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咖啡的勞倫斯 荒誕主義咖啡：西倫敦暴力事件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Oasis - (What's The Story) Morning Glory
1
那天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起因於當晚我必須要打一個電話。
三十年前，我剛到倫敦，在倫敦經濟學院（LSE）做訪問學者，每個月從福特基金會那裡拿600英鎊的補貼，而公派的留學生每個月的生活費是300英鎊。留學生在英國的時間長，讀完學位可以在那裡找工作，而我在那邊的期限只有六個月。我的目標是每個月至少省下300英鎊，大約合人民幣3000元，這相當於我在國內工作20個月的收入。六個月在外工作的積蓄，足夠回國後過上不錯的日子。
所以，當時對我來說，省錢是第一要務。為了省錢，我在西區Earl’s Court附近一座很破的房子裡，租了一個小房間。那時候沒有手機，房子裡也沒有裝電話，所以，晚上和週末，別人聯絡不到我。如果我想聯絡別人，就要用外面大街上的公共電話。
住同一個房子的愛爾蘭人，在倫敦東區的建築工地工作。他教給我一個辦法：10個便士的硬幣和50便士的硬幣的直徑是一樣的，如果在10便士硬幣女王頭像的那面裹上一層錫紙，投到收費電話裡面，螢幕上就會顯示是50便士，這樣打電話的費用就變成正常費用的五分之一。
那時我認識一位國內來的L君，已經在南安普頓大學讀完通訊博士，在帝國理工做博士後。他告訴我，他們那裡學工科的留學生，會在實驗室裡把10便士的硬幣邊緣鑽一個洞，拴一根線，打電話的時候把這個硬幣從投幣孔投進去，可以再拉起來，如此迴圈往復，一個硬幣可以重複使用很多次，相當於每次打電話都是免費。理科生的動手能力總讓我特別羨慕，另外一位T君跟我說，他們還可以用蘿蔔刻圖章，自己做國內大學的成績單來申請美國大學，這個技術難度貌似不大，但我沒敢試。蘿蔔上刻圖章這事，跟本文沒關係，暫且不表。
我深信L君手裡有個拴了線的硬幣，但他跟我說他自己從來沒用過。這個方案的可行性很高，但技術難度大，我找不到打孔的工具，最後只能採取愛爾蘭人的方案。我請愛爾蘭人在酒吧喝了一品脫的啤酒，他送給我10個裹了錫紙的10便士硬幣，可以用來打5分鐘國際長途。
2
那天是個星期天。倫敦初夏的夜晚，剛剛下過一陣雨，溼潤而又溫暖，當時已經是晚上10點，街上沒有什麼行人。我租的房子，是華威路(Warwick Road) 27號，從這裡向左走大約100米，就是和Kempsford Gardens交界的路口，路口左側，有兩個電話亭，一個只能用電話卡，另外一個是可以投幣使用的。
倫敦的紅色電話亭像個小屋，開門進去，裡面只能容下一個人，很私密。我背對著門，把一個硬幣扔進投幣孔，咣噹一聲，小小的螢幕上顯示出，50P。心中竊喜，又投進一個，100P，其它八個硬幣留在口袋裡。摁下電話號碼後，不是忙音，但沒有人接。我一直等著，直到大英電訊的錄音電話告訴我：The person you are calling is not available, please try later。
不可能啊！這是傳達室的電話，總該是有人的。那個老大爺我很熟悉，他接到電話，會對著樓道大喊接話人的名字，每個房間裡的人都能聽到的。今天怎麼會沒人接呢？
硬幣落下，我又投進去，如此反覆幾遍，都是沒人接聽。我開始有些著急。
突然，聽到背後有人敲門。回頭一看，電話亭外面是兩個塊頭很大的白人青年，吼吼叫著，對我擺出李小龍電影裡常見的那個架勢。
當時我以為他們是開玩笑，而且可能也是急等著要打電話，於是趕緊掛上電話，取出硬幣，想出門道歉。我試圖推開門，但他們當中的一個瞪著我，嘴裡面嘟囔著，用手把門抵住，另外一個人搖頭晃腦，舉著雙拳，做出要搏擊的姿勢。
