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來自豆瓣「翟鵬霄Patty」
2020年1月17日，如果你是一位來到武漢的遊客，你不會想到，六天之後，這座城市和她的九百多萬居民會斷絕與外界的一切交通，被封鎖在一場前所未有的病毒的陰霾裡。
當時，你也許已經聽到了一點零星的肺炎傳聞，但如果你去查一下官方的通報，就會放下心來：1月3日以來，到現在整整15天了，這座城市沒有發現一起新的感染病例，也沒有發現醫務人員感染。如果你再搜尋一下相關訊息，你也許會讀到：1月14日，國家衛健委專家組組長徐建國告訴《科學》雜誌：“疫情程度有限，如下週無新增病例或將結束。”你沒有理由不放下心來，畢竟，誰也不會對傳染性肺炎這樣的事情掉以輕心，我們可是一個經歷過“非典”的國家。
1月19日，武漢百步亭社群舉辦了“萬家宴”。
接下來的事情，已經是我們每個人親歷的歷史......
| 通報與現實
《第一財經》整理的疫情發展時間線，讓我們看到了一些與官方通報不符的事實：1月3日到15日之間，光是確診的醫務人員就有5名。最早的一例是1月7日。
2月17日，中國CDC在《中華流行病學雜誌》發表了論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流行病學特徵分析》，其中的回顧性報告顯示：1月1-10日，武漢發病的醫務人員有18例；1月11-20日，這個數字已經達到了233例。
註釋：
*+醫護人員確診病例，資料由《第一財經》根據字節跳動醫務人員人道救助基金公示的醫務人員疫情資訊整理
**醫護人員發病人數，資料來自中國疾控中心2月17日發表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流行病學特徵分析》
我們後來也瞭解到，“吹哨人”李文亮醫生在1月12日以“新型冠狀病毒高度懷疑”收治入院，這在當時已經不是個別病例。
也就是說，做為“人傳人”重要證據的醫務人員感染現象，早在1月上旬就已經出現，到了15日左右已經不再是個別案例，而為什麼有關部門和專家卻一直對外宣稱“沒有發現明顯人傳人證據”？
而這段時間的整體疫情又如何呢？一線醫生的感覺是：“我們看到的情況和現實報出來的的情況差太遠了。”
“我們所有醫院的醫生都知道這個事不對頭，因為我們看到的情況和現實報出來的情況差太遠了。”武漢一名大型三甲醫院影像科醫生告訴財新記者，肺部間質性改變以往非常少見，他所在科室每次遇到相關影像，甚至會引起科室內的學習討論，但在1月15日，其所在醫院發熱門診已經一天就能發現50個此類病變。(財新)
究竟為什麼，在整整15天的時間裡，武漢衛健委的病例通報為零？武漢衛健委當時掌握了真實情況嗎？國家衛健委派往武漢的專家們獲得了真實的資訊嗎？究竟是專家誤導了決策部門和公眾？還是有關部門誤導了專家？
| 瞞報？還是確診標準受限？
疫情“沉寂”了15天之後，1月18日凌晨零點十分，武漢衛健委通過官網釋出通報：武漢市新增4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加下來的幾天裡，病例數開始激增：
1月19日通報：1月17日新增17例
1月20日通報：1月18-19日，兩日內新增136例
1月21日通報：1月20日，新增60例
疫情“沉寂”的十多天，剛好跟武漢市、湖北省“兩會”的召開時間一致，於是引發了網民的種種猜測：是否因為“兩會”召開，有關部門有意向公眾隱瞞了疫情？
武漢衛健委對17日之後病例數激增的解釋是：1月16日之前，武漢的疑似病例確診檢測，需要把樣本送到國家疾控中心去進行，這個過程很漫長，結果返回約需要3-5天；之後國家把檢測權力下放到了湖北省疾控中心。此外，1月18日之前，國家衛健委規定的確診方法只有一個：基因測序。之後，國家衛健委釋出了《新冠肺炎療方案》第二版，放寬了確診標準：基因測序與核酸測試，兩種方法二選一。
而事實上，這個說法只能解釋1月16日的病例數與後來幾天的反差，並不能解釋1月3-15日之間的零通報。因為，“必須送到中國疾控中心去做基因測序”這個確診標準是1月15日才公佈的(《新冠肺炎診療方案》第一版)，而且只生效了一天，第二天(1月16日)，國家衛健委就把檢測權力下放到了湖北CDC。
也就是說，如果確診標準有問題，影響的也是15日之後的通報，而不是之前。
1月15日之前，怎樣確認病例？
1月15日之前，確認病例的方法經歷了兩個階段。
I.未找到病原之前：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
