擔心，說不定哪一天，會有重大的意外發生……在成千成萬的群眾大場面中，在太陽如火的大熱天裡，在飢餓和死亡的威脅之下，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他們必須保護香港的安全和利益……香港本地居民們盡力維護秩序，協助警方。”
明報的擔憂變成了現實。這一天，上水地區發生騷亂。一輛遣解非法入境者的警車在粉嶺賽馬會道上通往上水村行駛時，一些男女孩童向車上的難民投擲糧食，而遣解車不慎撞傷一男一女，人群喧譁。而現場一名外籍警司和警員到場維持秩序，被人襲擊，最終導致出動新界總部防暴隊，驅趕了在場人群。兩天之後，粉嶺地區又有學童被撞傷，幾乎又釀成騷亂，防暴隊用滕盾和防暴棍驅散了在場的五百名群眾。
到22日，明報頭版報道了《遣解車輾傷送糧人，上水發生騷動》，“紛亂中洋幫辦被打，情急之下拔出手槍，幸警司及時制止不致爆出大禍。防暴隊奉緊急命令開抵騷動區”。與此同時，明報再次發表社論《請勿加重警方困難》——
“我們一直在擔心，邊界上難民入境的問題中，可能引起什麼嚴重的衝突事件。如果有這樣的事發生，對於任何人都是不利的。昨天，果然由於接濟同胞，因而發生攔阻警車，撞傷兒童的事故。雖然幸好糾紛沒有擴大，但難保以後的局勢不致更趨惡化。”
“我們認為，目前的首要之務，是使邊界平靜無事，這是全港三百二十萬居民利益之所在。大陸上的同胞源源而來，這是香港人所無法控制的，我們所能做的，只是支援香港警方，使他們能夠謹慎地，合乎人道地處理這個難題。香港不想開罪中共，也不想使這些非法入境的同胞多受痛苦。人人都可以看到，當局一直是以同情而寬厚的精神來對付非法入境者。”
社論也承認警方處理問題時的一些粗暴現象，“當然，可能有極少數的人脾氣難免暴躁，然而如果是你去做這樣苦難的工作，說不定你的脾氣也會暴躁起來的。我們絕不認為脾氣暴躁是適當的，只是看到，這是一件不幸的事，人人要存一種同情而寬厚之心，不對任何人苛求。”
同時，由於許多記者到邊境正常採訪被當局干擾，明報在文末也不忘爭取自由報道的權利，“各報記者採訪這個新聞，目的是使廣大市民知道真實情況，事實上正是在協助當局圓滿處理這個難題，希望當局能使記者獲得應有的權利。”
23日，明報發表社評《巨大的定時炸彈》，開篇即寫道，“我們並不願意危言聳聽，故意誇大，但是這卻是香港所遭遇到的最大危機。以彈丸之地的香港，無論如何是無法收容源源不斷的來者。但所來的每一個人，又都是我們的同胞，怎能眼睜睜的看著他們露宿荒山，妻離子散？”
“從情感上說來，誰都同情這些難胞；而在理智上，我們必須認清楚，這是一個很有危險性的、具有爆炸性的難題……事實上，這件事好比是一個巨大的定時炸彈，警方人員正在小心翼翼、全神貫注的設法移開，是否能夠安全解決，現在還未可知……不要忽視這個危機——我們是否能夠繼續安居樂業，和這個大炸彈是否爆炸，有很大的關係。”
一連數日，明報的剋制報道和冷靜評論，讓讀者在同情難民之時，亦不再與警方發生衝突。而明報的理智呼籲，也得到憂心如焚的香港民眾普遍的認同。
與此同時，明報並沒有停止對難民的幫助，而是採取了另一種方式。
“來港者可放心領身份證”
到五月末，難民潮情況終於有所好轉。
5月24日，明報有兩大新聞分置頭版左右兩邊。第一則是關於中共關於難民政策的新措施，“被香港遣返之難民，不準在深圳停留”，這樣就讓大量難民不會一而再、再而三的偷渡，由邊界湧入的難民，終於開始逐日減少。萬難之中，整個香港都鬆了口氣。
第二則，則是明報指導難民如何申領身份證，“新由大陸來港之人今日可放心領身份證，排隊申領表格者將不致遭受檢查或逮捕”。原來，港府採取了“抵壘政策”——對於凡是已經進入市區的非法入境者，都可以向人事登記處登記，領取身份證。
在5月25日，明報繼續報道身份證申請情況，“政府發言人對本報記者稱，申請領證者無任何人被拘。登記分處昨日開張，門前逾千人排長龍”。這一報道起到了安撫人心的作用，大量難民前往辦理身份證，不再擔心這是“陽謀”。
26日，又一批難民得到安置，“偷渡入境大陸人士已辦妥登記手續，移民局召見問話唔使驚。”“在港有親人照顧或有職業將可獲准居留”……
