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來自 中國青年報 冰點週刊
作者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楊海
編輯 從玉華
如果說，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華南海鮮市場是風暴的開端，那麼距離市場只有十幾分鍾腳程的武漢市中心醫院後湖院區，就是風暴中心。
如今，華南海鮮市場早已歸於平靜，但中心醫院的餘波還在持續。這家擁有超過4000名員工的三甲醫院是最早接診這次肺炎病人的醫院之一，也是“受傷”最重的醫院之一——截止到3月10日，超過200名醫護人員感染，其中4名醫生殉職，另外還有3名醫生病危。
呼吸科和急診科是中心醫院最早接診新冠肺炎患者的科室，他們最先目睹疫情的早期狀況，也承接了大量的救治任務。劉夏（化名）是中心醫院後湖院區急診科的一名醫生，她說這次疫情帶給她的衝擊還未消退。訪談中，她多次流淚，透露自己曾看過心理醫生，期望能儘快消化這段經歷帶給自己的陰影。以下是她的口述：
太快了
2019年12月29號這天，我們科出現了4例病毒性肺炎患者，又都來自同一個地方（華南海鮮市場），這很不常見。從一開始我們就覺得這個病是傳染病，不同於每年的流感。病毒性肺炎每年都有，但不多見，而且都是散發的。我們平時接收的肺炎患者，多數是細菌性肺炎，像這樣聚集性發病的病毒性肺炎十幾年從未見過。
我們很快就把這4個病人上報了公共衛生科，他們說有幾個醫院近期也報過。後來我從媒體瞭解到，是新華醫院的張繼先主任報的，那個也是家庭聚集性病例，老兩口加上他們的兒子，兒子沒有症狀。
我們直覺判斷，這就是傳染病，就是人傳人。科室有醫生接診了一個華南海鮮市場附近診所的老闆，老闆講，現在這樣的病人很多，都是一窩窩地，一個宿舍一個宿舍地傳。
1月8號之前，急診一天只有幾十個病人，9號就開始成倍地增長，指數級增長。
開始來的病人都是“漢口花園”這種離華南海鮮市場近一點小區的，後來就是百步亭這樣遠一點的，再後來，病人分佈以華南市場為圓心畫圈，半徑不斷在擴大，不停往外擴。
直到有一天，同事講省人民醫院爆發了，已經影響到正常的工作了。我就想，完了，已經控制不住了。省人民醫院在武昌，我們在漢口，已經傳開了。這不是一家醫院或者幾家醫院的事情，這甚至是全武漢市、全國的事情了。
我不知道華南海鮮市場是不是疫源地，但它確實是個集中爆發地。特別快，特別快，那種指數級的增長，超出了我們的想象。
我們接診的這些病人裡，不明原因肺炎或者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從一開始佔總數的30%，到50%、70%，最後90%，最後基本都是的。
我都沒按那個《入排標準》來，那個還要更嚴苛一點。（見冰點週刊公號2月20日《白皮手冊與綠皮手冊：新冠肺炎診斷標準之變》）
最多的時候後湖院區急診科都有800多人。我記得當時我有一天問影像科，醫院一天到底有多少個白肺？那是一月十幾號，他說100個肯定有。其實任何一個醫生面對這種情況，都知道這是個很不正常的事情。
從一開始到現在沒有人來問過我們情況，我很疑惑為什麼處在疫情中心的發熱門診沒有人來調查。所以，傳染病留給大家反應的時間非常短，如果一開始不實事求是，認真地去解決這件事，後面就很難把它控制下來。我覺得這是傳染病留給我們的深刻教訓。
科室裡醫生覺得防護要升級，艾芬主任很保護我們，要求我們戴N95口罩。醫院很快允許我們戴N95了。但是後來我們要求穿隔離衣，醫院不允許，說怕引起恐慌。主任沒辦法，就告訴我們，可以把隔離衣穿在白大褂裡面。有一個醫生是這麼做的，因為她怕傳給自己的小孩。其實我們很多醫生並不是說怕自己被感染，而是怕傳給家人。
