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TUS: RESCUED ● FIRST PUBLISHED: 2019-06-20

不準叫薩克斯管,叫“金屬製彎曲尺八”:日本在太平洋戰爭其間的“敵性用語”鬧劇

原文來自「經濟觀察報書評」:不準叫薩克斯管,叫“金屬製彎曲尺八”:日本在太平洋戰爭其間的“敵性用語”鬧劇


作者=章騫

來源=作者部落格 本文由作者授權釋出


在1943年2月3日,由日本內閣情報部編輯,內閣印刷局發行出版的《寫真週報》雜誌第257期的封面上,用殺氣騰騰字型,醒目地印著一條標語:“一掃米(美,以下同)英之色!”

翻開這份雜誌,展現在面前的有一頁佈滿各種14張英文招牌的照片,中間的標題則赫然寫著:

從招牌上抹去美英之色!

讀一下文字的內容,其中說道:

這絕不是紐約和倫敦的街頭。而是日本的街頭。然而我們現在卻正在和米英進行著戰鬥。怎麼樣?在我們日本的都市中卻氾濫著英文的招牌……是不是應該斷然將這些充斥這對米英獻媚的招牌拆掉?

有怎麼樣對米英獻媚的招牌,我們基本上可以看出這樣的商店賣著什麼樣的貨色,在要緊的地方寫著英文,店名採用敵國米英的地名人名。這樣不管是誰,只要想一想就知道這家店不是招待日本人顧客的日本店,標有敵國的地名和人名的,除了媚態以外什麼也不是。

接下來一頁則是一些商品的照片,上面的文字更加富有煽動力:

“這是賣給日本人的日本商品嗎?”

從招牌上抹去美英之色

如果前線的將士知道還有那些充滿米英臭味的商品依然在好端端地擺放在大後方,那麼他們將會多麼地悲傷,多麼地憤慨啊!讓我們懷著同樣的這種嘆息,這種悲傷,這種憤怒的心,回過身來好好看看,那些文具、化妝品和藥品等等,正在侵蝕童心、傷害婦道、更是挫敗鬥志。這種力量在十二月八日的早晨,應該是已經在珍珠港被消滅掉了的,難道是又死灰復燃啦?別忘了製作、銷售。購買的,都是和前線將士一樣的日本人!

這種“一掃米英之色!”的群眾性運動,在太平洋戰爭時期,以及珍珠港事件前夕的日本國內便曾經多次被推行,這種運動的代表性舉措便是所謂排除所謂“敵性用語”。所謂敵性用語是指交戰國或者敵對國所使用的語言,在當時的日本尤其指的是英美採用的英語。有一點日語知識的讀者都知道,隨著歐洲文化進入日本,大量的新詞彙不斷湧入,日本人在對這些外來詞語加以意譯,創生了“政治”、“經濟”、“抽象”以及“細胞”等新詞彙以外,更多的則是通過音譯來表達,這就如同漢語中所採用的沙發、咖啡一樣,不過日語中採用的則是片假名,來全部或者部分地對外來詞彙進行音譯而吸收入日語。這種利用片假名來記錄和使用這些外來名詞,最早可以追溯到1530年葡萄牙商船到達日本開始與日本進行貿易往來之計,而後西班牙、荷蘭等國的商船、傳教士又帶來了更多的外來語,到了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更是主動地學習西方國家的經濟、政治、科技文化等,由此這些外來語中,更多的則是來自英語的詞彙。由於日語本身的特徵,造就了外來語的構成和使用形式靈活而多變,這種詞彙逐漸成為了日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然,這種外來語在某種意義上確實也衝擊了傳統日語的表達形式,某些專業的外來語術語也在某種程度上加深了日語中各個領域之間的隔閡。但是無論如何,到了1940年代,日語中的外來詞彙已經幾乎滲透到了社會的所有角落。若要一舉取代這些被稱為“敵性用語”的外來語,其難度之大恐怕日本人以外者是難以真正理解的。因此,這也註定了抵制“敵性用語”會成為一場滑稽的鬧劇。

對於這場鬧劇,也許中國人並不十分了解,但是,稍稍有點年紀的朋友在那個年代也許看過《啊,海軍》這部所謂的批判影片,在這部影片中有一段臺詞,那就是影片中有一位父親是大學外語副教授的年輕海軍軍官學校學員,說他入軍校的目的只是為了好好學習外語,因為在當時,只有在軍校才能安心學習敵對國家的語言,這一幕場景算是提到了這段往事的一點端倪,然而,對於不熟悉日語的中國人而言,要從中體會出當時日本抵制“敵性用語”那股風潮中的那絲可憐可悲又可笑的韻味興許確實有那麼一點的難度,對此,筆者只能盡力而為,讓大家也能瞭解到戰時日本社會上的那一幕鬧劇。

