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來自訂閱號「浮生」：非京籍孩子上學到底有多難？
時間：2018-07-09
本文經作者授權釋出
小美從來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坐在某個政府機關的大門前，手裡舉個“孩子要上學”的牌子，來“維權”。
也可以說，在孩子要在北京上小學之前，小美從來沒想過自己的生活會變成這個樣子，三十幾年搭建起來的對美好生活的想象轟然倒塌。
她忽然覺得自己之前那些小美好、小確幸都成了笑話。
01
小美大學畢業，留京工作，當時很多同學都奔著有戶口的工作去，甚至有人為了拿到戶口去了某街道辦事處，拿著專業八級的英語證書去組織小區老人們搞夕陽紅活動。但小美當時痴迷網際網路，一畢業就去了某網際網路公司，有沒有北京戶口，小美沒在意。滿心思想進入先鋒行業大展拳腳。
小美的老公李強，是她的師兄，大學畢業後又去國外讀了碩士。碩士畢業後在國外工作了一年，又回國發展，和當時的小美一樣，人生尚未定性，規劃中只有職業規劃，對戶口什麼的都沒有太在乎。
這些當年對北京戶口的不上心，小美現在覺得“太幼稚”。
兩人都是小鎮青年，家境普通，也都不想啃老，剛結婚時，憑著對自己能力的“盲目”自信，相信努力奮鬥肯定能過上有尊嚴的體面生活。結婚時兩人並沒有買房，在租來的房子裡結了婚，2012年小生命誕生，算是有了一個完整的家。
跟第一任房東相處很好，一住就是十年。期間不是沒想過買房問題，但北京的房價已經漲高到靠他們倆自己的力量買起來很吃力的狀態。小美和李強的性格都有點“佛系”，覺得買不買房也沒那麼重要。兩人收入還算可以，租的房子也是國際公寓，月租金一萬多元兩人也能承擔。小區不錯，房子不錯，物業還行，也省去了裝修等麻煩事，兩人對現狀一直很滿意。
而且將來，是要移民，還是隨著產業遷移去往其他城市，兩人都覺得還是會有所變化的，所以兩人對買房都沒這麼上心。
孩子上幼兒園時，小美髮現，自己的孩子是非京籍，被小區內近在咫尺的公立幼兒園拒之門外，但她也沒覺得這是很大的問題，小美自覺“不佔用北京教育資源”，選擇上了離家3公里以內的一傢俬立幼兒園，月費用6800元。
因為私立小學離現在的房子有點遠，兩人搬了一次家，搬到離幼兒園較勁的一個公寓小區。生活可以負擔，也還過得不錯，小日子日復一日。
轉眼到了幼升小的當口，小美覺得跟當初選擇幼兒園一樣，大不了就還是去上私立嘛，既然被視為“非京籍”，那就不要擠佔人家北京的教育資源了，有學上就可以。
但這次，現實狠狠打了小美一耳光。
02
按照北京市教委的規定，不管上公立還是民辦私立小學，都要拿到北京市各區教委的五證稽核，拿到借讀證明，孩子才能註冊學籍，有學上。否則，孩子連私立小學都上不了。
而且，今年據說國際學校也按照新政策——中國籍孩子非京籍的必須都要按照北京市教委規定辦理解讀證明，辦理學籍，否則也不能就讀。非中國籍的孩子則不受影響。
提前半年，小美就琢磨這事兒。
她查閱了2017年的相關政策，發現開放註冊的時間視窗很短，如果材料準備的不齊全，可能來不及補辦。所謂五證，即父母雙方居住證（暫住證）、在京就業務工證明、實際居住證明、在原籍無人監護證明和社保證明，外加一家三口的戶口本。小美覺得自己在京已經十多年，一直老老實實納稅，工作從未有過一天的中斷，居住情況良好。老公李強07年左右就在朝陽區以200萬資金起家創業，註冊了公司，公司雖然沒有發什麼財，但也一直運轉良好，納稅，還僱傭了兩三個北京當地人，算是給北京創造了就業機會。小美對自己的“五證”稽核相當有信心。
