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來自「社會學學社」：傑華 | 都市裡的農家女：性別、流動與社會變遷
塔瑪拉·傑華（Tamara Jacka，1965.2.17-），阿德萊德大學博士，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學院高階研究員，政治與社會變遷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有性別、亞洲社會研究、社會與文化人類學、發展人類學。其著作《都市裡的農家女：性別、流動與社會變遷》作為年度最佳東亞人類學專著獲得2007年美國人類學學會頒發的許烺光獎（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s Francis Hsuprize for best book in East Asian anthropology in 2007）。[圖源：ANU]
本章考察打工妹主體位置的系譜，作為理解中國打工妹經驗的一種開始方式。構成這一章的兩個基本命題是：首先，在佔支配地位的國家框架和流行話語中，流動者被視為本質上不同於城市居民的外來者，他們在這種國家框架和流行話語中構造和表現他們的認同、理解他們的經驗，反過來這些構造、表現和理解他們的認同和經驗的方式又作用於國家框架和主流話語本身。因此為了理解打工妹的生活，我們需要理解在主流話語中對流動者主體的構造。第二個初步命題是，一個社會中作為邊緣的、非常規的、低等的或外來的“他者”的特殊群體該如何定義和表述，對於構成和維護關於社會的認同以及關於什麼是“正常的”或“好的”公民的常規或主流觀念，是相當重要的。在中國的例子當中，學者們最近開始考察農民、女性和少數民族的“他者化”（othering）如何交叉作用和貢獻於現代性和國家認同的精英或主流話語（Cohen 1993；Schein 1997；Feuerwerker 1998；Rofel 1999）。在本章中，我論證了打工妹的形象是另一種“他者化”的標誌，圍繞著它使佔主導地位的國家認同理念得以構成和延續。用朱迪斯·巴特勒的話說，她代表著一種威脅國家的現代性計劃並決定其面貌的“被拋棄者”。同時她也是人們同情、娛樂和感興趣的物件，還是為了保證現代性計劃的成功必須讓她加入其中並使其正常運轉的主體。
那麼關於這個被拋棄者/客體/主體的系譜應該從何開始呢？在以前的研究中，對於當代中國城市中農村人所遭受的高度歧視和剝削問題已經給出了大量的解釋。其中一些人將它歸結於毛澤東的思想和制度、特別是戶口登記制度的持續影響使自由市場有益的執行方式受到了侵襲（HRIC 2002b）。另一些人根據毛澤東制度與具有後毛澤東時代經濟和社會特徵的市場機制之間的特殊關聯來解釋這種現象（Solinger 1999），還有一些人將資本主義和後毛澤東體制中“與世界接軌”和從全球資本主義秩序獲益的本質看成是這一問題的根源（嚴海蓉2001；2003a；2003b）。
從一開始我就將宣告，我自己最接近於那些將流動者的地位看成是毛澤東制度與造成中國現有社會政治與經濟秩序的市場機制之間特殊關聯的結果，而不是當代中國市場力量的不完全“解放”的觀點。因此我認為對於流動者來說關於主體位置可得的最具說服力和最主流的理解以及附著在那些位置上的社會評價，都來自於他們在後毛澤東秩序中被吸納和起作用的特殊方式。將一個人確定為農民工所依據的分類和評價的各種原則，同時也是構成對於農民工主體位置理解的基礎。然而這些分類和評價的各種原則並不是隨著1970年代晚期市場改革的釋放而“無中生有地”產生出來的，也不能解釋為起源於1950年代毛澤東體制下戶口登記制度的頒佈。另一方面，這些分類和評價的原則也不是永恆的或“自然的”。相反，我們看到的是，許多早期出現的思想和概念以及在新的情境下、服務於新功能的有關這些概念的新形式、新敘述和新表現蜂擁而至。特別是，在本章的第一部分我將指出，對於農民工主體位置來說關鍵的概念的出現，是與中國知識分子當中“內部東方主義”（internal orientalism）的形式聯絡在一起的，這些知識分子試圖尋求一條出路以應對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西方的現代性和殖民主義計劃。
在進入打工妹主體認同的各個概念中，最基本的概念與城鄉分割、外地人/本地人身份，以及關於性別的話語相關，與這些話語和現代性觀念彼此纏繞的方式以及貢獻於現代性觀念的方式相關。無論從其他人如媒體對打工妹的陳述，還是從打工妹自己的敘述中都可以明顯看出這一點。因此本章試圖拆解打工妹主體的構成與現時代這些話語的系譜之間存在的關聯。更加明確地說，本章第一部分簡要地概述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農民問題”和“農村婦女問題”的出現，以及毛澤東時代對這些問題的回答。第二部分考察了後毛澤東時代“農民問題”的再形成和對這一問題的回答。第三部分考察了後毛澤東時代農民工主體位置的構成以何種方式發起並重寫了這些“問題”和“回答”，也描述了有關外地人和本地人身份的觀點。這一部分首先討論了嵌入在農民工術語中的內涵，然後集中討論了從農村到城市的流動以及流動者在80年代中期到本世紀初的中國媒體中被建構的方式。
現代性和1949年前後的農民問題
在《鄉村與城市》這本書中，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討論了城鄉分割的存在，以及17世紀以前大量英語作家的作品中所描繪的都市優越性的假設，並將這種城鄉分割的起源一直追溯到古希臘文化（Williams 1973）。然而弗雷德里克·默特（Frederick Mote）宣稱，在中國的皇權文化中不存在這樣的城鄉分割（Mote 1977，引自Cohen 1993, 156）。雖然有足夠的論據與這種觀點抗衡，但是顯然在傳統的中國政治和文化話語中，城鄉區分並不像學者官員階層（士）與普通百姓（民）之間的區分那麼重要。這一區分的古典陳述是在西元前4世紀由孟子給出的：即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Feuerwerker 1998, 11）。據說處在統治地位計程車大夫階層的權力和權威就在於他們在道德和知識上比普通人優越，因此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成為他們的職責（同上，11；Bakken 2000, 42）。如果這些職責不能得到適當的支援，那麼百姓就會起來造反，他們的統治權就會喪失。
就像許多作家曾經指出的那樣，19世紀到20世紀初與西方國家的接觸以及中國皇權制的衰落，導致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認同危機以及後來他們為實踐自己作為知識和道德領袖的傳統角色而尋找新道路的鬥爭。發生在這個鬥爭程序的最重大的邏輯性轉換的基礎，是一種全新的時代觀念和一種新的國家目的論（Dikötter 1995, 9）。以前佔主導地位的關於過去是黃金時代、王朝的命運是迴圈更替的、是贏得和失去上天訓令的反映等等觀念，現在被各種各樣的現代話語所取代，其中無論個體還是社會都被看成是線上性道路上進化和“進步”的，並通過不同階段走向成熟和現代化。引導和拉動中國的其他人沿著這條路徑走下去，把它重建成強大的國家，已經成為知識分子迫切的新任務。
伴隨著這個新目的論，出現了兩種重要的與“民”相關的新話語。在第一種新話語中，“民”變成了“人種”、“種族”和“人口”，成為民族誌和科學研究及定義的物件，為了國家利益必須加以改善的資源。正如弗蘭克·迪克特（Frank Dikötter）指出的那樣，到了19世紀晚期“政治權力不再被視為公共美德或個人道德的結果：人口的實力成為衡量國家的擴張和毀滅的惟一標準”（Dikötter 1995, 107-108）。
對“種族”和“人口”的定義、測量和評估被視為在本質上相當於對同家的描述和評估。因此它成為知識分子試圖回答“中國出了什麼問題”時的一個核心支架，因為殖民權力掌控的失敗對受過教育的精英來說，過去是並且至今依然是一個關鍵的問題（Fitzgerald 1996, 108）。到了1920年代，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普遍接受了這樣一種說法，即中國的問題就出在“國民性”上存在嚴重的缺陷。如前所示，先前的儒家精英已經將社會秩序與和諧的維護和人的修身養性之間聯絡起來，但是現在對於國民性和人口素質的改造已經成為一個更加緊迫的任務，它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就是國家的現代化。
