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來自公號瘟疫年紀事：倖存者的責任
作者：來福laifu
李文亮去世的夜晚，我指的是2月6日，我和很多人一樣極為悲憤，在朋友圈激動地寫了很多話。跨過午夜，像病毒一樣傳染開的悲傷突然被謊言截斷，更多的人開始祈禱。繼而，我們恍然，又被嘲弄了，怒火接連竄起。
第二天醒來，我不敢看手機，害怕那些怒火已經熄滅，害怕李文亮的離去只留下一地廢墟，害怕我昨晚寫的話今天看來徒然矯情。我被劫後餘生的疲憊壓垮，從今天開始，我們成了倖存者。
當然有人質疑，他們說李文亮不是吹哨者，第一個上報的人是張繼先，他只是在微信群提醒了同僚；他們還說李文亮說的的確是謠言，因為用詞不當，因為保密條款云云；他們又說李文亮自己沒有想過要當吹哨人，請你們不要政治化他。
已經有朋友回應得很好：李文亮後來實名接受媒體採訪，並提到“健康的社會不應只有一種聲音”，他不會沒有意識到可能的後果，但還是堅持了，這是難能可貴的道德勇氣，也是他真正的吹哨時刻。
怎麼理解李文亮和他的離去，關係到我們如何思考自己的處境。李文亮被訓誡，被迫寫下“明白”，是系統性瞞報的一個小小的環節，是構成巨大謊言的其中一個謊言。無法沙盤推演如果沒有被訓誡，如果沒有瞞報，沒有那麼多感染者，李文亮是否可以得到更好的醫護而逃過一劫，可以確定的是，謊言（訓誡與瞞報），是系統的病症，它造成了無數本可避免的傷害。
李文亮作為謊言的雙重意義上的受害者，無論是在微信群，還是後來接受媒體採訪，都自覺承擔了他作為公民的義務，他不是“普通人”，他是有所作為的受害者。我們，當然是倖存者。我們不是躲在一場自然災害的中心，等風暴離境，就可以重新開始生活。
我們是在被困在一個腐化的系統之中，充滿人為的暴力，謊言，控制，利誘，威脅，在其中掙扎生存，也互相傷害。最勇敢的人死去了，最底層的人也死去了，餘下的都是倖存者。
普利莫·萊維從奧斯維辛集中營倖存下來，他終身活在羞愧之中：“那些最糟的人倖存下來：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灰色地帶’的合作者、密探們。”最優秀的人都死了，“死去的那個人比你更慷慨、更敏感、更有用、更聰明、更具有活下去的意義”。
李文亮離去之後，我因羞愧而極度沮喪——我應該做點什麼，來抵抗吞噬我們的體制？我的工作是記錄，某種意義上的見證者，我們這樣的人，常常試圖說服自己，儲存荒誕年代的記憶，也是一項使命。但是我們中大多數人，至少我自己，顯然不夠勇敢。為什麼不更大聲說出來，為什麼不多做一點，為什麼不往前多走一步，為什麼面對怪物怯懦了？
或者，更務實一點地講，除夕夜，看著同行發回的種種悲慘訊息，我難受不已，問自己：為什麼你不在武漢？你是不是逃避了責任？我們都在系統之中，有的人在受苦，有的人卻得以喘息。除了內疚，必須承認，其中還有作祟的虛榮心——我想當那個在場的見證者——一種齊澤克式的虛偽。
死亡的夜晚過後，我重複了一個朋友對馬爾克斯的改動：恨在瘟疫蔓延時。不能原諒系統，這是我們被侮辱者、被損害者、被踐踏者的倫理底線，是我們守住自己作為人的尊嚴的唯一方式，也是倖存者的責任。
無論是受害者，還是施害者（能分清誰是誰嗎），大部分人都難以知曉、描述、理解系統的罪行。有很多辯解的理由，就像他們所不斷重複的：發展下去將會解決這些暫時的問題；沒有穩定的系統將會有更大傷害；外部敵人正在攻擊。如果實在有無法掩蓋的事故，也常常是“少數瀆職者的錯誤”，而更多人只是“聽命行事”。有時候受害者會被問：你又奉獻了什麼？
倖存者，因而才更有責任在此時的廢墟之中，以最低限度的美德活下去，當不了英雄，至少仍保有人性。我想描述一下我理解的最低限度的美德，也是自我要求。
李文亮之後，不該說謊。如果也不能說真話，至少應該沉默。如果哪一天我們連沉默也不被允許，至少不該舉報他人，不該用謊言攻擊他人。“謠言”這個詞，應該被放棄使用，謠言是未經權威確證的訊息，而系統正是權威。應該不厭其煩地講述這樣的“常識”。還有許多細微的事情應該堅持，比如，jingyao事件之後，不再在京東購買東西。
就像在奧斯維辛，那些跟你一樣受折磨的人，總是首先折磨你的人。幫助他人也是倖存者的責任，不該去爭奪少數人的特權，不該道德審判弱者，不該以凌辱他人來換取自己的優越。在此刻，口罩成了特權的象徵，對它的擁有幾乎可以簡單把人群的階級分層。應該儘可能地分給平凡的人，而不是佔有，搶奪。在其他的時刻，應該日復一日跟社會達爾文主義抗衡——人不是因為不努力而不幸，許多人終身勞碌依然悽慘，正視結構性暴力和剝削。
記憶，倖存者的最後責任。用自己的語言而不是他們的語言記憶，拒絕使用符合他們道德審美的詞彙比如“正能量”，不哼唱他們的旋律，唾棄他們詩歌朗誦的韻律。不主動遵守他們的規則，比如不主動把水杯交給地鐵安檢員。不被系統異化，也是一種抵抗的方式。用我的身體和我的語言作為記憶的載體。剩下的就是我的生命，我的經驗，我全部的故事，都屬於我自己，也留給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