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為大清草民做主｜大象公會

在草民看來，自己遭遇的是覆盆之冤、奇恥大辱，不伸冤不足以告天地父老。但是在老爺眼中，自己克盡厥職、兢兢業業，實在不明白這些草民為什麼要去京城告狀，給自己找麻煩，添亂子。

吃了委屈怎麼辦？長久以來，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中國人民。

日本學者寺田浩明認為，古代中國人控告和上訪的普遍心態，不是恢復權利，而是受了冤屈要伸。而且，就算找官府伸冤，也未必能解決問題。

道光年間，山西榆次的十三歲女孩趙二姑被鄰居閻思虎強姦。趙家人去告狀，但閻思虎買通了衙役、知縣和知府，逼死了趙二姑，把趙二姑的父親打了個半死，反將趙二姑的死栽贓在二姑叔叔頭上，還汙衊二姑的母親同閻思虎通姦。

廣東潮州府人邱時成的家裡，被當地另一家族蕭氏殺兩人、傷四人。邱時成在潮州府控告八十九次，在惠潮嘉道控告三十三次，在承宣布政使司控告九次、在按察使司控告十九次、向廣東巡撫控告十六次、向兩廣總督控告十一次。前後歷時十七年，只有知府審過一次，各級官員都不受理。

許多影視劇都提供了一種答案：上京城、告御狀。當事人面見皇帝，陳述冤情之後，往往能真相大白，處罰錯判冤判的狗官。

· 在電視劇《雍正王朝》中，康熙皇帝甚至親自前往法場，救下了蒙冤的小民

在傳統中國大眾文化裡，如果當事人含冤不得平反，最終往往只能由超自然的「老天」出面擔保證明。

如漢代東海郡孝婦女冤死，老天在東海降下三年大旱。而在文學作品《竇娥冤》中，即將被行刑的竇娥也控訴「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隨後老天果然六月飛雪、大旱三年加以呼應。

問題是，天降神蹟實在是難以盼至，那些無力「感動天、感動地」的人，伸冤的唯一希望，只能寄託在天子——皇帝身上。

典型辦法有兩種：皇帝在家時，上訪者就去敲皇宮的大門，或去皇帝的秘書處通政使司去敲登聞鼓；皇上出門時，則去攔他的車隊。前者被叫做「叩閽」，後者則被叫做「邀車駕」。

對於外省的草民來說，見皇帝最好的方式，自然是在皇帝出門時要經過的路上攔住他。不過，老百姓和皇帝理解的出門，顯然不是一回事。

電視劇裡，會武功的康熙皇帝帶著一個和尚、一個太監、一個娘娘和一個宮女，換身衣服，就能「微服私訪」。

然而，真正的皇家出行聲勢浩大，極盡奢華，讓圍觀者無不被天威折服。

康熙五十二年，康熙皇帝自暢春園還宮，儀仗隊先開路，後面是四頭大象，接著是四頭寶瓶象，接著是各種馬車，然後是持著各類武器的校尉，再是端著樂器的太監和樂官，再是拿著各種衣服、瓶子、香爐的人，各類騎馬或者步行的太監。到了乾隆時期，整個隊伍有1800人之多。

· 乾隆十三年《大駕鹵簿圖》區域性，可見文武官員和太監侍衛極多

告狀的人想要在這個龐大的隊伍中找到皇帝，需要過硬的身體素質和判斷能力，還需要極好的運氣。

首先，他們需要躲過當地長官的圍追堵截——在人家的地界上找皇帝告狀，這不是給地方長官找麻煩麼？其次，還需要繞過或突破保鏢重圍，引起皇帝的注意，這要求高亢的嗓門和製造混亂的能力。

康熙皇帝相對仁厚，還能寬待上訪之人。到了乾隆朝，皇帝坐穩了江山，不用再偽裝關心人民疾苦了。

乾隆十八年起，如有不長眼的民人攔著皇帝的車駕「妄行控訴」，便照「衝突仗列」懲處，杖一百，發近邊充軍。再往後，如有想要找皇帝告狀，官府不光要抓告狀的人，還要抓出幕後主使，各自問罪。

· 乾隆是清代由盛轉衰的重要時期，他在位期間，許多舊制被廢除。乾隆十三年之後，大清律例各類新定條例之處罰都有不同程度的加重

乾隆二十二年，河南夏邑災民因為水災後官員隱瞞災情、賑災不利而攔下了乾隆的御駕。

乾隆慧眼識奸，立刻「發現」有居住在當地的退休高官暗中支援，經過嚴刑拷打後，果然發現背後有一起私藏明史的「反清大案」。而瞞報災情、餓死百姓的當地知縣和巡撫，則因炮製了反清大案而免於革職，並被皇帝視作「能辦事之員」。

嘉慶朝之後，國庫空虛，皇帝也不怎麼出門巡遊了。此後幾位皇帝都是幼主登基，再加上接連而起的白蓮教、西北迴亂、太平天國、捻軍等戰亂，皇帝們更是沒有出門的機會了。於是，攔車上訪徹底成了走不通的死路。