電話亭絕對不是我可以抵抗的地方，門上沒有插銷，顯然我必須要出去。猛然間，抵住門的那個人把門拉來，另外一隻手伸進電話亭，抄起電話，向我頭上砸來。我沒能躲過，但電話亭很小，電話線也很短，他使不上太大的力氣。趁他沒轉過身，我趕緊抱住頭，從他腋下逃出。但剛出來，另外一個的拳頭就上來了。我重重地捱了一拳，又被拿電話砸我的人踹了一腳。我強撐著，沒有倒下，但又有拳頭砸了過來。
以我的個頭，是沒有任何反擊的可能的。我什麼都來不及想，瞬間的反應是，跑！我的體育一直很差，上大學體育課跑百米的成績是16秒。但那天晚上的速度，肯定是超常發揮了。
他們在我身後喊叫著，並沒追出多遠。罵聲漸漸遠去，我只顧朝前跑，前面街角那裡有一個巴基斯坦人開的24小時雜貨店。等我闖進去，正好遇上我同樓的愛爾蘭人，聽我大喘著氣把情況講了，他二話不說，要我帶他去電話亭那邊。
等我們再過去，追打我的兩個傢伙已經不見了。
那個晚上，身上捱了幾拳，但並無大礙，頭上被砸出一個包。躺在床上，心裡特別難受，憤怒、屈辱，同時又特別憎恨自己的逃跑，如同一個懦夫。其實，我也明白，逃跑，在那種情況下，是最好的選擇，我是打不過人家的。
如此，一夜未眠。但想的更多的還是，為什麼沒人接電話呢？傳達室的老大爺呢？那一天，她在哪裡呢？
3
第二天，週一，倫敦陽光燦爛。事實上，我對那個夏天的記憶裡，多雨的倫敦總是陽光燦爛。
我工作的三得利-豐田經濟研究中心，是日本人資助成立的，位於倫敦經濟學院圖書館大樓的最高一層，進進出出有很多日本人、印度人，還有中國國內各大機構派出來的進修人員或訪問學者。儘管我們這些人背景未必一致，但在當時能出國進修或訪問，已經算是很“精英”了。大家有一個共同的追求，就是省錢。
據說，比我早到的訪問學者中，有人從洗手間拿走衛生紙，以至於便池邊上曾經有過一個告示，提醒不要這樣做；來自社科院的著名學者Z君，坐地鐵逃票，好幾次被抓住；來自南京大學的X君，經常在公共廚房煮泡麵，然後端著盆子，稀里呼嚕地吃著面，從廚房走回到自己的辦公室；來自國家物價局的T君，對廚房的微波爐發生興趣，把生雞蛋放在裡面，轉動過程中雞蛋爆掉，正好被研究中心的主人Nick Stern教授看到。（又記：Stern教授後來先後擔任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以及布朗首相時期的英國財政次臣，被授予勳爵，多次到中國訪問）。
我們的辦公室在437房間，曾經是留英經濟學會的秘書處，現在國內很多著名的經濟學家都曾經到過這裡。房間裡面有個放資料的三角形小隔間，來自財政部的W君為了節省租房費用，乾脆住在了裡面，平時讓別人輪流給他帶飯，洗澡就去學院的健身房。
我能感覺出來，研究中心的英國人，大都不怎麼願意和我們這些來自中國的進修人員和訪問學者們交往，但至少表面上很友善、很禮貌，也很感興趣和我們一起做學術交流。有幾個年輕的博士生，如Peter Lanjouw，Stephen Howes，對我們很熱情，經常邀請我們一起玩。平時和我聊天最多的，是印度研究專案Jean Dreze的秘書Jacky Jennings，一位非常優雅迷人的英國中年女士。
那天我到研究中心，腦袋上仍然有頭天深夜被電話砸出的那個包，一夜未眠，狀態很差。Jacky從新聞上知道中國那幾天發生了什麼，她也能看出我的沮喪和疲倦，提議說，外面天氣很好，中午我們一起去聖-詹姆斯公園草地上午餐吧。
聖-詹姆斯公園在白金漢宮的正前方，草地上有很多人脫了衣服曬太陽，戀人們在纏綿，孩子們在嬉鬧，湖裡悠閒漫遊著各種水禽，涼亭裡有個小樂隊在演奏，但我根本沒心思欣賞，我還在想昨晚被打的事情，想著北京發生的事情，以及那個沒有接通的電話。她會在哪裡？
我的狀態很恍惚，Jacky能看出來。她的眼光慈祥而又明亮，至今，我都能清楚地回憶起陽光下她臉上的皺紋，那是我此生見過的最美麗的皺紋。Jacky對我說：下午不要回學校了，我帶你去西敏寺大教堂走走。
從聖-詹姆斯公園到西敏寺大教堂，只有五分鐘距離，那個年代，旅遊者不像如今這麼多，參觀教堂幾乎不需要排隊。西敏寺大教堂是英國王室上千年來加冕和舉辦婚禮、葬禮的教堂，濃縮著英國的歷史。Jacky帶我穿過教堂，特意指給我看教堂裡那些名人的紀念碑和墓地，除了英國曆代的君王，這裡還埋葬著很多著名的科學家、政治家和藝術家。我們走過牛頓、達爾文、張伯倫、克倫威爾的墓地，看過了詩人角那裡埋葬著的喬叟、狄更斯、哈代和白朗寧，最後駐足在一個四周被鮮花圍繞的墓碑旁邊。
