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 | 金赫
2018年12月26日，隔著新年的期待和寄託，一個彷彿有些遙遠的日子。此後的傍晚，那幢黑色碳化的半扇樓之下的籃球場上，少了一個29歲的男孩，他之前從碩士轉到博士，壓力和興奮之餘，經常來這裡打球，釋放一些東西；那個31歲的女生，從不願意被叫做“女博士”，她被公認為這個工科大學的時尚風景，會和朋友家人討論流行趨勢，玩笑著抱怨自己怎麼就穿不出風格來；還有那個聽相聲入睡的女生，最近心情有點喪，請朋友推薦喜劇電影。
這所大學的校園裡，時間依舊流淌，痕跡被慢慢覆蓋。畢業和考試迫在眉睫，他們本應在匆忙的人流之中，從課程表的一個格子奔向另一個格子，從教學樓到食堂再到寢室，像這樣度過一天又一天，太陽昇起，復又落下。時間向前，未來浮現。
正是從這些無比平凡的時光裡，這份感知顯得格外清晰而凜冽：三條年輕的生命，在那一刻突然離開了。北京交通大學微信公號當晚釋出的通稿，大致勾勒出悲劇的過程：“12月26日上午9:30左右，東校區環境工程實驗室進行垃圾滲濾液汙水處理試驗時發生爆炸，引發火災。3名參與實驗的研究生不幸遇難。”
事發的實驗樓和學生寢室、居民樓均只有一兩條街之隔，很多人看到了事故的碎片，比如窗戶裡隱現的暗紅色；說不清具體幾聲的爆炸，三聲或者五聲；還有模糊無法辨識的喊叫，是一個男孩的聲音。隨即，一切沒入火光。
一個在樓下小花園目睹事故全貌的學生記得，震驚把他的腳步牢牢釘在那兒，一團一團巨大的黑煙從視窗迸出，懸浮在校園上空，接近零下10度的北風呼嘯，也吹不散。
兩個小時，消防車撲滅最後一絲明火；當晚，無數慌亂的問詢之後，訊息最終確認。很多學生來到小花園，久久佇立，放下鮮花，看到餘燼隨寒風從視窗簌簌飄落，像晚冬的雪，換上哀悼的黑色；第三天，藍色隔離板封住了實驗樓連帶小花園，以及裡面被摧殘的、正待調查的一切。而另外一些東西，並未深藏在裡面，它不僅僅關乎一個被很多人焦灼期盼的結果，還有思念、傷痛、困惑，甚至戒備和恐懼。它們像飄不散的霾，籠罩在單純的校園裡。
快樂過也迷茫過，青年博士的青春
26日上午8點左右，幾個學生在學苑食堂門口見過小輝。似乎穿著深色的棉衣，沒有說話。在北京最冷的季節，人們就會這樣，匆匆忙忙地擦身而過，留不下印象。那時小輝大概正走向實驗樓。這段回憶對他們來說，是不敢深想的事情。
之前長久的日子裡，他們就是人海中，從所有人身邊經過的普通人。小輝眉清目秀，因為白皙和濃眉大眼，偶爾被調侃為“輝姐”而不是“輝哥”。在朋友印象中，這個理工男生有著文科生的某些特質，經常抒情和勵志，性格中夾雜著快樂和傷感。
一個同學翻出小輝寫過的一篇關於友誼的文章，裡面有這樣一句話：“紛紛揚揚的歲月，咫尺年華的過往，我們曾為誰駐足，而又為誰在流浪。”
2010年，他高考落榜，哭了一場，然後接受了命運，被調劑到山東一所根本不想去的大學。從此填滿生活的是考研，考研。
他每天六點半起床，拼命學習，拿過一等獎學金，英語競賽二等獎。他參加了結構設計大賽和挑戰杯，進了省賽：一個學霸標準的進階路徑。也有挫折，比如學生會競選失敗。整個大一，他放棄了所有其他競選，陷在鬱悶和反省中，唸叨自己是溫室裡的花朵，經受風雨竟一蹶不振。
2014年，小輝考上北京交通大學的研究生，圓了這個耿耿於懷的夢。壓力只有自己知道。考前幾天，他受不了折磨，扔下書本，約人打檯球去了。2016年，他從碩士轉到博士，曬出錄取通知書，配上一句完全符合他風格的宣言：“等我畢不了業的時候，記得給我一巴掌。”
履歷之外，更多細節只有朋友們知道，這個在青春軌跡上快速奔跑的男孩，是一個清晰而鮮活的人。比如，小輝有一些哲學的思考方式，喜歡分析自己，總覺得自己性格里有“與世俗格格不入的東西”“高傲，難以被征服”。他看李開復《做最好的自己》，曾說那些技巧不夠真實，但對裡面一句話的感受切膚之深：“當全世界都對的時候，你再對也是錯。”這個困惑圍繞他很久很久，直到結束。
一個稚嫩、沒經過社會的年輕人，慢慢從現實的稜角里，體會情商的重要，覺得自己總是揹負“莫須有的罪名”，也曾為一些事情上的懦弱追悔莫及。不是所有同齡人都能夠體察如此敏感的內心世界，有的朋友覺得他悲觀，在他抒發情緒的時候這樣勸告他：生活就是這樣的，你會適應。
