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來自「疫情之下，諸眾聯合的新可能性：在市場–國家的對立之外，我們還應看到什麼？](http://206.189.252.32:8088/)~~
普聲 Philosophia 哲學社 今天
本文原標題為《疫情之下，我們需要另一種聲音》，非 Philosophia 哲學社原創、轉載自公眾號「互啄的日常」（已被刪，連結為備份）；總計約一萬兩千字。本文可視作對我社前一段時間釋出的《結構性反思》的補充閱讀乃至回應和批判，強烈建議各位讀者閱讀並存檔。
從「健康的社會 不能只有一種聲音」談起
距 2 月 7 日李文亮醫生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已有數日，他的離世令人扼腕痛心，但我們仍然需要面對他遠去的背影帶來的巨大質問。李醫生病逝訊息釋出當晚，圍繞其人其事的哀思和反思在網際網路上形成了巨大聲浪，這不僅因為一位一線醫護工作者的離去讓人揪心，更是因為李醫生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特殊身份：最早向身邊人發出醫學警報的醫生之一，因發出警報而被當地警方懲戒的所謂「武漢八君子」之一。輿情迅猛，官方反應亦不算含糊：各級相關部門向李醫生哀悼、致敬，當地迅速為李醫生完成工傷認定……
「事後」的迅速反應，反襯出「事前」的遲滯。如果各級部門在應對疫情時有足夠警惕、足夠效率，在疫情爆發初期迅速採取有力措施，全國人民此刻的生產生活狀態都會是另一副模樣。諷刺的是，當地不但反應遲緩，沒有及時核實並公開資訊，反而以造謠為名處罰了「吹哨人」，這不但充分顯示出我國的公共應急管理體系存在結構性障礙，而且凸顯出以官方口徑為「事實」準繩的媒介報道現狀。李文亮事件揭示了這一現狀的不合理性：對真相的每一次隱瞞和遲報都會在被公眾發現後成為政府公信力的毒藥，成為「官方媒體」的傷疤。
因此，對該事件的反思走向了這樣的表達：「我們需要保護調查記者，需要完善的新聞法，需要的是真正能行使監督權、與公權力抗衡的媒體，才能從結構上確保資訊不受壟斷。」（此論述出自我社文章）一方面，這種意見似乎毋庸置疑地處在李文亮醫生「遺願」的延長線上，因為他在感染後接受採訪時曾經表示「健康的社會不能只有一種聲音」；另一方面，由於人們普遍把李醫生的個人悲劇當作本次疫情中官方訊息缺位問題的縮影，這種呼籲「新媒體」的意見便似乎合情合理地成為了反思李文亮事件的重要成果。
我們應當充分肯定此次疫情中社會力量和社會聲音的作用，他們越來越成為資訊傳遞的可信橋樑，並在官方媒體效度受到廣泛質疑的時刻越來越成為一種看似與之對位的勢力，承擔重要的社會監督職能。然而，抽象談論「官方」和「非官方」的對位，以為存在一種獨立於國家機器的社會政治實體，同時又將國家機器想象為有著一致利益與協調行動的「一塊鐵板」，可能是李文亮事件後最大的幻象。厭倦官方空談的人們轉向「非官方媒體」，期待它們發揮制衡作用，願望雖美，但或許實屬一廂情願。其根本原因在於，對所謂「非官方媒體」的根源和執行邏輯缺乏必要的再反思。在這一層面上進行再反思後，我們才得以發現：當下看似「對位」的聲音，實則共享相同的結構；看似擾攘喧譁各得其所，實則缺少了一種幽靈的聲音。本文接下來的部分，便希望展開上述論點，讓無形的幽靈發出自己的聲響。
疫情下的中國，後末世還是市場進行時?