到了清明假期，小美休了幾天年假，帶著孩子回原籍開了無人監護證明。
因為在實際居住證明這一項上，小美是租房居住，在稽核時，必須出具租房合同、租房完稅稅票，同時房東還要親自到場出示房產證原件和身份證原件。早在3月，小美就跟現在房子的房東詢問，是否可以配合稽核。小美的房東是個已經入了日籍的北京人，房產是之前住在中國時置辦的，現在則主要住在東京，每三四個月左右回國一次。小美主動提出可以支付來回機票並給予一定的報酬。房東表示同意，約定5月20日左右回來配合稽核。
小美覺得沒什麼問題了。
時間到了5月，帶著孩子在外地度五一假的小美，看到了朝陽區考試中心釋出的2018年最新政策。發現非京籍租房網上申報的流程非常複雜，但再次比對了下覺得自己家的材料應該沒問題。
回京後，小美先去稅務局開稅票，因為有稅票號才能先進行網上申報。在去稅務服務大廳交稅時，聽說是為孩子上學來交租房稅，工作人員頭也不抬的指著牆上貼的一張紙讓她先看一下。這一看，小美傻了眼，開稅票也需要房東前來出示房產證原件和身份證原件，並且要簽署知情同意書。可小美的房東人在日本。但如果要等到約定的5月30日回來再辦，小美又擔心經過網上稽核，線下稽核等複雜的流程可能會來不及。
小美和房東溝通是否能提前一些回來，或者拍攝影片證明下自己的身份。這次溝通，房東的態度有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對小美的請求一概拒絕。但小美覺得說好的事情，應該問題不大。只要房東5月20日能趕回來，應該也趕得急。
豈料，到了5月18日，房東忽然給她發了條微信，說計劃取消，不回來了。小美被兜頭澆了一盆涼水，如果房東在第一次溝通時就表示出不願意配合的意思，她還有時間找其他房子來配合稽核，但拖到現在，所有的其他證明材料都繫結在了這所房子下和這個街道辦事處，再全盤推翻重新去辦理，一是時間上根本來不，二是即使能重新辦理，也已經不符合政策規定的各種證件的時限條件。
小美壓抑住憤怒，耐下性子反覆跟房東溝通。但房東就表達了一個意思，覺得麻煩，導致她心情不好了，不高興了，所以就不配合了。再溝通，房東就一言不回，還把小美的微信拉黑了。
在小美過去多行好事的簡單的人生觀裡，從沒想過自己在如此重要的人生時刻，命運會鉗在這種人手裡。也許在某些人眼裡，承諾和背叛只是一種精巧的利益計算，在房東這裡，承諾和是否遵守承諾，只是看一時的心情好壞，哪怕損人也不利己。
小美徹底傻了眼，一腔怒火和困惑，但想來，租房合同上並沒有寫明房東必須要配合稽核孩子上學資料，小美也拿房東沒辦法。人家就是不善良了，你有什麼辦法？
得知小美遇到難題，一些朋友主動提供幫助，有朋友願意將房子借給小美，籤一份“假的”租房合同，配合去稽核。小美想不明白，自己明明守法居住，真實居住，為什麼還要被逼著去籤一份假租房合同。因為“無人監護證明”開具的時候，抬頭已經寫了小美現在所居住的街道，找其他地區的房子顯然會更增加稽核難度。小美只好從自己家附近所在的街道辦事處想辦法。
最終，一位住同一街道辦事處另一個小區的老鄉仗義伸出援手，將自己的一所的房子借給小美去稽核。小美把還在外地出差的李強緊急叫回來，緊急簽署了新合同，趕著去交了稅，開了稅票，又拿著新的租房合同去派出所做了居住證地址遷移。
趕在網上申報即將結束的時候，完成了網上申報。然後小美拿著材料馬不停蹄的預約好時間，去街道辦事處做線下初審。
03