當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如梁啟超、魯迅等人寫下關於國民性的弱點時，他們針對的是在這個主題上的西方殖民論述，許多情況下以西方為參照。有關中國人最有影響的西方批評之一，是一本由美國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寫的1894年出版的書，書名是《中國人的特性》。在這本書中，明恩溥詳細列舉了中國人性格缺點的一個長長的清單，包括“漠視時間和精確性”、“缺乏勇氣”、“智力混亂”和“缺乏公益心”等等（Smith 1894）。
明恩溥相信，這些缺點只有通過皈依基督教才能得到改良。對許多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這個答案則在於促進大眾教育和推行文化普及。五四運動的一個主要思潮，就是提高大眾文化和提倡用白話文書寫的新文學。對其他人來說，關注國民性弱點引向了對培養文明和禮儀的強調。1924年，孫中山在他的有關三民主義的最後演講中，對他的聽眾的行為方式表達了強烈的不滿，力促在公眾禮儀方面需要大改善。十年以後，蔣介石發動新生活運動，其核心是頒佈治理公共行為和衛生的96條規則，包括“講衛生”、“不隨地吐痰”和“扣好衣服紐扣”等（Fitzgerald 1996,104-105；Bianco 1971, 127-128）。
但對其他人來說，關注中國人的人性特徵導致對以底層階級的人種改良為目標的優生學計劃的支援。從19世紀開始，無數學者將人種的惡化歸咎於窮人的過度繁殖。一些人提倡一種選擇性的、以階級為基礎的限制生育計劃。另一些人則提醒要警惕傳播避孕知識的危險，擔心這種知識會被受過教育的階級不成比例地採納，從而使種族覆沒在出生下層社會的劣等人的游牧部落手裡（Dikmter 1995，120）。
隨著人口素質和國民性問題在知識分子爭論中成為突出的關注點，第二種話語在20世紀初期出現了。在這種話語中，士/民之間的劃分被重構為一種在城市人口或特指都市知識分子與農民之間的區分（Feuerwerker 1998，9）。19世紀晚期，由於外國“通商口岸”的建立以及他們在貿易和管理領域的介入，城鄉社會之間的分化開始增大。管理、通訊、資本和機械工業日益集中在一些沿海城市，特別是在上海。其結果是，這些城市的生活質量和文化的獨特性相對於內地農村不斷增長，城市居民也越來越傾向於將自己與他們的農村親戚區分開來（Stockman 2000，48—49）。在這個時期，一些植根於傳統中文、而後被日本明治時期的現代化推行者重構用於翻譯西方作品的詞彙被採納了。這些詞彙包括新語“農民”，跟在英語中一樣，它有以前常用的“農夫”或“農場主”一詞中所沒有的落後含義；還包括現在用於描繪“小農階級”的一些詞彙，比如“封建”和“迷信”等（Cohen 1993，155）。
在五四運動時期，農民成為文學作品和社會政治話語中的一個核心主題。根據孔邁隆（Myron Cohen）的研究，這一時期只有少數知識分子以積極的眼光看待農民：
將農民視為文化上獨特而異類的“他者”，視為被動的、無助的、無知的群體，他們緊抓醜陋而根本無用的習俗不放，在教育和文化改革方面令人絕望地匱乏，而他們生存環境的改善完全依賴於理性的、見多識廣的外來者的領導和努力——所有這些關於農民的觀點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的見解中已經成為確定無疑的東西。對於統治中國或試圖對中國行使權力的精英來說，這個有關農民的形象證實了他們自認天生優越、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處在特權位置的道德主張，也表明了他們深信如果中國想要避免混亂並達到國家的強盛，民粹主義或流行的民主政治是徹底無法接受的。（Cohen 1993，155）
我自己的判斷是，知識分子對於農民的情感比這裡提到的要複雜得多。即使在大多數改良派那裡，例如魯迅，也嚴厲地批評了農村生活的落後，特別是毫不動搖地指出摧毀它的必要性，但同時又表達了對它抱有相當程度的懷舊之情。在共產黨的一位奠基者李大釗1919年發表的文章《青年與農村》中，也明顯表現出這樣一種張力。李大釗在文中指出：“中國農村的黑暗，算是達於極點”，農民迫切需要從他們所遭受的苦難、痛苦、無知和疾病中解放出來。但他同時也敦促年輕人到農村去看看，說“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鄉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幾乎是鬼的生活，鄉村中的活動，全是人的活動；都市的空氣汙濁，鄉村的空氣清潔”（李大釗 1984[1919]，651）。從1910年代中期到1930年代，無數知識分子附和李大釗對青年的號召，勸告他們“到人民中去”和“走向內地”（Feuerwerker 1998，29—30；Fitzgerald 1996，136）。這種探尋是為了那些“真正的”中國人，他們沒有因為與城市的外來文化接觸或者腐化變質生活的影響而被玷汙。
這幅知識分子有關鄉村形象的張力和差異圖，遠比孔邁隆所描述的“證實了他們自認天生優越、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處在特權位置的道德主張”更復雜，不過這種描述並沒有完全失效。在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和政治領袖當中，無論對鄉村抱著輕視還是喜好的態度，其共同點都在於約翰尼斯•費邊（Johannes Fabian）所說的“對同時代性的否認”（Fabian1983）。換句話說，通過否認農村和城市之間在現實中是同等的，在兩種情況下，鄉村和農民都被有效地“他者化”（othered）了。無論他們象徵著鄉村這個必須摧毀的古老社會的落後代表，還是被懷舊的人們視為棲息在一個不為現代化所觸及的田園世界，這些農民都被分離為“過去”的一部分。結果這就為現代性的現在和未來掃清了道路，身處其中、控制並影響著這個現代性的不是“農民”，而是那些受過教育的城市精英。
可是如同許多學者已經指出的那樣，不僅僅是階級或城鄉的劃分，而且還有性別的劃分“成為使現代性得以想象和渴望的核心形態之一”（Rofel 1999，19）。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中國，如同在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一樣，對於西方人進而包括中國知識分子來說，婦女的可憐待遇成為這個國家地位低下的一個主要標誌（Fitzgerald 1996，133—134）。因此從五四時期開始，“婦女問題”就和“農民問題”一樣高高懸掛在社會和政治改良者的議程當中，而農村婦女作為“他者”也成為當時文學作品的一個流行主題（Feuerwerker 1998，245）。
當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開始在1920年代闡述他們的政治理論時，“農民問題”以及讓農民階級從被壓迫的政治、宗族、宗教和父權制權威（針對農村婦女而言）體系中解放出來，成為他們特別關注的問題。像其他的西方現代主義者一樣，卡爾·馬克思和弗裡德利希·恩格斯也嚴厲地批評了農民階級，將他們的特徵概括為“代表了文明社會中的野蠻人”，是保守的、落後的階級（Marx 1895，引自Swacher 1983，125）。他們擁護在英國和歐洲其他地區對農民土地的剝奪、近代資本主義工業的興起以及大規模的城市化運動，稱其為“劃時代的”事件，“拯救了相當一部分人口使之脫離農村的愚昧生活”（馬克思 1867；馬克思和恩格斯 1848，引自Swacker 1983，121—125）。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毛澤東以他對於農民革命品質的讚賞而著稱。然而這種聲譽掩蓋了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們對農民懷有的相當矛盾的情感。