從腐朽生活方式下手

日本對於英語外來語的抵制運動,開始於抗日戰爭爆發以後的1940年左右,由於當時英美等國對國民政府的進行支援,引起了日本國內愛國組織的反彈和憎惡。因此,從這一時期開始,日本國內開始湧現出一種對外來文化,尤其是英美文化的排斥風潮,進而,對於那些日文中隨處可見的外來語以“輕佻浮薄(當時日文中所採用的詞彙)”的罪名開始攻擊,進而由貼上“敵性”的標籤來加以排斥。

這種外來語也是從比較所謂“輕佻”的,帶有所謂西方生活方式性格的內容開始進行的。當時具有標誌性的便是從日文中表示燙髮的“パーマネントウェーブ(Permanent wave)”這個單詞。對於燙髮,日本從1930年代就開始出現反對的跡象,到了1930年代中期,還展開了反對燙髮的運動,甚至一些地區甚至打出了“根據町委會的決議,燙髮者請勿入町”的招牌。因此,這個單詞成為“敵性用語”當然是無法倖免的,所以,當時日本人想出了用漢字“電發”兩個字來取代原來的片假名パーマネントウェーブ,或者其縮略形式パーマ,這種表達方式,在當時還被稱為“愛國語”。

全民愛國精神大發揚

這個先例一旦開啟,而後其他類似所謂“輕佻”的片假名外來詞,也都紛紛被貼上“敵性”的標籤,一個一個地被修改掉了。比如說飲食方面,由日本海軍從英國引進而廣受日本民眾喜歡的咖哩飯“カレーライス(Curry rice)”被改成“辛味入汁掛飯(加有辣味汁的蓋澆飯)”,果味汽水“サイダー(Cider,但是含義已經發生變化)”被改為“噴出水”,這不但無法激起人們的食慾,更是讓人不知所云。無獨有偶,如果問起“軍糧精”是什麼的話,我看基本上是不會有人猜中,原來所指的卻是那種焦黃色的牛奶軟糖“キャラメル(Caramel,意義也和英文有所變化)”。

這是賣給日本人的東西嗎!

如果說食品中湧現出大量讓人看得如墜五里霧中的,音樂方面也決不甘示弱,“妖怪的四弦”這種樂器照樣會讓你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不管如何,筆者是難以想象,當時的日本人是如何將低音提琴“コントラバス(Contrabass)”翻成這個怪異的單詞的。由此可見,音樂方面也是一個重災區,就比如本文標題上所提到的薩克斯管被改為“金屬製曲がり尺八”,尺八指的是一種類似於簫,長大約一尺八寸,在唐代傳入日本的中國古代樂器,這樣原來簡單的一件樂器便嘮嘮叨叨地成了金屬製彎曲型尺八。如果讀者這就感到嘮叨的話,長號“トロンボーン(Trombone)”就更上一層樓,被叫做“抜き差し曲がり金真鍮喇叭”,其意思翻譯出來便是“可拔可插彎曲金屬管黃銅喇叭”!估計這肯定是要完成上面撥下的指標,根本來不及好好找出適當的詞彙,而是直來直去的單純描述了。

其他領域也陸續受到了影響,比如在1940年9月,當時日本的鐵道省將所有車站中的英語標識全部撤除,而且原來使用外來語的站臺“プラットホーム(Platform)”及其略稱“ホーム”等也被改成了“乘車廊”之類。郵政部門也一樣,以往一直使用外來語的郵筒可不能再叫“ポスト(Post)”了,雖然有點麻煩,那也要多多地轉幾下舌頭,叫做“上方差し込み下方取り出し郵便箱”也就是從上方插入,從下方取出型的郵便箱。

球的問題可是愛國心的問題

體育方面等外來語就更多了,日本原來對於球類比賽基本上都採用外來語,因此強行修改所造成的牽強附會或者模稜兩可的就更是層出不窮。比如橄欖球“ラグビー(Rugby)”改為“鬥球”、手球“ハンドボール (Handball)”改為“送球”、高爾夫球“ゴルフ(Golf)”改為“打球”或“芝球”或者是“孔球”、足球“サッカー(Soccer)”改為“蹴球”、籃球“バスケットボール(Basketball)”改為“籠球”、網球“テニス(Tennis)”改為“庭球”、美式橄欖球“アメリカンフットボール(American football)”改為“鎧球”、曲棍球“ホッケー(Hockey)”改為“杖球”、檯球“ビリヤード(Billiards)”改為“杆球”、保齡球“ボウリング(Bowling)”則改成了“投球”或者“十柱戲”。