2月3日，斯洛維尼亞哲學家齊澤克發表了一篇評論，[1] 文中將武漢「空蕩蕩的街道」描述為「現實版後末世電影」(a real-life, post-apocalyptic movie set) 與「非消費主義世界圖景 (a non-consumerist world)」。齊澤克雖正確表達了對中國受疫情危害人民的支援與對西方國家種族主義防疫政策的抨擊，但對處於非常時期的武漢所做的描述則須另當別論。若對武漢的新聞稍加關注，就會發現防疫的現實壓力雖然懸置了相當一部分市民的日常生活，但遠沒有懸置市場的運作。
實際上，現在武漢的街道雖然稱不上熱鬧，但也不是絕對的「空蕩蕩」。在財新部落格的一篇文章所公佈的調查資料指出，現在在武漢有 11.46% 的人仍然在堅持工作[2]，但對這些人的職業沒有提及。可以想見，這些人中自然有在官方媒體中廣受讚揚的醫務人員，也有為了保證城市公共服務而堅持工作的水廠電廠、公務警務人員。除了這些人之外，堅持工作的 11.46% 中也一定少不了快遞和外賣的送貨員。儘管目前沒有媒體報道還在武漢市內工作的物流從業者的總人數，但根據餓了麼平臺的統計，2 月以來平臺送貨員單日的跑腿距離總和是過去的三倍多 [3]，大量市民出於隔離或避免暴露風險的考慮更多使用外賣送貨，但是這就增加了送貨員自身的暴露風險，很難想象這些送貨員在衛生用品奇缺的武漢能獲得充分的防護。
隨著疫情日益嚴峻，武漢幾乎關閉了所有小型社群型的菜店或小超市，以便集中供應武商、中百等大型超市。於是，超市成了武漢人流量最大的地方，出門採購也常被描述為「像打仗一樣」。據武漢滴滴醫療隊志願者曹先生所說，「超市十點開門，十點半貨架就空了，進超市就要排一個半小時。」[4] 而 G-Super 武商區綠地繽紛城店的店長李惠潔也表示，「每天開門兩個小時，肉就搶完了。現在大家不是按需購買，有些顧客一次買肉的量就是十幾盒。」[5] 因此，與其說看起來「空蕩蕩的街道」呈現的是「非消費主義圖景」，不如說正是前者掩蓋了大型超市裡人們或是出於恐慌心理的消費狂熱。
與超市互為補充的，是2月以來武漢組織營業的露天馬路市場，截至10日中午已開放了14個市場。[6] 將目光投遠，可以發現在全國範圍內，雖然線下零售業遭受了巨大損失，但網路電商的同比銷售總額卻再創歷史新高；尤其是每日優鮮、盒馬鮮生、叮咚買菜等配套有網購與送貨服務的「新零售平臺」，訂單出現爆發式增長。資料顯示，叮咚買菜近來每日新增使用者多達4萬人，每日優鮮的交易額在春節期間實現 3-4 倍的增長，京東到家在除夕至正月初三期間，全平臺銷售額同比去年春節增長 540%。[7] 可以預見的是，這些在大資本把持下的「新零售平臺」，一定也能利用疫情逼迫抗風險能力低下的個體小商戶破產的機會大肆擴張，在未來的零售行業中佔據更多的市場。
同時不可忽視的是，雖然充滿了「戰時動員」的意味，但這些社會必需服務仍然是依託勞動力市場在僱傭勞動的框架內提供的。同樣，也沒有官方與社會媒體關心這些工人是否獲得了公正的薪酬：雖然人社部已於7號印發了《國家協調勞動關係三方就做好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間穩定勞動關係支援企業復工復產印發意見》，但許多企業陸續復工，有關《意見》落實情況的報道卻很難找到。
市場在這一特殊時期非但沒有停擺，反而藉由其他方面的紛紛懸置格外凸顯其重要性。正如有些疑惑的市民所表達的那樣，「就算再囤，一家總會有需要一個人出門採購生活用品和食品的，為什麼還不由各大超市劃區分配物資進各小區？」可見在疫情期間，仍舊是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將廠家和人員配合在一起，組織起了龐大的消費系統。在生活必需品和醫療用品嚴重「供不應求」情況下的搶購狂潮，恰恰說明了在疫情之下市場邏輯不但沒被摒棄，反而得到凸顯。物資分配高度依賴於市場，哪怕是遼寧省與山東省支援武漢的蔬菜，首先也不免通過市場機制來進行分配，儘管大量人員集中到少數市場中搶購商品有讓其他防疫舉措付之東流的風險，但除此之外的某種更高效、全面、公平的分配機制似乎已經無法被想象，或者被認為無需想象。
現實的疫情威脅帶來了停滯的願望，然而與消費一樣無視這種停滯要求的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生產活動。江蘇南通通州區一紡織廠在2月1日提前復工，隨後被當地政府叫停，老闆被拘留，這也是全國首個因提前復工被行政拘留的案例。但並不是所有急著節後復工的企業都未能如願以償，據新浪美股報道，華為已於2月1日恢復了包括消費產品和運營商裝置在內的產品生產，而其相關生產部門所處的廣東省則要求2月10日才復工。此外也有一些網際網路公司不甘寂寞，早已以線上工作的方式進行復工。在疫情壓力仍舊不減的情況下，自2月10日起韻達、百世、中通等快遞公司陸續復工，而此前早已有部分物流公司復工，京東、順豐等物流甚至一直正常運營。