丹尼爾·凱爾利赫（Daniel Kelliher）注意到，共產主義者在“農民問題”上闡述的理論集中在兩個方面：首先是面對正統馬克思主義對這個階級所具有的“農村的愚昧”的貶低，如何使共產黨對農民階級日益增長的依賴合法化；其次是以史為鑑，通過學習確定為什麼中國過去有那麼多農民起義卻未能改變社會結構的原因（Kelliher l994，389）。在1920和1930年代，共產主義思想家就這些問題提出了廣泛的爭論性答案，這些爭論性答案逐漸結合成一個關於農民的“兩重性”理論。根據這個理論，一方面，在傳統經濟中遭受長期剝削與壓迫的農民已經慢慢輸入了反叛的天性；另一方面，作為“半封建”社會的小農這一事實又促使他們具備兩種落後形式：首先導致政治上的保守主義趨向和易受封建迷信的影響，其次還會引向小資產階級的願望，僅僅滿足於獲得土地並得以均分而止步不前。根據這個觀點，農民是自然而然傾向於造反的，然而他們自己始終試圖重建一種政治，其中一位君王長者將控制著地主和農民家長的秩序。因此在過去，“儘管每一次農民革命鬥爭都取得了一些社會進步，但是依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封建的經濟關係和政治體系”（毛澤東，引自Kelliher 1994，392）。
共產黨官員從農民的兩重性理論得出的教訓是，農民可以有效地僱用來服務於革命，但是他們不能自身來領導革命。他們需要無產階級和它的政黨——共產黨的領導。布林什維克已經闡述了“工農聯盟”的思想，但是這一思想在中國共產主義者那裡得到了更加詳細充分的闡述，他們急於批判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關於共產黨在城市工人中缺乏基礎的譴責，主張共產黨是工人階級本身最先進的成分，指出無論在何處黨指揮農民，都必須保持工農聯盟和無產階級革命資格審查的完整無缺（Kelliher 1994，393）。
佚名畫作《南泥灣》，1941年3月，八路軍三五九旅在南泥灣開展了著名的大生產運動。[圖源：xlysauc.com]
在上個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的背景下，農民的兩重性理論是解釋“農民問題”的一個激進和創新的路徑，它給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提供了以農村為基礎的革命走向成功所必需的實用見解和馬克思主義的合法性（Kelliher 1994，394）。但是凱爾利赫指出，1949年以後，這個農民的兩重性和工農聯盟理論獲得了新的含義和新的意識形態功能。儘管解放以前毛澤東最為強調的是農民本性中積極的、革命的一面，但解放以後，當農民的反叛性不再是這樣一種有用的資產時，對於農民意識的落後一面的關注在共產黨的理論化過程中就變得更為突出。而且到了50年代中期，農民開始抱怨工農聯盟的真正含義是農民階級的利益附屬於城市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利益（同上，395）。
解放後的前30年間，共產黨公開宣稱自己致力於婦女解放和消除“三大差別”，那就是存在於城鄉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以及工人和農民之間的不平等。在官方媒體和文獻中，農民包括農村婦女通常被描繪成領導革命的英雄，或者被描寫成從前遭受過封建壓迫、但是已經從封建落後思想中走出來並在共產黨鼓舞下向前進的人民群眾。簡言之，他們被描述成不是“文明社會里的野蠻人”或者現代性的落後部分，而是“前進中的”或者“先進的”階級，在邁向共產主義的國家動力中處在核心地位（Kipnis 1995，119—120）。
實際上在毛澤東時代，農民尤其是貧苦農民在社會和政治地位方面得到了很多，同時他們也得益於國家想要在這個群體中改善基本的健康和教育狀況、提升婦女的地位以及提倡自由婚姻所作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許多農村居民現在回顧毛澤東時代，都把那段時期看成是具有平等、尊嚴和道德的“黃金時代”。那時候每個人的基本需要都得到了滿足，幾乎沒有什麼腐敗或犯罪，所有人都統一在一個偉大的事業裡，團結在一個具有超凡魅力的克里斯瑪似的強大領袖旗下（Gao 1999，Dorfman 1996，269）。我想說的是，考慮到毛澤東在解放前的農村條件下和農村內部不平等、腐敗、暴力不斷增加的條件下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標誌著毛澤東死後幾十年特徵的城鄉之間日益增長的社會和經濟分割，他們有相當正當的理由持這種看法。
然而說到性別平等，這方面取得的成就斷然比國家修辭可能提到的要少得多。中國政府雖然在其他種種方面進行了創新，但是在婦女解放問題上大體採用的是過於簡單化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路徑。根據這種路徑，婦女一旦參加社會生產，她們就可以擺脫壓迫。更有甚者，即使這種路徑也只在它適合經濟需要時才付諸實踐，而當失業壓力大時就不予採納。結果現在的大部分分析家指出，在毛澤東時期婦女解放尤其在農村只是一個“未完成的”或者“被延遲了的”革命，存在著根本性的問題，包括勞動的性別分工和不平等報酬、雙重負擔，以及婚姻實踐和家庭關係中遺留的自由和平等的缺乏等等（Johnson 1983；Andors 1983；Wolf，Margery 1985）。
除此之外，50年代期間共產黨還制定了兩種不同形式的分類和規則，使城鄉分割客觀化並進一步得到鞏固。其中第一種分類指定了階級身份，在這種分類過程中公民被劃分為永久城市居民或某一個特定村莊的永久農村居民兩大類，前者又根據他們的職業或解放前的家庭出身進一步分類，後者則根據土地所有權進行歸類。第二種分類形式是戶口登記制度。在導論中已經討論了，這個制度與毛澤東政治經濟管理的其他兩個方面相結合，使得從農村到城市地區的流動幾乎成為不可能，國家藉此可以吸收農村的資源用於支援工業發展和城市的生活津貼，其結果導致農村生活水平保持在很低，並且使城鄉之間的不平等得以長存。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間（1966—1976），共產黨關於農民的兩個極端的看法，像兩重性理論中所闡述的那樣，表現得尤為明顯。一方面，共產黨將城裡人下放到農村去，既為了矯正城鄉居民之間的分野，又為了讓城裡人向農民學習他們的革命精神。此外，在這個過程中，農村的“鐵姑娘”隊模仿大寨模範生產隊的年輕姑娘們，成為婦女解放和革命進步的最有力的標誌之一（嚴海蓉2002，10—11）。另一方面，共產黨中的極左分子比以往更加懷疑農民的小資產階級傾向，農村家庭通過養豬、養雞或在自留地上種植蔬菜來補充他們的收入，這些行為被指責為“資本主義的尾巴”。
凱爾利赫注意到，到了70年代末，農民的兩重性理論已經固化為一種本質主義的陳詞濫調。主流的形象“將農民呈現為熱情的、自豪的、體力強壯的、易於引導的、敢於挑戰壓迫者的、革命的、自然的和不屈服於強暴的人；同時農民的形象也被描繪成狡猾的、固執的、保守的、偷雞摸狗的、落後的、自私的、迷信的和貪婪的人”（Kelliher 1994，397）。
後毛澤東時代中國農民的“低素質”
凱爾利赫指出，鄧小平領導下的共產黨的改革者們在80年代試圖收集新的資訊，開啟理解農民的新視野，但是在這一點上他們遭到了兩重性理論的持續影響的阻礙，尤其是受到了關於農民是落後的、目光短淺的階級這一假設的阻礙。特別是當共產黨的官員觀察到非集體化伴隨著解放前村莊習俗的復甦後，他們將這一現象歸結於原始的、落後的“農民意識”，而不是歸結於例如經濟因素或者共產黨未能解決農村的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感問題（Kelliher 1994，401—402）。
