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來自訂閱號「新公民計劃」：親歷|北京大興打工子弟學校拆遷風波
作者：嶽毅樺
前言：
微瀾圖書館北京8分館所在的大興忠誠學校在一個多月前接到了政府的拆遷通知。多年來，關於打工子弟學校拆遷的新聞雖然時而能見諸報端，可難免是記者作為局外人的事後描述。這次我身為微瀾在忠誠學校的聯絡員，以半個“局內人”的身份，對“拆遷”風波有了更切身更真實的體會。一份記錄，與關注打工子弟教育問題的朋友們分享。
“學校要關了”
一個月前的那天，所有的細節仍然歷歷在目。
11月12日，週一，晴。那天中午我出門有些晚了，一路疾馳，到學校時已經大約是1點05分。一進學校就感覺有些異樣，正常時候的午休應該是1點10分才結束，可現在怎麼已經有不少孩子在操場上耍著了？我朝圖書館的方向看去。當天和我搭檔值班的志願者楊宇大哥已經在門口等我了，似乎正和學校的主任聊得不錯。
我擔心午休結束的鈴聲隨時響起，孩子們就要向圖書館衝來，趕緊開啟摩托車的尾箱，要將我帶來的兩摞伍美珍《陽光姐姐系列》拿到屋裡去。可書太多了，捆得有些散，一著急，書散落了一地。我著急地邊撿邊摞，這時楊大哥走到我身後來。他說：“小嶽，別撿了，學校要關了。”
“什麼！？” 我完全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猛地站起來。
這其實不是我第一次相對“近距離”地體會打工子弟學校的”被拆遷“了。今年暑假的石景山黃莊學校拆遷，學校的創辦人陳恩顯校長其實從年初的寒假起就在不斷地聯絡媒體和包括我們公益機構在內的各種關注者，想了各種辦法希望留住學校。暑假末段，政府出了大招，用鐵皮隔斷封住了學校的大門，還安排大巴車直接將學生和家長分流到區教委安排的辦學點。陳校長再無可借力的依仗，儘管仍然不斷在微信群裡轉發海外媒體對學校的報道，甚至開始絕食和寫血書，這所創辦了20年的打工子弟學校還是“無聲息”地在北京的“人口疏解”中結束了自己的歷史。
還有我今年暑假時做過訪談的另外幾位打工子弟學校校長。有回憶起2013年冬天被村裡斷水斷電，正月初十學校主任給她打電話，告訴她村裡來了推土機在推學校的大門，她趕緊打車就從家往學校去……之後就扭過頭去沉默不語的女校長曹桂梅；有談起2017年暑假被村裡和鎮裡“唱雙簧”欺騙，學校突遭強拆——課桌、教具都沒來得及搬走就成了廢墟的校園，眼圈開始泛紅的姜雨聲校長；還有昌平的馬瑞剛校長，配合鎮裡疏解了學生，可政府轉頭改了主意暫停拆遷，如今校園成了出租大院，馬路邊的門房則成了足療店。這些故事讓作為“看客”或者“聽眾”的我常常只能報以一聲嘆息。歷史書太厚了嗎？每一頁似乎都在重複。
可這次，楊大哥的這句“學校要關了”，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重量感向我壓來。我一時手足無措，面對散落一地的書，竟不知該撿還是不該撿了。
沒完成的“拆違任務”？
忠誠學校操場邊的一排平房，有圖書館、校長辦公室，還有老闆（學校投資人）與夫人的房間。我想找老闆要個“學校關門”的確定說法，推開他的房門探頭一看，屋裡一大圈人圍坐著，正是煙氣繚繞。
學校的老闆姓王，河北人，60多歲了。他與一大家親戚來北京從事服裝生意，從給打工子弟學校做校服開始，投資成為學校老闆，10多年來已經經營或轉手了近十所打工子弟學校。因為我總去學校，又擅長“自來熟”，和王老闆時常也聊上幾句。這個學期初，他就和我說過在北京做打工子弟學校沒有發展了。