當時武漢市還沒有提倡戴口罩，我們科室有醫生說，他坐地鐵時，一車廂很多人都在咳，沒有一個人戴口罩。後來我們就不敢坐公共交通了。
哪怕這樣，那時我們接收的資訊都是，不能說，也不能傳，不能引起恐慌，甚至防護也不能升級。
所以那段時間我們很悲憤，很無力，非常壓抑……
上報
按理說，這些病例都應該上報。但是公共衛生科給我們的答覆是，先不上報。
平時我們碰到甲流乙流之類的，都會上報。之前公共衛生科和我們在上報的事情上，是有共識的，大家碰到傳染病都會上報。因為我們臨床醫生特別怕，我們知道有《傳染病防治法》，如果漏報了，會被追責。按程式，應該是我們通過電子病歷系統上報給公衛科，然後他們申請直報。
但是這個事情不一樣，從一開始就是不讓說。
後來急診和發熱門診的“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太多了，我們甚至想申請一個人專門負責上報這個事情。
眼看著這麼多人都是這個病，但報不上去，我們真不知道應該怎麼辦。當時科室有個醫生提議，要幾個醫生一起去找院長和書記，去說這件事。他覺得，我們這樣做是不對的，我們違反了傳染病法，我們既不上報，又不隔離這些病人，怎麼能讓這些人到處走呢？
我們很著急，但是又沒有辦法。這件事後來沒搞成，大家太忙了，也覺得談了也是無濟於事。
我們急診科平時什麼事都見過，心算是比較大。但這件事我真沒見過，很多事想不明白。
這個病早期很多都是在急診死的。病人在瀕死的時候，因為缺氧，喘得很厲害，很痛苦。我們醫生什麼都做不了，也不能插管，只能眼睜睜看著病人慢慢死去。因為我們急診留觀室有20多張病床，開放式的，很多家屬在裡面陪護、留觀，沒有插管的條件。李文亮醫生也是，一直沒插管，到最後才插，但已經晚了。
這對我們衝擊很大。其實危重病人，就算插管，死亡的機率也很高。平時我們會跟家屬主動談這些事情，那時我們都不談了，高流量吸氧已經算是最高級別的治療（手段）了，因為這些機器平時並不常備。
呼吸科也面臨很大的問題，他們監護室的床位有限。氧氣不夠，氧壓都上不來，呼吸科說不能再收病人了。如果收了，再來一個需要高流量吸氧的，其他病人的氧飽和度就會都降下來了。病人喘氣需要吸氧，但我們只能優先重症。只要來新病人，其他病人就會不高興，因為搶了他們的氧氣。
那段時間在留觀室，很多經歷都顛覆了我們的認知，有太多真實的人性表現出來。
很多家屬站在病床邊，看著自己的親人因缺氧痛苦死去。我本來想著病人走的時候，家屬會非常難過，是要嚎啕大哭的。因為家屬之前是很希望我們盡全力去救病人的，結果他們卻很平靜，平靜到讓人窒息，然後不斷感謝我們。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們覺得解脫了，還是來不及悲傷。在留觀室，我們只建議一個家屬留下來照顧病人就行了。有的家庭會有幾個人陪護病人，有的就只留下個電話，家屬一個都不留，他們就會很直白地跟我們說，他們家裡還有其他人要照顧，還有小孩兒。他們不能在這個環境裡，一個人死了，家裡其他的人還要活下來。
其實作為家屬來講，面對傳染病的病人，我覺得他們從心理上是很希望自己跟病人隔離開的。一個人走了就算了，萬一照顧的人也走了，這個家應該怎麼辦？
你知道麼？我們急診留觀室從來沒有像疫情期間這麼平靜過。包括我們急診科，平時什麼事都見過，大喊大叫的，醫鬧的。但這一次，醫患關係達到了從未有過的和諧。
哪怕開始時要自費，那些能進來打針，或者在留觀室得到一張床位的人，都覺得自己很幸運了，因為大多數人只能拿點藥，在家待著。