初審時。小美覺得已經準備齊全。
但在最以為沒問題的在京務工證明上最先出了問題。
在網上申報時，小美如實填寫了李強的公司法人身份。公司註冊、納稅和實際辦公地址都在朝陽，是符合朝陽區“父母雙方至少一人社保在朝陽繳納6個月以上”的規定的，何止六個月，李強的社保在朝陽都已經繳納了十多年。小美自己的社保，前8年都繳納在朝陽，但近兩年，因公司地址搬到了上地附近的軟體科技園，小美的社保也被公司統一繳納在海淀。但在京繳納社保也已經十多年。
稽核人員告訴小美，你們社保不符合規定。政策規定父母中一方為公司法人的，必須兩人的社保都繳納在朝陽才行。小美說，你們公佈的政策上沒有這一條啊？稽核員說：那我不清楚，政策也不是我出的，但我們就是這麼執行的。
但，路也不是完全堵死了。稽核員槍口抬高了一寸，暗示她可以不按照法人身份提報。
這次稽核就算沒過關。小美趕緊回家，將第一次的網上申報取消，又重新填寫了一次。這次，小美將李強的身份寫成了“公司僱員”。但，既然是僱員，就得有合同啊。小美覺得自己在被逼迫下解鎖了很多灰色技能，她從網上下載了一份勞動合同的通用版本，讓李強自己跟自己簽了一份合同，蓋上公司的紅章。其實，只要一查公司的註冊，就知道法人和這位簽署勞動合同的員工是同一人，但也沒有別的辦法，只能這樣試一下。於是，李強就變成了自己公司的僱員。
再次去稽核。稽核員又發現了問題——小美持居住證（前暫住證），李強持居住登記卡，上面的地址都是新改過的。稽核員提醒他們，朝陽區規定，必須在現住址下滿居住滿6個月。
小美覺得，他們家實際居住在現在的小區已經三年多了，左鄰右舍全都認識，雖說現在的房子是朋友借給他們稽核用的，但也在一個區域。而租房合同、完稅證明都可以證明他們已經在現住址下居住超過6個月。小美堅持希望稽核員不要駁回，能錄入進入聯審。
槍口抬高一寸的稽核員再次放行。將他們的資料提報進了聯審系統。
小美鬆了一口氣。但同時，又隱隱的擔心那條“居住證在現住址下滿6個月”的要求。
04
這時，距離稽核系統關閉只剩下三天了。
不知道從哪年開始，北京的幼升小入學實行聯審制度，也就是說家長通過網上提報材料，然後拿著所有的影印件去居住地所在的街道辦事處現場稽核，在稽核員初審通過後，進入網上的聯審，居住證由朝陽公安分局稽核，房產由房管局稽核，其他材料也都由相關部門稽核。
小美只能不停的重新整理網上系統，看一條條的稽核進展。
這時，小美看到了網上粉筆網張小龍因為孩子無法上學發的那條微博，小美感同身受，覺得張小龍家應該是遇到了跟自己類似的問題——錯誤的估計了因為實際居住北京多年、社保納稅多年，尤其是公司納稅貢獻所能帶來的相應權利，儘管這權利一點都不過分，只是想讓孩子接受教育，甚至不擠佔所謂的北京教育資源，支付高額學費上私立學校，僅僅是“受教育”的權利。
但也幾乎緊接著，小美看到了張小龍刪掉了那條微博並道歉，緊接著看到了北京日報和人民日報對張小龍的聲討，甚至扣上了“漢奸”的帽子。
小美第一次覺得，這個自己奮鬥過深愛過的城市讓她覺得脊背冰涼。
更讓小美覺得驚訝的是，為讓孩子上學而“離婚”是很常見的事。小美在稽核時，眼見著家長樂滋滋的掏出新鮮熱乎的離婚證。
通常是如果按照單親家庭的條件衡量是符合的，但父母雙方來申報就條件不滿足。於是，夫妻雙方就火速辦理離婚，以滿足條件的一方來申請。孩子上學之後再復婚。
05
在稽核期的最後一天，小美等來了壞結果——稽核未通過。原因果然是因為那條“在現住址下未滿6個月”。
小美哭了一下午。