而廣受日本人歡迎的體育專案棒球,雖然很早以前倒是並不是採用外來語,而是使用了“野球”這樣一個單詞,不過比賽用語甚至是裁判口令卻幾乎全部是外來語,結果全部被修改,造成了好幾個賽季的混亂。代表好球“ストライク(Strike)”的,變成了“よし”(即“喲西”,可以的意思),這個“喲西”也用於安全上壘的“セーフ(Safe)”;而壞球“ボール(Ball)”以及界外球“ファウル(Foul)”都用了“だめ”(不行之意)。而且棒球界的變化還不僅僅是這些外來詞,連其他詞彙都變得不那麼“輕佻”了,比如某某球隊都改稱某某軍,選手改稱戰士,盜壘被改為奪壘,連運動服都改成所謂“國防色”的咔嘰色,棒球帽也被廢除,選手們,不,“戰士”們必須帶上所謂戰鬥帽,也就是我們非常熟悉的日本陸軍的那種軟式軍帽。

1943鐵西隊奪得冠軍的照片,棒球帽變成了戰鬥帽

日本還有很多用外語、外來語名詞註冊的公司也紛紛改換門庭,比如“西鐵城(Citizen)時計株式會社”改成了“大日本時計株式會社”;“哥倫比亞唱片”改成“日本蓄音機工業”或者簡稱“日蓄工業”;“華盛頓靴(鞋)店”更是乾淨利落地改成“東條靴店”。甚至於不是外來語的公司也為了避諱而換了招牌,例如一家非常著名的教育出版社“歐文社”由於這個“歐”字有歐化的嫌疑受到了強大的壓力,於是終於在1942年將社名改成了“旺文社”並一直沿用到了今天。公司如此,學校也逃不脫劫數,“東洋英和女學校”、“靜岡英和女學校”以及“山梨英和女學校”都因為這個“英”字具有“敵性”,於是分別將校名改成“東洋永和女學校”、“靜陵高等女學校”以及“山梨榮和女學校”等等。

受到這股狂潮波及的角落不可勝數,其中有報刊雜誌,比如《幽默俱樂部》改成了《明朗》等;有各種商標,比如立頓紅茶成了“大東亞”紅茶等;還有大量帶有“洋風”藝名的各種藝人,比如歌手“哥倫比亞小姐”改成了“松原操”等等;連鉛筆的硬軟度都換了稱呼,HB、2H、3B分別成了“中庸”、“2硬”、“3軟”。

要讓太陽紅萬代,重在教育下一代

既然社會上颳起了抵制“敵性用語”的風潮,那麼英語教育成為被攻擊的物件也不過成了時間問題。珍珠港事件爆發後,就有人向當時的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東條英機提出了要求,要在“高等教育中取消英語的課程”,雖然東條本人在國會中,拒絕了這股要求,稱“在戰爭中,英語教育還是有必要進行的”,但是,在當時橫掃日本社會的那股風潮之下,英語教育被大大縮小,中學的英語課程由必修科目改成了選修科目,而且課程數量被大大縮小。英語課程以外,音樂課程中的英美傳統歌曲也被削去,改成愛國色彩更為強烈的曲目。其他教科書中,那些帶有所謂“敵性色彩”的表達方式也逐一被指責,紛紛被修改。

到了1944年,根據當時日本國家制定英語教科書編集委員星山三郎的資料,當時英語教科書中不得編入如下的內容。首先,不得有親英、親美的表達方式,更不得有侮辱日本的表現語句。其次,不用太多地使用西元年份,必須使用日本的天皇年號。除此之外,不應該出現具有對英美的物質文明帶有謳歌色彩的內容,也不應該出現用最高階來修飾英美事物的語句,比如,“紐約的帝國大廈是世界最高的建築”之類。還不得出現一些類似與“大阪是日本的曼徹斯特”這樣的比喻。