見我進屋，老闆夫人挺熱情地讓我也坐下，原來一大圈人正討論學生們如何分流呢。我認出圍坐的人中還有房山博文學校的老闆曹校長，他也是在這個行業中浸淫多年的“老江湖”了。我問王老闆，學校怎麼能說關就關呢？王老闆嘆口氣，說是上週四接到的通知，讓這週一就關門。週五他去教委爭取了一下，上面就多通融了兩天。我還是感覺不可思議，政府怎麼可以在學期沒結束時就……老闆湊近我，壓低聲音說可能是黃村鎮今年的“拆違”任務沒完成，需要個大面積的，所以就拆到學校這了。
我又聽了聽大家在討論的學生去處，似乎是教委安排了15公里外的另一所民辦學校，龍海學校可以接收一部分孩子。但老闆還是找來了自己的熟人，通州和房山兩所學校的校長。這兩所學校因為距離市區太遠，一直缺少生源，這次正好也可以拉一些孩子去做寄宿生了。我惦記著圖書館是不是已經有孩子去了，就離開了老闆的房間。
回到圖書館，我和楊大哥商量，將還書箱放在門口，當天就只還不借了。陸續有孩子拿著書出現，似乎不用解釋也明白，他們將書放到還書箱裡就默默離開了。我看著難過，就挨個叮囑大家保管好自己的借閱卡，“如果新學校裡有圖書館還可以用呢”。
上課鈴響後，我和楊大哥開始掃描還書箱裡的書。從剛開始的震驚、到老闆屋裡的嘈雜、到和孩子們不停的說話，我似乎這時才開始“安靜地”、嘗試真正消化這個突如其來的訊息。
流動的學校、老師與同學
我記得非常清楚，當時我默默地操作著手機，只感到一股巨大的悲傷向心頭湧來，鼻子一酸，眼淚就在眼眶裡打轉。我趕緊跟自己說快想點別的，別哭。我很難解釋自己為什麼會感受到如此強烈的情緒，是因為投入在這個圖書館裡的大量時間和精力，還是因為想到這些已經足夠顛沛流離的孩子要再一次承受動盪。
剛才從老闆屋裡出來，我見到那個初一的男生坐在圖書館門前的幾張廢棄桌子上，呆呆地望著操場上歡騰的低年級小孩們。我過去問他有什麼打算，要去哪上學？他面無表情的回答我說去哪兒都無所謂，自己下學期就要回老家了。這個孩子雖然長得比我高出一大頭了，但與他們班其他那些已經明顯進入青春期的男孩們不一樣。他時常喜歡來圖書館逛一逛，有時候我給低年級的孩子讀繪本，他還站在後面聽著，甚至插幾句話。他10歲時才被父母從老家接來北京。小學時在昌平的一所打工子弟學校寄宿，週末回到父母租住的房子。小學時的那所學校也遭遇過拆遷，他就跟著學校搬到新校址繼續上學。
在大興忠誠學校讀書的這些孩子在童年時期所經歷過的“動盪”可能是超乎我們想象的。記得上學期4月份，我們剛在學校開設圖書館，為了給每個孩子辦一張借閱卡，學校的主任給了我一份各班老師手寫的學生名單。我當時看見一個班的老師將學生們的名字分為兩列，其中一列上面寫了“富裕”兩個字。我仔細辨認了半天，心想老師難道還將班上的學生做了這樣的區分嗎！後來又見到一個類似的標註，就忍不住去問主任，才知道學校這學期有不少孩子是從2017年底受大興西紅門火災影響，被拆遷的“賦育”打工子弟學校分流來的。
今年9月份開學，我請主任將暑假時回收的借閱卡發給孩子時，他將四年級一整個班的卡片還給我，說學校出於“管理”原因，要將這個班安排到同一個老闆的另一個學校，“希望學校”去上課了。到了10月，我又接到了學校的通知，說忠誠學校和希望學校要合併了，希望學校的300多孩子要搬到忠誠來。我到新的班級去請老師給我學生名單，問她能否標註區分一下那些原本就在忠誠學校的孩子；老師迷茫地看著我，告訴我她是新來的，不認識這些孩子……我在圖書館撿到六年級孩子遺失的借閱卡，下課時拿到班級門口去請一個同學轉交，孩子也迷茫地看著我，告訴我他不認識他們班的同學……