與共產黨的觀察者固守在關於農民的落後本質這一古老而僵化的概念框架裡不同，凱爾利赫認為“1980年代的藝術家和學者對農民的描述出現了在客觀性、人道主義和智力興奮之間前所未有的張力”（Kelliher 1994，401）。的的確確這一時期有關農村經濟和社會的大量仔細的研究得以發表了，並且在文化圈中也出現了比毛澤東更加複雜的有關農村人和農村生活的描述。但是即使這種情況下關於農民的本質主義觀點、特別是關於農民落後的說法依然在學術的、藝術的和官方的作品中有影響力。這不僅表現在古老的共產黨理論中關於農民的“小資產階級”傾向的說法已經蛻變為關於農民落後的不可更改的陳詞濫調，而且表現在文化大革命中將城裡人遣送到鄉下學習農民本質中的革命性這一政策已經成為獨一無二的一大敗筆。大多數城裡人在農村學到的，更多的是農民與自己相比在本質上是多麼不同和“落後”。這一課與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在世界舞臺上同樣是“落後”的感覺相結合，促使人們重新追問：中國出了什麼問題？也導致官員、知識分子、藝術家和記者一方面從資本主義吸取靈感，另一方面又從20世紀早期中國佔主導地位的知識話語中吸取靈感，對這一問題的答案進行建構。
然而隨著十年“文革”的結束，農民喪失了他們在毛澤東時代獲得的道德和政治身份，貫穿整個80年代關於國民性弱點和人口素質，尤其是農民和農村婦女素質落後的憂慮，不僅在官方宣告中，而且在學術和藝術作品以及流行媒體中再一次成為顯著的特徵。例如在1986年國務院的一份關於農村貧困狀況的報告中，將中國落後的責任歸於農村人口的缺陷上。這份報告還被用做一部爭議性的電視系列片《河殤》的背景參考材料，《河殤》所要傳達的核心資訊之一，就是中國的落後源於它落後的農民。貫穿這部電視系列片的始終，農民總是明確地與停滯的傳統聯絡在一起，被指責為缺乏勇氣的、被動的和迷信的（Anagnost 1997，121；Kipnis1995，122；Hao Jiaozhen 1990）。
在文學作品尤其是“尋根”文學以及“第五代”導演例如張藝謀、陳凱歌等人執導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電影中，農村和農民也是他們的核心興趣點。在這些作品中，如同五四運動時期一樣，農民時而被描繪成野蠻的和可惡的，時而又被描繪成人們渴望的中國傳統和精神的精華，或者常常被同時描繪成二者。並且就像在五四文學中那樣，農村婦女的形象常常在那種受過教育的城市男性精英與“人民”之間關係的虛構描述中被比喻為“他者”。貫穿整個80和90年代，政府在以“素質”為焦點的一系列話語中不斷地瞄準了農村人尤其是農村婦女和那些貧困地區的人。所謂“素質”是一個新詞，翻譯成英文大致相當於人的質量。例如，改善農村人口的素質，特別是消除“迷信的”儀式活動，提供技術培訓，鼓勵競爭和商品化，“讓農村人從小生產和平均主義的傳統觀念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既是共產黨提高“精神文明”運動的核心目標，又是婦聯改善婦女在發展中的角色併為發展作貢獻的核心目標（Jacka 1997，95；“跨世紀農村婦女工作的六大任務” 1999；Judd 2002，19—32）。
“素質”已經成為有關現代性和國力的發展和成就的各種話語中的核心要素。它可以並且已經用來指稱人的一系列屬性，包括教育、文化、道德、行為方式、心理學、生理學和遺傳學的特徵。理解它的重要性的關鍵不在於用一些精確的定義來束縛它，而在於首先承認這個詞的可塑性的效用和權力是非常重要的。其次，“素質”配置的另一個重要特徵是它集中關注人類的屬性以及如何改善它們，而將注意力從源自政府創造或認可的結構、制度和實踐的缺陷和不平等中轉移開。
“素質”一詞描述了與毛澤東的階級範疇相當不同的社會經濟分化和國家治理形式。從表面上看，“低素質”作為描述下等身份的範疇看起來不像毛澤東時代的落後階級標籤那麼僵化，因為關於任何人以及人人都可以和應該提高他們自身素質的說法已經在後毛澤東時代的話語中廣為提倡。事實上，有人可能會提出在後毛澤東時代為現代性而奮鬥的過程中，比“素質”本身更重要的是它的可塑性，一個人和一個民族的素質並非固定不變，它們可以落在別人後面，也可以被提升。這就滿足並回答了平民當中新的、非常強大的渴望和憂慮——獲得更高水平的自我素質、與他人競爭誰有最好的素質、因為某人素質不錯而感覺良好，以及帶著同情或輕蔑的態度鄙視那些素質較差的人，所有這些可能性都已被證明是非常誘人的。
這些新的渴望和憂慮的產生，對於市場經濟和國家治理來說至少像對物質財富和消費的渴望一樣至關重要。這樣，在宏觀的層面上，通過特別是計劃生育、優生學、打擊犯罪和無序以及勞動力的訓練和培訓等手段提高人口素質，已經被政府和一般平民視為對民族發展極其重要的東西，是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競爭中爭取自尊與權力的一個首要目標。而在微觀的層面上，通過例如更好的飲食與鍛鍊，通過為孩子們提供素質教育、自學英語和計算機，以及通過到城市或國外旅行開闊眼界等手段，在提高他們素質的基礎上實現個體的“自我發展”，不僅被政府提升為民族發展所必需的，而且已經被內化為普通人包括我在後面章節中要討論的打工妹中間強有力的嚮往。因此對中國作為一個民族的素質的渴望與憂慮，與家庭和個體的素質競爭相融合，形成了一種基於自我規制和自我發展壓力的強有力的政府治理形式，這些由政府自上而下強加的壓力，已經在普通人當中得到內化。
在後毛澤東時代，無論是農村人還是城裡人都被淹沒在倡導提高全民素質的可能性以及試圖推動他們實現這種可能性的國家運動、流行媒體以及商業廣告當中。然而對於那些關注素質問題的人來說，具有悲劇色彩的是，那些被指定為具有最低素質的群體，尤其是那些從農村來的人，已經發現實際上這是一種比毛澤東時代的“落後階級”標籤更難改變的身份。“素質”已經被用來對映一種在貧窮“落後”的內地農村與城市和沿海省份之間社會和經濟分化的地理學，這些分化非但沒有通過市場取向的改革而得到緩解，而且在80和90年代的中國變得更加赤裸裸。因此從80年代中期開始，在收入、教育、健康、福利保障方面的不平等，無論在中國的農村地區內部還是在城鄉之間都進一步加大。到1995年，城鄉之間的收入不平等比在後毛澤東時代初期的1978年更加突出（Knight，andSong1999，319）。這個不平等程度比當時中國任何其他形式的不平等更加明顯（Khan and Riskin1998，246），同時也比除辛巴威和南非之外的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城鄉不平等更加顯著（Knight and Song1999，337）。這種城鄉之間收入的高度不平等，是進一步造成1995年中國成為亞洲地區最不平等國家之一的原因，當時中國的基尼係數估計是0.452，比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亞那些國家還要高，與菲律賓差不多（Khan and Riskin1998，246）。
後毛澤東話語中的“民工潮”
無論普通市民的談吐中還是政界要員的言論裡，無論是通俗影視的節目中還是權威專家的著作裡，都可以聽到和看到對進城農村人口的大致描述，即進城農民大抵是愚蠢的、骯髒的、缺乏教養的和沒有羞恥觀念的。流入城市的鄉下人如果不是現行的就是潛在的盜賊、搶劫犯、賣淫嫖娼者、“超生游擊隊”員（指那些沒有遵守計劃生育政策的人）和傳染病的攜帶者與傳播者。（俞德鵬 1994，38）
已知的有關農民落後的一般偏見，符號化在“農民”這個詞當中，在毛澤東時代有關農民的兩重性理論和戶口登記制度中得到了具體體現和本質化，並在後毛澤東時代關於素質的渴望和憂慮中再次得到了強調，因此當大批農村人在80年代中期開始進入城市時，他們自然也會被城裡人以輕視和不信任的眼光來看待，這一點似乎並沒有出乎意料之外。如同社會學家俞德鸝在上面的引文中所提到的，這一態度在普通人的交談中、在流行媒體和在官方話語中都是明顯公開的。
事實上，在後毛澤東時代的城裡人中間，那些“民工潮”或“流動人口”中的農民比在鄉下的農民引起了人們更多的憂慮和反感（但同時也包含更多的吸引力，我將簡短地論述這一點）。這部分是因為突然之間他們大量出現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比他們在農村時更加顯眼和無法迴避。同時也因為他們的流動性和域限性，由於他們將自己的根據地設在農村，並不是真正的城裡人，使得他們的存在威脅到了農村人與城裡人之間的區分，而這種城鄉兩分的秩序既維護了城裡人物質上的特殊待遇，也維護了城裡人素質更高所依據的觀念。
