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來自訂閱號「虎嗅APP」：希望婁燁不用再碰運氣
本文來自：北方公園NorthPark（ID：northpark2018），作者：王小笨。
今年2月《風中有朵雨做的雲》在柏林電影節參展，新聞釋出會上婁燁不知道第多少次談到了電影審查，他說他對審查的態度沒有改變，“我覺得電影應該是自由的”。
婁燁沒有變，某些事就更不會變了。距離原定的上映日期4月4日還有一週，微博上傳出《風中有朵雨做的雲》撤檔的訊息，媒體向片方光線傳媒求證，得到了三個字的回覆，“盡全力”。
盡全力，聽天命。只是天命的要求到底在哪兒，誰也不知道。
這次婁燁也不是沒有做出妥協，電影2016年就做完了，從那時候起大大小小改了117處，看過去年金馬影展版本的人都說戾氣已經消減很多，身份敏感的陳冠希連一個正面鏡頭都沒有了。但帶到柏林的版本又改了，到了香港國際電影節的版本，還要再刪5分鐘。
好在撤檔只是虛驚一場，在坐了24小時的過山車之後，片方確認《風中有朵雨做的雲》不會撤檔，海報上寫著兩句話：
“感謝大家，如期上映”；“電影會幫我們記住，我們和我們的時代”。
01
現在這個版本的《風中有朵雨做的雲》，恐怕和婁燁心目中的樣子早就不一樣了，但他這次沒有放棄署名權。
7年前的《浮城謎事》讓婁燁成了第一個放棄署名的內地導演。那時候離電影上映還有41天，官方讓他把電影裡秦昊用鏟子打拾荒者十七下的鏡頭，改成只打兩下。
最後爭來爭去的其實只是一段3秒23格的鏡頭，但這事從來和鏡頭無關，它關乎的是誰擁有對電影最終命運的決定權。
當年《滿城盡帶黃金甲》有不少暴露和血腥鏡頭，審查委員會的一些專家認為應該刪減，但另一些專家覺得那部電影質量很高，足以代表中國衝擊奧斯卡，所以最後的結果是一刀未剪。片子裡有一句臺詞：“我給你的才是你的，我不給你你不能搶。”
搶了會怎麼樣？
當年婁燁的《頤和園》送去審查，審查委員會給出不過審的理由是聲音和畫面不清楚，無法審查。但看過那部電影的人都知道，如果真的一條一條給審查意見，電影最後怕是隻能剩下一個片名。
但婁燁就帶著那個沒過審的版本去了戛納，《蘇州河》的時候他已經這麼幹過一次，導致電影不能在國內公映。不知道他是真的覺得不能公映沒什麼，還是確實視死如歸。從他在戛納說的話來看像是後者，他說：“電影經歷很多困難才完成，時間不是問題，是人的問題。”
這一次就不是國內禁止公映這麼簡單了，他在自己的辦公室，聽完了電影局工作人員宣讀他被禁拍電影5年的紅標頭檔案。那5年他跑去法國生活，雖然沒有離開電影創作，但中國電影的事終究和他無關了。
5年後回來，他和電影審查的纏繞就再也扯不開了。別人拍電影交大綱，他要把完整劇本交上去，《浮城謎事》放棄了導演署名，《推拿》溝通了三四個月還是動了重頭戲，直到這次《風中有朵雨做的雲》的撤檔。
原本第六代導演都和婁燁一樣，拍社會現實題材拍成了地下導演，但在《天註定》做了最後掙扎之後，賈樟柯開始安心在電影裡搞自我致敬，王小帥則乾脆開始為國家現行的二胎政策唱起了讚歌，還在朋友圈搞起了自爆式營銷。只有婁燁，還在《風中有朵雨做的雲》裡啃廣州冼村這種硬骨頭，強拆、暴富、兇殺、官商勾結，一個都不少。
也許在他選擇去做這個題材的時候，電影今日一波三折的命運就已經寫好了。
婁燁曾說過，被禁的5年是他最自由最快樂的5年，他拿著 DV 回國秘密拍了一部《春風沉醉的夜晚》，還拍了一部法語片《花》，再也沒有人盯著他必須把某場戲刪掉，但他自己也承認：
“一個人的自由不是自由。況且，這自由的代價太大了。”
02
和審查打交道是幾代中國導演的集體命運。
1992年田壯壯拍了那部著名的《藍風箏》，直面“文革”的歷史，電影快要拍完的時候，田壯壯跟自己的攝影說：“這個片子只要拍完，哪怕一輩子都不拍戲，我都認了。”
沒想到一語成讖。1994年廣電部下發檔案，處罰包括田壯壯在內的 7 位導演 7 年內不許拍電影，理由和後來的婁燁一樣，“未經審查參加國外電影節”。那一年《藍風箏》拿了東京電影節最佳影片，但中國電影人選擇集體退出以示抗議。
田壯壯就此遠離中國電影的中心舞臺，留給第五代導演一個巨大的問號：如果田壯壯沒有被禁會怎樣？
在某種程度上，田壯壯是被拿來祭旗的，因為就在被禁的前一年，官方頒佈了《電影審查暫行規定》，提出了電影審查所禁止的八項內容，後來這份檔案變成了《電影管理條例》、新版《電影管理條例》，名字一直在變，但核心不改。