我當時只感到無盡的唏噓，僅僅在2018年間，這些孩子就經歷了從“賦育”到“忠誠”到“希望”再到“忠誠”的流動。流動的學校、流動的老師、流動的同學，在這些“美麗”的學校名字背後，在這些孩子的成長環境中，究竟有什麼“不變的”可以成為他們的“定心石”。我當時就特別希望，還與志願者們分享過這份心願，我們穩定開放的圖書館至少可以成為他們身邊一個“堅定不變”的承諾。因此，儘管8館的交通非常不方便，團隊裡還有大量的志願者都是在職，我們還是努力做到了承諾的一週三次開館日一次沒落。
“房子一扒拉，像地震一樣”
那天，我們在圖書館裡處理孩子們歸還的圖書，還開始將架上的書分類用繩子捆起來，做起搬家的打算。隔壁初一年級的D也非要留在圖書館和我們一起工作。15歲的她，在認知能力方面與同齡人有明顯的差距（老師說是因為她母親懷孕時仍然在建材城賣油漆），平常就喜歡上課時溜出來在圖書館待著。
我問她：“D，你知道學校要拆遷了嗎？”
“知道。”
我問，“你知道什麼是拆遷嗎？”
她說，“我知道啊，就是不讓住了，房子一扒拉，像地震一樣。”
那天下午，在與圖書館只用了一排書架相隔的教師辦公室裡，有老師在給家長挨個打電話。老師在電話裡說，“xx家長，你下午來接孩子，商量一下去哪個學校上學吧，這邊學校不開了。”
我挺難想象在電話的另一頭，家長們會怎樣消化這個訊息。下午我去學校對面的村裡買繩子時，發現校門的外側被一輛大大的電動車擋著，不讓汽車進出。我回到學校問主任，擋門的是誰，是鎮裡的人嗎？主任壓低聲音告訴我，是家長，怕學校不退學費，不讓老闆的車離開。
接近放學時分，操場上有更多的家長開始聚集起來。一位小年輕，可能是王老闆的親戚，也是學校的股東之一在努力地向家長們解釋學校不能開了。圍聚成團的家長群中有人喊“你們說政府要拆，檔案呢？”，有人應和著“對，檔案呢？”，又有一位家長大聲說，“這學期開到一半不開了，是你們先違約的，你們給每個學生賠2萬吧！”人群中響起輕微的笑聲。小年輕一時語塞，轉頭離開了人群，邊甩手邊說，“誰愛說說去吧，我是說不通了”。
另外一群家長中，則有一位高個的婦女在鼓勵大家“一定要齊心”，掏出手機讓大家加微信。
也有落單的。圖書館隔壁的校長室門口，一位個子不高的父親，肩上揹著女兒的粉色書包，忐忑地朝屋裡張望。穿著粉色羽絨服的女兒則怯怯地站在一旁的樹下等候。校長室裡沒人，這位父親將目光轉向在圖書館門口站著的我和楊大哥。他問我們知道校長在哪裡嗎？他不相信學校怎麼能現在關門，希望和校長商量商量，能讓孩子上過這個學期。
家長們的抗爭
人對於噩運的接受能力可能是驚人的，尤其是感到自己無力抗爭時。我在一時的情緒衝擊後，很快地開始考慮如何將圖書館的書運到另一個分館去。孩子們對於忠誠學校，似乎也沒有比我留戀更多。
兩個六年級的女生，說自己要去房山的博文學校寄宿。她們聽說我曾經去過，很緊張地問我那個學校怎麼樣。我小心地措辭，告訴她們那個學校是樓房，在一個大學的校園裡，她們就興奮地跳起來。還有幾個三年級的孩子，嘰嘰喳喳地告訴我可能去通州。她們說要聽老師的，老師說班裡大部分學生去哪，大家就一起去哪。
家長們則展現了更強的抗爭能力。第二天中午我趕到學校，主任告訴我，早上有幾百個家長聚在操場，公安局都來了兩次，學校因此得到批准可以開到本學期末了。我感到有點懞，轉變來得如此之快。我再去找王老闆想問問發生了什麼，他笑著說家長們昨晚一直打市長熱線，所以鎮裡說這學期不拆了。於是我到圖書館將捆好的書重新上架。校園裡的喧鬧與寧靜伴隨著鈴聲再次開始起伏，這場“地震”一夜之間似乎過去了。