對於流動性和域限性的關注清晰地反映在那些用於指稱流動者的常用詞彙中，包括“民工潮”、“盲流”以及“流動人口”等。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詞彙都運用了水的比喻，包含了水流的特徵。在第一個詞中，流動者被比喻為一種潮汐或巨流，而後面兩個詞也包含若“流”的特徵，意味若流動、漂浮或漂流。一些學者注意到，中國文化傳統上包含了對外來者的一種特殊的使之陷入絕境的態度，以及對地理上流動的入的一種高度憂慮。或許這是因為一種基於親緣關係定居的農業社會已經很大程度上主導了這種文化（Yang 1994，193）。因此，空間上受束縛的社群的根深蒂固，已經成為主流理想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構成了值得想望的、符合道德的生活（Zhang，Li 2001，33），而“流”的特徵具有非常強大的、負面的內涵。
其他用於指稱流動者的詞彙，通過強調他們在目的地作為“外來者”的身份，也反映了一種符號化的威脅意識。像“外地人”、“外來工”、“外來妹”這些常見的詞最明顯地指示了一個外來者的身份，因為它們指出了這個人來自不同地方這一事實。“打工妹”和“打工仔”的說法不像“外地人”、“外來妹”這些詞那樣明確指出作為流動者的身份。然而“打工”一詞指的是與持久職業形成對比的臨時工作，不具備與毛澤東時代的“勞動”相符合的身份，也表明了打工者是處在城市社會秩序之外的人。儘管隨著勞動力市場的引入和私人企業的成長髮生了種種變化，但在90年代和本世紀初，關於職業最常見的理解還是使一個人附屬於某個特定單位的一份終身工作。單位就是個體在社會中的支撐點，它所提供的不僅是就業，而且還有住房、福利和一系列的公共物品，同時還負責監控和管轄個人的行為。打工仔和打工妹完全脫離了單位體系，他們從事的是短期的工作，常常沒有任何合同或其他法律檔案，
並且由於一般不給他們提供任何福利或其他利益（儘管工廠經常給他們提供集體宿舍），他們也不像其他工人那樣對工作單位充滿感激之情。
最後，打工仔和打工妹中的“仔”（年輕男孩）和“妹”（年輕女孩）這些用詞也表明了流動者是社會秩序的外部人，或至少不是社會秩序中完全的成員，因為這些用詞表明所指稱的個體是年輕的和未婚的。尤其對女性來說，婚姻標誌著進入社會秩序的入口。因此打工妹無論處在城市中的什麼位置，都被看成是暫時的，她們“真正的”成人身份始於她們回到農村、“定居下來”併成為妻子和母親之後（Pun 1999，2）。
現在我想考察這些用來指稱流動者的詞彙中所包含的假設、思想和態度，在平面媒體有關流動者的描述中以什麼方式被釋放出來。這種描述已經成為都市文化中最顯眼的一個方面，既反映了關於城鄉流動的主流話語，也對這種話語的形成作出了貢獻。在這一部分我將考察在全國性媒體和北京媒體中發表的一些文章，包括由學者和官員作出的分析文章和調査報告;也將考察一些說教性的文章，包括對英雄模範人物的描寫以及有關失足墮落人員的警戒故事;還將考察人們感興趣的故事和調查性的新聞報道。我討論的這些文章來自與“商業”小報和其他出版物相區別的“官方”報紙和雜誌。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媒體在資金和管理方面的變化已經使“官方”和“商業”或“非官方”媒體之間的區分複雜化了，因為商業關注的“黨線”和“底線”在兩類媒體中都清晰可見，反映各種不同利益、願望和關注點的不同話語也可以跨越官方與商業的界限而清晰地看到。
本章提到的期刊雜誌所共有的一個特點，事實上也是中國的大多數官方和商業媒體所共有的特點，是一種壓倒一切的都市視角和假設，其主要讀者群是受過教育的城市人口。農村居民儘管在人數上佔優勢，但他們的關注點和視角在中國新聞界幾乎得不到傳播，被排斥在許多專業雜誌之外。然而在下一章中，我將考察明確面向農村婦女的《農家女》和《打工妹》雜誌。我的部分目的是確定統治主流城市媒體的話語在多大程度上也在更加專門的女性雜誌中得到了反映，這些雜誌據稱是專為農村讀者或打工讀者撰稿的。
在80和90年代的中國發表的有關城鄉流動的大部分分析文章，都對流動人口帶有一種矛盾的態度。一篇由北京市公安局（相當於警察局）的官員寫的這類文章在討論這個城市的流動人口時宣稱：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人口、資金和產品的流動已經日益擴大，在全國的大型和中等規模城市中，流動人口作為一個動態的、複雜的人群，已經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和速度膨脹開來。（王舉、史崇欣和宋春生1993，35）
這篇文章概括了北京市流動人口在規模和人口統計學特徵方面的一些數字，然後討論了流動人口對這個城市的經濟和社會的影響。首先指出了“積極的”方面，包括農村建築工人對城市建設的貢獻，以及農村勞動力有助於許多行業中的“補缺”這一事實，即彌補了諸如建築、紡織、化學、衛生、煤礦等行業由於工作“髒、累、重”的名聲而遭遇的勞動力短缺。同時也提到了農村人在城裡賣農產品和其他物品，修理鞋子和傢俱，以及提供保潔和其他服務等等，使得首都的日常生活更加方便。文章還進一步指出，流動人口作為零售商和消費者的雙重角色對於首都商業的繁榮作出了巨大貢獻（王舉、史崇欣和宋春生1993，36-37）文章接著寫道：
然而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兩面性，數百萬流動人口的進入在發展經濟和建設首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與此同時也產生了首都經濟秩序、城市管理和社會秩序方面的一系列問題。（同上，37）
文章接下去討論了這些問題，給出統計數字證明不斷增加的農村流動人口導致了北京犯罪率的上升，在不斷增長的無照經營和偷稅漏稅者中農民工佔據了大多數，流動人口的增加還給城市公共交通、水電煤的供應以及公共衛生和計劃生育等造成了不可持續的壓力。文章接著對民工潮的增長給出了一個簡短的預測，最後在結論中列舉了一系列實質性的政策建議。所有這些建議都是以改善對流動人口的管理為目標，包括在這一地區“補充、修改和完善法制體系的作用”，建立“統一的、權威的流動人口管理機構”，繼續提倡僱主和其他城市居民在監督和規制農民工在城市的就業和居住中的作用，以及執行準化的“誰用誰支付”的費用制度以克服公安局和其他部門在農民工許可證管理中所需資源的嚴重不足等措施（王舉、史崇欣和宋春生1993，37—39）。
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之間，流動人口的形象是危及城市的洪水，這是當時媒體中有關農民工的最主流描述。但是在那以後，關於流動和民工的描述不斷多樣化，越來越多的描述集中在將農民工作為個體的人來看待，而不僅僅將流動簡單地視為一個成問題的現象。它們包括，首先，越來越多的文章對流動持肯定的態度，甚至將民工描繪成發展的英雄；其次，還包括一些報告將注意力集中在農民工的艱難生活，要求以更加富於同情心的態度對待他們。一些文章就當地城市的規章制度向農民工提出忠告，還有其他將農民工尤其是打工妹變成人們的娛樂和偷窺物件的敘述。像危險的“民工潮”形象一樣，關於農民工的這些表述中的每一種都在重要的方面與農民的“落後”、低素質和域限性的概念化模式相關，與伴隨著市場導向的“改革”、“發展”和“現代性”而產生的一系列渴望和憂慮相關，只不過它們相關的方式各不相同。
這篇文章的敘述結構和內容的一些方面反映了80、90年代發表的關於流動人口分析的標準特點。首先，這種分析是以對同屬於文本作者和讀者的“我們的”城市與“其餘者”之間的清楚劃分為前提的，是從一個管理者的角度、特別是從一種對城市穩定性的憂慮和對本地生活標準的維護的立場出發的。因此文章中最為關切的是建立對流動人口現象的衡量標尺，決定如何控制和管理它才是最好的，而對流動者本身的福利或需求則沒有考慮。而且就像大多數這類文章一樣，分析中雖然提到由於流動人口在城市的存在而獲得的益處，但關於流動人口的負面影響和如何管理他們的討論，無論根據其全部的篇幅結構還是在敘述核心和結尾的主導位置上，都佔據著首要的地位。
其次，市場與流動之間的關聯在這個敘述中被建立起來，並且因流動人口而產生的結果與那些通常歸因於市場的結果非常相似。但是這個敘述模糊了市場改革、流動和社會經濟變遷之間的因果關係。總的結果是流動者成為市場的一個比喻，關於流動人口的擔憂造成了對於中央計劃體制的崩潰和市場力量的衝擊的總體憂慮，而這種總體憂慮反過來又強化了對流動人口的擔憂（參見Solinger 1999，100）。
因此這類敘述使已經符號化在“流動人口”和“盲流”這些詞彙中的流動與無序之間的關係得到了再生。它們表達了對前市場改革體系的一種懷舊之情，在那個體系中，每個人在空間上是固定的。通過製造社會崩潰不斷逼近的印象，這些敘述還促使人們產生一種對強大的中央控制、政府作用的合法化、尤其是法律強制機構的渴望。此外，通過強調所謂農民工在城市犯罪中佔主導地位的說法，這些敘述還建構了一種反社會、低素質的危險的農村“他者”形象，與城市文明和秩序可以被建設和維護的觀點形成鮮明的對照。