那段時間，一開始這些病人的病情都很重，都是所謂的一代和二代患者。病人很多，開闢出來的隔離病房，遠遠不夠。我們只能跟病人說，讓他們去傳染病醫院，病人告訴我們，金銀潭也住不進去。他們住不了院，就像移動的傳染源，在社會上到處遊走。
醫院也沒有辦法，好像整個大環境也是一種放任自流的樣子，病人就完全找不到出路。真的很可怕，那種看不到希望的感覺讓你很絕望、很迷茫。
平時我們出診，有時候號會很多，不過我們心裡總會有這麼一個期盼，病人總會看完的。那段時間就覺得永遠都看不完，我們知道這是個傳染病，知道這樣的病人會越來越多。比如說我們今天出診，發現昨天還有幾百個號還堆著，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那時我會覺得自己的工作沒有太大意義，既救不了他們也安慰不了，幫不了他們。我們科室有些醫生，下班後會痛哭一場。
家人病了
我從1月3日就開始住酒店，中間就回過一次家，跟家人吃一頓飯。一家3口在一張桌子上，一個人一個角，就這樣吃的。
我那麼早出去住，不是因為我對這個病敏感，我相信任何人只要在我這個位置，每天接觸病人，都會敏感，那是肉眼可見的可怕。
你只需要去發熱門診現場隨便問兩個病人，很快就能得出這是個傳染病，並且會人傳人的結論，不需要深入調查。
1月24日，我住的酒店跟我說，封城了，不能住了。晚上7點多我下班，沒吃東西，我發現路邊沒有賣吃的，飯店全關門了。我只能回家，可發現根本打不到車。
我那時才醒悟過來，今天是大年三十，城市已經變成了這個樣子。之前我一直在忙，每天有接不完的電話，往年1個月電話費也就100塊錢左右，今年1月份是400多塊。那段時間我朋友圈裡都是歌舞昇平，和我所處的像是兩個世界，很不可思議。
站在大街上，我突然覺得大家在一夜之間跟我同步了，世界靜止了，就這種感覺，你知道麼？
這個時候我老公突然給我打電話，說他發燒了。
我那時很久沒回家了，想著一定要回去，去看看他。但沒有車，外面很冷，我就一直等一直等。後來我老公吃了藥，體溫下降一點，開車把我接了回去。
我老公感染了。我努力保護家人，但還是沒有保護到，病毒無處不在。老公是重症，氧飽和度最低的時候只有八十幾，肝功能也不好。他那麼堅強、身體那麼好的一個人，突然上個小便都要喘氣，說要暈過去了。
我很想去救他，但又無力，沒有特效藥。當時這個病有人開出了一些藥，但這些藥到底有沒有用都不好說。那時我老公的精神已經垮了，就吃飯還可以。我問了傳染病院的醫生，他們說這些藥基本都會有腸胃的副作用，我怎麼忍心讓他吃呢。
他就在我們醫院住院，但我沒去看過他，工作實在是太忙了，而且我相信我的同事。
我會去看他的（檢驗）結果，然後跟醫生溝通他的治療方案。其實我想看他，是很容易實現的。我在他很重的時候，去送過東西，放到門口，讓護士幫忙拿進去。我不敢看他，怕忍不住哭出來影響他的情緒。
他不停地跟我講，你不要來看我。萬一你感染了之後，我不知道我們這個家該怎麼維持。全部都是病人了，我們家小孩兒應該怎麼辦？
同事病了
1月10日，我們科室出現第一例感染的醫護人員。她是負責分診的護士，接觸了大量的患者。早期我們連N95都沒有，她的防護裝備就是工作服和普通口罩。那天我們看她的CT，已經有明顯的病變了。
艾芬主任一直都在強調防護。所以我們算是防護做的比較早的，雖然感染的醫護人員也比較多，但都不是特別重。如果不加強防護的話，我感覺我們科室會全軍覆沒，暴露機會實在太多了。
2020年2月15日，雪中的武漢市中心醫院南京路院區。武漢市中心醫院南京路院區收到被徵用為新冠肺炎定點醫院的通知後，停止所有門急診服務，樓裡樓外的醫護人員均穿著防護服。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李強/攝）