這塊墓碑下，埋葬著一個英國戰士的遺骸，沒人知道他的名字和軍銜，沒人知道他的家鄉和事蹟。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根據首相親令，英國人從法國的陣地上尋找回一個無名將士的遺骸，以最隆重的方式運回祖國，最後以國葬的規格，在舉國注視之下將其安放在西敏寺大教堂最顯眼的位置。多少年來，這個無名戰士在英國曆史上的君王和聖賢中間，一直享受著人們最隆重的哀悼和懷念。這塊墓碑，是西敏寺大教堂內唯一一塊人們不可以踏足而過的墓碑。
Jacky對我說，當年安葬的時候，英國皇室幾乎所有的成員和高官顯要們都在場，最後撫摸棺木的是100名在戰爭中失去了兒子的母親們。
4
囉囉嗦嗦寫了這麼很多，我不知道我想表達什麼。每年在這個時候，我總會想起那個晚上在西倫敦華威路上捱打的經歷、次日Jacky帶我去過的地方，想起西敏寺教堂那個被鮮花圍繞的無名戰士之墓。
捱打的疼痛是暫時的，頭上被電話砸起的大包，沒過幾天就下去了，那時，我還年輕。對於襲擊我的兩個白人青年，我早已忘卻了他們的樣子，也從來沒有試圖去想象他們今天會怎麼樣，只有一點是確定的，他們不是我遇到的最壞的人。
但是，那個晚上，如果我不是拼命地逃跑，而是去和他們搏鬥，結果不敢想象。面對比你強大很多的力量，反抗是沒有意義的，不管有多麼屈辱，不管有多麼不甘，不管你自認有多麼正義，你只有一個選擇，逃。
而如果你赤手空拳，卻要面對持槍的暴力，奔跑是沒有用的，你無處可逃！槍聲響起，年輕的生命倒下。而他們的母親，卻依然需要在屈辱之中，為他們收拾遺物；在冰冷的太平間裡，為他們擦乾臉上和身上的血跡，此後終生只能默默地哭泣。這就是那兩天發生的故事，在東方遙遠的故土。
在西倫敦華威路上捱打的那天發生的一切，結束了我那還沒有真正開始的愛情，改變了我的人生。第二天，在倫敦夏日的陽光下，在聖-詹姆斯公園的樂聲中，在西敏寺教堂外的草地上，Jacky像母親一樣陪著我，但我不知道該對她說啥，我也不知道未來等待我的會是什麼。但至少，伸開雙臂，我還能感受到溫暖；摸摸頭頂，我能感受到疼痛；閉上眼睛，我能聽得到鳥鳴。我還有個人生，我還會有新的愛情，我還會和柔軟的肉體相擁。而就在那之前，很多像我一樣的年輕人，變成了冰冷的數字。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話還沒有講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的歡樂未享。
安睡在這溫暖的土地上
朝露夕陽花木自芬芳
哦，沒有一句話，留在世界上。
5
八年之後，我回到中國。
在南方的一個省會城市，我又見到了鋼琴系的那個女生。原來，那天之前，學校就已經宣佈放假，她的父親特意趕到北京，把她帶回老家。第二年畢業，她被分配到家鄉的音樂學校，有規定兩年內不準出國。從此，她就再也沒有回覆過我的信件。
當我找到她的時候，我們各自都已經有了伴侶，相對而坐，少年時的親切和關懷仍在，但也增添了許多成年的生疏，歲月橫亙在了我們之間。此後她來北京，我們一起吃過幾次飯，約定要常聚。遺憾的是，這些年裡，我走過不少地方，和很多故人竟慢慢失去了聯絡。因為要寫這篇文章，我上網搜尋了一下她的名字加上鋼琴兩個字，百度百科裡，有她坐在鋼琴前的近照和介紹，有她接受採訪的影片。在她們那個城市，她是一個很有些名氣的鋼琴家，省裡很多大型的演唱會和歌詠比賽，都由她來鋼琴伴奏。
我有個老友滕徵輝，三十年前，我們都在體改所工作，曾經一起租住過音樂學院的宿舍。不久前，我們聊天提起當年的事情，提起鋼琴班的女生。我說，我們倆曾經很要好，所有的回憶都是溫暖的，今生應該還會相見。老滕看著我，大喝一口啤酒，意味深長地說：美好是不可觸控的。
