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來自「財經十一人」：受歧視遭退租被辭工，湖北籍農民工流落深圳爛尾樓
文 楊立贇 編輯 餘樂
因為疫情形勢嚴峻，身份證上的“湖北”二字，讓一些身處外省市的湖北務工者暫時無家可歸、無工可打。“他們不要救助，需要工作。應該有相關部門出來宣傳一下，否則會形成一個惡性迴圈。”
這是陳旭東流浪的第8天。雖然已經一年沒回過湖北，但他身份證上開頭代表湖北籍貫的數字“420”，是讓他近日在深圳無處容身的唯一原因。
從2月13日起，這個來自湖北咸寧的小夥兒被房東強行退租，因為現在也無法返回家鄉，他不得不在深圳過起了露宿街頭的日子。“春節沒有回湖北，因為沒賺多少錢，來回還要花路費，乾脆就留在深圳了。”24歲的陳旭東對《財經》記者說，疫情來得突然，決定留在深圳過年時，未料變成如此境地。
陳旭東在深圳打工已有一年。2020年1月，他通過一個二房東租住了一個房間，1月還能自由出入小區，2月7日開始需要登記、領取通行證。面對疫情來勢洶洶，人人聞聽“湖北”色變。業主得知二房東把房子轉租給了一位“湖北人”，堅決要求退租。“房東寧願退錢也不讓住了，第二天必須走。”他稱，該名業主同時趕走了另一名湖北孝感籍的租客。
陳旭東認為自己並不比其他人有更高的攜帶病毒的風險。據他說，到深圳打工之後，已經一年沒回湖北了，最近也沒有接觸過湖北來的人：過年回湖北的都出不來了，一起流浪的湖北老鄉近期都沒有回去過。
當然，並非所有湖北籍租客在深圳都會被掃地出門。據陳旭東瞭解，可能由於自己是1月份租的房，距離疫情爆發的時間太近，物業和業主因此都很擔心；那些湖北籍的長租戶待遇會好些。
離開小區後，他曾經找過一些賓館。“我身上有錢，但住不了賓館。”他找了幾家，總是先問一個問題：“這裡可以住人嗎”，對方說“可以”；第二個問題：“湖北人可以住嗎？”“不可以。”
他甚至報過警——“我們最不怕的就是110，現在只要不是犯罪，他們都不會理我。讓我去救助站，但救助站又踢皮球。”陳旭東稱，他去過所在的深圳龍華街道的三個臨時救助站，“都說人滿了，叫我去另一個”。
於是，他帶著兩條被子，在臨街的商鋪屋簷下，或是廢棄爛尾樓裡，住了一夜又一夜。2月15日前後，深圳下雨降溫，他在被子前支起一把傘，但依然打溼了。手機沒電，一開始用共享充電寶，近期漲價到一小時3元，他承受不起，有時便在還沒復工的商鋪外找個插座“蹭電”。一覺醒來，有些插座已被“有心人”用膠水堵上了插孔。
露宿街頭的日子，陳旭東卻不孤單。通過“百度貼吧”，他結識了同病相憐的幾位湖北老鄉，大家報團取暖。“苦中作樂。白天到處逛逛，龍華公園那邊有很多流浪漢，過去找他們聊聊天，逛累了晚上去睡覺。”
實際上，陳旭東並不希望這樣遊手好閒。這些天，他沒有停止過找工作。農民工找工作，往往通過老鄉介紹、或者找作為中介的勞務派遣公司。“中介發的大部分招工資訊會說，湖北籍已滿，就是委婉地拒絕湖北人。以前不會有這一條。”
整個流浪的過程中，陳旭東一直保持著樂觀和對現實的容忍。雨淋溼了被子，他說：“還好，只溼了一個角，不冷”；對於把他趕走的二房東，他也表示理解，並且因對方幫他看顧行李，心生感激，出於保護對方的目的，他不願透露那個小區的名字。
有一件事讓他一時有些惱火。
2月17日上午，陳旭東跟著一起流浪的湖北老鄉，通過一家名為“天傑”的勞務派遣公司去欣旺達工廠面試，當即被錄取。他非常高興，對《財經》記者說：“是流水線上的工作，我也不知道具體做什麼，有活兒幹就行。每小時17塊錢。明天開始上班。”他說，入職之後將先進入宿舍隔離14天，這段時間工廠也包吃住，每天兩餐。
然而短短幾個小時之後，他又失業了。“工廠打電話來，問我是哪裡人，我說湖北，就不要我去了。”陳旭東忿忿道：“以後當白領，好歹光彩一點。”
深圳欣旺達電子股份有限公司（300207.SZ）於1997年創立於深圳，是一家鋰離子電池製造企業。截至發稿，欣旺達沒有回覆《財經》的採訪問詢。
陳旭東絕非個例。深圳廣電集團都市頻道《第一現場》欄目在2月16日報道，多名湖北籍外來務工人員，由於“湖北人”的身份，被日租房、小區等業主趕出大門，露宿街頭。為了證明春節沒有離開過深圳，其中一名來自湖北黃岡的周先生面對鏡頭說：“我敢把每天的手機消費記錄給你們看！”