除了重新啟動生產流程，一些企業還公開招募「志願者」作為有益的補充。如松江口罩廠曾於公眾號上公開招募志願者（該推送已刪除），在提供泡麵為宵夜的情況下，歡迎各志願者參與無償勞動。許多口罩廠和醫療物資生產商都提供了這種良好的機會，有的志願者表示，看到自己參與生產出來的上萬只口罩立馬打包發往客戶，覺得彷彿為抗疫前線盡了一份力，心中踏實了許多。一些新聞媒體對此均有相關報道，只是報道中並沒有談及這些由志願者無償勞動生產出的口罩是否也會無償地提供給防疫治療的一線工作人員。
不單是一些大企業、大廠，地方上的中小型超市、藥店、餐飲業、服務業等也陸續有返工的情況。據發改委表示，全國口罩企業復工率於 2 月 11 日已達到 76%。農業部則表示，全國飼料企業復工率已經達到 50% 以上，廣東、山東、湖南飼料等大省開工率已達到 70% 以上，一些大型集團化企業達到 90% 以上 [8]。據58部落的調研結果，截至2月5日，參與調查的人群中外賣員和司機等行業，復工比例超過50%，售貨員、保安的復工率分別為 54% 和 63%。可以說，在一段時間的延期與隔離後，一股大而全面的返工潮流將勢不可擋。
儘管有關部門曾表示，關乎防疫等重要方面的企業可以提前進入生產，在資本主義大返工中最急著開工的企業卻並不都是生產防疫用品相關的（比如華為）。哪怕是防疫相關廠，此時也出現渾水摸魚的行為，像口罩廠的免費勞動力空降兵，他們的生產能達到怎樣的技術指標、作業規範、產品質量和收益水平，不能不讓人多想幾分。「防疫」作為一個理由並不能無限延伸、擴充套件以解釋當前的生產高潮，同時與防疫的相關度也並不能真正解釋這些生產單位對於復工乃至以各種方式推進生產的急切態度。這也正是最令人費解之處。
儘管「支援防疫」是一個很好的旗號，但在這一旗號下急於生產的企業卻未必真是為了支援防疫：這並非一種陰謀論。事實上，無論何種情況下，一個資本主義企業應做且不得不做的事情只有賺取利潤，否則就是其自身的消亡，生產與銷售不過是通往利潤的中間環節罷了——這也是對華為等企業急於復工根本的解釋，也是唯一的解釋。詭異之處在於，這種單方面對利潤的渴望甚至與迫切的防疫需求產生了張力，當許多復工返京的人因租住小區的防疫工作而被拒之門外時，這一張力顯現的再分明不過。而不僅社會媒體對這種情況不事聲張，連一些地方政府也多少予以配合，力求恢復生產。雖然任何人都知道開工導致的人員流動與聚集存在著傳播病原的風險，也不難想到整個從生產到消費的鏈條裡將增加無數病毒流通的機會，「生產」「開工」這些字眼背後卻有一種危險的魔力，吸引各大企業趨之若鶩。資本邏輯與疫情防控之間的張力，正是一個根本矛盾的表現。
“積累啊，積累啊! 這就是摩西和先知們 !”
正是在社會的生產領域，我們發現了與官方的科層制官僚與非官方的社會媒體間的對立完全不同的另一組對立：一邊是生物-醫學層面上完全現實的阻止疾病傳播的慾望，另一邊則是政治經濟學層面上同樣現實的資本積累的狂熱。防疫的現實要求儘可避免人員的流動與聚集，而後一種現實則要求人口與商品跟隨資本的指揮棒在外圍與中心之間不停穿梭，以求得資本最大的積累效率。前一種現實要求的是停滯的時間節奏，而後一種現實則要求加速流動的時間節奏。
在資本的現實之中一切都可以停下，唯獨市場不可以停下，這也就意味著唯有包括勞動力商品在內的商品交換無法終止，它深深滲透在生活之中。即便是在當前這樣的情況下，以賺取利潤為導向的資本邏輯依舊堅定地充當著社會的基盤。這無關於生產者的主觀意願在道德上持有怎樣的態度，資本邏輯下的一切生產方式都必須通過盈利來維持自身的存在，以市場來達成主觀上的目的。而市場的存在總是向資本展現出盈利的空間，這既是所謂「發國難財」之人的行為動機，也是急於復工的企業的生產動力。誰能在這個特殊的時期搶佔市場，投放產品，誰就可能抓住機遇。而作為同一硬幣的另一面，無法在這一特殊時期進入市場的生產者，則紛紛告急，大哭破產。資本邏輯對社會生產的決定性把握、其主導的市場競爭的叢林狀態、社會維繫對其的依賴，在此一覽無餘。或許一些有關無關的企業的確是抱著實業救國的心態早早投入了生產，然而荒謬的是，其越是以強力的姿態投入生產，就越是製造現實疫情防治的對立面。