除去憤怒，小美最多的是覺得委屈。怎麼才算實際居住？就因為遇到一個不善良的房東，自己過去在這裡度過的三年多時光，甚至是過去在朝陽區整整居住的十多個年頭，就都不作數了？就被一個冰冷陌生的機器吃掉了。
小美等來了這個冷冰冰的網上稽核通知。沒有人告訴她該怎麼辦。難道孩子依法不是應該接受“義務教育”嗎？我承擔了納稅的義務，那教育的義務哪裡去了？消失在這一條冷冰冰的網上稽核結果裡了？
李強說，在中國辦事就是“自救與互助自救為主”。一貫覺得憑本事吃飯的“佛系”青年李強，開始丟掉面子，四處託關係找人，但畢竟在這所城市根基不深，日常鮮少認識衙門裡的人。即使輾轉找到了可能有關係的人，對方一聽說是非京籍孩子入學的事，馬上退避三舍。一位朋友告訴李強：“早就跟你說當初留在國外別回來，或者趕緊移民，你不聽，非得在這兒自願受這個侮辱。”
忙活了兩天，無功而返。唯一得到的有效資訊是一位內部人告訴李強：“就是要趕人，所以稽核一年比一年嚴，不跟你講道理，你不用想了，不可能開口子的。”
李強想起2017年那個寒冬的夜晚，他和兩個朋友開車跑去南三環附近，志願幫在那次大遷徙中，寒夜被趕到大街上的人搬東西，送食物。李強忘不了那夜，看著拖家帶口的中年人，牽著孩子揹著行李走在被拆的塵土飛揚的馬路上，那種倉皇和對不公平的憤怒。
但李強受過高等教育，留學歸來，月收入幾萬，住在24小時熱水的高階公寓樓，有車有公司……他從未想過，事隔半年，自己也成了他們的一員，被貼上了驅趕的標籤。只是，這種驅趕可能不那麼直接，更委婉，也更陰險。
06
“自救與互助自救為主”，小美也體會到了這句話的現實意義。
一位在街道稽核時認識的陌生家長聯絡了她。當時只是為了多一個互換資訊的渠道。那位家長也遇到了跟她一樣的問題，居住證被卡住了。她把小美拉進了一個微信群。
群裡有200名家長，都是居住證被卡住了。有一部分跟小美遇到的情況一樣——房東不配合，或者稽核到了最後一步房東忽然反悔，再換房導致居住地址改變，居住證時效不滿。
還有很大一部分，是在18年的政策出來之前，參照17年的政策辦理了居住證，但不料18年政策公佈後居住證時效的起算日期比去年提前了半月時間，這些人大部分都因差了幾天或者一週不等被卡住。甚至還有人僅僅差了一天不滿6個月的時效被卡住。
其他，還有各種奇奇怪怪的問題。
比如李姐，和老公也是在北京打拼十多年。買了房子，並在自己的房子中住了很多年。但後來他們才知道，自己的房子因為建設過程中有一些未解問題，最終變成了商用房。居住沒問題，但商用房是沒有教育權的。他們無法用自己的房子遞交材料讓孩子上學，於是臨時撒網四處找房子，臨時簽了租房合同，遷了居住證地址，也被居住時限不滿卡住了。李姐說，買了房買了車，安穩住了十幾年，最後發現，孩子在北京沒有受教育權。
再比如王哥，王哥是做生意的，也算中產。孩子上學前下決心買了一套將近一千多萬的房，結束了租房狀態。結果到了稽核的時候，發現他的房產證就差幾天時限，也被卡住。
還有石姐，居住在朝陽，丈夫工作在朝陽，她自己工作在海淀。她的居住證是之前在單位辦的，地址寫在了單位地址。一直忘記更改回現住址，參照17年的政策提前把居住證遷回現住址下，去稽核時才發現居住證跨區遷入的，不算實際居住，要從遷入現住址的時限計算，她差了三天。
群裡有家長說5月31日是朝陽區教委的接待諮詢日，家長們都打算去現場諮詢。
第二天，北京高溫35度。小美早早的來到朝陽教委。發現早已經有近百名家長聚集在門口，排隊等待進場諮詢。小美無從分辨是不是群裡的家長們，也跟著排隊進場。
而除去等待的家長，早有保安和警察排成兩列站在門口旁，一輛閃著警燈的警車停在旁邊。