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之間，流動人口的形象是危及城市的洪水，這是當時媒體中有關農民工的最主流描述。但是在那以後，關於流動和民工的描述不斷多樣化，越來越多的描述集中在將農民工作為個體的人來看待，而不僅僅將流動簡單地視為一個成問題的現象。它們包括，首先，越來越多的文章對流動持肯定的態度，甚至將民工描繪成發展的英雄；其次，還包括一些報告將注意力集中在農民工的艱難生活，要求以更加富於同情心的態度對待他們。一些文章就當地城市的規章制度向農民工提出忠告，還有其他將農民工尤其是打工妹變成人們的娛樂和偷窺物件的敘述。像危險的“民工潮”形象一樣，關於農民工的這些表述中的每一種都在重要的方面與農民的“落後”、低素質和域限性的概念化模式相關，與伴隨著市場導向的“改革”、“發展”和“現代性”而產生的一系列渴望和憂慮相關，只不過它們相關的方式各不相同。
從90年代中期開始，小部分但人數越來越多的學者致力於爭取對農民工狀況的富於同情心的理解，並試圖依靠調查批判城市對民工的偏見。然而對城市農民工生活的集中關注，似乎更經常地為這些學者的認識所推動，他們自身越來越認識到對農民工的強制性限制和規章制度並不能阻止他們對社會和政治穩定的威脅。相反，將他們融入城市的社會生活，並且在民工總體中首先引入自我規制的灌輸形式，這樣一些努力需要被引導。因此在90年代晚期，一些報紙開闢了特別為農民工和關於農民工的專欄。這些專欄中發表的大多數文章提供了瞄準農民工自身以及有關他們的法律權利和責任的資訊。例如，在1999年1月至4月間《北京青年報》的“北京民工”週刊上發表的大部分文章對新進入首都的人的打工許可證要求、民工再就業中的權利與責任，以及向警察報告犯罪行為的程式提出了建議。另一些文章警告民工不要捲入酗酒、賭博或犯罪，或者敦促他們保護自己免於欺騙和偷竊。
儘管整個90年代學術界和官方文章的重點依然集中在流動對城市的法規和秩序的令人不安的衝擊上，但是也有越來越多的文章因為覺察到流動對農村發展的好處而以正面的詞彙對它加以描述。這些關於流動的不同立場的存在，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就是官方的媒體也不能代表一個單一的、同質的“黨線”，不如說，不同的文章反映了國家不同官僚機構分支的不同利益。公安局和農民工最為青睞的那些大城市所在的地方政府最強調流動人口引起的城市安全的威脅。相反，農業部和民工大量外出的流出地所在省政府則更經常地將城鄉流動作為農村發展的一個途徑大加支援。
除此之外，90年代和2000年以後，越來越多支援城鄉流動的文章在媒體中的出現，反映了官方在農村發展思路上的一個全面轉換。80年代一個主流的觀點是，農業“剩餘勞動力”應該遠離大城鎮，在本地的副業、小城鎮和鄉鎮企業中消化。當時的口號是“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到了90年代，這一觀點越來越讓位於一種新的論調，即認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是農村現代化因而也是整個民族現代化的本質，而僅僅通過發展小城鎮和鄉鎮企業是不能實現的。在1995年一次關於流動人口管理的大會上，中央領導的觀點還分為兩大派，一派認為“就地吸收農村剩餘勞動力是必要的”，另一派堅持認為“應該採納堅定有效的措施確保農村剩餘勞動力理性而有序的流動”（Solinger 1999，54）。然而在2002年舉行的第16屆黨代會上，江澤民總書記指出“必須消除城市化的所有制度和政策障礙，引導農村勞動力理性而有序的流動”（Lague 2003，25）。意識到中國加入WTO將會導致成千上萬的農民喪失謀生的機會，一個“離土又離鄉，進廠又進城”的新口號誕生了。
在90年代末和本世紀初，讓一些農民工能夠獲得城市永久居留權的努力甚至都已經做了。但是目前為止這樣的努力大部分限於人口在10萬以下的小城鎮以及農民工當中的技術工人和商人。這一時期佔主導地位的官方假設仍然是，大城市的農民工中的大多數呆在城市幾個月或幾年以後，還是會回到他們的村莊或者附近的小城鎮。
就像民工犯罪狀況的報告一樣，關於流動對農村發展的好處的文章強化了將農民視為落後分子的觀念，但是這些文章又將在城市的流動和工作描繪成克服農民落後本性的手段。例如，一位為社會學雜誌《社會》寫稿的作者回應共產黨關於農民的“兩重性”理論時指出：
研究表明，人口素質的高低與人口的遷流狀況關係密切。長期以來，自給自足、狹隘排外的自然經濟造就了“生死不相往來”的極為封閉的“農村孤立國”，孕育了重本抑末、重土慎遷的小農意識，使得社會生產和意識觀念長期停留在極為狹隘的領域中迴圈往復，農村人口素質很難提高。90年代以來，隨著城鄉壁壘的解體，戶籍制度的鬆動，農民紛紛離鄉外出打工，城鄉人口遷流空前活躍……民工離鄉進城打工意味著他們賴以生存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動有力地促進了民工素質的提高。（黃晨熹 1995，26）
為了詳細說明這一點，作者指出農民工在城市的經歷提高了他們的文化教育水平，也改善了他們的專業技能。通過給家裡匯款，這些農民工還為提供其他農村人教育所需的資金作出了貢獻。城市的帶薪勞動還轉變了農民工的思想觀念。在城市工作以後，這些勞動者較少傾向於生許多孩子，更可能在較大範圍內尋找結婚伴侶，因此減少了近親結婚的可能性，從而減少了近親繁殖和人口素質惡化的風險。此外作者還強調，他們在城市的經歷會加深農民工對市場的理解，培養他們對新思想的開放性、敢於冒風險的意願、對合作與競爭的重要性的理解，以及對資訊值和時間值的準確評估。最後，在城市期間，農民工吸收了現代文明，逐漸讓他們自己適應了都市的生活節奏和城市社會關係的契約性質，增加了有關現代性的第一手知識（黃晨熹 1995，26—27）。
另一些文章讚美了家政服務所具有的特殊價值，一方面它是打工妹通過服務於都市家庭對經濟作貢獻的一種方式，同時作為交換，在這個服務過程中，她們自身也被文明化和現代化。這不能簡單地視為打工妹獲得謀生新技巧的過程，還應視為她們自己的身體和思想得以改變的過程。一個例子是《半月談》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報道了從安徽省無為縣來的年輕女性從農民到家政服務員再到企業家的轉變故事。作者寫道：
進城不久，這些靈慧、勤勞的姑娘經過鍛鍊，很快成為城鄉文化結合的一代新人。她們走出鄉村田野時，帶著一身土氣和力氣，當她們歸來時，不僅帶回了資金、資訊、技術、市場，還帶回了新思想、新觀念和家鄉人所不具備的開拓市場經濟的本領。（王樹成和李仁虎 1996，24）
這篇文章和前面引用的《社會》雜誌上的那篇文章裡所暗示的，就是對毛澤東主義未能引領農村走出傳統的、主要以謀生為基礎的農業經濟，以及未能改變“落後的”、“狹隘的”農民意識的批評。據說只有90年代以來，通過讓他們走出鄉村並進入現代城市的市場經濟，農民的素質才得到了改善。在這些論述中，就像在其他許多說明中一樣，有關城鄉差異的一個清單在不同詞彙之間被列舉出來，如下表所示：
農民工是這兩套概念之間的連線點。如俞德鵬的引文中提到的，農民工由於他們與農民之間揮之不去的聯絡而成為輕視的物件，他們被看成是愚蠢的、骯髒的、缺乏教養的和沒有羞恥觀念的。此外，由於農民工在字面上或在隱喻的意義上都不能確定為農村人或城裡人的範疇，也由於俞德鵬所指的“乘車效應”一因為那些已經在車上（在城市）的人怨恨由其他人（農民工）試圖上車所引起的擁擠現象而產生的效應，農民工被人們以猜疑和憂慮的眼光來看待（俞德鵬 1994，37）。