跟隨著這種荒誕的悖論，我們看到了急迫的防疫運動之下的現實被兩種相互矛盾的邏輯所撕裂，如果我們違背了一種就要面臨失去性命的威脅，而違背了另一種則要面臨利潤下降，投資減少、經濟活動蕭條、生產與交換停滯的威脅。對於有血有肉的真實生命來說，顯然前一種威脅更加恐怖，但對於在資本積累的世界中患得患失的「經濟人」來說，生命未必一文不值，卻也是可以標價計量的「風險成本」，可以在得利的巨大誘惑前擇機拋棄。
因此，瘟疫的降臨暴露了一個被小心遮掩的事實，即：我們腳下彷彿堅實的社會現實並不是單一邏輯一以貫之的完整大地，而是在自然的邏輯與政治經濟學邏輯的撕扯下支離破碎的動盪板塊。我們通常無法察覺這種分裂只是因為資本的現實已經通過它野蠻的商品化程序將自身的外部吞入內部，將全部生命、自然與一切「神聖情感的發作」通通「淹沒在利己打算的冰水之中」：資本已經將自身偽裝成社會成員必須共享的唯一至上原則。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冷嘲熱諷的那樣「積累啊，積累啊！這就是摩西和先知們！」而此次新冠肺炎所造成的大規模疫情的特殊之處就在於，它通過生物-醫學威脅站在了自然現實的一方，以資本現實毫無準備的嚴厲姿態站到了社會面前，打破了資本邏輯實施單一宰制的幻夢，提示著社會與資本，它們永遠是隻能在自然之內而不是自然之上放置自身的位置。但是就像我們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樣，資本的邏輯不會輕易地退場，反而急於重整旗鼓，試圖再次將自然危機的爆發納入內部，繼續自身的統治。於是對於社會中的一切組織、團體甚至個人來說，他們的命運就只能被自然與資本的對立所貫穿，不得不被相悖的兩股力量反覆拉扯。
而當我們重新考慮官方與非官方，或者說是國家科層制官僚與市民社會的對立時，仍然將不得不把自然邏輯與資本邏輯的對立納入考量。而結果則是前一組對立就在我們的眼皮底下如太陽下的積雪一樣緩緩融化了。這裡需要回到的是馬克思的分析：現在國家與法已經被市民社會的邏輯死死鉗制；然而與自由主義者的分析不同，這裡的市民社會不是獨立媒體與結社，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市場商品經濟。這樣一種在社會之中歷史性地形成的現實生產方式，成為了制約在人類一切社會活動的繞不開的幽靈。
具體來說，這個互相對抗機制的落腳點正是現實的僱傭勞動力，即無產階級。在疫情的邏輯下，每一個受僱傭者都是潛在的病毒攜帶者與病毒受害者，因此必須要減少聚集，依託延緩復工、分流上下班等各類措施降低病毒傳播的風險；在資本的邏輯下，每一個僱傭勞動力都是利潤的來源，因為剩餘價值的獲取能且只能來源於僱傭勞動力的剩餘勞動，所以必須要儘快復工以維持企業的運轉。春節結束後的受到節制的返工潮流和中小企業紛紛支援不住的訊息，都證明了勞動力而非供給關係影響了企業的運轉。
拿西貝莜麵村為例，該企業支援不住的訊息鬧的沸沸揚揚之後，盒馬鮮生依靠自身生產方式將無法在餐廳上工的勞動力轉移到自己手中，並和原餐飲企業簽訂協議保證企業度過困境。在這個過程中，變化的只是生產模式，而不變的是勞動力的上崗工作，它減緩了所謂現金流的壓力，實際上只是產生的勞動價值能夠超過工資價值罷了。
當然，「共享員工」的模式必然不能長久，這個模式本身還忽視了勞動力的流動問題。病毒的流通是自然的客觀現實，勞動力流動卻是社會的客觀現實。進一步來說，僱傭勞動力及其流動只能是當社會由歷史性形成的生產方式和社會集團支配時才會產生的衝突焦點。就形式上來說表現為僱傭勞動制度，就內容上來說表現為一方是掌握了資本的社會集團，另一方是除了自己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的被僱傭者。在這個背景下，流動便是勞動力的必然屬性，但是這個流動並非自由流動，而是在資本統治下的具有明確方向性的流動。如果我們簡單考察一下春節後的返城浪潮就足以認識到這一點：那個躲在汽車後備箱的外鄉人，全然不是什麼自由流動的人，而正是被資本指揮流動的僱傭勞動力。
而在官僚系統方面，如同我們前面所看到的那樣，在這個過程中並不直接代表某種邏輯，而是在兩類社會現實之間疲於奔命。有人或許會質問，人總是要吃飯的，如果不安排復工和勞動，餓死就變成了現實的問題。但是正如上文提到的，為什麼我們今天的復工必須是按照如此強制的浪潮完成的？為什麼人們為了復工不惜躲入後備箱？只有在特定的生產關係下經濟生產才具有如此巨大的地域特徵。同時正是這種生產關係，在使得經濟飛速增長的同時，也使得資本越來越多地集中到了北上廣深等經濟中心周圍，更使得勞動報酬佔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在二十餘年間連續下降，而這種極大的地域與階級的不平衡發展是官僚系統沒有也不願去加以處理的。