掛著90後的尾巴，而立之年迫在眉睫。尤其是生活在北京，小輝也一直被壓力縈繞。他羨慕老家同齡人的房子和車，“誰不想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車，可是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得到？”他也糾結於父母的期望，不願意讓他們失望，併為此激起奮鬥決心，儘管他是一個在學業上披荊斬棘的青年博士，已經是一個足夠讓父母驕傲的孩子了。
這是隻能用於形容青春歲月的迷惘。每個人以自己的習慣適應，以及釋放。對小輝來說，運動是一種方式。2018年4月，10公里線馬，小輝用了52分鐘，他還計劃著要去跑半馬。還有打籃球，實驗樓正對著籃球場，那是熟悉的揮灑汗水的場景，在最後的畫面裡陪伴著他。
某種潛在的哭泣，慢慢凝固
小輝沒有走出那個實驗室，最終的殘酷資訊，和他的名字相連。沒有人能分辨出來，那一聲模糊的、男生嗓音的呼喊是不是他。在那個瞬間裡，小輝的課題組同學，兩個女生，甚至來不及留下一絲聲音。
一切都結束了，包括所有並肩作戰的晨昏。在人們的回憶裡，勤奮是三個學生共同的特質。用一個同專業學生的話講，你不需要用例子來證明一個博士多麼努力。這是一個科研無利可圖的年代，能讀到博士，就意味著這個人“超級努力”，而且是“最單純最堅決的那種努力方式”。
比小輝看起來還坎坷，小亦（化名）從大專一步一步走到北交大，再考上博士。畢業同年，她自修了本科學歷，然後自學碩士的一些課程。在家裡靜下心學習很難，小亦選擇搬去在保定上大學的朋友那裡，借用大學的學習氣氛，開啟“醒了，起床，奮鬥”的模式——這是她曾經自我激勵的話語。小亦的同齡親戚李雅（化名）記得，有一次兩個人聊天。她說風涼話：“你這個小丫頭，真是順風順水，想要什麼就能得到什麼。”
小亦頂回來：“你們沒看到我受苦的日子是什麼。”在李雅的記憶裡，那幾乎是小亦唯一一次向家人流露出壓力。
“她是一個極其樂觀的人，沒有負面情緒。”李雅說。
一個在實驗樓和小亦經常照面的學生也記得，小亦平時總是帶著笑容，在最簡單的接觸裡，比如遞過來一個試管和燒杯之類的，她也會用她的笑容，傳遞出來一種溫暖和舉重若輕。
那個學生2018年畢業。前不久，他請大家在附近的火鍋店吃告別飯，小亦也去了，祝福他順利。那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她還是微笑著，就是屬於她的樣子，熱情而美麗。
至今，那個學生沒有去現場看一看，即使回校辦事，他也迴避著那幢樓。他說，很難描述事故後的心情，根本就消化不了，好像有一顆沉重的東西，尖銳地卡在喉嚨裡。
“小亦和我們所有人都不一樣。”另一個親屬說，“這個孩子又單純又臭美。”關鍵是，她沒有任何複雜的心思，人很晴朗，直來直去，別人說什麼就是什麼。她有時候覺得小亦傻，但知道那是校園才能保鮮的美好時光。她覺得這種環境特別適合小亦，單純是一條，而且她愛學習，也適合科研，學習對她似乎不是負擔。但小亦一直不怎麼喜歡“女博士”這個稱謂，家人這麼叫她，她多半反彈回去：“去去去去去。”
無論如何，一個獨生女兒，讀到博士，馬上就畢業了。“你可以想……你想也能想到。”李雅說了半句話，就說不下去了。而小亦的父母和其他家人，這些天一直住在校園附近的賓館裡。三個學生的家人都一樣，他們被分開安置，等待一個結果。
出事的第二天，李雅一個人去了實驗樓。天都黑了，她沒看到鮮花，實際上在那一刻，別的東西根本不存在，她腦子裡幾乎一片空白，只有一個念頭反覆折磨：爆炸的時候，孩子痛不痛苦？但她從沒有開口問過小亦的同學，尋求靠近專業的某些答案。怎麼問出口呢？至今，她都不敢看關於這件事的任何新聞，因為“一搜索就能看見著火的樓”。
兩件禮物，一個未來，是小亦再也收不到的東西了。就在25日夜裡，李雅剛剛飛抵北京時還告訴小亦，給她買了禮物，等見面給她。另一個親戚在日本旅遊，這一路，她和小亦一直在聊旅途中好玩的事，直到出事的前一天。她也給小亦買了手辦，只是還沒告訴她。