然而作為個體的農民工有時候會由於他們在擺脫落後的農民性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受到人們的讚許，成為引領農村現代化並鼓舞其他農民效仿的模範。例如在上面提到的那篇《半月談》的文章中，說到了3個來自安徽無為縣的模範女性。第一個女性在北京當保姆期間業餘研究中醫，幾年後她回到無為縣，建立了一個非常成功的工廠，為國內外市場生產藥品。第二個女性在北京幹了幾年家政服務和其他工作後，她的才能被家鄉的官員看重，招聘成為當地的婦聯代表。第三個女性還沒上究初中就離開了家鄉，在北京的一位知識分子家庭找到了一份保姆的工作。後來在北京的高中水平考試中她獲得了一等的好成績，她寫的一個故事也在報刊上發表了。按照這篇文章作者的說法，這些打工妹率先大膽地走出封閉的鄉村田野，在陌生的都市生活中受到文明的洗禮並增長才幹，從而喚醒了田埂上成千上萬的兄弟姐妹，引導他們進入城市的大課堂，接受市場經濟的磨鍊和培訓；她們為家鄉帶來的重大效益在於，給家鄉人的傳統思想觀念帶來強烈的衝擊，併為家鄉鍛煉出一批敢於搏擊市場風雲的生力軍；她們的行動同樣也給家鄉一個重要的啟示：外部世界天寬地闊，走出狹窄的田野就能改變一切，改變貧窮落後面貌要依靠自己去創業、去奮鬥。（王樹成和李仁虎 1996，24）
在讚美這幾位女性所取得的成就的過程中，這篇文章掩去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對成千上萬的打工妹來說，家政服務是作為一份深深的羞辱性工作來體驗的，從職業的發展或訓練方面來看沒有任何前途。此外，由於忽視了家政服務人員令人同情的低工資這一事實，這篇文章盲目崇拜這些女性在自我發展、改善自身和家鄉同伴的素質，以及引領其他農村人走向“城市大課堂”中所取得的想象中的收穫。在這個過程中文章抹去了對農民工的階級剝削問題（嚴海蓉 2002，7）。
另一個例子是，1997年官方雜誌《中國青年》上刊登了一篇有關農民工的報道，他們被共青團授予“傑出外來務工青年”的稱號。其中包括一位曾經在鞋廠苦幹6年、忍受著老闆的虐待和嚴重的工傷的青年人，從那以後他回到家鄉建立了自己的鞋廠。受表彰的還有一位年輕女性，作為街道清潔工，她忍受了11年的歧視和性傷害，最終她對城市社群的服務才得到了共青團的認可。最後受表彰的是一位當過保姆、在城市餐館工作了3年、受盡羞辱和剝削的女孩子，她回到貧窮的村莊後，利用從親戚那兒借來的錢，自己為當地的孩子蓋了一所學校（劉新平 1997）。
除了讚美農村經濟的工業化和商業化以及農村勞動力的無產階級化以外，有關模範農民工的這一類報告對國家來說有兩個重要的功能。其一，通過稱讚那些離開農業到城市勞動市場尋找工作、並學會新技術而冒險從商（偏向於回家鄉從商）的人所取得的成功，這些報告給促進市場經濟的國家政策賦予了合法性。間接地說，也給後毛澤東時代國家優先考慮經濟增長而忽略對社會不平等的關注，或者說以社會平等為代價的政策取向賦予了合法性。因為儘管這些農民工遭受的剝削和困苦在這些文章中也得到了反映，但是它不是作為一個問題出現的，而是作為一種對每個個體的自我發展和素質改善來說必需的“嚴酷考驗”。
其二，這些文章推動了被視為民族發展所必需的那些價值觀念和態度的內化，這些價值觀念和態度包括適應性、忍耐力、自我犧牲精神以及敢於冒風險、有韌勁和自我完善的意願。上面所引的《中國青年》和《半月談》上文章的核心，就是農民工的素質提高了。所要傳達的資訊是，自我發展和一個人素質的改進是加入現代市場經濟的有益結果和獎賞。同時，人人承認自己素質太低並需要自我完善，是實現民族發展的本質性的先決條件。如嚴海蓉所說，後毛澤東體制在“與世界接軌”方面的努力是一個社會工程，其至關重要的條件在於形成這樣一種主體共識，讓人們逐漸認識到自己是發展不完善的、素質不夠的，從而在每個人內心產生一種對自我發展和高素質的渴望（嚴海蓉 2002，4—5）。
那些讚賞勞動力外流的好處並稱贊農民工個體所獲得的成功的文章，提示我們發展與自我發展的道路依賴於農村人打破狹隘的傳統小農經濟的限制（在後面的大部分例子中是回到農村並轉變這種小農經濟）。然而農民有一個方面被視為必須保留的優點，那就是“吃苦”或者耐勞的能力。事實上正是這種能力使他們能夠在城市忍受數年極為辛苦的低薪工作、忍受虐待和剝削而沒有就業福利或保障，這使他們成為了英雄。這裡我們看到農民工被建構成後毛澤東時代發展的主體，而不是“被拋棄的”他者。這一次是城裡人、尤其是城市工人從垂死的國有部門中被解僱出來，與毛澤東時代的中央計劃經濟的關聯以及對終身就業和福利的“鐵飯碗”的“依賴”已經成為他們被拋棄的原因（嚴海蓉 2002，8—9）。
將民工描寫成英雄的文章發揮了重要的論證作用，但是這類文章在90年代和2000年之後的媒體中還是相對較少。將民工描寫成受害人的說法更加常見。特別是關於打工妹受害人的故事尤其在小報和其他形式的商業媒體中鋪天蓋地，在官方的報刊雜誌中也到處可見。例如有關深圳和其他經濟特區外資企業的農民工、尤其是打工妹所遭受的剝削，已經有越來越多實質性的新聞調查素材。這些文章常常提供有關打工妹狀況的栩栩如生的悲慘細節，包括打工妹為可怕的低工資必須忍受的超長工作時間，她們在僱主那裡遭受的虐待，生活和工作的非人條件，以及她們遭遇的高比率的工傷和醫療問題。
如陳佩華（Anita Chan）所言，這些文章經常是由城市的自由主義者對社會正義的關注而推動的，並被記者用來試圖對政府施加道德壓力，以改善工人的權益（Chan，Anita 2001，4—5）。然而，這些文章的推理性結果和作用也許超出了對農民工本身的關注。意味深長的是，大部分這類文章揭示的都是外資企業裡的剝削現象，而關於國內私營和集體企業的剝削實踐，則相對來說很少討論。我認為這不僅僅是因為外資企業的剝削程度和範圍比國內企業更大，還因為批評國內企業的管理實踐所包含的相對風險以及批評外資企業所能獲得的政治得分。舉個例子說，在2001年下半年，一個著名的故事在北京媒體和中國其他媒體中流傳，說的是一群打工妹56人提出法律訴訟，狀告她們在深圳的假髮工廠的南韓老闆，聲稱她們遭受了粗暴的搜身檢查。儘管她們毋庸置疑受到了汙辱，但是沒有工人受到過損傷。雖然這樣，這個故事還是在媒體中被詳細地報道，還常常伴隨著這些打工妹經受精神創傷而潸然淚下的巨幅照片。我認為，媒體對這個案例的興趣並非真正來自於對個體受害者的困境的關注，而不如說在於利用這個打工妹群體來比喻遭受外來資本威脅的民族。
這類文章與那些有關農民工犯罪的報道不同，在那些報道中，農民工的形象不是作為市場的代言人起作用，而是被比喻為市場的令人不安的後果。然而就其他方面來看，這些有關農民工描述的不同流派是很相似的。它們都強化了對市場的懷疑。也許更重要的是，它們都給政府在維護社會秩序中承擔的角色賦予了合法性。前者將注意力引向“我們的”城市在哪些方面正受到來自農民工犯罪的“內部”威脅，於是給政府面對這樣的威脅突出法律實施的需要賦予了合法性。後者強調來自民族“外部”的對“我們的”公民的威脅，利用民族主義的情緒，突出設定法律在保護公民權利和尊嚴中的作用。最後，這篇文章還是表明民族主義和性別的話語可以多麼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一個例證。在這一方面，在中國就像在別的國家一樣，對女性的外來的威脅或羞辱成為民族主義憂憤情緒的一個特別強大的焦點，因為依據性別話語，女人的形象比男人更容易成為一個珍貴物品（民族）的比喻，她屬於國家和公民，並且必須得到國家和公民的保護。
在90年代和2000年之後中國媒體中萌芽的另一類關於女性受害者的故事，是那些針對女性保姆的性暴力的報道，以及那些曾經被欺騙、被迫當妓女或者被拐賣成婚的打工妹的記錄。在這些故事中，我們再次看到了關於市場、治理和社會秩序的話語與性別話語之間的重要交疊。例如，孫萬寧（音）曾經討論了1988年的一些報紙——包括商業報紙和那些婦聯贊助下出版的報紙——上發表的一個來自安徽的20歲打工妹洪招弟的故事。她的未來老闆試圖強迫她賣淫，當她拒絕合作時，這個男人一而再對她拳打腳踢，脫去她的衣服拍她的裸照。後來她被送進醫院，但警察對她的求助不予理睬。出於絕望，洪招弟從二樓的窗戶跳下企圖自殺，結果造成了一等脊椎傷殘（Sim 2004）。
孫萬寧指出，報紙就這個故事傳達了兩種說教性的資訊。首先，安徽婦聯主辦的一個官方雜誌《安徽婦運》用這個故事作為一個警戒，忠告農村姑娘不要到城市打工，並警告那些想要出去打工的人對可能碰到的欺騙和犯罪活動保持警覺（Sim 2004）。
其次，無論在商業報紙還是宮方報紙上，洪招弟都被讚揚為一個“烈女”，因為她寧願死也不願失去貞操。“烈女”是一個儒家概念，用來描述一個具備女性英雄品質的女人。如同孫萬寧所指出的，在婦聯的報紙上將洪招弟稱讚為“烈女”，表明了現政府對傳統父權制有關性別和性關係話語的支援，也是本應以增進婦女利益為己任的婦聯在這個問題上因循成見的一個例證。在商業報紙和官方報紙上報道的無數其他故事講到了打工妹曾被“人販子”欺騙而被拐賣當妓女或被迫成婚的經歷。這裡打工妹再次成為市場的腐蝕性結果的一個比喻，而市場本身被那種將商品化推向極端的人販子形象所代表。此外，這些故事還強化了將農村視為野蠻之地的觀點（因為拐賣婦女被視為一種農村特有的現象，即使實際的誘拐行為經常發生在城市）。由於受害者幾乎總是被描述成天真無知的人，這一事實進一步強化了城鄉之間的區分。其暗含的資訊是，拐賣婦女總是與市場力量聯絡在一起，它只發生在無知的農村打工妹身上，而成熟老練的城市婦女是不會讓她們自己落入這種陷阱的（Evans 1997，172）。