市民社會內在維繫市場經濟的傾向早為科層制官僚打上了烙印。不僅僅是科層制官僚正常的評價體系中就重點評價「發展經濟」的能力；在這次的防疫行動中，科層制官僚也無法脫離資本與市場行動，更是不得不犧牲防疫而滿足資本對利益的需求。官僚系統的防疫行動仍然要依託於基本的市場資源配置，所有物資的調動遵循著市場的邏輯而不是動員的邏輯。一月底開始，上海松江、金山、奉賢等地的口罩廠開始招募「工廠志願者」以應對勞動力不足的情況，根據報道志願者一時間大量湧入，機器達到了 24 小時不間斷運作的狀態。這其中雖然政府採用了「統一買斷」和部分超經濟行為（例如海關、高速公路攔截徵用），但是工廠仍然掌握在私人手中，政府是以市場方法購得口罩的；而反過來雖然工廠採取的也是超經濟行為（沒有工資的非熟練勞動力），但是這種超經濟行為只會更好地提升其利潤水平。
然而與其他一切的社會實體一樣，科層制官僚體系在這次疫情危機前，同樣被自然與資本的對立無情地分裂、並做出了一系列自相矛盾的動作。一方面，官方在居民社群做出大量的防疫努力，但另一方面，隨著政府開始允許各地企業分批覆工，返工人員則開始無視防疫需要進行高風險的流動聚集。不僅如此，正如前面所展示的新聞所表明的那樣，在分批覆工問題上，官方立場也常常是厚此薄彼，越是與全球生產鏈條深度整合，越是能為社會提供大量就業，越能保證稅收與經濟增長的企業，就越可能在提前復工上得到政府開出的「綠燈」。就連國際組織也不得不參與進這種荒唐的自我分裂，世界衛生組織的官員一方面稱讚中國所做出的包括隔離在內的果斷防疫行動，另一方面卻在懇求其他國家不要對中國設定旅行限制，在其背後維護世界市場中自由商貿活動的意圖不言而喻。
在這個層面上，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自由主義者會得出官僚與媒體相互制衡的結論，而不是提出兩者中一方最終會戰勝另一方。因為事實上兩者腳下都踩著資本與市場的基石，雙方都無力將其踢開。在共同維護資本與市場的利益方面，兩者恰不是對抗而是合謀與相互補充的。不能忘記的是，當代因獨斷專行而丟盡顏面的這個官僚制，很大程度上是在後革命的市場改革中得到強化的。它不是凌駕在「市民社會」之上與之對立，而是「市民社會」中「工廠政體」的龐大翻版。如果說「工廠政體」的目的在於超越一切限制，根據資本自身的要求精確控制原料、生產資料以及勞動力的運動，以鎮壓性的手段保證無產階級與生產資料的順利結合——那國家官僚機構的職能，也不過就是以發展主義的名義在社會整體層面，同時在生產與再生產方面保證同樣過程的正常進行，繼續不平衡不平等的發展。如果國家官僚機構與市民社會之間的關係表現為對抗性的，那也只不過因為這個市民社會本身就是對抗性的社會，市民社會最終從國家官僚那裡收回了自身的真理。在這個層面上，工廠政體與國家官僚試圖超越並非只有單純的自然限制，更有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此起彼伏的反抗。
早在自然災害的介入之前，社會與國家就都已經是鎮壓與鬥爭的場所，是統治階級推行霸權與被統治階級反抗霸權的戰場，而不是貫徹某種單一理念的完整機械實體。無論是「意識形態功能」還是「鎮壓功能」，它們作為「機器」的一面在於「拼接裝配」而不在於「理性設計」。資本與不得不向資本妥協的國家官僚系統所試圖政府的物件，不僅僅是自然力量通過瘟疫的爆發，也有為了在瘟疫下保全生命而試圖逃離工廠與大城市的勞動者，此時自然就是一種對勞動者的隱喻，他們同樣有待於被權力與資本的力量所征服。
當前防疫行動下浮出水面的種種悖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製造的多重矛盾交織匯合的結果，而這些悖論最終也只能在多重矛盾的對抗爆發中尋找到突圍的可能。
再論自發性
通過前面的論述，我們能夠理解市場是如何在無視疫情的衝動下運作，而官方又如何不得不被市場與資本的要求脅迫，騎虎難下。似乎社會中不再有可靠的力量能夠對抗疫情的威脅。但這樣的圖景顯然過於悲觀，因為在市場與官僚的力量之外，我們仍然能夠尋找到無數挺身而出對抗疫情的「防疫主體」：接下來我們需要將分析的焦點轉向他們，來尋找一種與眾不同的社會建設性力量。