張藝謀的“黃金甲”很幸運，但新片《一秒鐘》的事情大家也瞭解了。這部電影原本入圍了今年的柏林電影節，但因為他打算在已過審的版本後面加上幾個鏡頭，電影需要全盤重新接受審查，最終只能因為“技術原因”和柏林電影節失之交臂。
田壯壯也好，張藝謀也好；第四五六七八代也好，為國家榮譽傾盡了半生的“國師”也好。只要回到拍電影這件事，和審查的纏鬥就會一直存在。
但這種纏鬥到底要把創作者帶向哪裡？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賈磊磊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電影的生存、生產及其審查》，說這些規定貌似形成了政策條文，但在執行過程中可以產生完全不同的解釋。
《人物》雜誌寫過一篇電影審查員的文章，發出來沒多久就被刪了，裡面那個老審片員說這份國家委派的任務沒有量化標準，“如果你的悟性不到，你掌握的標準不準，那就是你自己犯錯誤了”。
換句話說，就連身處其中的人都不知道這個過程的標準和底線到底在哪裡。
今年柏林電影節閉幕式上，評審團主席朱麗葉·比諾什和評審團全體成員一起上臺，讀了一封寫給張藝謀和《一秒鐘》的信，信裡這樣說：
“我們需要藝術家來幫我們理解情感與藝術，電影藝術可以轉變思想和生活。”
03
2016年的金像獎，身為評委會主席的爾冬升在頒發最佳影片時，說不想為難其他人所以乾脆自己來當頒獎嘉賓，在開獎前他知道那部名字都不能提的電影大機率要獲獎，他引用了羅斯福總統的那句經典名言“
“我們唯一需要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
對電影有過恐懼的，其實並不只有我們。20世紀初受到清教徒和社會進步勢力的影響，美國進入各州立法審查電影階段，1930年頒佈的嚴厲的《海斯法典》控制好萊塢長達34年，期間被刪減的電影不計其數。
後來是分級制度拯救了美國電影，當然也有新好萊塢電影運動中，大導演們用自己的方式擴充套件表達的空間和邊界，比如伊利亞·卡贊就拍出了《慾望號街車》和《伊甸園之東》這樣在尺度上引起極大爭議的電影。
甚至現在早已經沒有審查制度，但#Metoo運動和反種族歧視的浪潮，也就是所謂的政治正確，還是會影響到電影的創作。所以我們才會覺得像《綠皮書》這樣的電影，是把每一個群體都照顧好了，唯獨沒有了創作者自己。
所以說，在任何國家，電影都並非自誕生起就是自由的。廣闊的創作空間需要幾代創作者、市場和官方意志不停地磨合來產生。
但最怕的是，我們把這種仍在磨合的“過程”視作了理所當然的“結果”。
前兩天《都挺好》大結局。原著小說的結尾，寫的是蘇明玉想著“親情是撿不回來的，大家淡淡如水地交往吧”，沒有什麼和解和大團圓，但也絕不是什麼倡導仇恨和報復，這不過是生活裡真實的常態罷了。但到了劇裡，就是我們司空見慣的大團圓結局。
我們當時發微博提到，《都挺好》最後捋成了大團圓，《地久天長》不管怎麼哭還是繞回了大團圓，得等到什麼時候，我們的創作者才能意識到和解並不是生活裡唯一最高的價值觀呢？
底下的一連串留言都在說：“不大團圓肯定過不了審查。”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作為觀眾，已經不自覺地站在審查的角度上思考問題。當創作者習慣了自我閹割，觀眾也自然而然將“審查”視作所有創作缺陷的買單方，那我們怕是隻能看也只配看《娘道》了。這絕對不是觀眾、創作者或行政部門任意一方願意看到的局面。
2012年時，第四代著名導演謝飛給電影局領導或者說是給觀眾寫了一封公開信，質疑為什麼小說、美術、音樂、戲劇都可以不經過審查批准就出國發表、展覽，唯獨電影這麼做就是違法犯罪？
當時的電影局領導曾私下裡給過謝飛一個在他看來很荒謬的答案：“我們認為所有電影都是代表國家的。”
但如果電影真的是代表國家，我們生活的這個國家就是這麼紛繁複雜的啊。有驚人的城市化建設速度，也有互相交織著的各類問題。有極便利的城市生活，也有堆積如山的外賣垃圾和無人修繕的共享單車。有沉重不堪的歷史，也還有高曉鬆口中所謂的、他外國朋友都很羨慕的“希望”。
婁燁電影這次能如期上映，是幸運的。但真希望有一天，創作者能有空間忠實地表達中國社會目前的多樣和複雜，不需要再和審查力量玩無窮盡的躲貓貓，不需要再“碰運氣”。
腰樂隊有一首歌裡唱到：“別擔心，沒有哪一首歌，能夠把這個現實唱到地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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