直到5月31日，明報依然堅持報道移民局安置難民的新辦法——《新來港人士領身份證，當局今起實施新辦法》，文章報道——領證人士隔夜排隊，而新法可能會減少擠迫。而且，新法較之前簡化，移民局的問話也會因人而異。而那些生活職業得到安定的人，會更容易申領身份證……至此之後，五月人潮的報道才逐漸離開明報的頭版頭條。
此後數月中，明報依然隔三差五的報道難民入境的最新情況。在難民潮的報道中，全方位的新聞與特寫，人道與理智兼備的社評，以及持續對難民進行安撫和提供指導，明報經此一役，贏得了聲譽和銷量——然而，狼群也正在逼近。
“惡毒反華”
由於在五月逃港潮中的數篇社論都起到力挽狂瀾的作用，明報的社論一舉成了這份報紙的招牌。
明報社論在8月再露鋒芒。彼時，北京向阿爾及爾贈送大量糧食和鋼鐵，這讓親眼見過逃港難民慘狀的金庸感到震怒。8月31日，明報不再顧及香港左派報紙的敵意，第一次在社論中，把矛頭明確指向北京——
“阿爾及爾的內亂結果如何，我們不大關心。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為了支援阿爾及爾的新政府，決定送九千噸小麥，三千噸鋼鐵去。大陸上由於糧食不足，香港人節衣縮食，將一磅兩磅的糧包寄往大陸，但大陸卻對痛癢無關的阿爾及爾贈送糧食，一送便是九千噸，九千噸便是一千八百萬磅，便是九百萬個小郵包，等於全香港居民每人送了三個小郵包給阿爾及爾人。至於三千噸鋼鐵，還未折算。”
“中共的經濟困難我們很同情，但在這時期，決不可再對外國慷慨。對外國慷慨，便是對本國人民無情。等於一個人在酒樓中十元二十元的搭上女招待，卻讓家中的妻子兒女捱餓。”
炮膛上彈之後，9月18日，明報再度炮轟北京，“要求中共減少輸出糧食”，9月22日，明報社論繼續批評人民公社，“今年收成比去年好，是中央對於人民公社的自由市場開放，生產權力自公社下交到生產隊等措施的結果。這隻有證明，從前的人民公社制度根本行不通。”
9月23日，明報社評甚至以《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標題批判人民公社的荒唐，“將農民所有的生產資料、土地、農具、牲口、副業等全部充公，非天下大亂不可。這是違反基本人性的……‘為己’這兩個字，不但是人性，不但是動物性，而且是生物性的。要七億人在一晚之間竟然覺悟，個個為公不為私，實在是‘唯心’主義之至。”
明報已經徹底離開小報之列，五月末，明報日銷量上升到三萬一千餘份。到下半年，日銷量則突破了四萬份，數月之間，增幅便超過了過去三年的慘淡經營。然而，金庸的第二個擔憂也得到應驗，明報果然犯了左派眾怒，已被重重包圍。
如果說，明報五月逃港潮的報道讓左派報紙心有不滿，沒有發作，那麼下半年這一系列的“反共”社論則讓明報成為左派報紙眼中名副其實的“邪教”。五大愛國的“名門正派”，將曠日持久地圍攻明報。
在此之後的1963到1964年，明報將以一己之力力戰五大左派報紙，一如聚賢莊裡的喬峰，光明頂上的張無忌。因為批評陳毅的“寧要核子不要褲子”的言論，明報現在和從前的報道和文章都將被挖掘出來，它們被認為是“反華妖術”，“下流反華”，“惡毒反華”……而明報則逐一反駁，並不忘提醒，“‘共’就是‘華’嗎？”
1966年，文革一開始，明報就發表社論，認為這是一場毛澤東清掃政敵的政治運動，目標則是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這個結論再度引來左派報紙的攻訐，直到明報的預言被證實。
也正因如此，到1967年，大陸文革波及香港後，明報的老闆，常年的社論撰寫者金庸將被左派激進報紙稱為“最佳漢奸狗豺狼鏞，系一隻反骨陰溼惡狗”，“人人都恨不得宰而烹之”。極左分子將他列為第二號暗殺物件。而被列為頭號暗殺物件的電臺主播林彬，則在下班的路上被活活燒死。明報差點封館，金庸遭遇死亡威脅，不得不去港避禍。
這一年，金庸開始創作一部沒有任何朝代背景的政治寓言小說——《笑傲江湖》。小說裡的擅權者們，都以正義之名，行罪大惡極之事。從武林盟主左冷禪到日月神教任我行的身上，無一例外地都能看到極左派的影子。
那時候，明報已經成為一份備受知識分子推崇，亦受國際重視的權威大報，譽滿天下，謗亦隨之。而所有的故事都始於1962年5月，這份進擊的報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