這是一個大家族，她們間什麼話都說，什麼事都想著對方。一起串親戚，一起唱KTV。她們還一起去現場看蘇炳添的比賽。那一次，中國拿到一枚銀牌。李雅說，小亦和她都喜歡比賽這類場合的氛圍。小亦說，北京再辦世錦賽，她還要去看。
親戚，以及同學，很多人都記得，小亦說過好多次，快畢業了，以後想當個老師。聽說過的人都覺得，她這麼可愛，肯定是一個招人喜歡的老師。一個同學想象小亦站在講臺上的樣子，戴著粉紅色的、毛茸茸的耳套，說著一些搞笑的話，“她自己就是個大孩子。”同學這麼說，語速越來越慢，某種潛在的哭泣，慢慢凝固。
事故中最痛的地方
這或許是這次事故感受最痛的部分，家人們堅信，它根本不該發生。“我們希望，人們絕對不能僅僅認為，是學生的失誤導致了實驗的事故。”給小亦帶禮物的李雅坦言，雖然並沒有建立回顧事件的心理防禦，但這是她接受採訪的初衷。
這個痛苦來源於事發後家人找到的截圖。此前，這三名學生在微信群裡討論過實驗室有過量且儲存不當的危險物品，包括“40袋水泥，30桶鎂粉，28袋磷酸鈉，還有8桶催化劑，6桶磷酸”。就在事發前一天，他們撥打過海淀區環保局和北京市環保局的電話，以附近居民的身份，試圖舉報。
小亦的家屬確認了截圖的存在。以及，小亦生前曾有過零碎的抱怨：在實驗室裡，一身鎂粉，趕快解決吧，天天的怎麼著呢。
“孩子太好了，也太乖了，對家裡從來都是報喜不報憂。”李雅說，因為是和化學有關的專業，家人都問過小亦，在學校做實驗危不危險。小亦一般會說，做實驗嘛，那肯定是有危險的了。家人就會勸她多戴口罩，不要怕麻煩。他們依稀知道，小亦的實驗和汙水有關，而汙水裡可能有細菌。在長久的時間裡，那是所有家人的想象能夠觸及的，關於“危險”的唯一邊界。
一個和三名死者都相識的學生，謹慎地表達了他的疑慮：“在我的經驗裡，學生舉報自己的老師，是一件不符合想象的事情。”而且，以他的瞭解，讀博士，尤其是從碩士轉到博士，意味著把大把時光主動交給一個導師，在他看來，那意味著信任和崇仰，他也模糊記得，在昔日交談的碎片裡，學生並沒有提到過，與導師或是學校，存在那種程度的不信任。“我覺得不正常。”
另一方面，他也承認，北京交通大學的環境實驗室比他的本科母校——一個偏居內地的非一本院校，裝修之前還要簡陋許多。
李雅對這句話的回應同樣謹慎：“我不認同，但我現在沒辦法評判，可能會影響後續。”另一個家屬說，事發當天，導師沒有出現，“其他的我不敢多說”。輿論場也是課堂，在各方面複雜的聲響中，家屬也在學著依靠法律，慢慢釋放資訊。“適當的時候，我們會統一向媒體釋出這些東西，現在一切都還沒有結果。”
這是一條迄今最接近的資訊：12月28日，北京市非緊急救助服務中心向《南方都市報》的記者作出首次回應，25日，事故前一天，他們確實接到一條投訴，指向出事的實驗室。內容是：“不知道在幹什麼，散發的異味特別大，而且散發的時間點不固定。周圍都是小區，氣味嚴重影響到居民健康與環境。”
至少，在此時此刻，無論事故歸責，還是道德評判，都沒有結果，一切深藏在隔離板之內。隔離板之外，原本寬敞的小花園，被擠成一個狹長的通道，大部分學生只能繞行，彷彿繞過一個不可觸碰的傷痕。關於逝去的同學，也關於摯愛的母校，關於“不實資訊”從未如此鋪天蓋地，以及他們這些天的孤獨，無力和憤怒。
家人的感受是相似的。“我們只有一張嘴，網上有多少張嘴？”靜下來的時候，李雅會看那些掛在新聞後面的回覆，一些東西會輕易刺痛她。尤其是，總有人輕描淡寫地說，這本來就是高風險的專業和實驗。她想回復，卻不敢清晰地解釋，經常陷入迴圈一般的疲憊和惶恐。身邊的朋友看不下去，有時會替她懟回去一些話。無論如何，眼下最重要的是，孩子離開了，但孩子不應該白白離開。接下來的奔波和交涉，是一條漫長的路。
走出被悲劇和凜冬襯托成一片蕭瑟的校園，是西直門的繁華商圈。聖誕的彩燈，和元旦的紅紙，按照時間運轉的既定程式上映。三名學生的家人暫時安頓的旅館，也在這條街上，這些天，他們往往深夜才歸。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這個世界永遠繁華而吵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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