總之,在當時的日本教育界,英語教育所受到的衝擊幾乎達到了無法進行正常教育的程度。

對於所謂“敵性用語”而言,當時的日本並不是在法律上加以禁止的,而更彷彿是一種被民族主義情緒激發產生的一種自發的社會運動。因此,根據不同的領域,對於這種“敵性用語”進行排斥的力度和熱情是參差不齊的,當然也無法徹底地加以貫徹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而且不管怎麼說,日語中受到的英語影響實在是太大,要完成徹底地加以根除是不可能的。

然而,未在法律層面上加以禁止,並不是代表執行力度不強,有時候因為沒有明確用法律加以界定,反而會形成更為廣泛的打擊面。日本在1940年以後,逐漸開始在居民的基層建立一些國民監視與管理組織,還發動婦女組織了“大日本婦人會”。對於“敵性用語”的揭發和排斥,往往更多的是通過這些組織來進行的。非常自然地,造成了與這些組織的幹部頭頭們私下有矛盾的,往往會受到更大的打擊,“敵性用語”的排斥,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公報私仇的利器。在民間製造隔閡與恐怖,正是法西斯統治的不二法則,因此,這種風潮便可以說是軍國主義日本社會中一個比較典型的統治手段。

“敵性用語”的排斥運動,不過戰時日本愚民運動的一環,因此,對於日本統治者則並不同樣適用。比如,本文最早提到的那份由日本內閣情報部編輯,內閣印刷局發行出版的《寫真週報》雜誌雖然用鬥志昂揚的口號,號召民眾抹去英美之色,但是,同樣這期雜誌中其他文章中,照樣堂而皇之地使用雜誌所抵制的那些片假名外來語。也許“己所不欲,必施於人”的作風,不管是哪個專制國家的喉舌,其共性皆然。

同樣,正如電影《啊,海軍》中提到的,日本海軍是曾經以英國海軍作為樣板的,因此,海軍內部的日常作業用語中,英語單詞以及外來語是官兵無法不加使用的,如果在軍隊內部也颳起抵制“敵性用語”的狂飆,那將會對部隊的執行帶來怎麼樣的後果,有關當局是最為清楚的,因此,儘管民間颳起多麼強烈地抵制英語教育之風,海軍軍官學校的英語教育當然還是一如既往地進行著。不但如此,“咖啡”、“威士忌”這些海軍常用的嗜好物,自然也排除在“敵性用語”的名單之外。

由此可見,體制內外,大有所別,原本再具有“敵性”的語言,照樣可以被幹乾淨淨地“化敵為友”。

鬧劇的終結

事實上,那些從形式上進行的排外之風,只不過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現。在日本對英語使用和教育進行大力抵制的同時,在珍珠港遭到日本痛擊的美國,卻花了巨大的力量,投入了日語乃至日本文化的教育之中。這些接受應急日語教育的人才,成了監聽日軍通訊,分析日本情報,瓦解日軍士氣的重要力量。

隨著日本的無條件投降後美國佔領軍進駐日本,“敵性用語”的鬧劇在持續了四、五年後,終於落下了帷幕。

曾經積極投身與“大日本婦人會”,對於那些“非國民”們是否使用了“敵性用語”而保持警惕的那些“歐巴桑”們也重新開始炫耀起自己新燙的頭髮,再次隨著爵士樂的節奏邁動了舞步,當然還有些人還為了換取一些巧克力、泡力絲襪等,會趨之若鶩地走近美國艦隊的停泊的港灣。

當一般民眾正常的英語教育橫遭干涉,卻猛然發現那些曾經領導他們、鼓舞他們的文化運動風雲人物,此時卻操著流利的英語,時而出沒於各種國際俱樂部,時而還操控著興盛一時的洋貨黑市貿易……

那些曾經被排擠的“敵性用語”不但重新登堂入室,成了日本人日常使用的詞語,而且,更多的新一輪外來詞,對日語進行了新一輪衝擊。日文中的片假名所佔的比重還出現了大大的反彈。

“排斥敵性用語”這場激盪人心的愛國語言運動時至最近,依然開放過一絲奇葩。2014年2月9日,在俄羅斯的索契,2020年東京奧運會組織委員會舉辦的記者招待會上,委員會委員長,日本前首相,76歲的森喜朗由於英語能力不足,無法很好地應對。但是,他當著外國記者的面算是找到了一個臺階。他說在,日本在戰爭結束的時候他已經小學兩年級了,這時候,英語是“敵國語”,所以除了特別學習的人士以外,大家是無法很好掌握外語的。於是,這個發音再度掀起了一陣譁然,但是這倒也給“敵性用語”鬧劇,安排了一個絕妙的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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