第一個階段是2019年12月26日到2020年1月7日，我國的醫療與疾病防控系統發現了這種新型肺炎，但還沒有找到病原，暫時稱其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在這段時期，確認病例的依據是：臨床症狀+胸部CT影像學特徵+以及已知病毒的排查檢測。依據這樣的標準，1月5日，武漢衛健委對外公佈，武漢市一共發現了59例“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患者的發病日期都是在12月12日至12月29日之間。
II.確定病原之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1月8日，國家疾控中心宣佈，初步認定新型冠狀病毒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病原，並且已經獲得了該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病原體的確認使病例的病原學診斷成為可能。
1月10日，國家CDC完成了PCR診斷試劑的開發與測試，隨即下發給武漢。
1月11日上午7點，武漢衛健委釋出通報，宣佈通過病原核酸檢測，確認了41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同時宣佈，“自2020年1月3日以來未發現新發病例。”(之後，新增病例為零的狀態一直持續到1月15日。)
也就是說，在1月15日國家衛健委規定只能通過基因測序來確診之前，武漢在確認病例方面並沒有受到明顯的制約；在收到PCR檢測試劑之前，可以通過臨床診斷+CT影像來發現病例；在有了試劑之後，核酸檢測不僅被允許，而且也具備條件。
在具備上述條件的情況下，武漢衛健委在1月3-15日的整整13天裡，一個新病例也沒有發現。
武漢衛健委在1月15日釋出的一篇疫情問答裡，有關領導還專門強調了這段時間的病例監測力 度：“我市進一步加強了病例監測和搜尋工作，一方面繼續做好不明原因肺炎監測，另一方面在我市各級各類醫療機構開展病例搜尋，以便早期發現病例。”
然而，病毒真的在這段時間裡突然隱匿，變得難以發現了嗎？一線醫生顯然不是這樣看的。
| 醫生的憂慮
從元旦開始，符合症狀的病例就在迅速增加，做CT診斷的放射科醫生的感受最為直接。對此，財新做了很詳細的報道：
從1月3日，李雲華（湖北新華醫院放射科醫生，化名）就發現了三例肺部磨玻璃狀CT報告單，類似病例每天增加，而且增加比例呈直線上升趨勢。1月10日磨玻璃狀病例增加到30個的時候，李雲華就覺得事情不對勁了。雖說尚待嚴格的病毒檢測，但李雲華憑經驗認為，“我從沒見過增長這麼快的病毒，每過幾天翻一番，這個速度太駭人了。”李雲華由此不再敢相信官方宣稱的專家判斷，各醫院放射科醫生之間會交流疑似病例數字，情況都很不樂觀。(財新)
劉力（武漢某三甲醫院放射科醫生，化名）則是從11日起不敢再相信官方通報。那一天，武漢衛健委通報，截止10日24時，初步診斷有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劉力說自己當時就傻了，他明明知道武漢同濟醫院調到發熱門診支援的急診科醫生陸俊1月5日就出現了“無明顯病因”的發熱症狀，右肺CT片有片狀磨玻璃影，到1月7日再次複查時右肺、左肺均出現斑片和毛玻璃樣病變，後診斷為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1月10日下午已經住院了。他重看從1月1日起的所有急診查肺的CT診斷，只看斑片狀磨玻璃的。劉力痛心地看到，從1月1日開始，先是個位數的增加，然後逐漸開始翻倍，“到1月15日的時候，我發現了50例。可是到這一天，衛健委還在報原來的41個。1例沒有增加。”(財新)
就這樣，整整15天在官方通報裡“銷聲匿跡”的病毒，在現實中卻不斷地蔓延。它隨著求診的病人來到了醫院，盤踞在醫院，襲擊著醫生、護士和病人，再隨著交叉感染的病人們走出醫院，擴散到武漢的大街小巷。
|| 專家知道嗎？
王廣發：“當時，給我們的資料是41例確診病例。”