但改變還是發生了。明確知道學校只有最後半個學期後，我再也沒有給圖書館拿去新書，壞了的書架也是湊合著忍一忍。老師們在各自謀劃出路。我從主任那聽說，校長已經找到了新的工作學校，還遊說他一起過去。終於到了上週，學校定出了期末考試的時間。考試定在12月26和27號兩天，比公立學校早了大約三週。27號下午，老師們判卷，那也是老師們在忠誠學校工作的最後一天。我問校長，老師們都走了，那孩子們什麼時候返校看成績呢？校長含糊地說，“31號孩子們可以去門衛那看，但很多孩子應該也不會來了。”
《2016流動兒童藍皮書》中分享過一項針對北京市10個區縣50所打工子弟學校1866名初二學生的跟蹤調查。從2010年至2015年對這些孩子的追蹤發現，他們在初二這一年的輟學率接近20%，高中／職高入學率不足40%，大學入學率不到6%。據我們的瞭解，即使是在小學高年級或畢業時就返回老家入讀初中的孩子，也幾乎無一例外會經歷成績下降。絕大部分的他們會成為平常在學校寄宿、週末寄居在親戚家的留守兒童。與學業壓力同時向他們襲來的還有孤單和漂泊感。
你很難責怪數量如此龐大的流動兒童在初中階段就開始厭學，甚至輟學而放棄了自己的大學之路。讓人心疼的與其說是看到他們與大學無緣，不如說是看到他們珍貴的學習時光被“耽誤”了。
北京的城市管理政策不斷抬高公立學校接收流動兒童的門檻，無法進入公立學校的大量流動兒童只能選擇民辦打工子弟學校就讀。可北京自2006年之後就再也沒有給民辦打工子弟學校發放過辦學許可證。大量的打工子弟學校，例如這次被拆遷的忠誠學校，只能以無證的灰色狀態存在。
辦學者因為拆遷的風險不願意增加硬體投資，追求利潤的本質驅動他們想法設法地壓低教師工資等軟性成本。教學質量沒有教委的監管，底線可以一低再低。大量懲罰性的抄寫作業，語數英三門課程佔據了課程表的90%，對孩子們的學習興趣像是毀滅性的打擊。
我曾經訪談過一位從內蒙的公立學校校長職位內退後，在北京打工子弟學校工作了10多年的校長，她認為北京民辦打工子弟學校的教育質量落後於公立學校至少有10-20年。
忠誠學校的硬體環境真是挺差的。校園一角的旱廁面積小氣味重，下課時大量的男生都在廁所外的牆根排成一溜就解決了。圖書室的門窗都無法關嚴實，這個學期主任幫我們用磚頭頂住了窗玻璃，才解決了窗戶一拉就開、屋裡的東西屢屢不見的情況。圖書室外的操場是用磚塊砌的地面，甚至沒有用水泥抹平，圖書室裡今天擦過的書架明天就又是一層土。可孩子們大部分時候總還是高高興興的——每天放學有家人來接，父母攬去沉重的書包，自己蹦跳著分享同學間的趣事，即使有時受幾句數落——對於孩子，這種安定感不正是最基本的幸福嗎？
讓這些孩子童年時能夠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吧。城市的發展離不開各行各業的勞動者，請給予這些家庭的孩子一個健康的童年。如果公立的教育體系不能夠接納他們，也請給予民辦學校一條健康發展的生存之路。
後記
因為微瀾圖書館開設在學校裡，並且是每週三次穩定開館的工作關係，我才有機會相對更“近距離”地體會到這次突如其來的拆遷風波。在打工子弟學校教育質量較差的大背景下，微瀾圖書館的存在真的有著更深遠的意義。穩定持續開放和大量優質圖書帶來的是這些孩子能夠受益終身的閱讀能力，從自由自主閱讀中鍛煉出的自我學習能力，則更有可能幫助這些只有較低的機率去挑戰高考獨木橋的孩子走出自己的道路。在忠誠學校的微瀾圖書館裡，我不止一次被志願者館員和孩子之間的交流所觸動。志願者館員帶給孩子的，不僅僅是溫柔耐心的借閱登記服務，還有一份對他們的尊重與包容。祝福忠誠學校所有的孩子，下一個春天到來時，都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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