· 光緒時期的兩宮「西狩」可能是中國帝王最後的出巡，圖為兩宮迴鑾之景

皇帝不來，我就過去。更多的人踏上了上京城找皇帝的道路。但這條道路並不容易。

清代入關之前，叩閽就等同於衝突儀仗，可直接處死。入關之後，為了收買民心，顯得自己同腐朽的大明政府不同，大清才一度放鬆了對叩閽的懲處。

清初規定，凡是敲登聞鼓告狀的，在審案前，先責打四十大板。順治皇帝深覺懲罰過重，便在順治九年免除了這個處罰。但如此一來，控告之人頗多，皇帝都忙不過來了。

於是，在順治十七年，朝廷規定控告之事「必關係軍國重務，大貪大惡，奇冤異慘」。如若不是，便痛打三十大板。康熙六年，不等原審官員審結，徑行敲擊登聞鼓控告者，要打四十大板、流三千里，幾乎僅次於死刑。

康熙八年，皇帝再次鬆了手，如果叩閽案件為實情，則不受處罰。如此一來，普通老百姓似乎又有了伸冤的可能性。

好日子不長，乾隆年間，叩閽案件的處理再次轉嚴。許多扣閽之人被視作有「瘋病」、「痰症」，被草草打發，沒被視作是瘋子的，則都被轉交給刑部處罰。

不光是漢人有如此待遇，曾經高人一等、特以優待，享有向皇帝「主子」告狀特權的旗人，也不再能自由告狀了。

道光年間，旗人恆齡跪在道旁向「主子」陳述自己被革後生計無落、無法贍養六十老母之事，想求主子恩典。不同於入關前善待旗民的皇太極，這個想要討要年金的旗人被交給刑部。

· 《茶館》裡的常四爺就是旗人。終清一世，旗人始終擁有一定程度的特權。但到了晚清，旗人的待遇也未見的多好

宮牆深似海，而告御狀則如同孤身下海，一不小心就會被波濤拍的粉身碎骨。

從嘉慶朝之後，告御狀已經不再是好的選擇。更多的人選擇了「京控」，也就是向在中央的衙門上訪。中央的大官們，總會比省裡府裡的狗官們更有良心吧？

一介草民初到京城，面對滿街的衙門，應該去往何處上訪呢？

康熙之前，想要進言或者鳴冤的人都得去通政使司遞本子，或者擊打登聞鼓。然而，在奏摺成為定製之後，原本負責上書的通政使司基本不再承擔這一功能。

所以，在清代的大部分時間內，上訪者會轉而選擇都察院、步軍統領衙門或者刑部。都察院最初是負責監察的機構，步軍統領衙門主要是負責京城的守衛和輕微刑事案件，刑部則掌管全國司法事宜。換到今天來講，就是中紀委、北京公安廳、和最高法院。

去中紀委當然是最管用的，上訪者的第一選擇都是都察院。交了狀子喊了冤之後，原告就可以在都察院下轄的五城兵馬司候著了——勞駕，先請蹲在號子裡。

但是，不少人還沒摸到都察院，就被步軍統領衙門抓起來了。

在清代，京控的人都被視作「刁健之徒」，一度被視為應遭懲處的「光棍」，屬於重點維穩物件。久而久之，去步軍統領衙門喊冤也成了慣例，反正早晚都得進去麼。

刑部的角色則稍有不同。一般來說，刑部不會直接接受百姓的狀子，畢竟還有「下級法院」在，以後見了，難免尷尬。

不過也有例外。道光十八年，安徽旌德縣人金貴寶在刑部門口呈遞文書，隨後立刻自刎身死，該案於是被受理。案子是收了，但能不能伸冤告慰在天之靈就不好說了。

· 清同治四年北京地理全圖區域性，刑部在和都察院、大理寺一同處在天安門西側

都察院和步軍統領衙門收到京控案件後，一般有三種做法，第一是直接駁斥，第二是交回各省督撫或將軍辦理，第三是寫摺子遞給皇上。一般而言，皇帝收到摺子後，也還是責令督撫辦理。

畢竟，案發現場、物證、人證，都還在地方上，沒高鐵沒飛機，要把各省的人證物證都提到中央來，太不現實，指不定到京城的路上就遇到了「山神廟」、「野豬林」。

· 只有極少的案件當事人會被押解進京進行審判。如雍正時期的「曾靜案」，主犯曾靜就被押解到京城，並由雍正皇帝親自審判，圖為電視劇《雍正王朝》中曾靜受審場景

但即便是皇帝親自交代的案件，辦案質量也難以令人放心。

督撫們是封疆大吏，權重一方，如果他們欺上瞞下，包庇下屬，冤案不能水落石出事小，一省官場不受控制事大。於是，從乾隆時起，皇帝往往會從六部官員中派人作為欽差大臣，共同辦案。