首當其衝的，是始終堅守一線的醫護人員。吹哨後的虛假寧靜被打破之後，醫護人員率先被動員起來應對疫情，高危環境、物資匱乏，醫護人員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牲，中國的醫生本就是日常高負荷運轉的群體，疫情之下，身體疲憊自不用提，高負荷工作之外，被感染的恐慌以及自身在某種情況下成為需要被隔離的「武漢人」失望也帶給他們異常的精神壓力，在此等前提之下始終堅守崗位的醫護人員無疑是當仁不讓的防疫主體。而當我們將目光重新轉回市民社會中去、就能看到，在物資籌措與運輸過程中，市民與網路志願者使我們看到了自組織的龐大能量。
在武漢官方下令封城之後，官僚體制一刀切邏輯所引發的公共交通停轉為疫情防治製造出新的難題，計程車拒載與停運使得一些奔波一線的醫護人員甚至需要徒步往返。此時，武漢街頭湧現出一批自發組織起來為武漢市的醫務工作者們提供後援支援的「擺渡人」[9]，自發組織起來接送醫護人員 [10]。在疫情公佈後，武漢各大醫院釋出醫療物資告急資訊，社會各類民間組織與個人紛紛通過各種渠道為武漢防疫募集物資，並且有眾多貨車司機挺身而出志願為諸多醫院輸送應急物資 [11]，還有為醫護人員提供住宿 [12]，還有無數的私人募捐，此類事蹟不勝列舉。
當然還有一些無法被看見的人，比如環衛工，比如外賣小哥，比如快遞員：城市的運轉不能離開他們，但是可以選擇忘記。當全國人民響應國家「宅居」政策之後，大量的生活垃圾不會被龍捲風帶走，下單採購的生活用品不會從商店穿越到家裡，人們也不會因為疫情而放棄快遞小哥的電話：離開了他們的勞動，「宅」何以實現？
而僅就環衛工這一群體而言，他們毫無疑問是全民防疫戰中的一線工作者，但主流媒體的報道寥寥無幾。在不少自媒體的調研文章中，我們看到絕不在少數的環衛公司不僅沒有發放達標的口罩 [13]，甚至還加緊了對環衛工人流於形式的監督，環衛工人不得不在沒有有效防護措施的前提下勞動 [14]，主流媒體與市場的合謀再次顯露。
事實上，對底層勞動者的忽視由來已久。在這次疫情中，各類自媒體對於底層勞動者群體的深入報道、早已映照出主流媒體在面對底層勞動者時的失語與話術的單一。在見諸各媒體報道中的零星的片段裡，工人們永遠被塑造為一種受奉獻精神感召而活躍的群體。主流媒體既要呈現眾志成城，集體抗疫的景象，又要小心翼翼避免觸及底層勞動者惡劣的工作條件以免引起公眾的不適和擔憂。尤其是在報道醫護人員這一備受矚目的群體時，媒體更是要格外凸顯他們的任勞任怨與無私奉獻(護士作為醫院的基層勞動者，始終未在媒體與公眾領域取得獨立形象)，而被媒體的高光掩蓋住的真實卻是超額勞動與緊張的工作節奏，這些易為人知的內容就和底層勞動者的無言勞動一樣被媒體與公眾有意無意的忽視了。
公眾和媒體的這種忽視並不是毫無緣由的，審查機制或可作為一種理由在此提出。無論是自媒體還是主流媒體，均要受到審查機制的鉗制。其差異在於，國家審查機制內嵌於主流媒體之中，對自媒體而言，審查機制效力稍弱且具有後發性，網友們從主流媒體獲取的疫情資訊往往是國家審查制度自律之後的結果，而來自自媒體的資訊也會由於內容真實性、熱度與敏感度受到審查機制 404 的關心。同時，自媒體平臺也擁有自己的審查機制，自媒體平臺為維護自身利益而對審查制度的貫徹比起主流媒體也是不遑多讓，市場與國家合謀，從傳播內容到傳播渠道，都對網友們對資訊的獲取聯手做出了限定。
在這次行動中，群眾高漲的自發性可圈可點，卻也由於組織力度有限存在著不少問題。我們可以看到，自發性力量難以在大範圍內對物資進行調配和使用，不少自發力量在防疫過程中缺乏組織經驗，很快便銷聲匿跡難以存續，如果說我們要在一場事件中持久發揮作用，那麼增強我們自己的組織力度是必不可少的一環。群眾自發籌集物資，組織交通隊伍，奔波勞碌，堅守崗位的形象已深入人心，但在全國防疫戰中湧現出的地方保護主義也必須予以批判，在各地，武漢人彷彿成了病毒的化身，聞之則罵，見之喊打，人人自危，狹隘之心暴露無遺。與此同時，各地跟風封城的舉措不僅加重了人們恐慌情緒的蔓延，同時為支援物資的運輸製造了阻礙[15]，不僅有醫護人員下車清理路障的事情發生，還有殘疾兒童鄢成在隔離中由於照顧不周死亡的事例 [16]，封城封路，網友們的援助始終未能抵達最後一公里。盲目的自發性是任何群體都必須加以防範的東西。
不過在除了簡單地讚美或是批評群眾的自發行動，我們仍然需要談一談自發性力量困境的社會歷史背景究竟是什麼。歸根結底，這次疫情中的自發性力量 / 自組織是作為公共服務的補充而出現的，公共服務的缺失使得自組織成為防疫行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伴隨著全球新自由主義背景下中國特色政治的形成，中國的社會公共服務開始逐步市場化，隨之而來的一個惡果便是公共服務的不均衡與缺失。當公共服務順應資本的邏輯運轉，隨著經濟的分化加之資本的逐利本性，公共服務資源就會不斷向著經濟中心集聚，城鄉與地域之間的公共服務差異日益兩極分化，經濟水平鴻溝對位醫療資源鴻溝。