王廣發是國家衛健委派出的第二批專家組的成員，1月8日抵達武漢，16日返回北京。17日出現感染症狀，21日確認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30日治癒出院。他因為在1月10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整體疫情“可防可控”，“沒有出現醫護人員感染”，所以在社交媒體上被一些網民指責不實事求是。
2月1日，他接受了中青報的採訪。被問及“人傳人”證據時，他回答說：當時的資料比較有限，“給我們的資料是41例確診病例”，從有限的資料來看，當時我們沒有看到明確的人傳人的證據。“原始的資料有欠缺，甚至有些資訊根本沒有拿到，判斷上就會失誤。”
不難聽出，王廣發所在的專家組在當時並沒有獲得醫務人員感染的資訊。王廣發在武漢工作的時間是1月8-15日，就在他停留的這段時間裡，陸俊醫生10日入院，李文亮醫生12日入院，新華醫院11日發現了第二例醫務人員感染。也是在這段時間裡，武漢協和醫院神經外科14名醫護人員被同一個病人感染，而且就在王廣發返回北京的同一天(16日)，這14名醫務人員被收治入院。“當時一回到北京，專家組組就馬上開會。我那時還沒有發燒，也不知道醫務人員感染、人傳人的情況。”
不僅王廣發，當時也在武漢指導防疫工作的中國CDC副主任馮子健對醫務人員感染的訊息也一無所知(《中國新聞週刊》)。馮子健後來接受《新京報》的採訪，被問及何時得知醫務人員感染的訊息時，他回答說：大約是在19、20日，鍾南山抵達武漢之後才知道的。
一方面，病毒在迅速傳播，人傳人跡象在一線醫生眼中顯現無疑；而另一方面，專家們卻只掌握1月3日之前的病例。
在沒有獲得新增病例報告、不掌握醫護人員感染資訊的情況下，專家組組長徐建國的樂觀態度就顯得可以理解：“疫情程度有限，如下週無新增病例或將結束。”專家們在對待“人傳人”這個問題上的謹慎態度也顯得無可厚非。這甚至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國家衛建委下發的第一版《診療方案》會把確診標準定得彷彿很“苛刻”：將樣本送至中國CDC進行全基因組測序。——以專家當時掌握的資訊來看，疫情並不緊迫，也不嚴重(只有41例，而且已經有10多天未發現新病例了)。既然現實威脅並不大，那麼面對這個新出現的病毒，專家組願意按照更嚴格的標準，以免出現“錯分”，干擾研究的進行一一這樣的考量完全在情理之中。
有人質疑：既然專家到了武漢，也去了一線，為什麼沒有了解到真實的情況？是不是專家太“官僚作風”了？而王廣發解釋說，他作為醫生在一線時，看的是一個一個的個案。也就是說，專家對疫情的整體把握，單靠個人親歷的視點是不足的，必然依賴相關部門提供的統計資料。
社交媒體上有人指出，中國CDC是國家衛健委下屬的公益事業單位，並沒有行政權力。國家衛健委派出的專家組，成員有的來自CDC，有的來自其他醫療機構，總的來說，他們都是進行實地調研的研究人員，雖然是國家級專家，但跟當地的對口部門之間，並沒有行政隸屬關係。他們要開展工作，其實非常依賴當地有關部門的“安排”和“配合”。所以即便到了一線，他們的所見所聞，也在較大程度上取決於當地部門的支援和協助，他們的研判和結論，也會嚴重依賴當地提供的資料和資料。
不跟專家分享醫護人員感染資訊，在這個問題上，武漢衛健委很難有站得住腳的理由。“感染病例的概念比較寬泛，確診病例、疑似病例、觀察病例和無症狀感染者都被視為感染病例，醫務人員中出現任何感染跡象，無論是否確診，都應該及時向專家組通報，進行重點討論和研究。然而從多方面的報道看來，在鍾南山率隊抵達武漢之前，醫護人員感染的訊息似乎被嚴格地封鎖了起來，甚至連國家衛健委派出的專家和中國CDC有關負責人都不知情。
“我在SARS10週年時寫道，蓋子不能括，越搗越糟糕。對大眾也不能隱瞞..絕對不能掩蓋疫情，讓專業人員都無法瞭解真實的情況。”(王廣發)
| 市長知道嗎？
1月31日，在央視《新聞1+1》節目中，白巖松連線了當時仍然在任的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節目裡，馬國強回顧了疫情防控早期錯過的重要節點：1月12日、13日，又是一個重要時間節點。隨著病例數的增加，特別是泰國曝出第一例從武漢去旅遊的人確診之後，我們採取了機場測溫、高鐵站測溫等措施。”
從中我們不難聽出，在1月12、13日的時候，武漢政府其實掌握了“病例增加”的資訊，與此同時，武漢衛健委卻仍然每天在官網上通報：沒有新增病例。
在馬國強與白巖松對話的前幾天，1月27日，武漢市長周先旺接受了央視的採訪，在談到武漢市前期疫情披露不及時的問題是，周先旺解釋說：對於傳染病資訊的釋出，地方政府必須要獲得授權之後，才能依法披露，請大家理解。