最後，就像那些論述流動人口犯罪行為的文章一樣，這些故事也肯定了政府對社會的控制的重要性與合法性。這種肯定是通過兩種方式進行的，一是通過論證拐賣婦女正在令人驚慌地大規模發生，呼籲對社會穩定的關注並證明強大政府幹預的需要;二是通過引用令人印象深刻的有關已經落網的拐賣者人數的統計數字，表明政府正在解決這一問題（參見Anagnost 1997，135）。
與有關洪招弟的報道相類似的是，這些有關打工妹受害的故事記錄中，沒有對父權制結構和話語的批判，正是這種結構與話語構成了這種對婦女基本權利的可怕侵害的基礎。也正是這些話語使得年輕的農村女性而不是男性成為對一個都市媒體大眾來說如此吸引人的消費物件。周蕾（Rey Chow）曾經指出：
在某種意義上，對下層人的表述與色情寫作共享著一個主要的特點，就是它同樣依賴於對“他者”的某種客觀化和鏡式反映……如果色情作品的興奮點可以描述為類似於“越下流越好”的話，那麼對下層人的表述的興奮點或許可以描述為類似於“被社會剝奪得越徹底越好”。兩種興奮型別都依賴於物件所缺之物——就是她的強烈需求（或者我們應該說她的墮落），以及她邀請讀者主動填充這一需求的過程。（Chow 1994，243）
因此打工妹遭受的性別壓迫，加上由於城鄉分割而導致的壓迫，進一步加大了她們與城市大眾之間的距離。這既增強了城裡人的優越感，又讓打工妹受害者作為同情、娛樂和窺視的物件更增添了吸引力，進而使她們成為不斷追逐利潤的中國媒體最喜歡的素材。
結論
在本章中我已經展示了有關農民工主體的當代理解的系譜，是與關於“現代性”、“發展”和民族的觀點的歷史緊密聯絡在一起的。因此可以看到，一方面是農村和農民工主體位置的歷程，另一方面是關於“現代性”、“發展”和民族的概念，都在最早出現於19世紀晚期的現代主義精英目的論當中得到了肯定。從那時候開始，知識分子和政治領袖們已經把“發展”或“變革”整個民族，使之走出“落後”、“傳統”的過去，走向更好的、“現代化”的未來視為己任。在這些精英、線性目的論者當中，“農民”以及後來的“民工潮”首先被建構為民族進步的一個“問題”，關於這一“問題”以及所支援的“解決方案”的準確框架，在不同話語和不同時期之間都有重大的變化，並伴隨著相應的重要結果。例如，與毛澤東時代關於如何支配農民的反叛性為社會主義革命所用這一問題相比，後毛澤東時代關於如何運用城鄉流動來改善農民“素質”，以便更好地服務於市場經濟，同時又使農民工對城市秩序造成的威脅達到最小化的問題，已經引出非常不同的態度與政策。
儘管如此，不管“農民”或“民工潮”已經被準確地定位在“發展”線路上的何時何地，不管他們是被視為“先進的”和“有遠見的”階級還是“落後的”、發展不充分的階級，這種視“農民”為走向現代性的線性系譜中的一個“問題”或者麻煩的框架，已經導致重要的連續反應。首先，“農民”範疇的建構包含了以居住地（農村的還是城市的）和職業（農業的還是非農業的）為基礎的區分程式。並且從一開始，那些區分程式也是建構不平等的程式。此後，儘管毛澤東時期努力在“農民問題”上持更加積極的態度，但是從20世紀到21世紀，所謂“農村人”和“城裡人”的本質差別已經被精心製造出來，並且關於這種本質差別的理念與物質不平等的形式之間的契合也變得越來越緊密。這一過程的起因並不是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或後毛澤東時代的資本主義所特有的，而是在兩個時代以不同的方式被開發並進一步得以助長。80年代以來的城鄉流動，加上鄉村和城鎮郊區工業化的巨大增長，已經在某些方面模糊了城鄉之間的區分。然而在其他方面，隨著城鄉之間不平等的增加以及城裡人更加積極地致力於將自己與“農民”相區別，這種區分甚至變得更加尖銳。
2008年，一名英國青年啟用新買的iPhone手機,主螢幕上顯示出這樣一張中國女孩的照片，該照片火遍全球，照片中的女孩被稱作“Iphone Girl”。有網友後來表示，女孩是富士康觀瀾科技園C區三棟手機檢測生產線上的員工，照片傳播後她已被開除。[圖源：網易]
其次，在將“農民”和“民工潮”等等視為“麻煩”的建構框架中，人本身——貼上“農民”、“外來者”“、打工妹”等等的男人和女人——已經被當成沉默的和被動的東西。這裡我的意思不僅僅是“農民”的難題以及所支援的解決方案已經基本上被民族精英而絕少由農村人自己建構出來，而且還包括，如今想要聽到來自農村居民或農民工的觀點和感想已經極其困難。在毛澤東時代，貧窮的農民學會了在公共討論會上“訴苦”，就是說，他們學會了發出自己的聲音，與別人分享對解放前遭受的階級剝削的理解。這是一種特殊型別的主體構成方式，我在本書第七章中將會討論，它通過敘述在農民中間形成一個新的、強大的和持久的能動性意識，或者至少形成一個對能動性的權利意識。然而這種在毛澤東時代培育的能動性，是小心翼翼地形成並受到政府的高度限制的。毛澤東死後，這種能動性同樣受到了政府的限制，同盼更少得到有意的栽培。今天，農民和農民工在不同場合被建構成關注、吸引或鄙視、有時甚至是讚美的物件。然而，大體上他們是被建構成沉默的物件而不是說話的主體。
再次，將“農民”視為“麻煩”使得對於以農村發展為目標的專案的失敗或不充分所作的解釋，與針對其他社會群體的專案以及政府倡導的結構或實踐的解釋分離開來成為可能，也使得無論是1949年以前還是以後的精英將這些失敗的原因歸於想象中的農民本身所固有的素質缺陷（參見Escobar 1991，667）。
最後，根據他們的“農民性”對不同人群進行的劃分和評價，與其他形式的分類—最常見的是那些基於性別和內部人/外來者身份的分類相結合，已經導致“他者化”形式的極度增生。這些都對各種各樣的話語、進而包括各種利益取向的形成作出了貢獻。在本章中，我已經展示了在後毛澤東時代農村居民和農民工的“他者化”是如何被置於人們圍繞市場改革所產生的渴望和憂慮之中的。在一些媒體文章中，市場改革與“落後的”、“低素質的”、“有犯罪傾向的”農民工危險的進城“風潮”的上升聯絡在一起，強化了公眾對於市場的破壞性結果的憂慮，同時也賦予政府尤其是法律實施機構以強化控制的合法性。
然而在另一些文章中，農民工的形象被用於喚起人們對市場經濟的支援，而不是對市場經濟危險的關注。這裡她被描述成不是威脅國家與（都市）社會的罪犯，也不是與城裡人相比“落後的”下等人，而是城裡人需要效仿的發展與自我發展的“英雄”。她無論對國內的還是全球的資本家來說都是勞動力的典範—廉價、“富於彈性”、肯吃苦並且沒有怨言。
還有一些文章中，農民工被描述成既不是罪犯也不是英雄，而是一個無助的、令人同情的人，是剝削、暴力和性濫用的犧牲品。像其他表述一樣，這個形象又回到了20世紀初出現的關於農民尤其是農村婦女的表述當中，可以視為得自西方殖民主義者立場的“東方主義”實踐和中國現代主義精英立場的“內部東方主義”。一些有關農民工尤其是打工妹受害者的這類描述，反映並強化了對市場經濟的憂慮。然而它們常常又是被媒體用於從大部分受過教育的城市大眾那裡榨取利潤的一種方式，這些城市大眾渴望從對處在比自己劣勢和無權地位的一個群體的盲目崇拜或同情中獲得快樂，並在這個過程中證明自己的優越身份。
簡言之，“下等的”、“低素質”、“農民”、“民工潮”和“打工妹”這些表述的起源與發展是與20世紀和本世紀初中國人為民族認同和現代性所作的努力緊密聯絡在一起的。今天這些形象在和都市與民族認同、秩序、發展和現代性相關的主流話語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為傑華《都市中的農家女：性別、流動與社會變遷》第一章“在‘農村的愚昧’與‘城市的現代性’之間”，吳小英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 版。
**封面圖為2018年6月，廣東東莞一玩具廠女工正加班加點趕製俄羅斯世界盃吉祥物。[圖源：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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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稽核：翰墨/豈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