這類問題在此次疫情中有不同程度地顯現，黃岡市作為湖北省人口第二多、打工人口第一多的城市，成為武漢之外的疫情重災區。在早期救治中，黃岡市因無力確診最後一道病原學檢測，檢測驗能力不足造成大量疑似病例無法確診，防護物資始終緊缺。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中國許許多多二三線城市的醫院在疫情肇始均陷入口罩、防護服等必備醫療物資緊缺的困境，許多城市甚至沒有滿足收治條件的醫院。而在滿足收支條件的一線城市醫院也由於床位爆滿開始紛紛被迫通過各種手段減緩收治，不在少數的患者只能在家中自行隔離，許多家庭被集體感染的風險陡然上升卻束手無策。某種意義上，地方群眾的無論是有益的還是有害的自發行動，都是對這種醫療資源不平衡配置的合理反應：中小城市與村鎮的醫療資源缺乏破壞了居民控制疫情的信心，以至於做出過激舉動，封閉進出道路，在社群中組織僅有的微薄力量進行防疫工作。
一場疫情在此揭起了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的遮羞布。九十年代以後，醫療衛生事業被推向市場，政府在衛生總費用中的支出節節下降，截至03年非典之前一直如此。2003 年，中國醫療總費用佔 GDP 的 5.6%，其中政府負擔 17%；相比之下，歐洲發達國家醫療費用佔 GDP 的 10%，其中政府負擔 80~90%。居民個人負擔越來越重，看病貴看病難早已成為許多人的普遍感受，只要我們看一看世界上其他國家衛生總費用中的政府支出佔比就會明白，美國是世界上醫療高度市場化的國家，政府支出也佔到衛生總支出的 45.6%，更不必提許多國家實行的免費醫療制度了。
大多數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仍舊避免讓市場力量支配醫療衛生領域，莆田系醫院以及各種天價藥的存在足以讓我們看到市場在在醫療衛生領域的失靈。非典之後，政府在公共衛生領域的缺位飽受詬病，醫療總費用中政府支出佔比出現回升，截至 2012 達到 30%，而根據18年資料，政府支出佔比達到 28.3%，我們不難看出，即使在情況有所改善的今天，中國醫療的市場化程度在世界範圍內仍是首屈一指，可惜這並不是什麼值得誇耀的事。
80 年代之後，中國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從農村移向城市、從「重預防」移向「重醫療」，從低成本移向高科技-高成本。雖然政府口頭上仍強調「預防第一」，但實際上，城市的醫療才是第一 [17]。長期的城鄉二元結構使得衛生費用的 60%~80% 集中於城市，同時醫院將大量的資金用於購置裝置，從而減少了用於其他方面的資金，開展疾病預防、檢測等所需的經費總是很緊張，防疫部門沒有足夠的財政撥款，無力購置新的檢疫裝置，在中西部廣大農村情況更是如此。而這，正式檢疫裝置、防疫物資欠缺的問題在這次疫情中格外凸顯的一個重要原因。
僅僅羅列疫情最為嚴重的武漢省的狀況，就可以清楚地理解現有的醫療資源分配狀況是何其不均。列出的七個城市裡除武漢外的六個城市戶籍人口均高於常駐人口，這意味著平時勞動力從這些城市向外流動，因此在平日裡邊緣城市的醫療壓力相對較小，但春節期間由於返鄉壓力便會增大；另一方面疫情使得人群不得不固定在自己的城市，這種醫療資源，尤其是定點醫院的不足就更為明顯。
而當定點醫院床位不足時，為其買單的只能是個人與社群。眾所周知，中國的社群醫院一直處於門可羅雀，「叫好不叫座」的尷尬境地。缺人、缺錢、缺資源，感冒發燒可以，防治新冠病毒絕無可能。「分級診療」啟動後，社群成為了防疫一線，一個社群住戶數千，社群工作者卻只有寥寥數十人，工作人員往往超負荷工作，防護物資短缺帶來的感染風險更不用提。封城之後，社群基層開始承擔交通、物資運輸等各種職能，工作者們還要定期排查住戶發熱情況，成為個人與醫院的中介者。社群沒有能力滿足居民的醫療需求，患者與醫院的矛盾被轉嫁到社群工作者身上，社群基礎服務的供需衝突藉此被放大數倍，這並不是社群工作者們 996 就能解決的問題 [18]。
因此，如何評價群眾自發防疫行動的功過是非，就同樣不是一個抽象的問題：因為群眾也只能在一個不平衡發展的市場化環境中展開自身的行動。然而群眾自發性力量與國家力量的區別在於，群眾中的一部分能夠提出超越市場邏輯的需求，也能夠開展超越市場邏輯的行動。這不是因為他們代表著某種天然的道德與正義，而是因為在市場之中找不到他們的利益，同時市場卻不得不依靠他們的勞動來延續資本積累的狂熱之舞。雖然在當代，這些人的聲音在種種力量的圍追堵截下已經難以聽聞，他們的名字對當代紛繁龐雜的言說也已經顯得十分陌生，但重點不僅僅在於取回他們的聲音與名字，更在於取回他們的行動。