這樣的回答，一方面意味著，武漢地方政府掌握的資訊比釋出的資訊要多；而另一方面又撞上了羅生門：疫情釋出不及時究竟是哪一級政府的責任？武漢市政府究竟將什麼樣疫情資訊進行了上報？是上報資訊不完整，還是上級部門不允許釋出？如果醫護人員感染這個蓋子，要等到國家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18日到達武漢之後才能揭開，那麼人們忍不住要想，在此之前，這個秘密究竟到達了哪一級領導？
政府綜合考慮疫病防控與社會安定，對疫情資訊釋出採取謹慎態度，本也無可厚非，但整體上應該遵循“外鬆內緊”的原則：對外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對內則應該高度重視，做到決策者、疾控部門與專業人士之間資訊透明，決策者應該在專業人士的協助下，制定有效的監測和防控方案，部署、協調各個部門加以實施。
無論出於什麼樣的動機，用各種瞞和括的做法去遮蔽公眾的眼睛，遮專業人士的眼睛，最終必然會遮蔽決策者自己的眼睛。
1月19日，武漢百步亭社群的“萬家宴”如期舉行。
“其實我們露陸陸續續都知道這個情況很嚴重，但大家都不敢說真話啊。”李雲華說，“我們醫護人員們沒日沒夜工作，就是想和死神賽跑，搶救病人，這些病人都是跟我們同住一個城市的活生生的人，他們本不必遭受這麼大的痛苦。”(財新)
“人傳人”證據的第一份書面報告：來自武漢之外
根據正規媒體的報道，“人傳人”證據的第一份書面報告並不來自武漢，也不來自國家衛健委前期派出的兩批專家組，而是來自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
袁國勇同時也擔任港大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聯合主管、港大深圳醫院臨床微生物及感染控制科主管。1月15日，他帶領的團隊在港大深圳醫院確診了一起家庭聚集性疫情案例。這個家庭的7位成員中，有6位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者中有5位近期往返過武漢，1位沒有，表現出明顯的“人傳人”特徵，而且6位感染者之中，有1位沒有表現出症狀。
1月17日，袁國勇將這一發現以書面形式傳送給了一中國CDC主任高福本人和廣東省CDC，提示人傳和無症狀感染風險。
1月18日，鍾南山率領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來到武漢。袁國勇也作為高級別專家組成員一同到達，成為專家組中唯一一位來自香港的成員。
1月19日下午，鍾南山院士結束武漢考察，對外發出預警。
我們不知道，如果沒有這份來自武漢之外的報告，鍾南山院士是否會在18日來到武漢，醫護人員感染的訊息要等到什麼時候才會向公眾宣佈。
| 義憤與追責
回溯疫情發展的這短時期（1月3日-17日），人們對有關部門的通報沒能如實反映真實狀況、沒有及時採取有效措施組織疫情擴散感到憤慨，問責之聲不覺於網路。
武漢有關部門最先的解釋，是確診標準妨礙了病例的確認速度，導致大量病例沒有及時被確診。（但通過我們的分析可以看到，這種說法並不能解釋15日之前的零通報。）之後又有武漢市領導表示，地方政府只有獲得了授權，才能釋出疫情。隨後又有領導表示：內心充滿“內疚、愧疚、自責”，如果能“隨著病例的增加”，在12、13日採取更嚴格的防控措施，事情應該會有所不同。
社交媒體上，也有評論者將矛頭指向專家，指責專家不斷地對外宣稱沒有發現人傳人證據，誤導了政府，誤導了大眾。
後來，官方和國家高級別專家組專家的一致回應是：“這是一種全新的病毒，一開始人們對它知之甚少，因此需要一個加深對其瞭解的過程。”
然而，擋我們越是瞭解一線醫生在疫情早期的經歷和感受，就越能夠看到，這個“加深瞭解”的過程，是怎樣被人為地拖長了：
隨著接診越來越多的類似病人，越來越多的醫生從臨床看到不同尋常的肺部病毒感染，而且人傳人的跡象也越來越明顯。但多數醫生們不再敢公開發聲，“怕被警方傳喚”。
當初正是這份處理八名“違法人員”的警方公告，猶如一道緊箍咒套住了眾多醫生。（財新）
這樣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對任何政府、任何行政體系來說，都是嚴峻的考驗。但如果我們有一個更開放的言論環境，當體制運轉出現問題時，至少可以有一種糾偏機制，讓問題更早暴露，引起各個部門、各級政府的重視，更大的災難也許就可以避免。