緩慢了排了很久的隊，經過了繁瑣的安檢程式，終於進到場內。小美才發現，這是接待信訪的部門。來人先都填表，然後拿著表去一字排開的幾個視窗諮詢。
一位女性工作人員接待了小美，看了小美詳細填寫的表格。告訴小美，你確實在北京上不了學。勸你趕緊回原籍。小美一句話還沒問出，就被噎在當場。
小美問：“居住證卡6個月時限，是為了證明我實際居住，那租房合同、租房稅票、社保和勞動合同也可以形成完整的證據鏈，證明我實際在這裡居住啊”
工作人員答：“這個我管不了，政策就是這麼定的，居住證少一天也不行。政策這麼定的，我們就這麼執行。”
小美問：“我們國家法律規定不是孩子有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嗎？”
工作人員答：“是有啊，你可以在原籍戶口所在地接受義務教育，北京沒有這個義務。”
小美問：“我們家十多年都在北京居住和工作，社保繳納、稅務繳納都在北京，原籍已無親人，孩子回原籍上學無人照顧啊，這個已經開過‘原籍無人照顧證明’了，是五證之一。”
工作人員答：“這個我也管不了，這是你原籍的問題。你們要自己解決。或者你可以讓孩子先回原籍上一年級，到二年級時轉學過來。”
小美問：“轉學時，也還是要稽核連續在京居住、連續社保和連續工作合同，可如果我孩子回原籍，勢必意味著我要辭職回去租房帶他讀書，那我在京的證明到轉學時又不符合條件了，怎麼轉學呢？”
工作人員答：“這個我也管不了，政策就是這麼定的。”
小美問：“政策是誰定的？”
工作人員答：“上級部門定的。”
小美問：“那可否叫具體政策的制定者出來回答家長們的問題？解釋政策？”
工作人員答：“你留下填寫的資料單吧。”
小美就這樣被打發出來。
在門口跟其他家長一交流，大家都得到了大差不離的答覆。有人灰心沮喪，有人非常憤怒。但大家都不想走，聚集在門口，期望朝陽區教委的有關領導能出來回答下上述問題。
07
烈日高溫下，家長們站在教委門口兩側沒有遮陰的水泥地上等待。
一開始，大家相對安靜。時間過午，院內的工作人員三三兩兩吃飯去了，門口等待的人群開始變得不耐煩。一會兒，不知道哪位家長拿了張白紙，用白板筆寫了“孩子要上學”幾個字，貼在自己胸前。陸續，周圍的家長都效仿，去旁邊小賣部買了紙幣，也寫了貼在胸前。
這期間，有位便衣，混進人群跟小美和旁邊的幾位女家長聊天，一直試圖套話有沒有組織者？組織者是誰？還有什麼行動計劃之類的。雖然他穿著便衣，也不肯表明自己的身份，但從他審犯人似的口氣中，小美還是判斷此人身份可疑，大概是警方的人。和他聊過天的人都互相提醒著不要掉進問題的坑裡。大概就是，問水是誰統一發的？回答自己買的；白紙是誰統一發的？回答自己買的之類。
到了下午快下班時，又累又渴，小美曬得頭昏眼花。人群的耐心漸漸耗去。有人開始喊起來：“孩子要上學！孩子要上學！”，人群也跟著高喊起來。
兩個跟隨家長來到現場的孩子，也懵懂的舉起那張寫著“孩子要上學！”的白紙，跟著喊起來，兩個孩子都長得很乾淨可愛，稚氣的眼睛閃著光，小美覺得有些心酸。
喊了一會兒，本來一直在院內陰涼處旁觀的警察聚集過來，進行干預，拿著擴音喇叭喊：“請大家不要干擾正常辦公秩序，做合法公民！”反覆喊了幾次後，人群中一位男士大聲應和：“做了一輩子規規矩矩的合法公民了，結果就是孩子上不了學！”那名警察眼神犀利的看過來。另一位家長也應聲道：“我倒是想遵紀守法，但成本太高！不違點法紀活不了啊！”，那警察眼神又犀利的掃向這邊。沒人再繼續說話了。