正是在這一次對抗瘟疫的積極自發組織之中，我們也不時可以看到他們利用手邊為數不多的有限資源相互幫助，在市場與其他權力的重壓之下聚集起勇氣與耐心堅持鬥爭。這些環衛工人、運輸物流工人，產業工人與醫務工作者一起，在危機之中提示了一種超越市場邏輯與其帶來的社會分裂的可能。當前這種可能性尚未壯大到衝破種種阻礙實現自身，只能作為徘徊的幽靈在充滿災難的世界之上游蕩。這並非提示著絕望，而是提示著一種沉重的責任，提示一種歷史對當代人的質詢，要求我們立即團結並行動起來，不是去尋找，而是去生成一種比市場與國家更加有效的集體，不僅僅是克服一次瘟疫，更是去自由地勞動與生活。/
參考資料：
[1] Žižek, Slavoj. “Clear Racist Element to Hysteria over New Coronavirus – Slavoj Zizek.” RT International, www.rt.com/op-ed/479970-coronavirus-china-wuhan-hysteria-racist/.
[2] 龔冰琳. “口罩該不該漲價？政府應該做什麼？-香樟經濟學術圈-財新部落格-新世紀的常識傳播者-財新網.” 香樟經濟學術圈, cec.blog.caixin.com/archives/220726.
[3] 外賣資料下的武漢：普通人的封城十日生活, baijiahao.baidu.com/s?id=1657859773700046864.
[4] 讓武漢和全國一切如常 疫情下的賣菜人http://news.gzw.net/IT/2020/0208/1444966.shtml
[5] “我在武漢開超市：‘每天開門兩個小時 肉就搶完了.’” 億邦動力網, www.ebrun.com/20200210/372720.shtml.
[6] http://www.mzyfz.com/html/1434/2020-02-10/content-1418007.html
[7] 疫情下買菜APP的新考驗：盒馬攜傳統餐飲自救 叮咚、每日優鮮運力"捉襟見肘", baijiahao.baidu.com/s?id=1657883555581666077.
[8] 節後復工趨勢調研：外賣、快遞復工率超50%，部分企業延長假期_疫情. 5 Feb. 2020, www.sohu.com/a/370819109_313745.
[9] 北青深一度 . “武漢街頭的‘擺渡人’：每分鐘處理1000條資訊，不是不怕感染，停了醫護人員怎麼上班: 深度報道.” 微信公眾平臺, mp.weixin.qq.com/s/fUtAhkgUZvpLHEAvX6O-Tg.
[10] https://mp.weixin.qq.com/s/AnXfMKhWMRa3XCNNOnfP-wO
[11] 剝洋蔥 . “綠色通道、通行證、醫院證明：醫療捐贈物資出入武漢記.” 微信公眾平臺, mp.weixin.qq.com/s/R-iXDgYd3ZZLBLiLEzxH9g.
[12] https://mp.weixin.qq.com/s/Ofp2WglnapOlldcw1V453A
[13] Lifeforfight. “肺炎疫情下的城市環衛工：單位髮紗口罩/自己買口罩/洗了繼續用.” 豆瓣, 29 Jan. 2020, www.douban.com/note/750355159/.
[14] 口罩深圳-實地調查, shimo.im/docs/WHXdVygrYDKx93kW/read.
[15] 剝洋蔥 . “為家鄉醫院籌口罩.” 微信公眾平臺, mp.weixin.qq.com/s/Mknh3AVvWcjOSaNPJXFduQ.
[16] 董冀寧 陳璐 . “父親被隔離6天后，17歲腦癱少年的死亡.” 微信公眾平臺, mp.weixin.qq.com/s/U_cBuM7CtPJKWAJFM10MiA.
[17] 王紹光. 中國公共衛生的危機與轉機, baijiahao.baidu.com/s?id=1656437622925416585.
[18] https://mp.weixin.qq.com/s/y5DTcfJ4Gurhlg-mqAabC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