就這次疫情來說，一線醫護人員是疫情早期最靈敏的觸角，也是抗擊疫情的最直接力量。發現疫情的是他們，戰鬥在一線的是他們，處境最危險的也是他們。但他們的聲音卻被嚴密地阻斷了，最終導致醫護人員成為這場災難中付出了最大代價的群體。
李雲華向財新記者透露，1月6日，新華醫院的一位呼吸內科醫生就出現異常現象，肺部CT顯示有一小塊陰影，呈現磨玻璃狀。這位醫生並沒有接觸過華南海鮮市場。當天新華醫院院方召集各科室負責人開會，科室主任傳達院方指示，不得把相關情況洩露給外界，尤其不能告訴媒體。從1月6日開始，科室負責人反覆向醫生強調，“不造謠不傳謠，以免造成社會恐慌”。“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月20日。”李雲華說。
醫生病了，無人認賬，顯然有一種“指令”在起作用。李雲華透露，院方不僅不公開醫務人員感染情況，甚至出臺一條“奇葩規定”——本院醫護人員CT檢查，對於肺部不明原因肺炎待排除的，CT片子及結果一律不給本人，由科室統一交給醫院內部的感染管理科。財新記者採訪的武漢多位醫生都透露，他們的醫院也有類似規定——“檢測結果不公開，陽性結果以電話通知”。（財新）
2月10日，湖北省衛建委書籍和主任你被雙雙免職。2月13日，湖北省委書記、武漢市委書記也被雙雙免職。這樣的訊息，似乎向大家提示了疫情防控不力的責任所在。但社交媒體上，也有人為“免職”做了這樣的註釋：“免職只是意味被免職人不再擔任原職務，一般不具有懲罰性。”2月13日，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接受了美國媒體的採訪，記者問到，湖北兩位高級別官員被免職，是否因為他們做錯了什麼？崔大使回答：在這樣特殊的情況下，這種人事調整是為了給予能者更多責任，也是重任。
隨著疫情爆發、受控，又逐漸被遏制，早期疫情資訊披露不及時的問題，彷彿漸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然而，只有還原真相，只有真正瞭解究竟是什麼讓舉國上下付出瞭如此巨大的代價，我們才能汲取教訓，避免未來的災難發生。
這次疫情讓我們看到，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作為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在這個高度依賴協同的龐大而複雜的系統中，“牽一髮而動全身”已經遠遠不是一個比喻。如果沒有資訊透明機制讓各部門相互協助、又接受監督，在危機面前，任何一處的失職、腐敗、不作為，都會讓整個系統付出昂貴的代價。
哨音
2月7日晚上九點半，李文亮醫生去世的第二個晚上，武漢市內響起了哨音和喊聲，困守家中的人們用這種方式來紀念這位去世的醫生。
人們紀念的並不只是李文亮。李文亮讓成百上千的”死亡病例“有了一張鮮明的面孔：一位80後，工作之餘追劇逛街，愛吃炸雞腿，一位丈夫，一位兒子，一位父親，期待著即將到來的第二個寶寶，嫌愛樂維“好貴”。他就像我們身邊的某一個人，或者，他就像我們自己。
他是8位“造謠者”之一。人們為他感到不平：如果他的聲音不被壓制，也許疫情會在早期就被控制，也許事情不會發展到如此嚴重的底部。媒體也因此稱他為“吹哨人”。
他就像一個縮影，一個黑色的悲劇寓言，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周裡，一步一步地提示著我們錯過的額每一個機會，每一個節點：12月30日，武漢錯過了他的“哨音”。1月12日，當他重症入院的時候，正在調研的專家愛“錯過了”他的病例。那個時候，沒有人知道一位醫生正躺在ICU的病床上，心裡在想：“通報怎麼還在說沒有人傳人，沒有醫護感染”。
但願，千百位逝者付出了生命代價換來的教訓，不會被我們最終錯過。
2月7日晚上，當哨聲和喊聲在武漢城中響起的時候，也許，每個人心裡都會閃過一些疑問：究竟是誰，在什麼時候，因為什麼原因，做了一個什麼樣的決定，讓上千萬人今晚在這裡坐困圍城？又究竟是在哪一個瞬間，李文亮醫生和成百上千的人，不可挽回地與生的機會擦肩而過？
對這些問題的追索和回答，才是我們對逝者最誠摯的紀念，也是我們對生命的守護和祈願。
翟鵬霄
2020年2月23日，上海
PS，寫下這個日期的時候，方才意識到，武漢封城一個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