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來自公號：失焦Defocusing
在2020年的陽曆新年來臨之際，中國充滿了節慶的氣氛，購物商城、電影院和大都市的街頭燈火通明，人們正在告別過去的十年：這十年對於中國、對於世界都是鉅變的十年；之於中國民眾，生活水平普遍且顯著地提升——沒有人會否認這一點。
在2019年12月31日的凌晨，一個由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的發現“不明肺炎”的通告在中文網際網路上引起了短暫的不安，但是隨著新年的臨近和“病人病情穩定，已採取有效的隔離措施”的說辭下，短暫的不安被新年的熱烈氛圍取代，這件事被人們拋之腦後，在接下來的將近20天內，“不明肺炎”沒有再次進入公眾的視野。而截至本文的寫作日期，2020年2月1日，也就似乎中國農曆新年的正月初八，湖北省內的12個地級市、1個自治州、3個省直轄縣級市已經全部封城，國家媒體的大部分內容為肺炎疫情的報道，1月28日，在國家廣電總局統籌下，全國衛視加強疫情防控報道，減少娛樂性節目。
一些中國民眾抱怨道：“今年是最不像過年的一年了。”
在觀察近日民眾鋪天蓋地的抱怨以及陷入十年以來前所未有的窘境的地方政府之前，有必要明確的是，在過去十年內日益高壓的輿論審查並不是無辜的。
21世紀10年代的世界最醒目的成就是不斷發展的科技，與民眾關聯最為緊密的無疑是智慧手機和移動網際網路。2010年6月8日是iPhone4正式釋出的日期，iPhone4是第一部廣泛地進入中國中產階級家庭的智慧手機，同年，華為等公司也推出了自己的智慧手機系列。智慧手機和移動資訊系統的發展和普及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資訊的接收和傳送在這十年內變得無比快捷。這件事一方面改善的是人們的通訊條件，但是在另一方面，一些未曾被考慮的問題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中國的權力機構敏銳地意識到以往對網路資訊的管控力度在社交配體時代不再適用；於是一個機構被建立起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網際網路資訊辦公室（後簡稱網信辦），其主要職責包括：
“落實網際網路資訊傳播方針政策和推動網際網路資訊傳播法制建設，指導、協調、督促有關部門加強網際網路資訊內容管理，負責網路新聞業務及其他相關業務的審批和日常監管，指導有關部門做好網路遊戲、網路視聽、網路出版等網路文化領域業務佈局規劃，協調有關部門做好網路文化陣地建設的規劃和實施工作，負責重點新聞網站的規劃建設，組織、協調網上宣傳工作，依法查處違法違規網站等。”
網信辦的職能範圍非常廣泛，基本涵蓋了中文網際網路使用頻率最高的領域，網信辦的成立改變了中文網際網路的輿論風向，並導向了一個事實——一個在曾經的網路論壇（Bulletin Board System，BBS）時代並不熱門的行業——審查行業在這一背景下迅速擴張自己的領地。在這十年內，中國經歷了有史以來最為嚴格的審查高壓化過程，立法機構和行政機構不遺餘力地宣傳“網路不是法外之地”的口號，網際網路的言論審查被視為維護社會穩定的政治任務之一。
中國採取這樣的高壓態勢並不是沒有原因的，隨著換屆選舉和憲法的修訂，無論是黨內還是民間，都出現了許多質疑和反對的聲音，但是在後者發生之前，2015年出臺的“不得妄議中央大政方針”的條例在實質上為壓制異見提供了依據，各大社交平臺對其積極響應，微博將“不得以任何方式損害各級國家機關及政府形象”列入《微博服務使用協議》；豆瓣將“不歡迎激進時政、意識形態方面的內容”列入《社群指導原則》等。但是許多網民發現，社交平臺制定的條例存在許多問題，一方面，針對政治言論的條款邊界往往曖昧不清，給審查公司最大程度的解釋權，而使用者的言論則被最大程度地壓制；另一方面，儘管許多使用者根本不認可使用協議的合理性，但是在所有社交平臺均被納入網信辦管控的背景下，使用者沒有其餘的選擇。
網際網路審查日益高壓化的趨勢並沒有停止。2019年12月，國家網際網路資訊辦公室釋出了《網路資訊內容生態治理規定》，自2020年3月1日起施行。該規定更為詳盡地規定了“鼓勵網路資訊內容生產者製作、複製、釋出的資訊”以及“網路資訊內容生產者不得製作、複製、釋出的違法資訊”等，《規定》的出臺標誌著網路安全內容審查的空前高度。
但是諷刺的是，在該規定正式施行之前，一場席捲整個中國乃至全世界的瘟疫迅速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力，並將網際網路的言論審查推入一個讓人尷尬的局面。近日，“8名醫生因‘造謠’被抓”的話題多次登上微博熱搜榜，在12月30日，這8名醫生曾以不同的方式提醒群友或公眾新型冠狀病毒的危險性，但是次日“平安武漢”釋出通告稱已對散佈謠言的8名群眾進行了處理。生活飽受疫情影響的網民憤怒地聲討武漢市的行政機關，認為如果這8名醫生的警告若在民間獲得了足夠的重視，疫情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嚴重；無論這樣的假設是否正確，公眾的憤怒已經開始指向審查制度和審查行業。審查的日益高壓幾乎開始侵吞公民最基本的言論自由權，雖然知識界的人士早已對言論自由和審查制度表現出深層次的憂慮，疫情的蔓延讓民眾對“言論自由不是絕對的自由”這句不斷被提及的口號開始感到反感，有一位微博使用者寫道：“現在的言論自由不是絕對的自由，而是絕對的不自由”。