有些護士的心理崩潰了，她們近距離接觸病人的機會更多一點。我記得有一天，醫院讓我們登記急診所有疑似病毒性肺炎的病人，當時我們就很高興，以為這些病人都可以轉走，收治住院了。我想著急診病人已經堆滿了，工作不好開展，我就在留觀加了兩張床，把急診的病人挪進留觀。
結果我剛把兩個病人安排進留觀，有一個護士就崩潰了。她覺得她們每天去護理幾十個這樣的病人，感覺病房就是一個毒氣室。她找護士長哭，說又收了兩個病人進來。然後護士長跟我吵了一架，我也很委屈。
我很理解她們，她們跟病人接觸多，工作強度很高，神經一直是緊繃的，這兩個病人好像是最後一根稻草，一下子把她們壓垮了。
其實護士長平時跟我的關係很好的，我們怎麼可能吵架呢？但是那時大家的心理壓力都接近到了極限。
醫護人員感染對士氣的影響非常大。我們和呼吸科算是醫院的另類，因為我們最早接觸病人，瞭解真實情況，就提前做了防護。醫院損失嚴重的，都是其他科室，他們不瞭解真實情況，沒有注重防護。
現在我有兩個關係不錯的同事還在病危狀態。大家都在盡一切努力去救他們，雖然我們知道這個可能是沒有用的。可是對一個40剛剛出頭的人來說，你是不是應該盡一切努力去救他？說放棄的那一刻，真的不忍心，說不出口，這是很難的事情。
這個病的病程比較長，有一段時期像拉據戰，看病人能不能扛過去，對病人和家屬都是煎熬。我特別能理解那些失去了親人的人，特別殘忍。我覺得這種心理上的創傷，需要大家來幫助。
我們醫院那幾個走了的醫生，他們家人怎麼接受啊？他們太年輕了。李文亮的孩子還沒出生就沒有了爸爸，想到這個我就非常難受。
步入正軌
防護服穿著是很難受，不過能穿防護服的時候，事情已經慢慢步入正軌了。
穿防護服不能喝水、悶，臉上勒得疼，這對我們真的是小意思了。因為現在秩序井然，病人也沒有那麼多。相對而言，這不是我們最難的時候，最難的時候是1月份，醫生精神和心理上是崩潰的。
1月6日我失眠了，我跟我老公講，我睡不著。
當時我失眠的原因主要一個是我們不能說什麼，第二個是我覺得傳染病防控不能這麼搞。就算外鬆內緊，內部也沒有緊起來。
對待疾病需要科學，對吧？必須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如果你不管它，那疾病就不蔓延嗎？病毒是不會像資訊一樣可以封鎖的，這是我想不通的點。
我們現在很多醫生都說，當時要是能夠通過自己的私人關係，找鍾南山，或者找到一個稍微有影響力的人，來介入這個事情會不會好一點。
這段時間工作沒那麼繁忙，有些時間可以去關注新聞了。每次看了之後，心裡就很難受。我老公建議我不看新聞，我做不到，我還是忍不住會想這些問題，希望能夠搞清楚為什麼會是這樣。
我覺得大多數醫生還是比較純粹的，要不然我們也不會學醫。中國醫生很忙很累，工作是擺在第一位的，生活非常單一。我們工作目的也很簡單，第一是養家餬口，第二就是把病人治好。
我父親也是醫生，這是我當初學醫的原因，但我不會再讓我孩子學醫了，太苦太難了。
我女兒上小學二年級，我已經兩個多月沒有見她，“三八”婦女節時她送了我一份禮物，是她自己手寫的一段話。我老公也已經出院了。
因為我這段時間一直不能在家陪她，害怕她不理解，結果她跟我說，理解媽媽怕把細菌帶到家裡，所以才不見她的。她不知道，那是病毒，不是細菌。（笑）
我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才能抱抱女兒，我女兒是4月底生日，她問我能不能跟媽媽一起過生日。我期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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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編輯 陳軼男