想找工作也是難上加難。“快遞、保安都不要湖北人，覺得委屈啊，有些人說得很難聽，病就是從你們那裡傳出來的，你們沒機會了！”這些求職者原先多在三和人才市場找零工，近日市場關閉，他們無處可去，依然在市場外徘徊。
深圳龍華街道龍園社群的一位工作人員對《財經》記者稱，龍華街道已經將龍華中心小學、新華中學、龍華偉民小學作為臨時救助點，一共可以收留200人暫住，並且提供食品和保暖物資。不過並非每個救助點都可以隨意進出，比如龍華偉民中學，暫住在裡面的人都已經通過了體檢和血樣檢查，也滿員了。“前兩天寒流，我在人民路上、地鐵站口都走了一遍，拿了餅乾和八寶粥去（給流浪者），但沒有人要。那天還發出60張求助紙，上面有求助電話。”
這位工作人員坦言，“他們不要救助，需要工作。應該有相關部門出來宣傳一下（不要招工歧視），否則會形成一個惡性迴圈。”深圳龍華街道辦法律事務科的工作人員表示，疫情發生至今，確實已經接到有關湖北籍員工的勞動合同糾紛，社群安排律師輔導投訴人解決問題。龍華街道安排的一名律師對《財經》記者稱，疫情期間僱主不可因僱員是湖北籍身份而解除勞動合同，如有發生，可向勞動仲裁委投訴、協商，或提起勞動仲裁。
實際上，勞動密集型企業在招工時，明著暗著對湖北籍農民工“一刀切”的不在少數。一家總部位於深圳福田的勞務派遣公司近日在為叮咚買菜、順豐快遞等企業進行招聘。負責這一專案的勞務派遣公司員工對《財經》記者表示，由於人們宅在家裡，網上買菜的訂單激增，叮咚買菜這類生鮮類公司需要補充分揀、配送崗位的人手。“規定不招湖北人，一直在深圳的湖北人也不要。怕他們隱瞞自己的出行歷史，但已經在崗的湖北員工沒有被辭退。”
這位員工說，“不會寫明不招湖北人，會問清楚老家是哪裡。如果是湖北的，會放在我們的儲備名單裡，等到疫情結束再叫他們來面試。”
叮咚買菜否認了“不招湖北人”的說法。該公司回覆《財經》的查詢稱，對外招聘沒有區域限制，沒有拒絕特定籍貫的應聘人員。此外，招聘標準嚴格按照各地政府的防疫要求，包括安全面試流程：不聚集面試、通過影片面試核實人員健康狀況、測量體溫、應聘人員需要提供在當地隔離14天的健康證明等，符合要求的員工將會得到錄用。
如果沒有這場疫情，大約有500萬湖北籍農民工已經奔赴全國各地，去做城市建設、產業發展等方面一顆顆無聲的螺絲釘。新華社曾在2019年7月報道，湖北省農民工突破1000萬人，其中省內務工的達500多萬。這意味著還有另一半在省外務工。
根據湖北省統計局公佈的資料，截至2012年，廣東、浙江、上海、北京、江蘇是湖北省人口流出的五大目的地。其中，廣東以17.77％的比例排名第一。
除了深圳，東莞、上海、成都等地均有自稱湖北籍農民工的網民發貼反映租房和求職問題。除了這星星點點的呼救，長三角的招工啟事亦可見一斑。
一名供職於上海昊泰勞務派遣公司的招聘經理釋出資訊，包括上海昌碩科技、上海金山日銘、上海松江日騰、蘇州佳世達、吳江精元、嘉興麒盛、常熟新世在內的一眾企業，除了暫不考慮湖北籍人員，對於“重災區”人員也十分謹慎。被列為“重災區”的包括廣東深圳、浙江溫州、安徽阜陽、河南信陽、江西九江等等數十個地區，這個名單每天都隨疫情變化而變化。該員工對《財經》記者說：“只要身份證上跟湖北有關的都不要。重災區誰敢要？一旦出了問題誰承擔責任？”
由此可見，病毒不僅肆虐湖北，也讓漂泊四處的湖北人受到現實層面的創傷。“一刀切”的防疫方式，雖然給各地防疫管理工作行了方便，但也讓“湖北身份”成了一部分無辜者沉重的枷鎖。尤其是居於社會底層的農民工，相對白領等高階打工者，更加缺乏求救的渠道和自救的能力。
2月18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到有針對性做好重點群體就業工作。通過跨區域點對點勞務協作等有序組織農民工返崗，除疫情嚴重和擴散風險高的地區外，對限制勞動者返崗的不合理規定要堅決糾正。
2月20日本文發稿前，陳旭東告訴《財經》記者，他馬上要去深南電路公司面試了，聽說一個湖北老鄉已經在那找到了工作。
應受訪者要求，陳旭東為化名。作者為《財經》記者，本文由樹木計劃作者【財經雜誌】創作，獨家釋出在今日頭條，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作者：楊立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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