個體對於言論自由限度的感知是受其政治立場影響的，對於大部分的民眾而言，人們普遍地希望與自己觀點對立的人能夠“閉嘴”，在過去的十年內，隨著審查制度的完善，部分支援政府決策的人巧妙地藉著高壓化審查的形勢，通過網路平臺舉報等方式將異見納入“審查—刪除”的清單；2020年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這一局面，一些民眾開始意識到自己曾經支援並利用其使異見噤聲的審查制度的惡果，裹挾著極端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極權主義的高壓審查制度成為殺人的機器——儘管許多人依然並不這麼認為。
一些學者開始思考為何只有在新型冠狀病毒的非常時期，審查制度的陰暗面才重新被提及。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袁莉在《疫情危機讓中國穩定表象出現裂痕》一文中提到，許多中國民眾在過去的十年內讓渡出一些權利，其中就包括完整的而非被曲解的言論自由權，來換取中國政治的一個不言自明的契約：經濟的繁榮以及和平、穩定的發展。
但是袁莉指出，肺炎疫情讓許多民眾對政府的執行能力感到失望，一方面，不同層級的政府之間的共謀行為導致疫情的未及時公開，最終導致疫情的擴大和醫療儲備的短缺，武漢市市長在採訪中提到，他曾向上級政府彙報情況，但是隻能在授權後才能公開；另一方面，不計其數的醫院選擇繞過官僚機構直接向公眾募集物資和捐款，這讓陷入焦慮中的民眾更感到驚訝，他們曾經獲得的承諾是由一個具有強大排程能力的政府給予的，這個承諾被給予的同時民眾也被告知：在緊急情況下，政府將有能力解決民眾的困難，民間的非營利組織有一定的生存空間，但會相對受到擠壓；在“後非典時代”，雖然他們對政府的信任感已經大打折扣，但是中國民眾依然是留有希望的，民眾相信在如此緊急的情況下政府在物資生產和調配的過程中確實陷入困境，以至於眾多的醫院需要向民間求助。但是讓已經陷入焦慮和不滿的民眾更感到憤怒的是，湖北省的紅十字會並沒有及時向各定點醫院發放民眾捐獻的物資，而是囤積於倉庫之中；雖然湖北省紅十字會後來發布宣告道歉，但是這一系列的無法被接受的事實讓民眾大失所望，其中也包括曾經的審查制度的支持者以及政府決策的無條件擁護者。
雖然民眾在近日陷入普遍的焦慮和憤怒中，立場的分野依然存在，除了少數依然不關心政治的民眾之外，許多民眾對地方政府失去信任，讓湖北省省長和武漢市市長以及其他相關官員下臺的聲音此起彼伏，一位網友在轉發《湖北省紅十字會：深感痛心、自責和內疚》一文時評論道，“從紅十字會到當地政府，每天都有新的失望”。另外，也有少數民眾以及許多知識界人士認為此次疫情在湖北省發生並不能夠將所有責任歸咎於地方政府之上，政治體制是應當被反思的物件，在豆瓣，一位暱稱為“吵”的使用者認為：“武漢只是災難和病毒隨機選擇的一座城市，但中國不是災難隨機選擇的一個國家”；“然後國家會被解釋，被證明，被信賴為唯一的拯救者，”作家李海鵬在微博上寫道，“所以我們所有的故事都是一樣的，以國家主義的失敗開始，以國家主義的勝利告終。”
暫時擱置這些仍然存在的對於不同層級政府的態度分野，我們能夠發現在過去十年中，審查制度的高壓化過程是清晰可見的，大部分的民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刻意忽視了審查的存在，甚至有部分群眾利用審查制度以在辯論中獲得優勢；但是，隨著疫情的爆發，民眾長期以來被給予的承諾瀕臨破產，不斷高壓的審查制度最終讓所有人為其付出代價。
儘管“信任”對於相當大一部分的民眾來說已經是遙遠的記憶，但是中國民眾的耐心——一個比信任更貼近生存底線的存在，彷彿也正在被耗盡。
*本文是筆者為《紐約時報》專欄作者袁莉於2020年1月29日撰寫的《疫情危機讓中國穩定表象出現裂痕》以及普利策獎獲獎者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於2020年1月30日撰寫的《Coronavirus Spreads, and the World Pays for China’s Dictatorship》兩篇新聞評論所撰寫的導讀，原文中文版連線：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00129/china-coronavirus-communist-party/；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00130/coronavirus-china-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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