五點多，教委院內的人下班了，人三三兩兩的從大門走出來，路過維權的家長們，眼不斜視就過去了。當那些冷冷的目光掃過來的時候，小美還是忍不住會用手裡的紙遮住臉，說不清楚那是一種什麼感覺，羞愧、屈辱……或者還混雜著沮喪。
天黑後，有家長支開了帳篷，打算在這裡過夜，警察圍攏過去，反覆勸導。
大部分家長都散去了，同時相約第二天再一起來。
08
第二天，從群裡的資訊看，有更多的家長湧去了朝陽教委和北京市教委門前。有的家長甚至帶著帳篷在教委門前睡了一夜。
但小美沒有再去。李強也沒有去上班。兩人一起商量要怎麼辦。
一條路，小美辭掉工作，回老家租房子帶孩子上一年學，然後再轉學回京，去私立學校。但現實的問題是，等小美再回來，已經很難符合五證稽核的條件，也很難找到還有空餘名額願意接受轉學的學校。而舉家遷回原籍，是最不現實的選擇，先不說李強的公司依賴的高技術人才在家鄉很難找到，小鎮上也不需要小美這樣的高階財務人員。
第二條路，不辦學籍，直接找合適的國際學校。這條路之前可能還行，但今年新的政策是，凡是中國籍的小孩上國際學校，也要用五證辦理“借讀證”，是一樣的門檻了。此外，就是昂貴的費用問題，差不多合適的國際學校都已經20萬元一年學費。小美和李強能拿得起這個費用，但這不是一年的計劃，而是要計劃小學六年120萬的費用，和初中三年70萬左右的費用，以及之後出國留學的費用。為孩子教育，大概要投入五百萬。
第三條路，先去加拿大給孩子申請學籤，以小留學生的資格前往讀書。小美前往陪讀。李強隨後申請移民。小美之前因工作在加拿大生活過兩年時間，環境相對熟悉，語言也沒有問題。兩人算了一下賬，上公校的話小留學生一年的學費8000刀以內，比國內私立學校和國際學校都便宜很多，母子二人包含租房及基礎生活的費用一月大概2000-3000刀，加起來一年的費用是20萬左右。算下來比現在小美一家人在北京的生活成本還要便宜很多。李強屬於技術型人才，移民也不難辦。
兩人商量了一天，似乎只有一條路可以選擇。
小美開啟電腦，打開了一堆英文頁面，開始尋找加拿大合適的學校。
李強掏出電話，跟自己的合夥人聊計劃的改變，是不是可以考慮把公司賣掉……
離開北京，成了唯一的選項。
09
李強覺得自己是愛國的，學理工科的他大學時還差點申請入伍，他從心裡壓根兒不想離開熟悉的地方，但鑑於高考這座非京籍孩子無法翻過的高山，他和小美原本計劃等孩子讀到高中再考慮出國的事，說不定那時候政策就變了。沒想到，在上小學之前，這個計劃就被迫改變了。
他想，大概還是有些國家，不用特別國情解釋自己的國家，對於遵紀守法老實納稅還能開個小公司給社會創造點正向價值的人，大概不會設定各種門檻拒絕他的孩子接受教育吧。
幾天後，李強陪著小美去教委最後遞交了一份資料。仍然有大批的家長在烈日中等待在教委門口。
小美遇到了之前跟他套話的那個中年警察，這次他穿著警服。
那警察問她：“沒看你再來，問題解決了嗎？”
李強代小美回答：“解決了。”
那警察有些驚訝，大概是第一次聽見有人回答解決了。又追問了一句：“怎麼解決的？”
李強說：“移民了。”
那警察回答：“哦，出去了也好。”
離開教委時，李強覺得，和2017年那個寒冬的夜晚，那位在塵土飛揚中拖家帶口被趕走的中年人一樣，雖然他把青春都留在了這個城市，也自以為創造了一些價值，但其實，在管理者眼裡，都一樣什麼都不是。
注：本文經作者授權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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