當年傳授我硬幣上拴線的L博士很早就回國了，後來擔任了國內一所著名的郵電大學的校長，在科研上和教學上都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在任期間，該校為國家建立了最安全的網際網路防火牆。
至於其他那些同期在倫敦經濟學院做短期訪問的人，離開後就也沒有聯絡過。九十年代末期，有人跟我說，他們幾乎全都下海經商了，在小隔間住過的W君回國後開了好多家加油站，最早發財；傳授給我在蘿蔔上刻圖章的T君現在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長。
歲月靜好，人間喧囂，時代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浮躁著。
6
三十年，對歷史來說，只是一個瞬間，只是一代人的謝幕和一代人的長大。而三十年，也是一個人的半生和許多人永遠的失去。
有一天，我和遠在英國讀書的女兒聊天，她說喜歡那個國家的傳統和歷史。是的，英國給我最大的影響，是教會了我記住，讓我明白了什麼是懷念。這一點，在我年輕的時候，以我當時的浮躁和狂浪，並無知覺，但很多事情的發生以及我們認知的變化，會來自潛移默化，會發根於那無數個無所事事的午後的胡思亂想。隨著年齡的增長，猛然之間，你竟會意識到：記憶不同於懷舊，它不但不是衰老的標誌，反而更是保持年輕的神秘之泉。
盧梭在《懺悔錄》寫道：“我以回憶往事滋養自己，在我的體內尋找養料”。記憶，是一種神佑，是一條輾轉的河，通過它，我們可以找到北島詩中所講的“生命之湖”；記憶，是記憶者自我剖析、反省和懺悔的過程，是一種打破沉默咒語和拒絕謊言的行動。
記憶對個人如此，對一個民族又何嘗不是一樣？1972年，北愛爾蘭的貝爾法斯特發生星期天血案，13個年輕人被英國駐軍槍擊死亡。對這一事件的紀念和調查，從那之後從沒停止，將近40年後，卡梅倫首相在位期間，才終於有了定論；1989年4月15日，96個利物浦球迷在謝菲爾德觀看足總盃半決賽時，因球場發生踩踏而死亡，這就是著名的希爾斯堡慘案。在死者家屬的要求下，對責任方的調查進行了將近28年，終於在2017年真相大白，整個英倫相擁而泣。
還記得《權力的遊戲》最後一集裡提利昂說過的那段話嗎？“思考我們血腥的歷史，我們犯下的錯誤，什麼能使人們團結呢？軍隊，黃金，還是旗幟？這些都不是，真正能夠號召人們的，是故事，只有故事，才會勢不可擋，所向披靡”。他所說的故事，是歷史的記憶，是真相。一個不能正視歷史，選擇集體失憶和拒絕真相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是不會有真正的新生的，是不會被世人尊重的。
記憶和真相，從來都不是為了離開的人，逝者已逝，他們什麼都不會知道了。但倘若要使那些本來不值的逝去都能重新創造出些意義，唯一的出路便是記憶。記住他們，不僅是對逝者苦痛的親人的慰籍，更是倖存者面對未來的使命和責任。
這麼多年裡，我一直都沒有再進去過西敏寺大教堂，每次從那裡經過，都看到門口長長的隊伍。下一次再到倫敦，不管多忙，不管排多久的隊，我都一定要再進去那裡，以我的回訪感謝當年的Jacky的關心，更要把我最莊重的注目，投向那個無名戰士之墓。我知道，那裡躺著的，不止是一個英國的無名戰士，而是世世代代全世界無數個無名的犧牲者，在他們的周圍，君王向他們致歉，先哲向他們敞開胸懷，而人類的文明之花盛開。
有時，我們會被問到這樣的問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當某件重大的歷史事件發生的時候，你在哪裡，在做什麼？
想到這個問題，我斷無理由去感謝許多年前那個晚上想把我揍翻的兩個白人壞蛋，不過，沒有那晚在西倫敦華威路的暴力事件，我的確將無從寫下這個久遠的紀念。
我寫下的是那一天屬於我一個人的記憶，但希望那一天不止是我一個人的紀念。
Mother John Lennon - Gimme Some Truth
2019.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