· 欽差大臣是皇帝的代表，具有很高的權威。即便諸如督撫之類的地方重臣也要退讓三分

一方面，六部官員經常在各地出差，自己的本職工作都落下了。如兵部左侍郎羅吉慶，在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在山東辦案，十月份在湖北，次年六月份又去了河南。一年中有一半時間在外出差。

另一方面，地方上也很麻煩。欽差的差旅費要地方出，到了各地還要收著好處費，要車要馬要酒要菜要路費。即便有廉潔的欽差自掏腰包，也阻止不了自己的隨從和其他跟隨官員魚肉鄉里。

嘉慶皇帝對乃父將案子交給欽差的做法不以為然，在親政之初，就不再派遣欽差辦案。

但他很快就發現，一沒了欽差，督撫們對於交辦案件的上報口徑便出奇的統一，都是「審系虛誣」——當事人承認都是自己胡編的。

· 嘉慶皇帝登基之初想要革除前朝因偏寵和珅帶來的吏治敗壞，曾經做出過相當的努力，但其很快發現了駕馭官僚制度的困難性

對此不滿的嘉慶折騰了一番，再次決定放權給督撫，這次加上了條件：督撫對交辦的案件都要親自審理。

問題是，作為地方大員、公務纏身的督撫們真的有工夫認認真真親自審案麼？

於是，督撫們組建了自己的審判班子——發審局——專門處理皇帝和部院轉交的案件。

發審局的班底，最主要的是知府，相當於省長找了許多市長來審上頭交來的案子。而足以讓今人駭人聽聞是，其中甚至會包括案件的原審官員。

由此便不難理解，雖然發審局名義上是代理督撫審案，但這些委員卻處處迴護原審處分，對告狀者的鍛鍊拷打，更勝於原審的州縣官員。

（督撫）以民間京控為多事，視交審諭旨為具文，名為親提，實則發交承審委員設法消弭，甚至仍令承審州縣參預其間。該委員瞻徇情面，無論是非曲直，必逼令原告之供，與原案適相符合。而又以懷疑妄控等情，開脫原告。兩造既無重大罪名，該州縣亦遂免審斷不平處分。

道光十八年，山西省五臺縣人邊藩南上京城都察院呈控。

他說，他和徐協五都是某案死者親屬，去年四月兩人共同上京告狀，此案被髮給山西發審局審理。但是，發審局委員不去審問兇手和原審官員，反而嚴刑拷打上訪者。

在陽曲縣班館中，被關押至死的受害人家屬已經有七人，和他共同告狀的徐協五也患病不治。本來命案只死一人，審判過程卻死了七人，上訪者也已奄奄一息，幾乎滅門之禍。

說到底，大清草民伸冤之難的根源，在於衙門裡的老爺們和衙門外的上訪者，存在難以調和甚至是難以理解的衝突。

按照草民的樸素價值觀，大清官員不應該是為民請命麼，皇帝難道不應該為民做主麼？

· 告御狀一直是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創作題材，各種地方戲劇中都有告御狀題材的曲目

對皇帝來說，重要的不是一兩個人的冤情與正義，而是江山是否坐得穩。

在河南夏邑災民狀告縣官巡撫一案中，乾隆皇帝如此譴責那些告御狀的人：「州縣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訐其父母，朕豈肯聽一面之詞，開挾制之風。譬如祖雖愛其孫，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風斷不可長！」

——用大白話來說就是：州縣官是你爸爸，告他們的狀就是不孝。讓你告倒了你爸爸，我還怎麼當你爺爺呢？

而對於層層官僚來說，他們最主要的壓力來自於上面的「考成」，而不是草民的需求。

大清官場就像猴子爬樹，只能看到上面的屁股和底下的笑臉。知府審案最重要是應付督撫的批駁；而督撫則要應對皇帝和都察院與刑部的要求。業績往上報，辦事往下推，事情就解決了。

於是，即便草民成功告成了御狀，也是皇帝交給刑部和都察院，部院交給督撫，督撫交給發審局。巧了，發審局裡原審官員也在。兜兜轉轉，還是老熟人相見。你說他會不會承認錯誤，給你翻案伸冤？

那什麼時候，草民才能伸冤成功呢？楊乃武案也許是最佳範本。楊乃武的姐姐和妻子兩次上訪，在浙江士林的幫助下，將此事包裝為湘籍審判官員官官相護，最終讓有心打擊湘軍勢力的慈禧下令徹查，才救得楊乃武出獄。

對大清草民而言，也許只有引得神仙打架，才有可能獲得想要的公平與正義。

[1]李典蓉：《清朝京控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2]李豫、李雪梅：《<趙二姑寶卷>與清代山西扣閽大案》，《山西檔案》2003年第3期。

[3]趙曉華：《略論晚清的京控制度》，《清史研究》1998年第8期。

[4]胡震：《清代京控中當事人的訴訟策略和官方的結案技術》，《法學》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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